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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7月，我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调到上海文学杂志社，为了让我尽快地了解文学界，编辑部主任杨晓敏立即带我去北京熟悉情况，走得急我没来得及换全国粮票，杨晓敏说没关系，去问钟阿城讨。阿城是刚崛起的青年作家，他的处女作《棋王》一面世便惊倒众人，全国编辑都紧着向他索稿。阿城家门虚掩着，睡在地席上的阿城坐起身，摸过身边眼镜戴上，开口就是玩笑：小姚你是上了贼船，北京的稿子可不好组。果然，我没组到他的稿。但他着重提出，拜码头首推汪曾祺老头。
自从见了汪曾祺，才知道这个码头不知吸引了多少自傲、自谦、自恋甚至自卑的船只，而我这只小破船也因机缘泊岸得以拾级而上。蒲黄榆路9号楼1201室。多少编辑、文友喜爱的地址啊！1983年至1996年间汪曾祺就居住于此。七月的北京充满了生活气息，人们穿着随意、行走悠闲，看上去很舒服、透气。印象最深的是大街上一位摆摊的大娘，一本正经地穿着白围兜，戴着白圆帽，大白木箱上写着大红的“冰棍”两字，人和物都那么普通，却搭配得跳跃，充满了清凉舒适的童趣。细想起来，这个场景几乎成了我认识汪曾祺的一个暗示，我将以自己的眼光和喜好印证众口赞美的好老头形象。从初次见面到汪曾祺1997年离世，中间隔着十一二年的光景，去他家的情景也只能忆起几次，电话、书信的联系也记不全了，但对他的认知却清晰可辨，如同仰见一座宫殿（中国式的），直至走上高处，才发现只是一座戏台，角色杂多，几乎都是平民百姓，或穿行或盘桓，情状万千，布景也是浩瀚多变，有山有水，有庙有摊，有船有田，还有鸡鸭茅草牛粪饼子等等，万物全闪着宝光。汪曾祺迈着不快不慢并不矫健的步子，隐隐约约地从幕侧走出来，穿着一件紫色的夹克衫。他太不起眼了，走路又沉浸在自己的心中（就如某次我和他窄路相逢，他竟视而不见地擦身而过一样），轻易地就隐入幕的另一侧了。看不到他的脸没关系，舞台上的一切角色都带着他的部分表情，直至今日，时光的舞台幕布依然未落（难怪有人发问，汪曾祺热为什么一直不减）。
说来惭愧，在见他之前，我的阅读范围狭窄，关注的多是少儿作品，不知道汪曾祺的《受戒》《异秉》《大淖记事》已经在社会上大放异彩，幸亏我在美影厂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故里三陈》中的《陈小手》，极短，千余字，但已雷霆般地震撼了我，仅结尾那句“团长觉得怪委屈。”就让我五体投地，人生的差异和人性的复杂写到这种地步，真是一句顶一万句啊。
杨晓敏的小本上记着作家们的联系方式，她读着蒲黄榆路时，就产生了一个咒语似的效果。当时，我只是很自然地联想起河边如蜡烛的蒲黄和缀满疙瘩的老榆树，一个古老乡镇的林木水草风貌围绕着汪曾祺，至今日，这条路名在我心里完全为汪曾祺一人占有，如同他的影子一般不可分割。
第一次进他家，有些意外，虽然是三室一厅，但感觉小（属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类），更想不到的是他的样貌，黧黑，却不魁梧，是混入民工队伍就不见的那种。这是第一眼粗感，需再看第二眼、第三眼，细心地看，汪曾祺就长得有味，他五官耐看，眼框大，眼仁黑而有力，微微一转便生精神，更不用说那大眼仁黑漆漆的带着光，是暗暗的燃烧，更奇的是抽烟的他竟然有一口整齐的好牙，白净闪亮，完全可以为黑人牙膏做广告。不过，经不住进一步细看——几颗门牙边镶着细细的烟痕，虽如此，还是真实，属于瑕不掩瑜。
当时他正在饭桌前拿着毛笔写大字，我有些拘谨，又不懂书法，只好傻乎乎地站在一边，杨晓敏则大声叫好。汪曾祺放下笔，收起字，招呼我们落坐。杨晓敏指着门口堆着的书说，汪老，送我们签名书啊。他脾气很好地说好好，转身要找笔，杨晓敏掏出自己的笔递过去，他弓腰曲背，认真地一一签字，就这样，我得到了他的第一本赠书《晚饭花集》。我很兴奋，因为里面就有《故里三陈》。
非常奇怪，想起汪宅，总是离不开餐桌上的印象。那次杨晓敏一口答应留下吃饭，这个一向礼貌的女子连客气话都不说，多少让我感到意外。吃饭时我眼睛一直随着汪老师转（不知为什么，我开口就称他汪老师，之后一直如此称呼，想不到像别人那样尊称他汪老）。他问我们会不会喝酒，我说不会，杨晓敏却说色酒、白酒都行。他立即兴高采烈起来，好，有酒伴了。当杨晓敏欲与他碰杯时，他摆了下手：换碗（是要换他自己的酒杯）！汪师母（施松卿）在一边显得有些紧张，可又碍于客人之面，只能轻轻地提醒了一句，曾祺，少喝两口。汪老师眼睛朝她一斜，带着一丝“这时候你不好管我了吧”的得意。那时我倒是替杨晓敏担心，却不知道汪老师竟有着和我母亲一样的门静脉高压，那是肝硬化引起的疾病，酒是大敌。在我们家，連酒酿圆子都不敢给母亲多吃的，可想汪师母的担心了。当时汪老师和杨晓敏频频碰杯，我惊讶他的随意，杨晓敏的笑颜也让我惊奇，她在单位似乎严肃有余轻快不足。这是一个新发现，似乎和汪老师一起喝酒，不但能壮大酒力，还能激发出潜伏着的活力。
第二回我独自去北京，与一作者谈稿子的修改问题，当时《青年文学》的何志云在一旁，听说我次日要去汪曾祺家，表示要和我同去，他说久没见好老头了，老想他的。何志云是拎着一瓶什么酒去的。这次见面好像是上次的延续，他和汪老师交谈甚欢，汪老师好像也没说什么特别搞笑的话，偏就将何志云逗得前俯后仰，我本能地感到，来这里的人都是寻快乐来的。
那天不知怎么说到气功的话题，我把铁发夹拿下来放到桌上，隔着十几厘米将它移动，何志云对我的小节目没太大的意外，汪老师咦了一声，有些惊讶，连师母也说，有点道理嗳。我更加起劲了。汪老师笑起来，说你这个气功呆子。这一声呆子就把我叫开心了，汪老师没把我当外人嗳。
后来我再去蒲黄榆路，也熟门熟路了，我不再和人同去，为的是独占和汪老师的相处时间。我也学别人样，提上一瓶酒，再带上点水果或者糕点。他会说破费破费，眼神只是一瞥，却是落在酒上，他对这种液体真是有特殊的感情啊。
去汪老师家，讲起来是去约稿，可一坐下就是海阔天空。也许这是我的失策之处，他欠稿多，我这样不逼迫的编辑或许使他没有紧迫感。印象中他给我的文字就少，只记得他在给《北京文学》几篇“聊斋志异”之后，才给我们几篇新笔记小说，还是他的语言风格，只是写得好玩极了。不知道这算不算他的“衰年变法”？他的作品不少，我看来看去的记忆都混乱了，明明不是在我们这里发的，因为太契入自己心境，隔一段时间竟以为自己责编了。但他根据高邮传说故事改编的短篇小说《鹿井丹泉》我却忘了，可能出家人和鹿之爱这一笔使我本能地在记忆中抹去了，其实他写得很美，也具有逻辑性，但我的认知是有阶段性的，看稿很容易有分别心，好长一段时间我竟以为这篇小说是发在其它刊物上的。我的糊涂也是出了名的，或许我进《上海文学》做文学编辑是一个误会。 为了启发我，他说过一些写作时要注意的问题，可惜我都忘了，但他说的这个话我牢牢记住了：有时可以描写一个和整个故事不搭界的细节，造成一种特殊的味道。他举了个例子，说国外一小说写到一个饭馆，进来一个人，和饭馆里的任何人都没关系，这个人嘴里叼着一支花。太奇特了，我手指瞬间抽了几下，好像过了电一样，心里充满了想知晓后续的强烈愿望，只是我当时傻透了，只知道沉浸在这个新鲜的感受之中，不知道问问是哪一篇小说（有谁知道的，麻烦相告），就这样轻易地丧失了一次阅读的机会。
他后来对我小说提的一条意见就体现了那种主张，“割破树干吮吸树液这个细节极好，如果樟子松也有树液，为什么不吮吸樟子松的树液？不一定要写树液是甜的不是苦的，可以写出一种特殊的味道。”
说起这件事我还出了个洋相。那年王安忆正要去北京开一个什么会，说能遇到汪老师，我就让她捎带去这篇小说初稿。在信里我还写上一句：附上回寄邮票。王安忆回来对我说，汪曾祺掏出信，正反面看看，抖抖，说邮票呢？我一下闹了个大红脸，哎呀，忘了放了。王安忆笑着说，他很好玩，挥了挥手说算了算了，我写了你带回去，不用邮票。
汪老师在信中告诉我，当天就匆匆看了一遍，第二天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表扬的话就八个字“不错。很好。觉得很好。”（还是分三次说的。）批评的话就多了，首先表现在建设性意见上，“可以进行再加工，有些地方语意已足，不必再描，叙述语和对话都可以用一点上海话和东北话。句子奇峭一点，味道会更深长。”更多的是逐字逐句的改动和质疑，比如小说名《代价》把意思限制住了，还是用《扎根树》或《扎根林》有新鲜感;“从不落伍”意思含糊，可加一句东北话“办什么事都能赶趟”;把树木被伐、新植的“一贬一褒”改成“一个受抬举，一个遭折磨”;菜墩不能“包”一层猪皮，只能钉一圈猪皮。还有嗲妹妹这个外号大柱知不知道？他懂不懂？问过众知青没有？他能不能发出这個字音？改了几处标点，这样可以造成情绪的间隔。写风声“抑扬顿挫”好，但“以歌代哭”似多余，也浅。可惜这篇被汪老师直接注明和修改的草稿连同几封信都被某先生借去了，他说要编一本名家信笺汇集，被借的信件不止汪老师一人的，直到此先生去世都没归还……那时我领略文字三昧的能力不如现在，否则再对照着看会更有收获。好在我由此注意了准确表达，也重视了标点符号的运用，更养成了写好文章自己先读一遍听听节奏品品味道的习惯。
小说在《萌芽》发表了，次年杂志社欲在《新人新作评介》中发相关文字，我告诉汪老师要用他的信作为附录，他回复没有意见，只是稍稍有些后悔，早知如此应该再细看一下，把意见也再推敲一下。不过他觉得这样也有好的地方，就是真实，否则就会像李慈铭写日记一样，变得不自然起来。然后他这样说道，“创作能不能指导，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能不能‘教’，这是个世界性的有争论的问题。我以为，不是完全不能教，只是这得‘手把手’，不能靠上大课，讲空道理。具体办法大概只能是就青年作家的作品提一点实实在在的意见，加以批注甚至修改。我的老师沈从文对我就是这样做的。这样做比较实惠。作为一个有点经验，知道一点创作的甘苦（评论家往往不知道搞创作的人的甘苦）的上了岁数的作家，都应该有这种责任。只是我已经七十一岁，多看青年作家的作品，实在有点吃不消。你，是例外。（希望不要有很多例外哦）你说你忽然于一日间顿悟了写散文之道，我想看看你得道之后的散文是啥样子。”
