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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戈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liugecctv@sina.com
转基因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大国遭遇阻击，其实不算一个意外。如果我们回溯到清末，现代科学完全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思维范围之外的奇谈怪论、奇技淫巧。自五四运动，中国主流社会对于现代科学的看法有了一个大逆转，崇尚科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北洋军阀到国民政府再到新中国，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永远有水火不容、舞刀弄枪的争论，科学落后是中国贫穷羸弱的原因成为共识，没有谁不把振兴教育、发展科学作为向人民许诺的强国的路径。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令全球瞩目的高速增长，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同时伴随而来的拜金主义、成王败寇价值观的风行。民族自信的大幅提升和对现实人心不古的强烈忧虑，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反思20世纪以来中国人或明面上或骨子里对西方的膜拜，进而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而现代科学由于和西方社会天生的连带性，自然也成为一部分社会主流人群反思和质疑的对象。
这种思想潮流和西方社会一直存在的教会势力、反全球化势力、环保原教旨主义势力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反转基因势力的背景、宗旨和行为方式显得缤纷多彩、百花齐放。
在全世界范围内，阴谋论永远是缺乏知识和耐心的普罗大众和不少人文知识分子认识世界最简便而有趣的手段。全世界反转基因斗士们当然不会例外。有阴谋论当然要有假想敌，没有什么比设立一个假想敌更能团结同志鼓舞斗志了。现在中国的反转基因都斗士为自己设立了两个非常强大的假想敌，一个是孟山都公司，另一个是——美利坚合众国。
把孟山都公司作为阴谋论的假想敌是直接从国外继承过来的，原因很简单，迄今为止孟山都公司是转基因最大的获益者。经过美国和欧洲反转基因人士、反战人士、环境保护人士、反全球化人士几十年来共同不懈的努力，孟山都公司终于被塑造成了一家恶贯满盈的公司。
孟山都的第一宗罪是他的出身。孟山都公司在1901年由约翰·奎恩伊创建，他用自己妻子的姓氏“孟山都”（Monsanto）为公司命名。对于孟山都公司为什么这么坏，挖掘的最深的一个传说是：约翰最早是个奴隶贩子，靠着从非洲向北美贩卖奴隶和对中国走私鸦片积累了第一桶金。而实际上1865年美国废除奴隶制度时，约翰不过6岁，也许这个传说安排在约翰父亲的身上更符合逻辑。这个“出身”版本的广泛流传为各种有关孟山都邪恶传说埋下了伏笔。
在转基因技术推广之前，化工行业是名声最差的行业。凑巧的是孟山都的前身就来自这个“臭名昭著”的行业。孟山都发明了糖精，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此为主业。孟山都靠干这一行出身，看起来很“LOW”。
孟山都的第二宗罪是环境灾难。19世纪30年代，孟山都开始涉足农药和化肥领域。随着美国农业人口的急剧减少，农业生产规模化，对除草剂和除虫剂需求日益旺盛。1956年，孟山都公司的除草剂“草毒死”和“草克死”面世。除草剂和杀虫剂的大面积使用，大幅提高了粮食单产，减少了人工成本，但随即也带来了明显的环境问题。曾经引发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著名著作《寂静的春天》，主要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
而事实上，转基因农作物恰好是为了解决除草剂和杀虫剂污染环境问题而研发的应对方法。为了解决除草剂和杀虫剂带来的环境灾难，孟山都发明了号称无毒的除草剂“草甘膦”并将其命名为“农达”。转基因作物实际上是农达的配套产品。其基本原理是，如果农作物能够很好的抵抗农达的杀伤力，将大大提高农达的效力。孟山都将抗农达基因编辑进普通的大豆的基因中，转基因大豆应运而生。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转基因恰好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才发展起来的。美国正是因为大规模使用了转基因种子，才缓解了杀虫剂和除草剂带来的环境问题，“寂静的春天”才又恢复为“喧闹的春天”。
孟山都的第三宗罪是垄断。20世纪90年代，孟山都开始在全球范围收购种子公司。从1995年到1998年间，孟山都公司总共花费80多亿美元，收购至少10家大型种子公司，控制了美国一大半农业种子市场。孟山都被指控利用垄断地位控制印度的棉花种子市场。他们先用优势的转基因棉花种子摧毁传统棉花种子市场，逼迫农民不得不使用高价的转基因种子。高额的种子成本投入，使得农民们面对市场时压力巨大。棉农自杀的案例在印度的棉产地屡见不鲜。孟山都成了谋财害命的刽子手。
