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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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祖先为什么会到这样偏僻的深山里起厝定居?妈妈每次回老家都要这么问。
  关于祖先择居的初衷,谁也没答上来。
  祖先嘛,自有祖先的道理。这句话起先是爷爷说的,后来爸爸也这么说,现在我也只好这么说了。除了妈妈,村子里一定还有别人也这样问过,我们找不到答案,问与答都像一阵淡淡的山风,来来回回地只在这座深谷里飘荡。
  爷爷说他走出这个地方的时候,一条叫阿丼的土狗,一路跟他到了外面。狗犹如此,人何以堪?所有人都争着向外走。
  爸爸呢,自然也要跟着向外走的,打上学起就独自背了一袋米去了镇上,他提起自己年轻的时候,真是橫——出了这地方就不想回来,即便年节也不爱走礼,心里头故意不惦记。
  不爱走,不爱走,哪能真不走呢?大年初一,立春,东风解冻。我们起了回乡的念头。妈妈坐在空间逼仄的车子里,被曲里拐弯的山道甩得头晕耳鸣,眨巴着眼睛说:“那可是老家!”
  山色真是动人心哪,爸爸说上了岁数的人,心地发软,不横啦,晓得“不安”了。他用的是方言,这个词翻译起来像不安,又像不舍,也像不忍,细想这个方言词语原本就同时有着不安、不舍和不忍的意思。
  “送一块猪肉两束线面,大几十公里山路,过去全靠脚力。”
  “路途遥远的亲戚,天不亮就走,等到了地方,天都黑了。”
  “大冬日里走得热气腾腾……尽个礼数真难!”
  “那也要走的,从没有人因此不走礼了。”
  离乡尚有一段长路,车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有甚好思量?按例便如此。”我的远房老叔公常把这话挂在嘴上,听得多了,这时自然就想起了他说的,老家许多事都是“例”,约定俗成,无须思量的。要是较真地问,最初是谁约定的呢?答不上来。反正祖上传下来的,错不了。
  他是村子里给人瞧风水兼算命的先生,最讲究旧例。古话讲,“旧例不可削,新例不可创”,这话他也是常对人讲的,村子里凡涉婚丧寿喜人生大事,都要请他择个良辰讨个吉时,按例主持仪典流程。
  妈妈说堂弟结婚的时候,老叔公原说新娘子卯时接出门最佳,结果新娘子梳妆迟了,误了时辰,他掐着指尖算上一番,嘴里念念有词,片刻又改称,辰巳交会诸事大吉,也极好。接亲的队伍便坐在厅廊里等上两个小时,临出门的时候,新娘子一家高高兴兴地给了他一个红包。妈妈顿一顿,又和爸爸说,叔公这张老嘴越来越新巧了。
  他给人算命,村里人没有不信命的,青壮年要算良配佳偶、钱财运势,孩子们便算读不读得书,将来考不考得大学。村中大人小孩全叫他算了个遍,哪个出没出息,谁家走不走运,他大约记着有厚厚的一本谱了。只有老人们不找他算命,摇头说道,寿命短长说不得哪。
  村里人丁到底有限,年轻力壮的又渐渐外出了,他便跟着进城给各式各样的人算,听说时灵时不灵,所以生意时好时坏。生意好时有鱼有肉,生意差了就着老家捎的萝卜咸菜,再不济便沿街收些纸皮废铁去卖——有甚好思量?按“例”便如此。
  这些年我们不再靠双脚走礼了,车子蜿蜒开进村,村口早已停满了车,我们茫茫然挤在车堆里,风尘仆仆,倒有些像景区门口的异乡人。
  二
  我阿曾(曾祖母)还在世的时候,喜欢端坐在二楼阳台,倚着栏杆朝山路上眺望。她到老都耳聪目明的,只要住在这座老宅子里,谁也别想背着她说点什么。村里连部电话也没有的年头,她是家里第一个知道谁要回来的人。爷爷说只要她一天到晚絮絮地念叨谁,不出三五天,那个谁就真的回来了。
