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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这个只有810万人口的小国，用了60多年的时间，从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度，发展成人均收入2万多美元的发达国家，出了10位诺贝尔奖得主，人均风险投资在世界排名第一。同时，也是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数量排名第二的非美国家。是什么成就了以色列的发展奇迹？
基于在属于犹太人的机构工作过的经历，我觉得“三大硬件”条件和“四大软件”环境促使以色列成为创新之国。
制度化政府的企业化运作
首先是政府为创新的投入。除了经济上的投入之外，在意识形态上也很有特色。创新首先是意识的创新以及创新意识的培养，然后才能有管理的创新和创新管理，最终推动全社会的创新，成为创新大国。
在以色列的政府大楼里，看不到口号式的标语，一切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工作人员忙忙碌碌，几乎都无暇他顾。
政府更像一个企业。总统、总理等内阁高层相当于“董事会”，决定国家的方向和政府的方针；各部部长、副部长是执行任务的“职业经理人”，直接对“董事会”负责；各级官员是经理人下面的“层级主管”，处理、协调各类事务。还会有大量的实习生或者刚入职的见习者，来“帮衬”政府的管理和运作。这种“垂直管理 人员储备”的行政模式，讓以色列政府高效而节约，为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创新领域提供了必要的物力支持。对公务员的严格约束以及待遇上的“吝啬”，也是以色列创新意识培养的一方面。
虽然对公务员“吝啬”，但在有关创新的制度设计上，却很愿下血本，而且颇有自己的创新特色。
第一，首席科学家制度鼓励科技创新。以色列政府在22个部门安排了13个首席科学家，并配以“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由其负责政策制定、经费分拨、日常项目管理。除了需要创新科技发展的科技部、农业部之外，在国防部、公安部等看似与创新无关的部门也都任命了首席科学家。首席科学家们有例行的会议，讨论并安排政府最急需的创新任务。首席科学家并不是公务员，采用聘任制，属于以色列政府外挂的人才储备制度的一方面。
第二，政府“资助”给企业“创新压力”。以色列的各个企业之所以都在创新上下功夫，除了自身需求之外，也有被政府逼出来的原因。以色列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政府管理的事务有限，但政府却用“资助”的方式对企业进行宏观指导，以此来推动自由经济和商业竞争。在同质化竞争中，若一家企业獲得了政府资金支持，那另一家企业就必须在创新上下功夫，否则就会被自然淘汰。
第三，政府和企业共担风险，创新没有后顾之忧。政府支持并不是无偿的，而是借款。之所以不用完全资助的方式，而采用借款的方式来促使企业更新换代的考虑很简单：借款可以循环使用，一家企业创新成功后的还款可以帮助其他企业进行类似的研发和投入，如果创新成功，企业还要在前2年的销售收入中提出3%交给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滚入资助资金池，进而积累更多的创新项目。这样的做法让纳税人的钱有了合理的流向，带动了全社会的创新热情。
如果研发项目失败，企业无需返还科研“借款”，政府与企业共同承担风险和科研经费损失。事实上，这并不是以色列某个政府部门的政策，而是在国家层面经法律认可的制度。
风险投资刺激创新发展
在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和企业的大背景下，遍地开花的风险投资给以色列的创新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它们的存在其实是在为创新“输血”。而风投发展的肇始，其实还是来源于以色列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敏感把握。
1993年，以色列政府推出“创新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引导民间资金设立更多的商业性投资基金，以杠杆效应放大对创新型企业的支持。这个计划的好处在于，一家创新型公司如果获得风投注资，以色列政府将提供1∶1的配对资金支持其发展。这个利好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风投，都是显而易见的。
大学就是创新孵化器
大学的教授既是科学家又可以成为创业的指导者，甚至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和公司。这既是政府允许的行为，也是以色列创新的特色之一。
尽管这些技术转移公司完全归大学所有，但其又是一个独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在人事权、财务管理、经营权等方面享有完全的自主权。技术转移公司独家享有其所在大学全部研究成果的使用权。研究人员不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运作，主要是提供技术性的咨询，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和期限内，承担公司的非管理职位。权责明确既给了学校一定的自主权，又让经营不会染指学校的学术氛围，同时还实现了孵化器的产业化功能。
历史与现实：逼出来的创新精神