公允地说，将由于棉花价格的波动和棉农使用转基因棉花种子的不适应所带来的印度棉农的自杀现象，归结在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上是偏颇的。首先，众所周知印度农民在种植转基因棉花之前并不是富裕的农民，事实上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从来都是艰难的。其次，转基因抗虫棉在中国的推广使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棉花的产量，大大改善了棉农的生活，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从经济效益来看，种植转基因抗虫棉每亩比对照可平均增产7.5千克皮棉，按10元/千克计，每亩可增收75元；每亩减少农药投入50元、减少人工投入计工费30元，也就是说，推广转基因抗虫棉，每亩可增收节支155元。
一家历史上劣迹斑斑的美国公司，通过收买中国政府官员和专家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并最终垄断中国种子市场，这个看上去逻辑自洽的阴谋论，是目前国内反转基因斗士们的最主要的理论基础。
另外一部分反转基因人士则自认为站的更高而看的更远。在他们看来，孟山都只不过是一名无足轻重的小卒，真正的幕后黑手是美国政府。其耸人听闻的阴谋包括为了控制世界人口总量，通过转基因食物减少有色人种，尤其是黄种人的数量。美国中央情报局是这个计划的执行机构，而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通过赞助来收买专家、政府官员和媒体舆论。具体到中国，执行的路径是通过将转基因饲料卖给中国，通过猪肉作用于中国人，使中国人不孕不育。专程赴美拍摄转基因的著名反转斗士前主持人崔老师虽然没有明说，但在其表述中能看到这一说法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科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等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美国民众的反智主义倾向抬头，对科学和科学家污名化成为媒体的时髦行为。当老百姓不断被媒体煽动起的恐惧感和他们对科学的无知结合到一起的时候，人们宁愿相信有某种力量正在酝酿更大的阴谋。几十年之后，中国社会的反智风潮也有越演越烈的态势。而当来自现代西方的反智思潮加上中国传统的迷信传统，再和当代中国的民族意识觉醒混搭在一起，所形成的反转基因力量比起当年的美国更加立体。当媒体精英、社会良心、红色二代们纷纷加入到反转阵营中之后，中国的转基因研究事实上已经受到重大困扰，以至于政府文件中都不再提“转基因”，而用敏感度较低的“分子育种技术”取而代之。这种现状如果长时间得不到改变，或将影使中国错失又一次科技进步的良机。
转基因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大国遭遇阻击，其实不算一个意外。如果我们回溯到清末，现代科学完全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思维范围之外的奇谈怪论、奇技淫巧。自五四运动，中国主流社会对于现代科学的看法有了一个大逆转，崇尚科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北洋军阀到国民政府再到新中国，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永远有水火不容、舞刀弄枪的争论，科学落后是中国贫穷羸弱的原因成为共识，没有谁不把振兴教育、发展科学作为向人民许诺的强国的路径。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令全球瞩目的高速增长，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同时伴随而来的拜金主义、成王败寇价值观的风行。民族自信的大幅提升和对现实人心不古的强烈忧虑，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反思20世纪以来中国人或明面上或骨子里对西方的膜拜，进而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而现代科学由于和西方社会天生的连带性，自然也成为一部分社会主流人群反思和质疑的对象。
这种思想潮流和西方社会一直存在的教会势力、反全球化势力、环保原教旨主义势力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反转基因势力的背景、宗旨和行为方式显得缤纷多彩、百花齐放。
阴谋论和假想敌——孟山都
在全世界范围内，阴谋论永远是缺乏知识和耐心的普罗大众和不少人文知识分子认识世界最简便而有趣的手段。全世界反转基因斗士们当然不会例外。有阴谋论当然要有假想敌，没有什么比设立一个假想敌更能团结同志鼓舞斗志了。现在中国的反转基因都斗士为自己设立了两个非常强大的假想敌，一个是孟山都公司，另一个是——美利坚合众国。
把孟山都公司作为阴谋论的假想敌是直接从国外继承过来的，原因很简单，迄今为止孟山都公司是转基因最大的获益者。经过美国和欧洲反转基因人士、反战人士、环境保护人士、反全球化人士几十年来共同不懈的努力，孟山都公司终于被塑造成了一家恶贯满盈的公司。