  “咱们老屋面朝村口,能望出村外两座山,人在山路上一点一点走着,时隐时现,就是大老远的,也瞧得个清清楚楚。”这是我小时候听阿曾说的,如果不是自小听到这样一句话,我大概永远也读不懂“登高回首坡陇隔,唯见乌帽出复没”,这样一句诗。
  我做孩子的时候,每趟回家,到村口接应的大多是三叔公家的二小子,家里同辈排行老七,首呼尾应的,手脚极勤快。那时家里还有些农活,他也还是半大小子,在家里帮衬,没有外出。有时候阿曾还没开口唤他呢,他已经心领神会地撒开腿跑出老远了。
  比我们先回来数日的堂家小叔、姊妹弟兄都在檐下站着。见我们踏进院门,都拥上来接行李,然后咚咚咚送上楼,整整齐齐全堆在大房屋里的床上。几个小的蹲在边上守着,这里面有他们这些天的福利,只有我来了,把糖果饼干一分配,他们这才心满意足地兜着零食,打着呼哨散去。这几日,我必是孩子们的头儿,上哪都有小跟班,极威风。
  不过紧跟着小七叔就要吃阿曾一记狠狠的拐子——“一帮贼囝痞!吃地漫天碎纸皮!”
  小七叔顾不上疼,赶紧取了帚子上上下下打扫一遍。贼囝痞们像没听见似的,依旧嘴里不闲地站在檐下嬉皮笑脸一团打闹,我也混在其间。
  我们犯了错,小七叔要吃拐子的这件事,使我对阿曾生出无端的逆反,无论她说什么我只管胡乱应付。
  “城里学堂先生严不严呐?”
  “天天打手心,每每考书都是鸭蛋。”
  “手心还疼不疼啊?”
  “咱家里出来的,挨惯拐子,皮都厚着哩。”
  她不说话了,伸出干瘪枯瘦的手捋捋后脑勺的扁髻。她的头发打出生起没剪过,放下来很长,该到屁股下边了,只是白花花的又稀稀疏疏的,盘起来只有一小撮。即便如此,她也每日一起床就在窗台上仔细梳过,叼嘴里的发卡子掉了漆,依旧往头上别着,日复一日。
  “到底是外面去了的子孙,不亲了……”她嘟囔了一句,拄着拐子一步一步走开了。
  她说话一向细声细气,“不亲了”,极轻的三个字,在我小小的心底引起极深的震撼,此后果然和她有了隔阂。
  次年她再问:“城里学堂先生严不严呐?”
  我乖乖地答着:“不严,老师们极好,教我们读书做游戏。”
  她点点头继而问:“做什么游戏呐?”
  我便把学校里学的游戏认真做了一遍给她看。   她笑着说:“城里先生教得到底好,把伢囝教得聪明伶俐。”
  记忆里有那么两三个假期,我们无事常并排坐在廊上晒太阳、听鸟声,她静静的,我也静静的。
  不久小七叔进城做工,其他的叔子姨子,还有渐渐长起来的堂家姊妹兄弟,也陆续进城了,讨生活的讨生活,嫁人的嫁人,读书的读书,只有到了年节才能聚在一起。老宅子的人越来越少,我连寒暑假也不回了。
  三
  妈妈说阿曾去世前一个月里眼睛先不好了,总落泪,每天手帕子都是湿答答的。胆小,见什么都惊,太阳下山了,天黑起来了,山影憧憧,她便惊得不敢动弹。后来连见着自己的影子都惊,她是知道自己要去了。
  在這山重水复的僻壤之地,阿曾的晚年,孤独如重山复水,临终她要热闹的。她吩咐大儿子,我的爷爷,将所有人都请了回来送她。
  出殡那日堂前挤满了人,我也挤在人群里,有些人此前没见过,此后也再没见过,只是水复山重地走来尽个礼数,若是礼数也不走,亲缘便断干净了。哪能够呢?不舍得的。心肠软的山里妇人们互相拉着手,油汪着眼睛这般嘟囔,山里的妇人总是说笑就笑,说哭便哭了起来。
  阿曾的棺材板子落下,发出一声闷响,人群里随之响起尖锐的号啕。这声音是从小七叔的腹腔里滚出来的。我闻声大哭起来,不晓得是为阿曾还是为那自小挨拐子的小七叔或者根本就无从分辨来由。身旁人群里的呜咽声潺潺的,像落下又激起的水花,那日我便置身于初冬的溪底。
  这溪水,从山下回溯至山上,归于寂寂山林,有乌鹊从林中扑棱而出,日暮西山,树影斜长,一切都静了下来——阿曾从此逝去。