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曾直言，以色列的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国土面积的70%是沙漠和荒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如果不创新，只有死路一条。
2015年联合国的全球幸福指数排行榜显示，以色列排名第11位，是亚洲国家排名最高的，几项指标包括人均实际GDP、寿命、社会环境、自由选择、腐败认知、慷慨度。以腐败认知为例，虽然以色列谈不上绝对廉洁，但是腐败可控。
除了地理因素外，还有政治和战争因素
自1948年以来的数十年间，以色列一直在战火中生存。建国第二天就遭到5个阿拉伯国家联合进攻，直到1973年以色列还在和阿拉伯国家进行大战。上世纪80年代之后，以色列的外交政策逐渐以和平取代战争，先后与埃及、约旦等邻国建交，终于有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法规出台，创新萌芽出现。90年代以拉宾和佩雷斯为首的“鸽派”政府和巴勒斯坦方面推行“土地换和平”策略，让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和国际形象有了进一步的改善。以色列政府开始认真考虑长期经济发展计划。
政府将战争中学到的管理经验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创新思维的一部分。战争让以色列人学会了如何与他人相处的技巧，并培养了一种不唯上、不避讳、敢于争论、勇于挑战权威的文化传统。这种精神和性格造就了以色列人独特的“自信”。
移民与军队：小熔炉里的大课堂
移民和军队创造的“新文化”也影响了以色列人的创新精神。犹太人在历史上由于受到数次的迫害和流散，被禁止从政和务农，他们学会了经商，同时祖辈流传的读书习惯得以保持，这为整个族群的素质提高奠定了极好的基础。如今犹太人年均读书大约40本左右，远超其他民族之上。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后，大量高知犹太人从动荡的斯拉夫地区移民到以色列，他们大都是专业技术工人和科研人员，为以色列的创新提供了极端宝贵的智力支持。和美国相比，以色列是个“小熔炉”。大批移民的涌入让以色列形成了一种新文化，即不拘泥于历史，思路更广阔，眼光更长远，也更开放。如今以色列公民中，国外出生的人占整个国家人口的三分之一。
以色列大部分创业者虽然没有商学院的教育背景，但有着和MBA类似的大课堂——军队。MBA的本质是在人际交往中实践和实现商业价值，军队承担了这项教化功能。军队是以色列的支柱，GDP的10%左右贡献给了军事部门，这也是全民意志。以色列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除了教徒，每个健康的犹太高中毕业生都要先在军队服役3至5年，之后才能上大学。在退役后，每年还要拿出一个月的时间回到军队继续服役。这种预备役制度让军队几乎和每个以色列人结成了“生死之交”。军队起到和家庭、学校、社会同等重要的教化作用。军队讲究团结、讲究实践、讲究竞争，这种既封闭又开放的大课堂，其实为培养良好的创新意识提供了温床。
（摘自《改革内参》）
基于在属于犹太人的机构工作过的经历，我觉得“三大硬件”条件和“四大软件”环境促使以色列成为创新之国。
制度化政府的企业化运作
首先是政府为创新的投入。除了经济上的投入之外，在意识形态上也很有特色。创新首先是意识的创新以及创新意识的培养，然后才能有管理的创新和创新管理，最终推动全社会的创新，成为创新大国。
在以色列的政府大楼里，看不到口号式的标语，一切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工作人员忙忙碌碌，几乎都无暇他顾。
政府更像一个企业。总统、总理等内阁高层相当于“董事会”，决定国家的方向和政府的方针；各部部长、副部长是执行任务的“职业经理人”，直接对“董事会”负责；各级官员是经理人下面的“层级主管”，处理、协调各类事务。还会有大量的实习生或者刚入职的见习者，来“帮衬”政府的管理和运作。这种“垂直管理 人员储备”的行政模式，讓以色列政府高效而节约，为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创新领域提供了必要的物力支持。对公务员的严格约束以及待遇上的“吝啬”，也是以色列创新意识培养的一方面。
虽然对公务员“吝啬”，但在有关创新的制度设计上，却很愿下血本，而且颇有自己的创新特色。
第一，首席科学家制度鼓励科技创新。以色列政府在22个部门安排了13个首席科学家，并配以“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由其负责政策制定、经费分拨、日常项目管理。除了需要创新科技发展的科技部、农业部之外，在国防部、公安部等看似与创新无关的部门也都任命了首席科学家。首席科学家们有例行的会议，讨论并安排政府最急需的创新任务。首席科学家并不是公务员，采用聘任制，属于以色列政府外挂的人才储备制度的一方面。
第二，政府“资助”给企业“创新压力”。以色列的各个企业之所以都在创新上下功夫，除了自身需求之外，也有被政府逼出来的原因。以色列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政府管理的事务有限，但政府却用“资助”的方式对企业进行宏观指导，以此来推动自由经济和商业竞争。在同质化竞争中，若一家企业獲得了政府资金支持，那另一家企业就必须在创新上下功夫，否则就会被自然淘汰。
第三，政府和企业共担风险，创新没有后顾之忧。政府支持并不是无偿的，而是借款。之所以不用完全资助的方式，而采用借款的方式来促使企业更新换代的考虑很简单：借款可以循环使用，一家企业创新成功后的还款可以帮助其他企业进行类似的研发和投入，如果创新成功，企业还要在前2年的销售收入中提出3%交给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滚入资助资金池，进而积累更多的创新项目。这样的做法让纳税人的钱有了合理的流向，带动了全社会的创新热情。
