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问症学术腐败
剽窃、造假、权学交易、钱学交易……一串串刺目的字眼充斥着当下学术界。日益猖獗的腐败，已经侵入学界肌理，庄严的学术殿堂面临倾斜的危机。问症学术腐败，已不仅仅系从教育体制、学术机制、学界道德等方面探寻根源，开具“药方”，而触及更深层次、诸多领域的问题，明乎此，方子革除积弊、疗救病体有所裨益。——题记
随着四川大学某海归教授学术造假案、天津外国语学院某教授剽窃案、武汉大学某知名教授剽窃案的披露，学术腐败问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面对学术腐败，一些媒体呼吁学界自律，有的强调整顿学风，有的感叹我国学术规则缺失，强调“从严制定学术规则，铁腕治腐”。这些议论，总有隔靴搔痒的意味。诚然，学术腐败的直接原因是学术道德问题、学风问题、学界自律问题，但近年来，学术腐败远非个别现象，其更深层原因是什么?
笔者认为，目前的学术腐败问题是学术体制问题，根源在于我们的学术资源分配体制、学术成果评价体制、学术研究组织体制。
体制三弊：量化学术、等级学术、审批学术
一日量化学术，即学术研究重量不重质。目前各高校、科研院所，为了多出成果、快出成果，都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量化考核指标。指标规定，在考核期内，教授要发表多少篇论文、出版多少部著作、主持多少个科研项目、拿到多少科研经费，有的指标甚至精确到字数。这些指标又和职称、津贴、岗位、住房、奖励挂钩，教授、研究员如果聘期内完不成指标，轻则下一聘期将被低聘，重则“下岗”。在“多即是好”、“或者出版或者死亡”的思想指导下，教授们只得进行疯狂的写字运动。有的教授一年出版五六部著作、发表四五十篇论文；有的号称—年发表了三百万铅字。出版物的质量，却无人过问。这种量化运动甚至波及到研究生和本科生。目前几乎所有高校都规定：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至少两篇学术论文，否则不能毕业。有学者曾经统计，在研究生、本科生连年扩招，高校师资队伍急剧膨胀的情况下，仅仅完成各高校规定的论文量化指标，我国的学术期刊数量就须增加十倍以上。“哪里有买的，哪里就有卖的”，于是我国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厚，版面费越来越贵，期刊编辑的职位越来越抢手，帮人写论文的收费网站越来越多，学术研究之风越来越浮躁，学术垃圾也越来越多。
由此便能明白，为什么近年来我国学术出版物数量的世界排名越来越靠前，而我们与发达国家学术水平的差距却越来越大。
二曰等级学术。说我们的学术研究完全不讲质量，也不尽公允。我们也讲质量，但我们所讲的质量主要指学术成果出版、发表、获奖的等级、档次。以学术期刊为例，我们将期刊分成若干等级：国际权威期刊、国际期刊、国家权威期刊、国家一级期刊、国家核心期刊、省级期刊等等。学术论文在哪一级期刊上发表，就代表了论文的质量等级，而论文的思想性、创新性、影响力等实质内容，则无人关心。除了期刊外，学术著作的质量，主要是看其出版社的等级，将出版社分成国家一级出版社、国家二级出版社、省部级出版社、厅局级出版社，学术著作在哪一级出版社出版，就代表了哪一级的质量。此外，科研项目也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有国家重点项目、国家项目、省部级重点项目、省部级项目、厅局级项目、政府或企业委托项目、校级项目等等，你主持了哪一级项目，就代表了哪一级水平。更有甚者，人才也分等级，有国家级跨世纪人才、国家级人才、省部级人才、厅局级人才、校级人才、院系级人才。什么样级别的人才有什么样级别的待遇，这是很认真的。
集中体现人类精神创造性特质的学术研究活动被按照行政级别分成了严格的等级，于是各研究人员、学术机构不择手段争上“等级”，也就不奇怪了，因为等级代表了质量、水平、经费、待遇。
三曰审批学术。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当今的高校、科研院所为什么要劳民伤财搞出一套套量化考核、等级考核指标，而且各高校在指标体系上还相互模仿、竞相攀比，以至指标体系节节拔高。这里自然有高校“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良好愿望，但真正的奥秘在于，出版物的数量和等级决定了学术资源的分配。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为了推动学术研究、科技创新，设立了一个又一个大型学术研究工程。国家设立的著名工程就有旨在建设百余所高水平大学的“211工程”、旨在建设一批一流大学的“985工程”、旨在快出人才的“跨世纪人才工程”等，各地方政府出台的学术研究工程更是名目繁多、花样百出。国家和地方政府往往斥巨资投入这些工程，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了生存和发展，要拼命挤进这些工程中。但这些工程都由政府审批，政府在审批时对申报者学术成果的思想性、社会影响力、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等“软指标”往往很难评估，于是学术出版物的数量、等级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刚性指标。
工程、项目、学科点、学科基地，这些重要的学术资源全部由国家垄断，学术资源的分配全由政府职能部门审批，而审批的决定性依据是公开出版物的数量和等级，因而这些年我国学术出版物的“大跃进”也就不难理解了。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向来被视为“十年磨一剑”、“板凳要坐十年冷”、“蚌病成珠”的学术研究活动，除了粗制滥造、流水线作业外，我们还能企求什么呢?