我很惭愧，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样轻狂，竟用了顿悟的字眼，之后没敢再请他看稿，包括已发表的散文。倒是他自己在后来的信中说看到我近期写了不少东西，还赞了一句“了不起”。还说听别人讲，我现在已经不练气功了，他不太相信我会一下子放弃，他甚至说练到这样的水平丢下了太可惜。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复汪老师的了，我只是庆幸这种放弃，但也不悔曾有的经历，不同的阶段我有不同的心得体会。写到这里我突然兴起，几十年没玩小游戏啦！谁知铁夹、别针都不听我指挥了，纹丝不动，一声笑当即从胸口蹿了出来，我发誓那是自然的笑声。也许是我的心力和意志力转移到别处所致，总之，我毫不遗憾。而汪老师对我的影响却在不断增长，因此有两年我给某校高中学生上散文课时，用的也是汪老师的这个办法，逐字逐句的标注以及提出修改的方向。校方和学生反应俱佳，借机在这里得意一下，也多少对得起汪老师的关怀。
最难磨灭的是1994年5月赴汪老师家宴的印象。之前的一天，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已到北京。他竟在电话里和我闲聊起来，他从来没有这样说个不停，而且说得杂七杂八，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内容。他的声调显得格外欣快，像个饶舌的老天真。汪老师并不是个善言者，平时我看他基本上是听别人讲，轮到他开口，一大半仿佛经过了思索。他不开口时，眼神却在那里起伏，通常三种，含笑、发愣、锐利。估计他刚喝过酒，很高兴他有这个醉意，让我近了一步。
总算汪老师回到了正题——明天下午你早点来。我一听明白了，他要请我吃晚饭，于是我直言不吃荤。原以为说吃素可以不太麻烦别人，谁家饭桌上没有素菜？倒是一般人待客总要弄些大荤奇腥，费下不少心思。谁知到了他家才发现，更加添了麻烦。
师母一开门我就感到了很正式的气氛，满鼻子菜味。汪老师在围裙上擦着手，示意我看书橱里的一本书，他说：去年出了本新书，他们把我装到酒葫芦里去了，随便喝，不限量（感觉是故意调侃师母的）。
这是沈阳出版社出的《当代散文大系汪曾祺卷》。封面上画着一个酒葫芦，里面一个双手交叉抱腿而坐的老头，身旁歪着一只空杯。虽然画面简洁，但一看就是内行所画，不知为什么，这幅画没把我逗乐，汪老师的话也没使我发笑，正探头想看仔细，汪老师打声招呼又去厨房忙了。汪师母给我泡了茶，坐下来要陪我说话，我说师母你去休息，我自己在这坐一会儿。
他们家的厨房似乎是玻璃幕墙，开面大，有点像马路边卖肉肠的那种熟食店，里面的情况一目了然。汪老师表情严肃，双手或左或右，厨房案板上排满了各种生菜或半成品。 我正跪在椅子上看墙上的一幅什么图（忘了是什么字画），厨房传来“乒”的一声，把我吓了一跳，探头一看，只见汪老师横握菜刀，脸上肌肉收紧着，那块老姜已在刀下拍成碎碴。一会儿，又传来一阵有节奏的剁切声，越来越铿锵有力，仿佛反复阐述着他对烹调的热爱。我忍不住走过去，推开门，汪老师，我来帮忙吧。他眼睛一睃，去坐着，随便拿本什么书看。
他提醒得好，我返回去打开书橱，取出那本书，翻开浏览了目录，卷四是《五味》，有萝卜、豆腐、荠菜等文章。我心里想，嗯这些菜他正在做。然后我又重新去看封面，这才明白为什么笑不出来的缘故，很明显，这个老头仿佛被酒葫芦囚住了，这个看上去有股憨劲的老头显然生趣不够，他的五官明显挂着愁闷和无奈，没有一丝酒后的畅快，完全不是汪老师的气质。不知为什么汪老师也会顺着出版方的意图自认代表了自己？我把书塞回书橱，看看餐桌上的菜有好几个了，觉得汪老师可以住手了。然而他决意要让我难受，他俨然的神情和枪林弹雨般的声响令我坐立不安，我不时从椅子上惊起，在客厅兼餐厅那个空间团团转，感觉自己像个傻子。现在想来可能是我福报不够吧，承受不了汪老师一番精心的厨艺。在汪老师这一面，这些有限制性的食材使他无法施展几只拿手的荤菜，得意、快意也是要打折扣的吧？
汪老师总算收工了，满满当当一大桌，那么多食材，腐竹、香菇、豆角、木耳、土豆、蕃茄、茄子、蒿菜、莴笋、白菜、卷心菜、海带、烤麸、菠菜、菜花、芹菜等（是不是把菜摊上所有蔬菜都买来了），或单拌，或这个配那个混炒，不但有煮，还有炸的，连那碟切得很细的豆腐干都很艺术地淋着深色的浇头，真是又素又花。
汪老师解下围裙，半斜着身子朝椅子上一靠（太累了呀），郑重其事地说，看，没一只荤的，连油都是素的。又瞥一眼师母，她说不好意思，请你吃尼姑菜。我说没关系，权当小姚进了一次家庙。师母摇着头说，越说越离谱了。我笑着说，没关系师母，我是进家庙拜佛。汪老师这才将两只手乱摇，担当不起，担当不起。
汪老师筷子伸到一只碟前，挾了一口尝尝，这只菜烧咸了，你口味清淡（其实味道醇厚，调料都渗透到菜梗菜叶的缝缝隙隙里去了）。凡是品尝过汪老师菜肴的人皆发赞美之声，大概我是第一个不恭者，竟然不识相地说，是咸了些（我怎么就不知道说正好很合适我口味的呀）。
汪老师一点也不计较我的粗笨，说包涵包涵，又对师母说，小姚来了，今天开恩吧？
师母拿起一个酒杯，往他面前一放，早给你准备好了，花雕，也得限量。
汪老师刚坐下又站起来，嗳，女儿红呢？
师母指着另一瓶酒，在呢在呢，你以为我给你喝两种酒啊？说着师母把酒放到我的面前。
汪老师兴高采烈地，来来，喝，进了我的家怎么喝都可以，黄酒不是酒嘛。
我站起来给他倒了酒，自己却坚持不喝，理由是受过不酒戒。汪老师深深地叹了口气，唉，这是我特地为你备下的女儿红啊，你就不肯陪我喝一口（好在师母陪着喝了点葡萄酒）？
丈夫对此事有个形容：老顽童遇到佛呆子，不对机。
汪老师不愧为大度的长辈，很快地和我开起了玩笑，问我什么时候剃头受戒，还说出家前一定要告诉他，作为长辈，他要为我好好备一份礼物，说他们家乡是有这个传统的。阿弥陀佛！他曲着手指双手合十，双肩一耸，背还拱起来，像个猴子（对不起汪老师，不是我要糟蹋您的形象，您当时的猴性实在太足了）。师母担心地朝我看了一眼，忙不迭地给我夹菜，还对汪老师说，你也多吃菜少说疯话。
汪老师满眼笑意，其实我和佛门也有缘份哪，小时候大人为了小孩好养，喜欢到庙里取个法名，也算拜了师父。我那时候有个法名，海鳌，还挂在墙上呢。
我感到新鲜，真的？是那个遨游的遨吗？
不是，是这个鳌，下面是个鱼字。他拿起筷子，在空中一横一竖地比划着。又补充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据我有限的见闻，这个法名属于海字辈，后面那个字才真正属于个体。这个名字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这种传说中的古代巨兽早已销声匿迹了，但汪老师用筷子在虚空中书写的一幕，使我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联想，这似乎是个象征，家乡大淖虽大，仍属湖泊，当从这个水域游进无边的大海，一个巨兽便成就了。
这个“巨兽”好酒，酒后的呼吸更加浓郁，全是对民间的关爱和宽容。他的文字是爱的武器。他的《幽冥钟》让我感动，每一下都震动心灵，那么慈悲、温暖，令人看到苦难中的希望和救赎。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个和我坐在同一个餐桌前的好老头，其实是佛门来慰藉我鼓励我的一个化身。
这桌素餐其味无穷，我深信这顿饭的作用，是嘴吃、眼吃、鼻吃，心灵一起品尝，每一筷我都吃出不一样的滋味，汪老师看着我吃，一脸的满足，他疼爱的眼神更令我停不下来，一个饕餮之徒的形象很快形成了。汪老师对师母说，挺好，小姚胃口不错，能吃这么多。我下意识地脸红了，嗳呀，我好像吃多了。好在师母立即来化解我的难为情，说，多什么多，素的再多也不算多。
他们要我多吃，自己却吃得很少。他们才是真正的素净，衬出了我贪爱的食欲。那天我真是昏了头，不但吃得多，还把那顿宠爱大餐吃成了话宴，这个话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当时我根本没想到汪老师在厨房忙了半天，又陪着我吃饭多累啊，偏偏又被我的唠叨套住（人不到老不知老滋味）。一开始师母还陪我坐着，后来就悄悄离开去打盹了，我马上意识到了，哎呀，汪老师也累了吧？汪老师却说不要管她，你往下说（他一定看出了我没有尽兴）。我竟然没有客气，还真往下说，说个不停。现在我都想不起来说了些什么废话。多年后看到汪朝的文章，提到一个女编辑，说完妈妈说外婆，说完外婆说奶奶（这个形容接地气，不亏为汪女），等她走了，她父亲扑到床上说，累煞我也。我顿时心虚起来，是说我还是另有一个和我一样不知趣的？
多年后从苏北处得知那个谈天说地的女编辑就是本尊，我脑子顿时乱成一团了。苏北又说了他和龙冬去汪家的一次情景，汪老师正打电话，打好后趴在桌上打了一会儿瞌睡，那睡状像个小孩子。然后汪老师留他们吃饭喝酒，吃完后愣了会儿神，抱拳说了一句，我要去睡一会，他们就由他去睡，自己继续坐着聊。这一说我愧疚更深了，他们并没有揪着好老头拼命聊，好老头对他们也是开诚布公。怎么轮到我就出格了？ 我说那么多，只是乘兴。这点像我妈，话多，小时候我还能忍受我妈，越大越不能忍，没油没盐的话，太浪费我时间了，到我老了更不行了（当然母亲也更老了），我完全是为了照顾她的病体才克制着听，有一次她连讲了四个小时，我只是嗯嗯啊啊地应付着，结果嘴唇当场起了个大泡，上火立杆见影。其实自己和妈妈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想想汪老师怎么受得了？猜想可能自己长相年轻，让人误会了，比如第一回李陀请我和杨晓敏吃饭，他就猜小了我十岁。（在各种文字测试游戏中，我的心理年龄也被一次次划入低龄之列，有一次做题都说我比女儿还小，受到众人一致的嘲笑）汪老师对我没有一抱拳而撤走可能也是认为我还小而产生的姑息之情吧？
