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于1977年11月首次发表于《人民文学》，作为“伤痕文学”的起点，小说以班主任张俊石接受一个小流氓插班生宋宝琦为线索展开情节，以“批判与启蒙”及对真实性的追求率先在文学作品中揭露了“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对青少年造成的严重后果，给青少年留下心灵创伤的社会问题。
　　这篇小说可以进行讨论及评价的地方有很多，尤其是作者对小说人物的塑造方面。作者重点塑造了两个表面上看起来截然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某些共同性的青年形象。一个是没有文化的小流氓宋宝琦，另一个是具有“进步思想”、品行端正的团支书谢惠敏。
　　小说中谢惠敏的一些行为在今天看来很荒唐。首先，谢惠敏是一个有着“进步思想”、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并且她心地单纯、品行端正，比如下乡学农返校时她制止同学带走一枝麦穗，她认为这种行为会损害贫下中农的利益；当张老师问她怕不怕小流氓宋宝琦时，她晃晃小短辫说：“我怕什么？这是阶级斗爭！他敢犯狂，我们就跟他斗！”
　　作为团支书的谢惠敏，是一个十分细心并且敏感的女生，具有极高的“政治觉悟”。她十分关注同学们思想动态的发展，但是却偏执，喜欢上纲上线。尤其是当涉及有关政治的问题时，动不动就喜欢搬用政治大道理。她正值青春年华，却保守固执，丧失了同龄人该有的纯真活泼。“她根本对任何球类活动都没有兴趣。的确，谢惠敏除了跟着大伙看看电影、唱唱每个阶段的推荐歌曲，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又例如她对张老师提出带领团员去参加爬山的活动时，第一反应是：“爬山，那叫什么组织生活？我们读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
　　谢惠敏思想僵化，对所谓“进步思想”迷信盲从。她在很热的天气仍然坚持穿长袖，拒绝穿短袖和裙子，认为这种行为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当她看到西方名著《牛虻》时，因为书中有男女谈恋爱的插图并且报纸上没有进行推荐，就坚决地认为这是“黄书”，得组织同学批判。在她心目中，早已形成了一种铁的逻辑，凡不是书店出售的、图书馆借的书即主流文化认可的书都是“黑书”“黄书”。
　　总体来说，谢惠敏是一个矛盾的“畸形”体，也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相比于宋宝琦，我们在她身上似乎不曾看到被伤害的痕迹，原因很简单——因为她的“受害”并不是肉体上的伤害，而是精神深处，可怕的是她毫无察觉，也尚未醒悟。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谢惠敏这样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呢？究其根源，正是“文革”造成的悲剧。
　　“四人帮”荒唐的政策给时代打下了黑色烙印，他们利用愚民政策教育人民，使其思想僵化、迷信盛行，以此达到政治目的，而在“文革”中谢惠敏这类人就成为主要工具。他们本质纯正、有着正直的黄金般的品行，文中说“她具备了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劳动者后代的气质，满心满意想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而奋斗”，也正是这样的品行使得他们轻易被利用，导致其灵魂扭曲，最终成为时代的牺牲品，成为“四人帮”的盲目支持力量。
　　不得不承认，谢惠敏是绝对的“好学生”，她风华正茂，却被“时代”害得眼界狭隘，是非模糊。她盲目排斥宋宝琦，不理解石红与张老师。认为《牛虻》等西方名著是落后的、有问题的书籍，并不是因为她从不读书，而恰恰相反，在她开始接触图书的这些年，恰好是“四人帮”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最凶的时候。正是她的单纯使她在“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几年里崇信一切用铅字新排印出来的东西，她用虔诚的态度拜读的报纸刊物上，充塞着许多“四人帮”的“帮文”，并且由于种种主观或者客观上的原因，谢惠敏最亲近的人中没有人向她及时点明这一点。她只读“过滤”好的书，丧失了独立分析问题的思考能力和自我判断力，被“四人帮”所引导，以致颠倒了是非，走上了歧途。
　　相比起宋宝琦的愚昧无知，谢惠敏的偏执、僵化更为可怕。宋宝琦愚昧无知，是因为缺少知识，整个人并没有形成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实则就像一张白纸，只要有人加以正确的引导，授予正确的文化观念，是可以改变的。并且，宋宝琦自己也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和愚蠢。而谢惠敏却不知道自己有错，她的精神世界所展示的思维方法也不只是“文革”造成的。形而上学、经验主义、斗争哲学诸多因素在她身上均有反映。继续革命，阶级斗争的文化环境只会滋生单向度的思维方法。作者试图将谢惠敏体现的思维方法归咎于“文革”时代的文化愚昧主义，这未免有些简单，归咎于没知识没文化也显得结论匆忙。事实上，在阶级斗争的时代，相互对立阶级的思维方法必然是“二元对立”式的，这是时代环境造成的时代哲学。不唯谢惠敏这样的青少年，工农兵学商皆是如此。回首反思历史，今天方知荒谬至极。
　　小说最后以张老师思考如何清理“谢惠敏们”身上所残留的“文革”余毒、体现对时代的忧患感为结局，暗示着时代的“春天”终将到来。其实，张俊石老师与谢惠敏一样，在他俨然是青少年人生路上的园丁导师精神深处与谢惠敏有许多一致之处，都带有二元对立思维、知性思维的特点，不过是文化与反文化的对立，更值得人们反思审视。这一点，当时的作者、读者还难以意识到，这是可以理解的时代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