  送葬归来,人们就松快了一些,小七叔也不哭了,见人说话都和气地笑笑,在下山的路上给每个小孩子编一只草蚱蜢。我们做小孩子的,最喜欢跟着小七叔。
  小七叔有事没事总爱往深山里跑。许多年过去,在我有限的记忆里,没有比小七叔更出色的山里人。
  他挖冬笋,三锹下去就滚出来一只胖乎乎的嫩笋。他采蘑菇,好像并不是他寻着蘑菇的迹象去的,反而是蘑菇挨个儿跟着他的脚后跟长出来似的。他砍柴火,劈下的木头里能揪出肥白的虫子,烤出来油滋喷香的小零嘴。他挖野菜,一篮子野菜一篮子山花,总比别人要鲜亮好看。
  天气要是暖和,他就不用穿鞋,常常光着脚奔跑在山间石板小路上,瘦而灵巧,跳跃自如,像一只山獐子精。他的母亲、我的三婶嫲也瘦,也总不穿鞋子,一整天我只能在炊饭时远远见她从田间回来,步子跨得很大,腿脚上裹着半干的泥。她只有到了天黑要睡觉的时候洗脚,换上干净的布鞋,穿了鞋子也只走到卧室门口,卧室铺着杉木板,每天都揩得发亮,她脱下鞋来,把鞋子摆在门口,光脚进屋。她不爱说话,永远轻快地静默着。
  我也尝试过光脚下地,山间石径硌得脚底生疼,寸步难行。我总是不住地想,如果我婶嫲和小七叔没有踏上那条向外的路,是不是一辈子只需要寒暑两双鞋就够了?
  阿曾去世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小七叔。
  听说他从不回乡。
  四
  老屋就在前头了,孤零零地背靠着一座山,溪涧从山上下来,绕过屋畔,在屋前蜿蜒流淌。虽然眼看着很近了,仍要走上一段石板小道,人烟渐稀,路上只有一户人家。
  这一段路实在安静。
  这户人家门窗紧闭,院子却是不慌不乱一派干净相。一架蔷薇,犹自开着三五朵。我记得主人家是一对老夫妇,应是同村的亲戚不多,很少见他们和村里人来往,我只在某年暑假串过一次门。若是晴天路过,会见到他们在院子里晒洗,有时候是被单衣物,有时候是豆子香菇菜干。他们只养了一个女儿,因为从未见过他们别的子女,这在村中少见,或者全村只有他们这样。我要说的正是这户邻居的女儿,那年暑假串门是为了要去同她说个话。
  她家的篱笆真矮,小时候我站在篱笆外面一眼就能看见楼上阳台的栏杆边坐着个捧书的少女。长发、白裙、手脚整洁,一朵百合花似的静,这引起我的好奇。那时节我刚读了《红楼梦》,人生第一本美学启蒙读物,对水做的女儿有了模糊无边的想象。在这个泥土味道十足,可谓样样粗拙的偏僻山村,她轻盈巧妙的违和感,透露出一股吸引人的神秘气息,就在我做孩子时那小小的眼里。我很想知道她看的什么书,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和她建立起一种“游丝软系”似的关联。
  我央四婶陪我去,找一个借书的名头,她刚做新妇,时间既多又好说话,样样依我。
  就着斜照的阳光,微眩中白裙少女不像真的,这是我记忆中深刻而又无解的午后,在一个远离尘嚣的破落山村。她看的什么书,我现在已全无印象,似乎是一本我连名字也叫不出的英国小说,泛黄而抽象的封面。这在村中也极少见,若是随意拉开村中某户人家屋里的抽屉,顶多翻出两本七侠五义。我早忘了我到底借没借书,第二年暑假我就不回乡了,此后再也没有见到她,听说她读的是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留在了城里。这个消息限制了我对她的想象,顿时感到索然了。
  此后多年,我连她的名字也忘了。花?萍花、玉花、秀花……我们村子里叫花的不少。但我记得那个短暂的午后,悄静之中有暗涌流动。
  这遗世幽居的意象,至今影响着我。
  五
  可算到家了!