2020年是汪老师诞辰一百周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别集》，主编汪老师之子汪朗和几个编委来上海参加书展，我去了单向书店那一场见面会，终于有机会清洗内心的惭愧了。我请汪朗坐好，让他在此刻代替一下汪老师，然后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对不起汪老师，我不懂事，让您受累了。汪朗先是一愣，随后上身往上一耸，又把胸一挺，笑着眼睛朝上翻，说这我可得端着架子。他这一翻眼，足以让汪老师过去的这个表情再现，我不由乐了，人顿感轻快了不少。
后来主持人金马洛请每个编委从别集中推荐最值得读的三本书，编委们推荐得不尽相同，汪朗在边上插言：其实好办，左边一本，右边一本，中间一本。我想不笑也不可能，这是得真传的自然流露啊。虽如此，我还是想起了汪曾祺的一条语录：我活了一辈子，我是一条整鱼（还是活的），不要把我切成头、尾、中三段（赞同，所以我将第一批别集全部买下了）。
再回到多年前的那顿素宴，师母休息了一会儿又来客厅陪我。我问他们是不是每天锻炼身体，他们说不，汪老师是借买菜出去散步。我就问附近有什么公园没有，说有个体育公园，他们不久要搬到那里，不算远。我就和他们约定，下回来京，一定陪他们去公园散步，然后就在外面吃一顿（他们这样宴请我，我也得回请一顿吧？没想到最后成了虚诺）。临告别汪老师问我认识回去的路吗，我说还得去看张洁，她说白天不在家。汪老师把师母拉到一边嘀咕了几句（难忘他嘀咕的眼神，眼白多于眼仁），然后叫我别坐公交车，省得换来换去的迷路。我以为他们要为我叫车，正想着怎样谢绝时，师母已把我的胳膊一挎引出了家门，我还没来得及转身向汪老师告别，他就乒的一声关上了铁门，让世人互道再见的程序不得完美。
北京的傍晚很清凉，师母陪着我走了好长一截路，在一个高出路沿的小土坡上立住了脚，她朝远处张望车辆。风把我们俩的头发都吹了起来，师母问我冷不冷，又用双臂拢着我的肩，像抱小孩子一样对我说，你不坐出租我们不放心。汪曾祺赚了些稿费，你别放在心上。
俗称“面的”的一辆小车停在了我们面前，师母报了地点，递给司机十元钱还问够不够（司机说就十元），我夺下来，将钱塞回到她口袋，她又掏出来，我们两个人推来推去，师母急得声音都有些颤了，说不成，你一定要收这個钱。我只好接受下来，车子启动后，我向车窗外的师母挥手，她也向我挥手，这个略显单薄的身影仿佛在夜风中轻晃。
司机说，老太太有钱，你客气啥？我给司机简述了汪老师家的情况，他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大作家家里都没老板台。
车至半途，我把手中攒着的钱放到司机座旁，这才发现是一张崭新的两元钱。司机笑起来，说老太太眼力不济了。我跟着笑，原来师母口袋里还有两元钱，这真是家人式的疏忽。司机说，我也做下好人，免费拉你一趟。我谢绝了这位好心的司机，小心地把两元钱夹进了笔记本中。（之后我一直没动用它，将它留作了纪念。）
北京的路灯亮起来了，从窗外一一闪过，既温暖又清凉，心中突生愧悔，你真不像话，让老头做饭，老太太陪着一格格走过天桥，他们陪你吃素，你却不肯陪他们喝上一口酒，还老师、师母地叫呢，整个一个僵化！自私自利！
那天晚上，我被自责的情绪扰得睡不着，就躺着看刘庆邦送我的一本书，里面有篇汪老师的小说《复仇》，我太孤陋寡闻了，才看到他这篇早期小说。谁说汪老师只会写散文般淡泊的小说，其实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很掌握现代派手法了，而且写得那么漂亮。那个欲去替父亲复仇的主人公一路寻觅着未谋面的仇家，那一路所遇所思，真如入化境啊！宝剑、野蜂、山花、虫蛀的老楝树、酸性石头、浪花沫上飞着的鸟、移他人形象自造成憧憬中的妹妹、停留在时间里不变的从没见过的白发的母亲、敲着罄的和尚、在相同的时间里变化的不同的自己、黑暗化成的莲花，温暖又恍惚的人生。丁！一个火花。丁！又一个火花。这篇小说在我脑海里激荡出无数的火花，我想不喜欢也不行，想忘记它也不行，我知道自己日后会一遍遍地读它，哪怕大家说汪曾祺已经返朴归真离弃华丽和虚幻了。
我为这篇超越私仇的小说感动，两个仇人，全是道中高手，若遵从最初的心愿去相拼，定然血雨腥风，可最终他们齐心协力地去凿山洞，为后人开条方便之道，双方凿透通道所透进来的第一道光线不就是他们开发出的内心之光吗？多么豪情，多么大气，立意高远啊！不是功夫不够，不是忘了世仇，而是将功夫用在了更高的境界，他们一起走出了寻仇的黑暗，找到了自己。如同汪老师本人，不是不懂社会，不是没有应对功利的能力，而恰恰是不屑入流，他舍弃种种心机，保一份真性情以待人生。
就是他的信也见真性情，读来舒服。曾有刊物约我写一下汪曾祺，我就写信采访他，主要问了喝酒和画画两个问题。他回得认真。从中我了解到他从十六七岁即开始喝酒，黄酒、白酒、中国酒、洋酒。白酒从茅台、泸州大曲到北京小酒铺里一毛三一两的，都喝;甚至在张家口喝过兑了水的纯酒精。黄酒爱喝花雕、加饭、善酿。不爱喝香雪，太甜。他感慨洋酒太贵，说自己喝威士忌不加水，更不加苏打，只加冰（据说这是不想降低酒精刺激，又不想用水稀释的酒客的另一种选择，诸如汪老师这样的）。他又总结自己喝酒不挑，在什么情形下喝什么酒都行。
他说年轻时有时会纵饮，岁数大了，喝至微醺即止，这样不至失态。在家里喝了酒话较多，有时打电话给老朋友骂骂人（我笑起来，没见他喝酒后骂人，不过听到过他非议某人，就一句话，还很雅）。 汪老师说家里人其实并不赞成他喝酒，但他酒后挥毫时有佳作，老伴便准许他给人写字画画前喝一点了。他对苏东坡写字前喝到“酒气拂拂从指间出”深有同感，觉得喝点酒笔下放得开。
他说有一碟茴香豆就可以喝酒。有好菜，更要有酒，否则吃不出什么滋味。有时参加什么宴会，没有白酒，只有饮料，就觉得扫兴。他说，喝酒是为了好玩，没有借酒浇愁的时候，至少现在没有。我觉得这是汪老师对喝酒最要紧的态度，人们定论他为“中国最纯情的作家”“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却不入“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酒徒式浇愁之道，更无喝醉后的狂妄之态，他自谦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为《中国作家》画水仙所题之诗），他酒后出来的文字和绘画，总是那样醇香、温补。
至于画画，他说是写意花鸟，曾经画过一个八尺中堂，墨荷，画得很累，以后就不再画这样的大画了，何况他也没有这样大的画案，他后来画的多半是小条幅，四尺宣纸一裁三。他说一直喜欢徐青藤和陈白阳，很受他们影响，春天的时候画了一条梅花小鸟，却似华新罗（我怎么感觉这不是自嘲呀）。再看后面的说法，作小幅时，以墨水线快速勾成;有时彩墨淋漓，水气泱泱，有点现代派。看到这句我就笑，有点小得意呀，虽然没看到他的这幅梅花小鸟，但相信一定与他的文字一样，充满意趣，却无矫揉造作。
汪老师在信中说了一些自己的生活状态，其实就是一种大家熟悉的闲散，做做饭，逛逛小菜场，看看应时当令的新鲜蔬菜，听听菜农和主妇为几分钱的争执等，总之，这些都是生活，都是乐趣。
最好玩的是信的结尾，“你的这篇采访等于是我替你写了。但你要重新组织一下，不要照抄，把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否则人家看了，会觉得我自己吹牛皮。”用汪朗的话说，父亲有时蔫儿坏，这个形容在我听来是一种亲昵。
汪老师经常会这样幽上一默，比如某个年初三他写信告诉我在年初一写了首打油诗，嘱我万万不可发表，说只是录供一笑。我遵嘱一直没说出去，心里却有些疑惑，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断酒、戒荤了？后来看到什么人写文章提到他又喝酒的事，便放下心来。去年在网上看到他书写的一首诗，怎么这样熟悉啊？马上找出那首打油诗对照，果真一模一样：
宜入新春未是春，残茶宿墨隔年人。
屠苏已禁浮三日，生菜犹能簇五辛。
望断梅花无消息，看他桃偶长精神。
老夫亦有闲筹算，吃饭天天吃半斤。
我笑着在心里说，汪老师，你说话不算数啊？不让我说，自己却广而告之了。继尔好奇心上来了，他是什么时候写成书法的呢？落款时间是“新未新正”，我特地查了天干地支表，才知道是1991年正月初三。这个时间也具有文学意味：新通辛，万物初新皆收获;未是味，万物皆成有滋味也。
我还发给苏北看，苏北也证实了这个时间。我问他写了送人啦？苏北说是家里拿出来的，已经收进第一次（2000年）出的书画集里了。我松了口氣，小心眼里觉得汪老师还挺守诺的。
说起他的书画，除了花卉，他还画鸟，用他女儿的话说，全是长嘴大眼鸟，我后来也得到了一只，大眼长嘴，其实在他的文字里也写到过，长嘴大眼，是家乡的鸟（可我忘了是哪篇文章了）。
那是1992年3月的事，汪老师给我寄来了一个大信封，里面有两张画，一张是给我的，一张让我转王安忆。同一个内容，一张荷叶，一只小鸟。王安忆的小鸟躲在荷叶下，我的小鸟站在叶梗上。小鸟嘴有点长，但不过份，眼大偏圆，像汪老师的眼。
给我的这张画着两条长梗，一条顶着一张巨大的荷叶，翻卷如花，另一条梗向右上方斜出去，没有叶子，却有鸟，身色与荷叶同，若不是那尖嘴，看上去就是一张未完全绽开的嫩叶。小鸟身子略前倾，盯着大荷叶看，它的眼神是探究式的，好像面对着一个新鲜的还未看透的世界。
两张画都没题词。给我的只写了三个字“给小姚”（给王安忆的好像是“给安忆”）。
那几年，我无意中得知有不少人得到过汪老师的画，许多人的画都题词了。他曾说过一句，有时题诗是为了略有寄托。大概是视当时心境决定题不题的吧？想来画这两只小鸟时心情平静、闲适、且开放，没有什么好强调补充的。