项目申报与经费使用腐败才是“大腐败”
其实，媒体报道的几起学术论文剽窃、论文数据造假案，比起科研项目申报、科研经费使用过程中的腐败，真乃“小巫见大巫”。前不久媒体披露的上海交大某海归学者“汉芯一号”造假案就是一例。截至披露时，该学者凭借“汉芯一号”系列成果已获国家及地力各级政府拨款一亿余元。但三年过去，一亿元拨款用完了，被鉴定为“国内首创”的芯片仍然停留在申报书和鉴定结论中。据报道、上海交大已成立调查组彻查此案，案件的真假目前尚难定论。当然，这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比较普遍的情况是：每年，科研人员的中心工作之一便是申报各类科研项目。为了拿到项目，科研人员便要各显神通了。为此，一些规模较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还在京成立办事处，此谓“跑部钱进”。项目拿到、经费到位后便万事大吉，至于项目能否按申报书承诺的样子完成、经费用完了能否推出对社会有益的成果，那是不会有人真正计较的。各高校在统计科研成果时，从来只统计本单位拿到了多少项目、获得了多少经费，至于经费的使用效益、“成果”能否产业化，一般不会过问。要进行结项鉴定?那就找几个圈中相熟的专家，坐下来听听课题组汇报、看看ppt演示，两三个小时鉴定结论便出来了。无——例外，鉴定结果是项目成果已达到“国内一流”、“国际领先”水平，“填补了国内某领域的空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年我们耗费了数以百亿计的科研经费，各高校和科研院所也产生了数万项“填补国内空白”的科研成果，按理，我们早就是一个极具创新能力的“创新型”国家了，何以还要抱怨原创性成果不多，前不久召开的国家科技大会何以还要一再呼吁进行科技创新?
真正的评价应该是社会评价。一项科学技术成果不管被什么级别的专家鉴定为“填补空白”，终须能产业化、能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好处才算是成果；一项社会科学成果不管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表、获得了什么级别的政府奖，终须能产生社会影响、能对思想文化的进步起推动作用才有意义。
因此，若想医治学术腐败顽疾，就必须把学术成果评价机制由现行的政府评价变为社会评价，把学术资源的分配机制由现行的政府配置改为市场配置。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剽窃、造假、权学交易、钱学交易……一串串刺目的字眼充斥着当下学术界。日益猖獗的腐败，已经侵入学界肌理，庄严的学术殿堂面临倾斜的危机。问症学术腐败，已不仅仅系从教育体制、学术机制、学界道德等方面探寻根源，开具“药方”，而触及更深层次、诸多领域的问题，明乎此，方子革除积弊、疗救病体有所裨益。——题记
随着四川大学某海归教授学术造假案、天津外国语学院某教授剽窃案、武汉大学某知名教授剽窃案的披露，学术腐败问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面对学术腐败，一些媒体呼吁学界自律，有的强调整顿学风，有的感叹我国学术规则缺失，强调“从严制定学术规则，铁腕治腐”。这些议论，总有隔靴搔痒的意味。诚然，学术腐败的直接原因是学术道德问题、学风问题、学界自律问题，但近年来，学术腐败远非个别现象，其更深层原因是什么?
笔者认为，目前的学术腐败问题是学术体制问题，根源在于我们的学术资源分配体制、学术成果评价体制、学术研究组织体制。
体制三弊：量化学术、等级学术、审批学术
一日量化学术，即学术研究重量不重质。目前各高校、科研院所，为了多出成果、快出成果，都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量化考核指标。指标规定，在考核期内，教授要发表多少篇论文、出版多少部著作、主持多少个科研项目、拿到多少科研经费，有的指标甚至精确到字数。这些指标又和职称、津贴、岗位、住房、奖励挂钩，教授、研究员如果聘期内完不成指标，轻则下一聘期将被低聘，重则“下岗”。在“多即是好”、“或者出版或者死亡”的思想指导下，教授们只得进行疯狂的写字运动。有的教授一年出版五六部著作、发表四五十篇论文；有的号称—年发表了三百万铅字。出版物的质量，却无人过问。这种量化运动甚至波及到研究生和本科生。目前几乎所有高校都规定：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至少两篇学术论文，否则不能毕业。有学者曾经统计，在研究生、本科生连年扩招，高校师资队伍急剧膨胀的情况下，仅仅完成各高校规定的论文量化指标，我国的学术期刊数量就须增加十倍以上。“哪里有买的，哪里就有卖的”，于是我国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厚，版面费越来越贵，期刊编辑的职位越来越抢手，帮人写论文的收费网站越来越多，学术研究之风越来越浮躁，学术垃圾也越来越多。
由此便能明白，为什么近年来我国学术出版物数量的世界排名越来越靠前，而我们与发达国家学术水平的差距却越来越大。