  一切幽微曲折之意,竞相退去,一股暖潮涌起。老宅子面貌如故,“故”并非纹丝不变,而是数十年一点旧来一点新:瓦片让风雨侵坏几片,补上新瓦;泥墙在时间里剥蚀脱落,糊上新泥。如此维系,一种恒常之“故”。
  虽然门前田园早已荒弃,院子经年失修,显得有些破旧,然而旧中有新——二楼阳台上参差站着几个少年孩童,一派崭新,我是一个也不认得,想必各自都只是春节回乡看一看的。最高的那个,年纪比我轻些,眉目清秀,穿着入时,扶着栏杆笑吟吟问:“还认得我吗?”
  他的眼睛里有几分促狭之气,真熟悉。这是哪一房堂叔家的后生?我赶紧对号琢磨。没猜出来,真是少小离家,相见不相识了。只好讪笑,忙把头低了,径直向各屋走去,分派礼物。   叔公婶嫲接下礼物必会嗔怪,见了爸爸妈妈却又满脸含笑了,大伙儿能回,总是高兴的。
  归家照例各房要给我们每人煮两只水潽蛋,碗底铺一层厚厚的白糖。若只吃了东家不吃西家,也是要挨嗔怪的。这样算着,从二叔公屋里吃起,我们一人得吃进十二只!
  我爱吃水潽蛋,甜丝丝溜圆爽滑,家养的鸡蛋又顶香醇。可也吃不下十二只呀!婶嫲们不管的,只顾在大鼎中煮下了端出来。
  “赶路饿了,快趁热吃。”
  “不饿不饿,早饭还撑肚呢。”
  “糖够不够,再加一勺?”
  “够了够了,已经甜得很了。”
  这样的对话,我们至少要讲三遍。
  全凭脚力的年头,崎岖山道一路走回来累极饿极,水潽蛋煮起来快捷,又管饱解乏,谁不豁开了嘴,暴风骤雨似的吃到够为止?实在剩下的呢,赏了在旁看多时的贼囝痞们。
  现下不同了。我们各屋吃一只,赶紧搬凳子到院里喝茶消化去。
  桌椅在院中排下了,大伙儿围坐。一壶山里野茶腾腾冒着热气,寒暄、忆往、闲谈。
  而我也顺便把半生不熟的大小族亲,认上一圈。头一个打招呼的原来是三叔公家的小幺叔,我读书那会儿他还满脸挂着鼻涕——我管他叫叔,小叔囝。
  和他的哥哥小七叔不同,他最年幼,三婶嫲舍不得他下地干农活。况且小幺叔长大之时,田园早芜,没有多少农活可干,年轻人全都出村去打工了。
  “小七叔怎么不回?”第一泡茶后,我问小叔囝。
  “讨不到新妇,没脸回来。”小幺叔毫不客气地说。我头一回听人这样谈起小七叔,我们当时,可全是小七叔的跟班哪。吃水潽蛋的时候,一个四五岁小童站在门框边上定定地看着我,腼腆地笑。我小时有一张立在门框边的黑白照片,五六岁,整张脸只看见一双圆瞪着的眼睛,也不知在想什么,歪着头。阳光一涡儿一涡儿从门外斜进来,屋内半明半暗,恍惚中如梦似真,不知今夕何夕了。三婶嫲笑道:“这是你小叔囝的小女囝,过年五岁,大的已经十岁,是个阿弟。”轻轻应一句:“哦,家里最小的妹妹。”
  大家纷纷夸小幺叔会做家庭,十九岁成大人,妻子温柔,儿女齐全。
  “我哥就是个死脑筋,都叫那小娘囝(姑娘)给误了。”他呷一口茶。
  “谁?”