听汪朗说，汪老师很喜欢给人送画，却舍不得送书，他认为父亲要看人头，有的人未必理解、喜欢他的文字。我另有想法，猜测主要原因还是文人的窘境，稿酬太低了，样书没几本，送人还得买。对于汪老师来说，可能觉得画画成本低，他画画用的是普通的墨汁，瓶装的，没有古人磨墨之类的雅致，画好了连画笔都不洗，下次接着画。家人说他太不珍惜自己，画送多了不值钱。他不管，想起来就画，画了就送。从另一方面说，不是反证了他的画技纯熟，画画不是件难事？倒是有一人寄过十元钱请他作画，他清高劲上来了，我的画只值这点钱？退回！听说还有些人，到了汪宅就翻他的书柜顶（据说他画好一幅画就朝上面一扔），只要熟门熟路加上脸皮厚就一定有收获，用汪朗的话来说，那些循规蹈矩毕恭毕敬一口一句汪老的人就拿不着画。我从没乞画的企望，庆幸汪老师没忘记我，主动送了我一幅，否则我要遗憾死了。
想起他画画的一些细节，我会发自内心地微笑，比如挤些菠菜汁充作淡绿，或者用牙膏涂成另一种白，没有书画印章，弄点红颜色画个印章之类。有一次和一位也爱画画的作家谈起汪老师的画，他虽对汪老师同样敬仰，对蔬菜汁却不认同，认为那根本就不是颜色。其实汪老师对色彩的感觉是自然而然的，从他的小说《异禀》中就看到许多色，比如“烟是黄的。他们都穿了白布套裤。这裤也都变黄了。下了工，脱了套裤，到处是黄的，他们身上也是黄的。头发也是黄的。手艺人都带着他那个行业特有的颜色。染坊师傅的指甲缝里都是蓝的，碾米师傅的眉毛总是白蒙蒙的。”汪老师的生活也是浸润在颜色中的，他爱烧菜，很熟悉菠菜、青菜，挤点它们的汁出绿色效果也顺理成章，同样，牙膏也是天天用的，需要在画纸上涂白时也非钛白不可。汪老师用颜色是有自己想法的，也是随性的，从他画画这件事来说，只是出于一种兴趣，在自创的颜色运用上，他没准还有些得意呢。 果然，汪朗揭父亲老底，说那些菠菜汁现在都褪色了，牙膏干结，白色还在。我理解汪老师，我也有过类似的行为，比如捣碎土三七的果实，以紫色的浆液在纸上涂抹出愤慨和哀伤——因为小区的流浪猫被人毒杀了。我用色是被情所牵，很一本正经，汪老师用色具游戏精神，更单纯更豁达。结果一样，我的浆果紫两年后也褪色了，奇怪的是它褪成了又脏又丑的浅土黄。
我仔细研究过汪老师送我的这张“27×33”的小画，是不是里面也有嬉戏的成份，结果没闻到什么蔬菜的气味，也没有清洁用品的痕迹，却发现那荷叶的颜色是被覆盖过的，原先用的色较鲜艳，好像翠绿里掺了丁点湖蓝和粉绿，后来覆盖了深浅不一的墨色，和鸟的颜色达成了一致，总之，整张图看上去很和谐了。
這张画我一直卷放着，直到他老人家去世，我才上裱装框挂到墙上。多年后我又有了新发现，在这张荷叶下面，有七个淡化的墨点。不是才发现这七个小点，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是露水的意思，也能感悟到它们高低不一的排列具有旋律的艺术效果，我的新发现是这七颗露珠不是从荷叶上自然滑下的，它们是被小鸟摇动着震落的。
啊，汪老师的幽默是通过这个动感体现出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才体会出来。这只小鸟还挺大胆的呢，即使看不透眼前这个世界，也敢将它摇上一摇呢。我的心微醺了，好像闻到了女儿红的酒香。愿我亲爱的汪老师在下笔点出这七滴露珠时，是沉浸在最醇厚的酒味之中。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那件抱憾的往事，几乎是不由自主的。我想说的是这个好老头不仅仅是大家公认的淡泊、简朴，其实他也有违心和笨拙的一面，比如有人故意装傻，趁他喝酒“勾引”他说许多话，他不知道中了套，反而甘之如饴恨不得向人掏心。当然我这样的真傻也不值得称道，话说回来，谁让他充当陪坐陪聊的角色呢？汪老师欠稿多，非常忙，没有多少时间给别人看稿提意见，但碰到有人缠着他也只好顺从，比如他对我说起一个文学爱好者不停地上门，让他看稿提意见，每次来都提着老醋，他无奈地说，吃了人家不下几十斤醋了，怎么办呢？不看也得看了，还得好好看。
汪老师是1997年5月16日在医院离世的，还是那个病，肝硬化引起的门静脉高压出血。收到北京京剧院关于汪老师去世通告后，我整个人木了，虽然依然坐在那里看稿，整整半天就像看白纸一样，一个字也没看进去，脑子里尽是他的形象。
谈到汪老师，酒字是绕不过的，他本身就像一个永不枯竭的大酒罐，分杯汪曾祺是许多人的愿望。就我所知，他使多少人产生了快乐，龙冬、苏北等后辈与他一起喝酒叙谈，那快乐延续至今，我虽然不喝酒，但他做的那顿素宴我吃到现在。而他留下的文字百味也没有过期，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品尝。在他老人家去世后，我特地买了《榆树村杂记》，为的就是一种怀想，此书的文章都是他在蒲黄榆路9号楼1201室完成的。
作家金宇澄有一次对我说，我觉得汪曾祺这个人很有意思，你去看别人写他的文章，十篇十个样子。十个汪曾祺，不重样的。是的，他太丰富了，丰富到没有定式，丰富到每个认识他的人都有自己的话题， 比如对他的文字的欣赏，我们都能领略到真情、简明、平淡、灵动、诗意，甚至书香气、泥土味等，我还能感受到他的冲淡里隐藏着的尖锐，最有感触的是汪曾祺的文字能给人代入感的愉悦，它是通过一种诵读性达成的。我和丈夫在家里经常会随口诵读他几句话，我们都不会因为无数次的重复而打断对方，反而会像第一次听到那样的兴味盎然，比如：“我就开始画薯块。那就更好画了，想画得不像都不大容易（这一句我们往往重复两遍），画完一块薯块，我就把它放进牛粪火里烤烤，然后吃掉。”“树干近根部已经老得不成样子，疙瘩瘤球（这句也必重复两遍），用手指搔搔它的树干，无反应。它已经那么老了，不再怕痒痒了。”“她们嘴里不忌生冷，男人怎么说话她们怎么说话，她们也用男人骂人的话骂人。打起号子来也是‘好大娘个歪歪咧——歪歪子咧’（最后四字要重复地念才爽）。” “詹大胖子是个大胖子，很胖，而且很白，是个大白胖子。尤其是夏天，他穿了夏布的背心，露出胸脯和肚子，浑身的肉一走一哆嗦，就显得更白，更胖。他偶尔喝一点酒，生一点气，脸色就变成粉红的，成了一个粉红脸的大白胖子（每句都形象都值得乐）。”“他说话有个特点，爱用成语，而且把成语的最后一个字甚至几个字‘歇’掉，‘同学们，你们都是含苞待，将来都有锦绣前。练功要硬砍实，万万不可偷工减。现在要是少壮不，将来可就老大徒了！踢腿！——走！（之后往往引发起我们的回忆，一些小人物形象顿时重现）。太多了，不能一一举例，何况直到现在我还没把汪老师所有的文字读完，我一点也不急，从小就有一个习惯，好东西要存着慢慢享受。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欣赏汪曾祺的文字的。我就遇到一位大学毕业生，她问我，汪曾祺的东西究竟有多好？太简单了，这样的文章我一天能写三篇。我一愣，随后有些情急地说，他能在平常语中出新意呀。她说这我也做得到。我憋了一下，又举了例子，说他的行文常常妙不可言，比如《受戒》中的一段：“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说到这儿我停了一下，你不觉得他突然从画匠跳到婊子很意外又很情趣吗？更搞笑的是汪曾祺在这当口并没嘲笑之意，反而一本正经顺理成章似的解释道，“他的家乡出和尚。”我这样说着又忍不住笑起来，可是姑娘不笑，她大概觉得我是盲目崇拜太容易被显浅的东西逗笑了。
我承认，我对汪老师的文字确实也有一份爱屋及乌的情感，老人家太可爱了。他说的有些话，可能别人也会说，但由他说出来，就像有椒盐味。比如他回答别人为什么写作，看上去很谦虚：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还挺押韵）。完全可以想象出他的眼神，那黑漆漆的眼仁，闪着调皮和自得的光。
喜爱一个人最初可能是出于本能，随着自己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喜爱不减而且越来越深就一定有原因了。苏北曾谈过自己的体会，他说因为我们对汪曾祺的理解一直在增长，因此才会觉得他也一直在成长，活得越来越好（大意）。这真是活在心里的最好注释了。 听说汪老师生前曾有办一场画展出一本画册的愿望。他去世后三年，他的子女为他选编了画集，而画展不止一场，2020年是他老人家诞辰一百周年，这一年竟然有四场汪曾祺画展：高邮博物馆（一百幅）、浙江美术馆（一百六十幅）、贵阳孔学堂（六十多幅）、中国现代文学馆（六十二幅）。这种频率，恐怕专业画家也少见。汪老师如果在世，也会惊得瞪大眼睛吧？出版人李建新对我说，如果不是疫情，会更多。
我完全相信。在這样的情况下，还有那么多人去看他的画展就说明了问题。我和张鑫就是特地开车去杭州看他画展的，要知道浙江美术馆可是重量级的国家专业展馆啊。一楼是当代“一带一路”群体油画，二楼是齐白石、黄宾虹的画作，汪曾祺的“岭上多白云”则在三楼整整独霸了一层楼。入口处是他老人家的一张大幅照片，稍过去一些是他的几十张中小型照片，几乎挂满了整堵墙，不少我也是第一次见。过去，我想不到和北京的作家老师合影，当然也从没和汪老师一起合影，这一次，我和这些熟悉或陌生的汪曾祺们合了影。
这个画展使我改变了一个看法，过去我觉得汪老师的画非常有味道，精神气十足，技艺也不比专业画家差，没必要非把自己归入文人画（是我无知地将作家画等同于文人画了），它就应该是一幅单纯的画，也用不着在空白处题字作诗，减轻绘画的元素。
没想到不论年长的还是年轻的，都很仔细地看汪曾祺画中的题词，有的还诵读出声。原来大多数观众是先喜欢了他的文字才对他的画起了兴趣，我这才承认他的画和文字是相辅相成、相应成趣、浑然一体的，那些简朴生动的题词像他的文学作品一样，为画作增添了无穷的魅力。我自己也不知不觉地读起了画上的文字，它们好像活的一样，比如《千山响杜鹃》那个响字还是繁体，像繁密的花瓣，真是响得多笔多划声波浓重啊。过去我习惯用文本方式看画，现在看汪老师的画，更成了一个全面进入他精神思想和画技的途径，他是多么自然地浸润在中国文化的文脉中啊。