孟山都的第一宗罪是他的出身。孟山都公司在1901年由约翰·奎恩伊创建，他用自己妻子的姓氏“孟山都”（Monsanto）为公司命名。对于孟山都公司为什么这么坏，挖掘的最深的一个传说是：约翰最早是个奴隶贩子，靠着从非洲向北美贩卖奴隶和对中国走私鸦片积累了第一桶金。而实际上1865年美国废除奴隶制度时，约翰不过6岁，也许这个传说安排在约翰父亲的身上更符合逻辑。这个“出身”版本的广泛流传为各种有关孟山都邪恶传说埋下了伏笔。
在转基因技术推广之前，化工行业是名声最差的行业。凑巧的是孟山都的前身就来自这个“臭名昭著”的行业。孟山都发明了糖精，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此为主业。孟山都靠干这一行出身，看起来很“LOW”。
孟山都的第二宗罪是环境灾难。19世纪30年代，孟山都开始涉足农药和化肥领域。随着美国农业人口的急剧减少，农业生产规模化，对除草剂和除虫剂需求日益旺盛。1956年，孟山都公司的除草剂“草毒死”和“草克死”面世。除草剂和杀虫剂的大面积使用，大幅提高了粮食单产，减少了人工成本，但随即也带来了明显的环境问题。曾经引发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著名著作《寂静的春天》，主要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
而事实上，转基因农作物恰好是为了解决除草剂和杀虫剂污染环境问题而研发的应对方法。为了解决除草剂和杀虫剂带来的环境灾难，孟山都发明了号称无毒的除草剂“草甘膦”并将其命名为“农达”。转基因作物实际上是农达的配套产品。其基本原理是，如果农作物能够很好的抵抗农达的杀伤力，将大大提高农达的效力。孟山都将抗农达基因编辑进普通的大豆的基因中，转基因大豆应运而生。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转基因恰好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才发展起来的。美国正是因为大规模使用了转基因种子，才缓解了杀虫剂和除草剂带来的环境问题，“寂静的春天”才又恢复为“喧闹的春天”。
孟山都的第三宗罪是垄断。20世纪90年代，孟山都开始在全球范围收购种子公司。从1995年到1998年间，孟山都公司总共花费80多亿美元，收购至少10家大型种子公司，控制了美国一大半农业种子市场。孟山都被指控利用垄断地位控制印度的棉花种子市场。他们先用优势的转基因棉花种子摧毁传统棉花种子市场，逼迫农民不得不使用高价的转基因种子。高额的种子成本投入，使得农民们面对市场时压力巨大。棉农自杀的案例在印度的棉产地屡见不鲜。孟山都成了谋财害命的刽子手。
公允地说，将由于棉花价格的波动和棉农使用转基因棉花种子的不适应所带来的印度棉农的自杀现象，归结在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上是偏颇的。首先，众所周知印度农民在种植转基因棉花之前并不是富裕的农民，事实上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从来都是艰难的。其次，转基因抗虫棉在中国的推广使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棉花的产量，大大改善了棉农的生活，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从经济效益来看，种植转基因抗虫棉每亩比对照可平均增产7.5千克皮棉，按10元/千克计，每亩可增收75元；每亩减少农药投入50元、减少人工投入计工费30元，也就是说，推广转基因抗虫棉，每亩可增收节支155元。
一家历史上劣迹斑斑的美国公司，通过收买中国政府官员和专家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并最终垄断中国种子市场，这个看上去逻辑自洽的阴谋论，是目前国内反转基因斗士们的最主要的理论基础。
人们更愿意相信背后还有幕后黑手
另外一部分反转基因人士则自认为站的更高而看的更远。在他们看来，孟山都只不过是一名无足轻重的小卒，真正的幕后黑手是美国政府。其耸人听闻的阴谋包括为了控制世界人口总量，通过转基因食物减少有色人种，尤其是黄种人的数量。美国中央情报局是这个计划的执行机构，而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通过赞助来收买专家、政府官员和媒体舆论。具体到中国，执行的路径是通过将转基因饲料卖给中国，通过猪肉作用于中国人，使中国人不孕不育。专程赴美拍摄转基因的著名反转斗士前主持人崔老师虽然没有明说，但在其表述中能看到这一说法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科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等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美国民众的反智主义倾向抬头，对科学和科学家污名化成为媒体的时髦行为。当老百姓不断被媒体煽动起的恐惧感和他们对科学的无知结合到一起的时候，人们宁愿相信有某种力量正在酝酿更大的阴谋。几十年之后，中国社会的反智风潮也有越演越烈的态势。而当来自现代西方的反智思潮加上中国传统的迷信传统，再和当代中国的民族意识觉醒混搭在一起，所形成的反转基因力量比起当年的美国更加立体。当媒体精英、社会良心、红色二代们纷纷加入到反转阵营中之后，中国的转基因研究事实上已经受到重大困扰，以至于政府文件中都不再提“转基因”，而用敏感度较低的“分子育种技术”取而代之。这种现状如果长时间得不到改变，或将影使中国错失又一次科技进步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