  “还不是那——”他努了努嘴,往前边一指。竟是我们刚刚回来路过的邻户,院里开蔷薇的人家。“最好的红菇一篮一篮捡了给伊,最大的甜瓜一个一个摘了给伊,编得最好的草席,连阿曾都不舍得用呢,也给了伊……”
  小幺叔是如何得知的呢?他那时候还那样小。一定是听多絮叨话,学来了,便像是他亲眼见着似的。
  “伊走了,嫁个城里人。我哥胃病一犯大半年,天天躲在阁楼里,饭也不下来吃。都是我阿娘端上去给他吃。阿曾骂他:‘叫你日头里不赶路,偏爱走夜路,夜里什么東西都有,冲撞了,落下病来。’阿曾也是急,拄着拐子爬阁楼上看他,险些从梯子上摔下来……”
  竟有这样的事,我一概不知。那时只晓得小七叔爱躲在山里抽烟,我们这一帮贼囝痞们还合伙编了顺口溜取笑他:
  “七叔七叔像蘑菇,头发头发拼命出,没人梳——
  “七叔七叔住空房,眼睛眼睛亮堂堂,照破墙——
  “七叔七叔思娘囝,月公月公月光光,心慌慌——”
  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怎么会不想姑娘呢?小孩子上了学开了智,课间里嬉笑打骂,便常常是这个主题了。
  六
  关于小七叔的故事,我、小幺叔、堂弟阿林狗,后来在村口的溪头又提起来。
  虽说老家一开门窗便是山,可我们仍要在每年这天,约齐了去爬山涉溪的。喝过茶,不知是谁提议要结伴去踏青,两三人附和就能成行,等出发的时候,便有了大人五六个,孩子六七个,穿红着绿,一行参差逶迤。这是过去,如今人数要打些折。
  我们缘溪上行。溪水一到秋冬就落了下去,溪石上可走人,顺着溪,能走到深山里去。我们走累了,坐在溪石上休憩,跟来的孩子们猕猴也似,闲不住,见我们不走了,便自顾扎作一堆,扒开石头缝捉小螃蟹。溪边绿竹雪柳相映,曝着晴暖的日头,有些岁月静好的况味了——我们都长大了,各活各处,难得聚在老家的溪头,已不是少时模样。
  话是堂弟阿林狗先起的,“我小时候偷偷拆过小七叔的信。”
  “我也拆过我哥的信。”小幺叔说。
  “我也……”我并不是把他的信拆了,而是趁他寄信之前便就着窗台的光,偷偷翻看了一遍。那时候小七叔的抽屉里总能翻出一些信纸和书,作为我无聊假期的补充。
  结果我们发现虽然都读过小七叔的信,偏偏都记不全信里的内容。
  我只记得其中这样一句:“化作新泥更护花。”我那时读了诗,爱夸耀知识,见到这一句心里就得意地纠正起来:明明是“化作春泥更护花”嘛。
  待到记忆和阅历融汇,才想起来,小七叔新字辈,名字就叫新泥。而花呢,不必说,是他心上人的名字。此时记起这句,胸中惺然一响:这句话真是精致。
  “秀花每个月要从学校里回来,只有两天假,路又远,她常常当天傍晚走,到了家要深夜了,一个小娘囝,胆子倒是大。”小幺叔说。
  原来叫秀花。小幺叔继续说:“秀花每个月回来那日,我哥便总是一早到外面去接应。阿曾说,他一看到太阳升起来就到外面去了,到了夜里,一前一后两条人影走在路上,若隐若现。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我是知道的,从我们老屋二楼望出去,能望出两座山,山路就盘在山腰上。
  “阿曾眼尖,什么也瞒不过。她说他们俩,走夜路还隔着老远呢,有时候秀花走在前头,我哥跟在后头,有时候我哥走在前头,秀花遥遥跟在后头。”小幺叔重复着阿曾絮絮说过的话,我便想起了小七叔那一声号啕。