在展厅遇到的大多是年轻人，汪曾祺的画如此受年轻人欢迎我确实没有想到。其中一个赵姓小伙子是第二次来了，这次他还特地带了长焦相机，说要拍下汪曾祺所有的画作。我和他交谈了几句，发现我们的喜欢非常接近，小伙子加了我微信，说到时候会把所有的照片发给我。
作为一个猫奴，我对画展中的一个细节特别敏感，就是有五张画上有猫的形象，大多待在葡萄、紫荆上面。没见猫喜欢这类植物啊？我提出自己的疑问，张鑫的反应还要奇怪，她说我还以为这毛茸茸的东西是狼呢，原来是猫。我很纳闷，她怎么会看成狼？也相差太远了。
回上海后，无意中在网上看到汪老师一幅画，一只小东西蹲在插着柳枝的花瓶前，文字注明是松鼠，我就开始怀疑自己在画展上的所见，特地将小赵发过来的所有汪画重看了一遍，果然，那几幅我认为是猫的形象与这只小东西造型相似。太奇怪了，松鼠怎么会鼓着脸，像猫的胖腮，还有猫一样的长须？我便对小赵说，明明是猫脸嘛，他自己画过的昆明猫也是这样一张脸，这是猫脸松鼠。小赵说，可能地域不同，他看到过的松鼠和我们熟悉的不同吧？我还是有些疑惑，在网上反复地查，这才知道松鼠吃东西时脸蛋会一动一动地鼓起来，而且脸上也有胡须。原来汪老师一点没错，他的文字和画作都是从细致的观察中来的呀。我同时怀疑自己耳背或者误听了张鑫的话，没准她说的是黄鼠狼，黄鼠狼和松鼠倒是有点接近，她比我错得有谱些。
永远难忘走出浙江美术馆的那一刻，天下起了细雨，整个世界湿漉漉的，我们在西湖边等车，空气中飘荡着时有时淡的桂花香，如同汪老师的气息，似有似无。他的眸子映在水面上，如幻似真，过去接触过的片断和刚才看到的画全混在了一起，像一张不确定的照片在寻找一个凝聚点稳固下来。我知道，就像过去看到他就高兴，看到他就透气一样，日后回忆起这个特殊的感觉，也一定是色香味俱全的。
自从见了汪曾祺，才知道这个码头不知吸引了多少自傲、自谦、自恋甚至自卑的船只，而我这只小破船也因机缘泊岸得以拾级而上。蒲黄榆路9号楼1201室。多少编辑、文友喜爱的地址啊！1983年至1996年间汪曾祺就居住于此。七月的北京充满了生活气息，人们穿着随意、行走悠闲，看上去很舒服、透气。印象最深的是大街上一位摆摊的大娘，一本正经地穿着白围兜，戴着白圆帽，大白木箱上写着大红的“冰棍”两字，人和物都那么普通，却搭配得跳跃，充满了清凉舒适的童趣。细想起来，这个场景几乎成了我认识汪曾祺的一个暗示，我将以自己的眼光和喜好印证众口赞美的好老头形象。从初次见面到汪曾祺1997年离世，中间隔着十一二年的光景，去他家的情景也只能忆起几次，电话、书信的联系也记不全了，但对他的认知却清晰可辨，如同仰见一座宫殿（中国式的），直至走上高处，才发现只是一座戏台，角色杂多，几乎都是平民百姓，或穿行或盘桓，情状万千，布景也是浩瀚多变，有山有水，有庙有摊，有船有田，还有鸡鸭茅草牛粪饼子等等，万物全闪着宝光。汪曾祺迈着不快不慢并不矫健的步子，隐隐约约地从幕侧走出来，穿着一件紫色的夹克衫。他太不起眼了，走路又沉浸在自己的心中（就如某次我和他窄路相逢，他竟视而不见地擦身而过一样），轻易地就隐入幕的另一侧了。看不到他的脸没关系，舞台上的一切角色都带着他的部分表情，直至今日，时光的舞台幕布依然未落（难怪有人发问，汪曾祺热为什么一直不减）。
说来惭愧，在见他之前，我的阅读范围狭窄，关注的多是少儿作品，不知道汪曾祺的《受戒》《异秉》《大淖记事》已经在社会上大放异彩，幸亏我在美影厂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故里三陈》中的《陈小手》，极短，千余字，但已雷霆般地震撼了我，仅结尾那句“团长觉得怪委屈。”就让我五体投地，人生的差异和人性的复杂写到这种地步，真是一句顶一万句啊。
杨晓敏的小本上记着作家们的联系方式，她读着蒲黄榆路时，就产生了一个咒语似的效果。当时，我只是很自然地联想起河边如蜡烛的蒲黄和缀满疙瘩的老榆树，一个古老乡镇的林木水草风貌围绕着汪曾祺，至今日，这条路名在我心里完全为汪曾祺一人占有，如同他的影子一般不可分割。
第一次进他家，有些意外，虽然是三室一厅，但感觉小（属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类），更想不到的是他的样貌，黧黑，却不魁梧，是混入民工队伍就不见的那种。这是第一眼粗感，需再看第二眼、第三眼，细心地看，汪曾祺就长得有味，他五官耐看，眼框大，眼仁黑而有力，微微一转便生精神，更不用说那大眼仁黑漆漆的带着光，是暗暗的燃烧，更奇的是抽烟的他竟然有一口整齐的好牙，白净闪亮，完全可以为黑人牙膏做广告。不过，经不住进一步细看——几颗门牙边镶着细细的烟痕，虽如此，还是真实，属于瑕不掩瑜。
当时他正在饭桌前拿着毛笔写大字，我有些拘谨，又不懂书法，只好傻乎乎地站在一边，杨晓敏则大声叫好。汪曾祺放下笔，收起字，招呼我们落坐。杨晓敏指着门口堆着的书说，汪老，送我们签名书啊。他脾气很好地说好好，转身要找笔，杨晓敏掏出自己的笔递过去，他弓腰曲背，认真地一一签字，就这样，我得到了他的第一本赠书《晚饭花集》。我很兴奋，因为里面就有《故里三陈》。
非常奇怪，想起汪宅，总是离不开餐桌上的印象。那次杨晓敏一口答应留下吃饭，这个一向礼貌的女子连客气话都不说，多少让我感到意外。吃饭时我眼睛一直随着汪老师转（不知为什么，我开口就称他汪老师，之后一直如此称呼，想不到像别人那样尊称他汪老）。他问我们会不会喝酒，我说不会，杨晓敏却说色酒、白酒都行。他立即兴高采烈起来，好，有酒伴了。当杨晓敏欲与他碰杯时，他摆了下手：换碗（是要换他自己的酒杯）！汪师母（施松卿）在一边显得有些紧张，可又碍于客人之面，只能轻轻地提醒了一句，曾祺，少喝两口。汪老师眼睛朝她一斜，带着一丝“这时候你不好管我了吧”的得意。那时我倒是替杨晓敏担心，却不知道汪老师竟有着和我母亲一样的门静脉高压，那是肝硬化引起的疾病，酒是大敌。在我们家，連酒酿圆子都不敢给母亲多吃的，可想汪师母的担心了。当时汪老师和杨晓敏频频碰杯，我惊讶他的随意，杨晓敏的笑颜也让我惊奇，她在单位似乎严肃有余轻快不足。这是一个新发现，似乎和汪老师一起喝酒，不但能壮大酒力，还能激发出潜伏着的活力。
第二回我独自去北京，与一作者谈稿子的修改问题，当时《青年文学》的何志云在一旁，听说我次日要去汪曾祺家，表示要和我同去，他说久没见好老头了，老想他的。何志云是拎着一瓶什么酒去的。这次见面好像是上次的延续，他和汪老师交谈甚欢，汪老师好像也没说什么特别搞笑的话，偏就将何志云逗得前俯后仰，我本能地感到，来这里的人都是寻快乐来的。
那天不知怎么说到气功的话题，我把铁发夹拿下来放到桌上，隔着十几厘米将它移动，何志云对我的小节目没太大的意外，汪老师咦了一声，有些惊讶，连师母也说，有点道理嗳。我更加起劲了。汪老师笑起来，说你这个气功呆子。这一声呆子就把我叫开心了，汪老师没把我当外人嗳。
后来我再去蒲黄榆路，也熟门熟路了，我不再和人同去，为的是独占和汪老师的相处时间。我也学别人样，提上一瓶酒，再带上点水果或者糕点。他会说破费破费，眼神只是一瞥，却是落在酒上，他对这种液体真是有特殊的感情啊。
去汪老师家，讲起来是去约稿，可一坐下就是海阔天空。也许这是我的失策之处，他欠稿多，我这样不逼迫的编辑或许使他没有紧迫感。印象中他给我的文字就少，只记得他在给《北京文学》几篇“聊斋志异”之后，才给我们几篇新笔记小说，还是他的语言风格，只是写得好玩极了。不知道这算不算他的“衰年变法”？他的作品不少，我看来看去的记忆都混乱了，明明不是在我们这里发的，因为太契入自己心境，隔一段时间竟以为自己责编了。但他根据高邮传说故事改编的短篇小说《鹿井丹泉》我却忘了，可能出家人和鹿之爱这一笔使我本能地在记忆中抹去了，其实他写得很美，也具有逻辑性，但我的认知是有阶段性的，看稿很容易有分别心，好长一段时间我竟以为这篇小说是发在其它刊物上的。我的糊涂也是出了名的，或许我进《上海文学》做文学编辑是一个误会。 为了启发我，他说过一些写作时要注意的问题，可惜我都忘了，但他说的这个话我牢牢记住了：有时可以描写一个和整个故事不搭界的细节，造成一种特殊的味道。他举了个例子，说国外一小说写到一个饭馆，进来一个人，和饭馆里的任何人都没关系，这个人嘴里叼着一支花。太奇特了，我手指瞬间抽了几下，好像过了电一样，心里充满了想知晓后续的强烈愿望，只是我当时傻透了，只知道沉浸在这个新鲜的感受之中，不知道问问是哪一篇小说（有谁知道的，麻烦相告），就这样轻易地丧失了一次阅读的机会。
他后来对我小说提的一条意见就体现了那种主张，“割破树干吮吸树液这个细节极好，如果樟子松也有树液，为什么不吮吸樟子松的树液？不一定要写树液是甜的不是苦的，可以写出一种特殊的味道。”
说起这件事我还出了个洋相。那年王安忆正要去北京开一个什么会，说能遇到汪老师，我就让她捎带去这篇小说初稿。在信里我还写上一句：附上回寄邮票。王安忆回来对我说，汪曾祺掏出信，正反面看看，抖抖，说邮票呢？我一下闹了个大红脸，哎呀，忘了放了。王安忆笑着说，他很好玩，挥了挥手说算了算了，我写了你带回去，不用邮票。
汪老师在信中告诉我，当天就匆匆看了一遍，第二天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表扬的话就八个字“不错。很好。觉得很好。”（还是分三次说的。）批评的话就多了，首先表现在建设性意见上，“可以进行再加工，有些地方语意已足，不必再描，叙述语和对话都可以用一点上海话和东北话。句子奇峭一点，味道会更深长。”更多的是逐字逐句的改动和质疑，比如小说名《代价》把意思限制住了，还是用《扎根树》或《扎根林》有新鲜感;“从不落伍”意思含糊，可加一句东北话“办什么事都能赶趟”;把树木被伐、新植的“一贬一褒”改成“一个受抬举，一个遭折磨”;菜墩不能“包”一层猪皮，只能钉一圈猪皮。还有嗲妹妹这个外号大柱知不知道？他懂不懂？问过众知青没有？他能不能发出这個字音？改了几处标点，这样可以造成情绪的间隔。写风声“抑扬顿挫”好，但“以歌代哭”似多余，也浅。可惜这篇被汪老师直接注明和修改的草稿连同几封信都被某先生借去了，他说要编一本名家信笺汇集，被借的信件不止汪老师一人的，直到此先生去世都没归还……那时我领略文字三昧的能力不如现在，否则再对照着看会更有收获。好在我由此注意了准确表达，也重视了标点符号的运用，更养成了写好文章自己先读一遍听听节奏品品味道的习惯。