如果研发项目失败，企业无需返还科研“借款”，政府与企业共同承担风险和科研经费损失。事实上，这并不是以色列某个政府部门的政策，而是在国家层面经法律认可的制度。
风险投资刺激创新发展
在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和企业的大背景下，遍地开花的风险投资给以色列的创新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它们的存在其实是在为创新“输血”。而风投发展的肇始，其实还是来源于以色列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敏感把握。
1993年，以色列政府推出“创新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引导民间资金设立更多的商业性投资基金，以杠杆效应放大对创新型企业的支持。这个计划的好处在于，一家创新型公司如果获得风投注资，以色列政府将提供1∶1的配对资金支持其发展。这个利好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风投，都是显而易见的。
大学就是创新孵化器
大学的教授既是科学家又可以成为创业的指导者，甚至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和公司。这既是政府允许的行为，也是以色列创新的特色之一。
尽管这些技术转移公司完全归大学所有，但其又是一个独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在人事权、财务管理、经营权等方面享有完全的自主权。技术转移公司独家享有其所在大学全部研究成果的使用权。研究人员不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运作，主要是提供技术性的咨询，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和期限内，承担公司的非管理职位。权责明确既给了学校一定的自主权，又让经营不会染指学校的学术氛围，同时还实现了孵化器的产业化功能。
历史与现实：逼出来的创新精神
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曾直言，以色列的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国土面积的70%是沙漠和荒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如果不创新，只有死路一条。
2015年联合国的全球幸福指数排行榜显示，以色列排名第11位，是亚洲国家排名最高的，几项指标包括人均实际GDP、寿命、社会环境、自由选择、腐败认知、慷慨度。以腐败认知为例，虽然以色列谈不上绝对廉洁，但是腐败可控。
除了地理因素外，还有政治和战争因素
自1948年以来的数十年间，以色列一直在战火中生存。建国第二天就遭到5个阿拉伯国家联合进攻，直到1973年以色列还在和阿拉伯国家进行大战。上世纪80年代之后，以色列的外交政策逐渐以和平取代战争，先后与埃及、约旦等邻国建交，终于有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法规出台，创新萌芽出现。90年代以拉宾和佩雷斯为首的“鸽派”政府和巴勒斯坦方面推行“土地换和平”策略，让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和国际形象有了进一步的改善。以色列政府开始认真考虑长期经济发展计划。
政府将战争中学到的管理经验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创新思维的一部分。战争让以色列人学会了如何与他人相处的技巧，并培养了一种不唯上、不避讳、敢于争论、勇于挑战权威的文化传统。这种精神和性格造就了以色列人独特的“自信”。
移民与军队：小熔炉里的大课堂
移民和军队创造的“新文化”也影响了以色列人的创新精神。犹太人在历史上由于受到数次的迫害和流散，被禁止从政和务农，他们学会了经商，同时祖辈流传的读书习惯得以保持，这为整个族群的素质提高奠定了极好的基础。如今犹太人年均读书大约40本左右，远超其他民族之上。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后，大量高知犹太人从动荡的斯拉夫地区移民到以色列，他们大都是专业技术工人和科研人员，为以色列的创新提供了极端宝贵的智力支持。和美国相比，以色列是个“小熔炉”。大批移民的涌入让以色列形成了一种新文化，即不拘泥于历史，思路更广阔，眼光更长远，也更开放。如今以色列公民中，国外出生的人占整个国家人口的三分之一。
以色列大部分创业者虽然没有商学院的教育背景，但有着和MBA类似的大课堂——军队。MBA的本质是在人际交往中实践和实现商业价值，军队承担了这项教化功能。军队是以色列的支柱，GDP的10%左右贡献给了军事部门，这也是全民意志。以色列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除了教徒，每个健康的犹太高中毕业生都要先在军队服役3至5年，之后才能上大学。在退役后，每年还要拿出一个月的时间回到军队继续服役。这种预备役制度让军队几乎和每个以色列人结成了“生死之交”。军队起到和家庭、学校、社会同等重要的教化作用。军队讲究团结、讲究实践、讲究竞争，这种既封闭又开放的大课堂，其实为培养良好的创新意识提供了温床。
（摘自《改革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