  堂弟林狗不以为然地插嘴说:“听着好像自由恋爱。可听我妈说,七叔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一篮一篮的红菇,一袋一袋的冬笋,还有七叔编得紧好的草席……当时在城里可稀罕的东西,都让秀花的阿娘,送给城里人了……”   我们就这么交换着各自仅存的记忆,关于小七叔过去的种种经历,像溪面凸起的光滑岩石,在我们脑海里有鼻子有眼睛地浮现出来。
  这便都像是真的了。我们各自填补完整后的童年记忆,如此清晰鲜明,真真切切就在脑海中。这个记忆就像风干了的米糕,被我们掰开来分享,经过各自唾液咀嚼之后,一起尝到米的滋味。至于流落在时间里发生过的故事,只属于小七叔——或许现在也并不属于小七叔,而是属于柳园。
  夕照映在溪面上,刚刚还在头顶的云,这时不知道飘哪里去。我记得小七叔走在山间常唱这么一首歌:
  “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
  七
  孩子们抓了一瓯小蟹,高高举到头顶,冲我们炫耀。那搪瓷瓯很旧,也不知道谁丢在溪边的。丢在溪边的常常还有嗑破的湯匙、缺角的肥皂盒、半新的手帕子、只剩一边的鞋袜,孤零零地曝在溪石上,或是嵌在石头缝里,被溪水一遍一遍冲刷。溪面暗了下来,时候不早了。
  “该回去了,回去了吧。”小幺叔站起身,拍拍屁股朝他们喊。
  “怎么能回去呢!这才在溪脚下。”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嚷起来,蹙起眉毛拿眼睛瞟我,那样子好像在说,说好涉溪爬山,结果净在溪脚下歇着了。他很是不满。
  “要不再走走?”我笑起来。
  “走!”“走!”“再走走!”小鬼们一连串应和声。
  那小鬼头穿着一件黑色带帽的卫衣,跳起来把帽子往脑袋上一罩,撒开腿在溪石上跳跃前行,身后几个小鬼紧紧跟着。一瓯小蟹就地搁在溪石上,其中一个小鬼不慎踢了一脚,打翻了。搪瓷瓯发出“咣当”一声脆响,响声未定,里头的三只螃蟹已消失无影。这大半晌的“劳动成果”打了水漂,谁也不在意,谁也不心疼。那些螃蟹只是在孩子们的手里转了一圈,又回到溪底了。那只破瓯,不过在孩子们来时挪了个位置,太阳落山了还是在溪边躺着。
  小鬼们往前赶,不一会儿就把我们远远抛下了。
  “小兔崽子,慢点!”我怕他们滑溪里去,高声大喊。
  “我不属兔——”远远的,一个声音传来。
  “那你属什么——”
  “老虎——”
  “小虎崽子——慢点!”
  小鬼们乐不可支地嘻嘻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在山间是有回音的,笑声又远又长,久久不散。
  天色慢慢昏暗下来,小鬼头爬到一块巨大的岩石上,背靠溪涧,双手抱膝,高高地坐在上面,斜着眼睛笑嘻嘻地看着我们。这副样子,多像当年的小七叔呀!
  祖先为什么会到这样偏僻的深山里起厝定居呢?明明灭灭之中,傍晚的彤云慢慢地落了下去。
  天边的月亮淡淡地挂起来了。
  责任编辑 陈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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