小说在《萌芽》发表了，次年杂志社欲在《新人新作评介》中发相关文字，我告诉汪老师要用他的信作为附录，他回复没有意见，只是稍稍有些后悔，早知如此应该再细看一下，把意见也再推敲一下。不过他觉得这样也有好的地方，就是真实，否则就会像李慈铭写日记一样，变得不自然起来。然后他这样说道，“创作能不能指导，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能不能‘教’，这是个世界性的有争论的问题。我以为，不是完全不能教，只是这得‘手把手’，不能靠上大课，讲空道理。具体办法大概只能是就青年作家的作品提一点实实在在的意见，加以批注甚至修改。我的老师沈从文对我就是这样做的。这样做比较实惠。作为一个有点经验，知道一点创作的甘苦（评论家往往不知道搞创作的人的甘苦）的上了岁数的作家，都应该有这种责任。只是我已经七十一岁，多看青年作家的作品，实在有点吃不消。你，是例外。（希望不要有很多例外哦）你说你忽然于一日间顿悟了写散文之道，我想看看你得道之后的散文是啥样子。”
我很惭愧，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样轻狂，竟用了顿悟的字眼，之后没敢再请他看稿，包括已发表的散文。倒是他自己在后来的信中说看到我近期写了不少东西，还赞了一句“了不起”。还说听别人讲，我现在已经不练气功了，他不太相信我会一下子放弃，他甚至说练到这样的水平丢下了太可惜。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复汪老师的了，我只是庆幸这种放弃，但也不悔曾有的经历，不同的阶段我有不同的心得体会。写到这里我突然兴起，几十年没玩小游戏啦！谁知铁夹、别针都不听我指挥了，纹丝不动，一声笑当即从胸口蹿了出来，我发誓那是自然的笑声。也许是我的心力和意志力转移到别处所致，总之，我毫不遗憾。而汪老师对我的影响却在不断增长，因此有两年我给某校高中学生上散文课时，用的也是汪老师的这个办法，逐字逐句的标注以及提出修改的方向。校方和学生反应俱佳，借机在这里得意一下，也多少对得起汪老师的关怀。
最难磨灭的是1994年5月赴汪老师家宴的印象。之前的一天，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已到北京。他竟在电话里和我闲聊起来，他从来没有这样说个不停，而且说得杂七杂八，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内容。他的声调显得格外欣快，像个饶舌的老天真。汪老师并不是个善言者，平时我看他基本上是听别人讲，轮到他开口，一大半仿佛经过了思索。他不开口时，眼神却在那里起伏，通常三种，含笑、发愣、锐利。估计他刚喝过酒，很高兴他有这个醉意，让我近了一步。
总算汪老师回到了正题——明天下午你早点来。我一听明白了，他要请我吃晚饭，于是我直言不吃荤。原以为说吃素可以不太麻烦别人，谁家饭桌上没有素菜？倒是一般人待客总要弄些大荤奇腥，费下不少心思。谁知到了他家才发现，更加添了麻烦。
师母一开门我就感到了很正式的气氛，满鼻子菜味。汪老师在围裙上擦着手，示意我看书橱里的一本书，他说：去年出了本新书，他们把我装到酒葫芦里去了，随便喝，不限量（感觉是故意调侃师母的）。
这是沈阳出版社出的《当代散文大系汪曾祺卷》。封面上画着一个酒葫芦，里面一个双手交叉抱腿而坐的老头，身旁歪着一只空杯。虽然画面简洁，但一看就是内行所画，不知为什么，这幅画没把我逗乐，汪老师的话也没使我发笑，正探头想看仔细，汪老师打声招呼又去厨房忙了。汪师母给我泡了茶，坐下来要陪我说话，我说师母你去休息，我自己在这坐一会儿。
他们家的厨房似乎是玻璃幕墙，开面大，有点像马路边卖肉肠的那种熟食店，里面的情况一目了然。汪老师表情严肃，双手或左或右，厨房案板上排满了各种生菜或半成品。 我正跪在椅子上看墙上的一幅什么图（忘了是什么字画），厨房传来“乒”的一声，把我吓了一跳，探头一看，只见汪老师横握菜刀，脸上肌肉收紧着，那块老姜已在刀下拍成碎碴。一会儿，又传来一阵有节奏的剁切声，越来越铿锵有力，仿佛反复阐述着他对烹调的热爱。我忍不住走过去，推开门，汪老师，我来帮忙吧。他眼睛一睃，去坐着，随便拿本什么书看。
他提醒得好，我返回去打开书橱，取出那本书，翻开浏览了目录，卷四是《五味》，有萝卜、豆腐、荠菜等文章。我心里想，嗯这些菜他正在做。然后我又重新去看封面，这才明白为什么笑不出来的缘故，很明显，这个老头仿佛被酒葫芦囚住了，这个看上去有股憨劲的老头显然生趣不够，他的五官明显挂着愁闷和无奈，没有一丝酒后的畅快，完全不是汪老师的气质。不知为什么汪老师也会顺着出版方的意图自认代表了自己？我把书塞回书橱，看看餐桌上的菜有好几个了，觉得汪老师可以住手了。然而他决意要让我难受，他俨然的神情和枪林弹雨般的声响令我坐立不安，我不时从椅子上惊起，在客厅兼餐厅那个空间团团转，感觉自己像个傻子。现在想来可能是我福报不够吧，承受不了汪老师一番精心的厨艺。在汪老师这一面，这些有限制性的食材使他无法施展几只拿手的荤菜，得意、快意也是要打折扣的吧？
汪老师总算收工了，满满当当一大桌，那么多食材，腐竹、香菇、豆角、木耳、土豆、蕃茄、茄子、蒿菜、莴笋、白菜、卷心菜、海带、烤麸、菠菜、菜花、芹菜等（是不是把菜摊上所有蔬菜都买来了），或单拌，或这个配那个混炒，不但有煮，还有炸的，连那碟切得很细的豆腐干都很艺术地淋着深色的浇头，真是又素又花。
汪老师解下围裙，半斜着身子朝椅子上一靠（太累了呀），郑重其事地说，看，没一只荤的，连油都是素的。又瞥一眼师母，她说不好意思，请你吃尼姑菜。我说没关系，权当小姚进了一次家庙。师母摇着头说，越说越离谱了。我笑着说，没关系师母，我是进家庙拜佛。汪老师这才将两只手乱摇，担当不起，担当不起。
汪老师筷子伸到一只碟前，挾了一口尝尝，这只菜烧咸了，你口味清淡（其实味道醇厚，调料都渗透到菜梗菜叶的缝缝隙隙里去了）。凡是品尝过汪老师菜肴的人皆发赞美之声，大概我是第一个不恭者，竟然不识相地说，是咸了些（我怎么就不知道说正好很合适我口味的呀）。
汪老师一点也不计较我的粗笨，说包涵包涵，又对师母说，小姚来了，今天开恩吧？
师母拿起一个酒杯，往他面前一放，早给你准备好了，花雕，也得限量。
汪老师刚坐下又站起来，嗳，女儿红呢？
师母指着另一瓶酒，在呢在呢，你以为我给你喝两种酒啊？说着师母把酒放到我的面前。
汪老师兴高采烈地，来来，喝，进了我的家怎么喝都可以，黄酒不是酒嘛。
我站起来给他倒了酒，自己却坚持不喝，理由是受过不酒戒。汪老师深深地叹了口气，唉，这是我特地为你备下的女儿红啊，你就不肯陪我喝一口（好在师母陪着喝了点葡萄酒）？
丈夫对此事有个形容：老顽童遇到佛呆子，不对机。
汪老师不愧为大度的长辈，很快地和我开起了玩笑，问我什么时候剃头受戒，还说出家前一定要告诉他，作为长辈，他要为我好好备一份礼物，说他们家乡是有这个传统的。阿弥陀佛！他曲着手指双手合十，双肩一耸，背还拱起来，像个猴子（对不起汪老师，不是我要糟蹋您的形象，您当时的猴性实在太足了）。师母担心地朝我看了一眼，忙不迭地给我夹菜，还对汪老师说，你也多吃菜少说疯话。
汪老师满眼笑意，其实我和佛门也有缘份哪，小时候大人为了小孩好养，喜欢到庙里取个法名，也算拜了师父。我那时候有个法名，海鳌，还挂在墙上呢。
我感到新鲜，真的？是那个遨游的遨吗？
不是，是这个鳌，下面是个鱼字。他拿起筷子，在空中一横一竖地比划着。又补充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据我有限的见闻，这个法名属于海字辈，后面那个字才真正属于个体。这个名字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这种传说中的古代巨兽早已销声匿迹了，但汪老师用筷子在虚空中书写的一幕，使我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联想，这似乎是个象征，家乡大淖虽大，仍属湖泊，当从这个水域游进无边的大海，一个巨兽便成就了。
这个“巨兽”好酒，酒后的呼吸更加浓郁，全是对民间的关爱和宽容。他的文字是爱的武器。他的《幽冥钟》让我感动，每一下都震动心灵，那么慈悲、温暖，令人看到苦难中的希望和救赎。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个和我坐在同一个餐桌前的好老头，其实是佛门来慰藉我鼓励我的一个化身。
这桌素餐其味无穷，我深信这顿饭的作用，是嘴吃、眼吃、鼻吃，心灵一起品尝，每一筷我都吃出不一样的滋味，汪老师看着我吃，一脸的满足，他疼爱的眼神更令我停不下来，一个饕餮之徒的形象很快形成了。汪老师对师母说，挺好，小姚胃口不错，能吃这么多。我下意识地脸红了，嗳呀，我好像吃多了。好在师母立即来化解我的难为情，说，多什么多，素的再多也不算多。
他们要我多吃，自己却吃得很少。他们才是真正的素净，衬出了我贪爱的食欲。那天我真是昏了头，不但吃得多，还把那顿宠爱大餐吃成了话宴，这个话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当时我根本没想到汪老师在厨房忙了半天，又陪着我吃饭多累啊，偏偏又被我的唠叨套住（人不到老不知老滋味）。一开始师母还陪我坐着，后来就悄悄离开去打盹了，我马上意识到了，哎呀，汪老师也累了吧？汪老师却说不要管她，你往下说（他一定看出了我没有尽兴）。我竟然没有客气，还真往下说，说个不停。现在我都想不起来说了些什么废话。多年后看到汪朝的文章，提到一个女编辑，说完妈妈说外婆，说完外婆说奶奶（这个形容接地气，不亏为汪女），等她走了，她父亲扑到床上说，累煞我也。我顿时心虚起来，是说我还是另有一个和我一样不知趣的？