二曰等级学术。说我们的学术研究完全不讲质量，也不尽公允。我们也讲质量，但我们所讲的质量主要指学术成果出版、发表、获奖的等级、档次。以学术期刊为例，我们将期刊分成若干等级：国际权威期刊、国际期刊、国家权威期刊、国家一级期刊、国家核心期刊、省级期刊等等。学术论文在哪一级期刊上发表，就代表了论文的质量等级，而论文的思想性、创新性、影响力等实质内容，则无人关心。除了期刊外，学术著作的质量，主要是看其出版社的等级，将出版社分成国家一级出版社、国家二级出版社、省部级出版社、厅局级出版社，学术著作在哪一级出版社出版，就代表了哪一级的质量。此外，科研项目也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有国家重点项目、国家项目、省部级重点项目、省部级项目、厅局级项目、政府或企业委托项目、校级项目等等，你主持了哪一级项目，就代表了哪一级水平。更有甚者，人才也分等级，有国家级跨世纪人才、国家级人才、省部级人才、厅局级人才、校级人才、院系级人才。什么样级别的人才有什么样级别的待遇，这是很认真的。
集中体现人类精神创造性特质的学术研究活动被按照行政级别分成了严格的等级，于是各研究人员、学术机构不择手段争上“等级”，也就不奇怪了，因为等级代表了质量、水平、经费、待遇。
三曰审批学术。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当今的高校、科研院所为什么要劳民伤财搞出一套套量化考核、等级考核指标，而且各高校在指标体系上还相互模仿、竞相攀比，以至指标体系节节拔高。这里自然有高校“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良好愿望，但真正的奥秘在于，出版物的数量和等级决定了学术资源的分配。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为了推动学术研究、科技创新，设立了一个又一个大型学术研究工程。国家设立的著名工程就有旨在建设百余所高水平大学的“211工程”、旨在建设一批一流大学的“985工程”、旨在快出人才的“跨世纪人才工程”等，各地方政府出台的学术研究工程更是名目繁多、花样百出。国家和地方政府往往斥巨资投入这些工程，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了生存和发展，要拼命挤进这些工程中。但这些工程都由政府审批，政府在审批时对申报者学术成果的思想性、社会影响力、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等“软指标”往往很难评估，于是学术出版物的数量、等级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刚性指标。
工程、项目、学科点、学科基地，这些重要的学术资源全部由国家垄断，学术资源的分配全由政府职能部门审批，而审批的决定性依据是公开出版物的数量和等级，因而这些年我国学术出版物的“大跃进”也就不难理解了。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向来被视为“十年磨一剑”、“板凳要坐十年冷”、“蚌病成珠”的学术研究活动，除了粗制滥造、流水线作业外，我们还能企求什么呢?
项目申报与经费使用腐败才是“大腐败”
其实，媒体报道的几起学术论文剽窃、论文数据造假案，比起科研项目申报、科研经费使用过程中的腐败，真乃“小巫见大巫”。前不久媒体披露的上海交大某海归学者“汉芯一号”造假案就是一例。截至披露时，该学者凭借“汉芯一号”系列成果已获国家及地力各级政府拨款一亿余元。但三年过去，一亿元拨款用完了，被鉴定为“国内首创”的芯片仍然停留在申报书和鉴定结论中。据报道、上海交大已成立调查组彻查此案，案件的真假目前尚难定论。当然，这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比较普遍的情况是：每年，科研人员的中心工作之一便是申报各类科研项目。为了拿到项目，科研人员便要各显神通了。为此，一些规模较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还在京成立办事处，此谓“跑部钱进”。项目拿到、经费到位后便万事大吉，至于项目能否按申报书承诺的样子完成、经费用完了能否推出对社会有益的成果，那是不会有人真正计较的。各高校在统计科研成果时，从来只统计本单位拿到了多少项目、获得了多少经费，至于经费的使用效益、“成果”能否产业化，一般不会过问。要进行结项鉴定?那就找几个圈中相熟的专家，坐下来听听课题组汇报、看看ppt演示，两三个小时鉴定结论便出来了。无——例外，鉴定结果是项目成果已达到“国内一流”、“国际领先”水平，“填补了国内某领域的空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年我们耗费了数以百亿计的科研经费，各高校和科研院所也产生了数万项“填补国内空白”的科研成果，按理，我们早就是一个极具创新能力的“创新型”国家了，何以还要抱怨原创性成果不多，前不久召开的国家科技大会何以还要一再呼吁进行科技创新?
真正的评价应该是社会评价。一项科学技术成果不管被什么级别的专家鉴定为“填补空白”，终须能产业化、能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好处才算是成果；一项社会科学成果不管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表、获得了什么级别的政府奖，终须能产生社会影响、能对思想文化的进步起推动作用才有意义。
因此，若想医治学术腐败顽疾，就必须把学术成果评价机制由现行的政府评价变为社会评价，把学术资源的分配机制由现行的政府配置改为市场配置。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