多年后从苏北处得知那个谈天说地的女编辑就是本尊，我脑子顿时乱成一团了。苏北又说了他和龙冬去汪家的一次情景，汪老师正打电话，打好后趴在桌上打了一会儿瞌睡，那睡状像个小孩子。然后汪老师留他们吃饭喝酒，吃完后愣了会儿神，抱拳说了一句，我要去睡一会，他们就由他去睡，自己继续坐着聊。这一说我愧疚更深了，他们并没有揪着好老头拼命聊，好老头对他们也是开诚布公。怎么轮到我就出格了？ 我说那么多，只是乘兴。这点像我妈，话多，小时候我还能忍受我妈，越大越不能忍，没油没盐的话，太浪费我时间了，到我老了更不行了（当然母亲也更老了），我完全是为了照顾她的病体才克制着听，有一次她连讲了四个小时，我只是嗯嗯啊啊地应付着，结果嘴唇当场起了个大泡，上火立杆见影。其实自己和妈妈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想想汪老师怎么受得了？猜想可能自己长相年轻，让人误会了，比如第一回李陀请我和杨晓敏吃饭，他就猜小了我十岁。（在各种文字测试游戏中，我的心理年龄也被一次次划入低龄之列，有一次做题都说我比女儿还小，受到众人一致的嘲笑）汪老师对我没有一抱拳而撤走可能也是认为我还小而产生的姑息之情吧？
2020年是汪老师诞辰一百周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别集》，主编汪老师之子汪朗和几个编委来上海参加书展，我去了单向书店那一场见面会，终于有机会清洗内心的惭愧了。我请汪朗坐好，让他在此刻代替一下汪老师，然后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对不起汪老师，我不懂事，让您受累了。汪朗先是一愣，随后上身往上一耸，又把胸一挺，笑着眼睛朝上翻，说这我可得端着架子。他这一翻眼，足以让汪老师过去的这个表情再现，我不由乐了，人顿感轻快了不少。
后来主持人金马洛请每个编委从别集中推荐最值得读的三本书，编委们推荐得不尽相同，汪朗在边上插言：其实好办，左边一本，右边一本，中间一本。我想不笑也不可能，这是得真传的自然流露啊。虽如此，我还是想起了汪曾祺的一条语录：我活了一辈子，我是一条整鱼（还是活的），不要把我切成头、尾、中三段（赞同，所以我将第一批别集全部买下了）。
再回到多年前的那顿素宴，师母休息了一会儿又来客厅陪我。我问他们是不是每天锻炼身体，他们说不，汪老师是借买菜出去散步。我就问附近有什么公园没有，说有个体育公园，他们不久要搬到那里，不算远。我就和他们约定，下回来京，一定陪他们去公园散步，然后就在外面吃一顿（他们这样宴请我，我也得回请一顿吧？没想到最后成了虚诺）。临告别汪老师问我认识回去的路吗，我说还得去看张洁，她说白天不在家。汪老师把师母拉到一边嘀咕了几句（难忘他嘀咕的眼神，眼白多于眼仁），然后叫我别坐公交车，省得换来换去的迷路。我以为他们要为我叫车，正想着怎样谢绝时，师母已把我的胳膊一挎引出了家门，我还没来得及转身向汪老师告别，他就乒的一声关上了铁门，让世人互道再见的程序不得完美。
北京的傍晚很清凉，师母陪着我走了好长一截路，在一个高出路沿的小土坡上立住了脚，她朝远处张望车辆。风把我们俩的头发都吹了起来，师母问我冷不冷，又用双臂拢着我的肩，像抱小孩子一样对我说，你不坐出租我们不放心。汪曾祺赚了些稿费，你别放在心上。
俗称“面的”的一辆小车停在了我们面前，师母报了地点，递给司机十元钱还问够不够（司机说就十元），我夺下来，将钱塞回到她口袋，她又掏出来，我们两个人推来推去，师母急得声音都有些颤了，说不成，你一定要收这個钱。我只好接受下来，车子启动后，我向车窗外的师母挥手，她也向我挥手，这个略显单薄的身影仿佛在夜风中轻晃。
司机说，老太太有钱，你客气啥？我给司机简述了汪老师家的情况，他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大作家家里都没老板台。
车至半途，我把手中攒着的钱放到司机座旁，这才发现是一张崭新的两元钱。司机笑起来，说老太太眼力不济了。我跟着笑，原来师母口袋里还有两元钱，这真是家人式的疏忽。司机说，我也做下好人，免费拉你一趟。我谢绝了这位好心的司机，小心地把两元钱夹进了笔记本中。（之后我一直没动用它，将它留作了纪念。）
北京的路灯亮起来了，从窗外一一闪过，既温暖又清凉，心中突生愧悔，你真不像话，让老头做饭，老太太陪着一格格走过天桥，他们陪你吃素，你却不肯陪他们喝上一口酒，还老师、师母地叫呢，整个一个僵化！自私自利！
那天晚上，我被自责的情绪扰得睡不着，就躺着看刘庆邦送我的一本书，里面有篇汪老师的小说《复仇》，我太孤陋寡闻了，才看到他这篇早期小说。谁说汪老师只会写散文般淡泊的小说，其实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很掌握现代派手法了，而且写得那么漂亮。那个欲去替父亲复仇的主人公一路寻觅着未谋面的仇家，那一路所遇所思，真如入化境啊！宝剑、野蜂、山花、虫蛀的老楝树、酸性石头、浪花沫上飞着的鸟、移他人形象自造成憧憬中的妹妹、停留在时间里不变的从没见过的白发的母亲、敲着罄的和尚、在相同的时间里变化的不同的自己、黑暗化成的莲花，温暖又恍惚的人生。丁！一个火花。丁！又一个火花。这篇小说在我脑海里激荡出无数的火花，我想不喜欢也不行，想忘记它也不行，我知道自己日后会一遍遍地读它，哪怕大家说汪曾祺已经返朴归真离弃华丽和虚幻了。
我为这篇超越私仇的小说感动，两个仇人，全是道中高手，若遵从最初的心愿去相拼，定然血雨腥风，可最终他们齐心协力地去凿山洞，为后人开条方便之道，双方凿透通道所透进来的第一道光线不就是他们开发出的内心之光吗？多么豪情，多么大气，立意高远啊！不是功夫不够，不是忘了世仇，而是将功夫用在了更高的境界，他们一起走出了寻仇的黑暗，找到了自己。如同汪老师本人，不是不懂社会，不是没有应对功利的能力，而恰恰是不屑入流，他舍弃种种心机，保一份真性情以待人生。
就是他的信也见真性情，读来舒服。曾有刊物约我写一下汪曾祺，我就写信采访他，主要问了喝酒和画画两个问题。他回得认真。从中我了解到他从十六七岁即开始喝酒，黄酒、白酒、中国酒、洋酒。白酒从茅台、泸州大曲到北京小酒铺里一毛三一两的，都喝;甚至在张家口喝过兑了水的纯酒精。黄酒爱喝花雕、加饭、善酿。不爱喝香雪，太甜。他感慨洋酒太贵，说自己喝威士忌不加水，更不加苏打，只加冰（据说这是不想降低酒精刺激，又不想用水稀释的酒客的另一种选择，诸如汪老师这样的）。他又总结自己喝酒不挑，在什么情形下喝什么酒都行。
他说年轻时有时会纵饮，岁数大了，喝至微醺即止，这样不至失态。在家里喝了酒话较多，有时打电话给老朋友骂骂人（我笑起来，没见他喝酒后骂人，不过听到过他非议某人，就一句话，还很雅）。 汪老师说家里人其实并不赞成他喝酒，但他酒后挥毫时有佳作，老伴便准许他给人写字画画前喝一点了。他对苏东坡写字前喝到“酒气拂拂从指间出”深有同感，觉得喝点酒笔下放得开。
他说有一碟茴香豆就可以喝酒。有好菜，更要有酒，否则吃不出什么滋味。有时参加什么宴会，没有白酒，只有饮料，就觉得扫兴。他说，喝酒是为了好玩，没有借酒浇愁的时候，至少现在没有。我觉得这是汪老师对喝酒最要紧的态度，人们定论他为“中国最纯情的作家”“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却不入“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酒徒式浇愁之道，更无喝醉后的狂妄之态，他自谦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为《中国作家》画水仙所题之诗），他酒后出来的文字和绘画，总是那样醇香、温补。
至于画画，他说是写意花鸟，曾经画过一个八尺中堂，墨荷，画得很累，以后就不再画这样的大画了，何况他也没有这样大的画案，他后来画的多半是小条幅，四尺宣纸一裁三。他说一直喜欢徐青藤和陈白阳，很受他们影响，春天的时候画了一条梅花小鸟，却似华新罗（我怎么感觉这不是自嘲呀）。再看后面的说法，作小幅时，以墨水线快速勾成;有时彩墨淋漓，水气泱泱，有点现代派。看到这句我就笑，有点小得意呀，虽然没看到他的这幅梅花小鸟，但相信一定与他的文字一样，充满意趣，却无矫揉造作。
汪老师在信中说了一些自己的生活状态，其实就是一种大家熟悉的闲散，做做饭，逛逛小菜场，看看应时当令的新鲜蔬菜，听听菜农和主妇为几分钱的争执等，总之，这些都是生活，都是乐趣。
最好玩的是信的结尾，“你的这篇采访等于是我替你写了。但你要重新组织一下，不要照抄，把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否则人家看了，会觉得我自己吹牛皮。”用汪朗的话说，父亲有时蔫儿坏，这个形容在我听来是一种亲昵。
汪老师经常会这样幽上一默，比如某个年初三他写信告诉我在年初一写了首打油诗，嘱我万万不可发表，说只是录供一笑。我遵嘱一直没说出去，心里却有些疑惑，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断酒、戒荤了？后来看到什么人写文章提到他又喝酒的事，便放下心来。去年在网上看到他书写的一首诗，怎么这样熟悉啊？马上找出那首打油诗对照，果真一模一样：
宜入新春未是春，残茶宿墨隔年人。
屠苏已禁浮三日，生菜犹能簇五辛。
望断梅花无消息，看他桃偶长精神。
老夫亦有闲筹算，吃饭天天吃半斤。
我笑着在心里说，汪老师，你说话不算数啊？不让我说，自己却广而告之了。继尔好奇心上来了，他是什么时候写成书法的呢？落款时间是“新未新正”，我特地查了天干地支表，才知道是1991年正月初三。这个时间也具有文学意味：新通辛，万物初新皆收获;未是味，万物皆成有滋味也。
我还发给苏北看，苏北也证实了这个时间。我问他写了送人啦？苏北说是家里拿出来的，已经收进第一次（2000年）出的书画集里了。我松了口氣，小心眼里觉得汪老师还挺守诺的。
说起他的书画，除了花卉，他还画鸟，用他女儿的话说，全是长嘴大眼鸟，我后来也得到了一只，大眼长嘴，其实在他的文字里也写到过，长嘴大眼，是家乡的鸟（可我忘了是哪篇文章了）。
那是1992年3月的事，汪老师给我寄来了一个大信封，里面有两张画，一张是给我的，一张让我转王安忆。同一个内容，一张荷叶，一只小鸟。王安忆的小鸟躲在荷叶下，我的小鸟站在叶梗上。小鸟嘴有点长，但不过份，眼大偏圆，像汪老师的眼。
给我的这张画着两条长梗，一条顶着一张巨大的荷叶，翻卷如花，另一条梗向右上方斜出去，没有叶子，却有鸟，身色与荷叶同，若不是那尖嘴，看上去就是一张未完全绽开的嫩叶。小鸟身子略前倾，盯着大荷叶看，它的眼神是探究式的，好像面对着一个新鲜的还未看透的世界。
两张画都没题词。给我的只写了三个字“给小姚”（给王安忆的好像是“给安忆”）。
那几年，我无意中得知有不少人得到过汪老师的画，许多人的画都题词了。他曾说过一句，有时题诗是为了略有寄托。大概是视当时心境决定题不题的吧？想来画这两只小鸟时心情平静、闲适、且开放，没有什么好强调补充的。
听汪朗说，汪老师很喜欢给人送画，却舍不得送书，他认为父亲要看人头，有的人未必理解、喜欢他的文字。我另有想法，猜测主要原因还是文人的窘境，稿酬太低了，样书没几本，送人还得买。对于汪老师来说，可能觉得画画成本低，他画画用的是普通的墨汁，瓶装的，没有古人磨墨之类的雅致，画好了连画笔都不洗，下次接着画。家人说他太不珍惜自己，画送多了不值钱。他不管，想起来就画，画了就送。从另一方面说，不是反证了他的画技纯熟，画画不是件难事？倒是有一人寄过十元钱请他作画，他清高劲上来了，我的画只值这点钱？退回！听说还有些人，到了汪宅就翻他的书柜顶（据说他画好一幅画就朝上面一扔），只要熟门熟路加上脸皮厚就一定有收获，用汪朗的话来说，那些循规蹈矩毕恭毕敬一口一句汪老的人就拿不着画。我从没乞画的企望，庆幸汪老师没忘记我，主动送了我一幅，否则我要遗憾死了。
想起他画画的一些细节，我会发自内心地微笑，比如挤些菠菜汁充作淡绿，或者用牙膏涂成另一种白，没有书画印章，弄点红颜色画个印章之类。有一次和一位也爱画画的作家谈起汪老师的画，他虽对汪老师同样敬仰，对蔬菜汁却不认同，认为那根本就不是颜色。其实汪老师对色彩的感觉是自然而然的，从他的小说《异禀》中就看到许多色，比如“烟是黄的。他们都穿了白布套裤。这裤也都变黄了。下了工，脱了套裤，到处是黄的，他们身上也是黄的。头发也是黄的。手艺人都带着他那个行业特有的颜色。染坊师傅的指甲缝里都是蓝的，碾米师傅的眉毛总是白蒙蒙的。”汪老师的生活也是浸润在颜色中的，他爱烧菜，很熟悉菠菜、青菜，挤点它们的汁出绿色效果也顺理成章，同样，牙膏也是天天用的，需要在画纸上涂白时也非钛白不可。汪老师用颜色是有自己想法的，也是随性的，从他画画这件事来说，只是出于一种兴趣，在自创的颜色运用上，他没准还有些得意呢。 果然，汪朗揭父亲老底，说那些菠菜汁现在都褪色了，牙膏干结，白色还在。我理解汪老师，我也有过类似的行为，比如捣碎土三七的果实，以紫色的浆液在纸上涂抹出愤慨和哀伤——因为小区的流浪猫被人毒杀了。我用色是被情所牵，很一本正经，汪老师用色具游戏精神，更单纯更豁达。结果一样，我的浆果紫两年后也褪色了，奇怪的是它褪成了又脏又丑的浅土黄。
我仔细研究过汪老师送我的这张“27×33”的小画，是不是里面也有嬉戏的成份，结果没闻到什么蔬菜的气味，也没有清洁用品的痕迹，却发现那荷叶的颜色是被覆盖过的，原先用的色较鲜艳，好像翠绿里掺了丁点湖蓝和粉绿，后来覆盖了深浅不一的墨色，和鸟的颜色达成了一致，总之，整张图看上去很和谐了。
這张画我一直卷放着，直到他老人家去世，我才上裱装框挂到墙上。多年后我又有了新发现，在这张荷叶下面，有七个淡化的墨点。不是才发现这七个小点，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是露水的意思，也能感悟到它们高低不一的排列具有旋律的艺术效果，我的新发现是这七颗露珠不是从荷叶上自然滑下的，它们是被小鸟摇动着震落的。
啊，汪老师的幽默是通过这个动感体现出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才体会出来。这只小鸟还挺大胆的呢，即使看不透眼前这个世界，也敢将它摇上一摇呢。我的心微醺了，好像闻到了女儿红的酒香。愿我亲爱的汪老师在下笔点出这七滴露珠时，是沉浸在最醇厚的酒味之中。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那件抱憾的往事，几乎是不由自主的。我想说的是这个好老头不仅仅是大家公认的淡泊、简朴，其实他也有违心和笨拙的一面，比如有人故意装傻，趁他喝酒“勾引”他说许多话，他不知道中了套，反而甘之如饴恨不得向人掏心。当然我这样的真傻也不值得称道，话说回来，谁让他充当陪坐陪聊的角色呢？汪老师欠稿多，非常忙，没有多少时间给别人看稿提意见，但碰到有人缠着他也只好顺从，比如他对我说起一个文学爱好者不停地上门，让他看稿提意见，每次来都提着老醋，他无奈地说，吃了人家不下几十斤醋了，怎么办呢？不看也得看了，还得好好看。
汪老师是1997年5月16日在医院离世的，还是那个病，肝硬化引起的门静脉高压出血。收到北京京剧院关于汪老师去世通告后，我整个人木了，虽然依然坐在那里看稿，整整半天就像看白纸一样，一个字也没看进去，脑子里尽是他的形象。
谈到汪老师，酒字是绕不过的，他本身就像一个永不枯竭的大酒罐，分杯汪曾祺是许多人的愿望。就我所知，他使多少人产生了快乐，龙冬、苏北等后辈与他一起喝酒叙谈，那快乐延续至今，我虽然不喝酒，但他做的那顿素宴我吃到现在。而他留下的文字百味也没有过期，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品尝。在他老人家去世后，我特地买了《榆树村杂记》，为的就是一种怀想，此书的文章都是他在蒲黄榆路9号楼1201室完成的。
作家金宇澄有一次对我说，我觉得汪曾祺这个人很有意思，你去看别人写他的文章，十篇十个样子。十个汪曾祺，不重样的。是的，他太丰富了，丰富到没有定式，丰富到每个认识他的人都有自己的话题， 比如对他的文字的欣赏，我们都能领略到真情、简明、平淡、灵动、诗意，甚至书香气、泥土味等，我还能感受到他的冲淡里隐藏着的尖锐，最有感触的是汪曾祺的文字能给人代入感的愉悦，它是通过一种诵读性达成的。我和丈夫在家里经常会随口诵读他几句话，我们都不会因为无数次的重复而打断对方，反而会像第一次听到那样的兴味盎然，比如：“我就开始画薯块。那就更好画了，想画得不像都不大容易（这一句我们往往重复两遍），画完一块薯块，我就把它放进牛粪火里烤烤，然后吃掉。”“树干近根部已经老得不成样子，疙瘩瘤球（这句也必重复两遍），用手指搔搔它的树干，无反应。它已经那么老了，不再怕痒痒了。”“她们嘴里不忌生冷，男人怎么说话她们怎么说话，她们也用男人骂人的话骂人。打起号子来也是‘好大娘个歪歪咧——歪歪子咧’（最后四字要重复地念才爽）。” “詹大胖子是个大胖子，很胖，而且很白，是个大白胖子。尤其是夏天，他穿了夏布的背心，露出胸脯和肚子，浑身的肉一走一哆嗦，就显得更白，更胖。他偶尔喝一点酒，生一点气，脸色就变成粉红的，成了一个粉红脸的大白胖子（每句都形象都值得乐）。”“他说话有个特点，爱用成语，而且把成语的最后一个字甚至几个字‘歇’掉，‘同学们，你们都是含苞待，将来都有锦绣前。练功要硬砍实，万万不可偷工减。现在要是少壮不，将来可就老大徒了！踢腿！——走！（之后往往引发起我们的回忆，一些小人物形象顿时重现）。太多了，不能一一举例，何况直到现在我还没把汪老师所有的文字读完，我一点也不急，从小就有一个习惯，好东西要存着慢慢享受。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欣赏汪曾祺的文字的。我就遇到一位大学毕业生，她问我，汪曾祺的东西究竟有多好？太简单了，这样的文章我一天能写三篇。我一愣，随后有些情急地说，他能在平常语中出新意呀。她说这我也做得到。我憋了一下，又举了例子，说他的行文常常妙不可言，比如《受戒》中的一段：“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说到这儿我停了一下，你不觉得他突然从画匠跳到婊子很意外又很情趣吗？更搞笑的是汪曾祺在这当口并没嘲笑之意，反而一本正经顺理成章似的解释道，“他的家乡出和尚。”我这样说着又忍不住笑起来，可是姑娘不笑，她大概觉得我是盲目崇拜太容易被显浅的东西逗笑了。
我承认，我对汪老师的文字确实也有一份爱屋及乌的情感，老人家太可爱了。他说的有些话，可能别人也会说，但由他说出来，就像有椒盐味。比如他回答别人为什么写作，看上去很谦虚：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还挺押韵）。完全可以想象出他的眼神，那黑漆漆的眼仁，闪着调皮和自得的光。
喜爱一个人最初可能是出于本能，随着自己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喜爱不减而且越来越深就一定有原因了。苏北曾谈过自己的体会，他说因为我们对汪曾祺的理解一直在增长，因此才会觉得他也一直在成长，活得越来越好（大意）。这真是活在心里的最好注释了。 听说汪老师生前曾有办一场画展出一本画册的愿望。他去世后三年，他的子女为他选编了画集，而画展不止一场，2020年是他老人家诞辰一百周年，这一年竟然有四场汪曾祺画展：高邮博物馆（一百幅）、浙江美术馆（一百六十幅）、贵阳孔学堂（六十多幅）、中国现代文学馆（六十二幅）。这种频率，恐怕专业画家也少见。汪老师如果在世，也会惊得瞪大眼睛吧？出版人李建新对我说，如果不是疫情，会更多。
我完全相信。在這样的情况下，还有那么多人去看他的画展就说明了问题。我和张鑫就是特地开车去杭州看他画展的，要知道浙江美术馆可是重量级的国家专业展馆啊。一楼是当代“一带一路”群体油画，二楼是齐白石、黄宾虹的画作，汪曾祺的“岭上多白云”则在三楼整整独霸了一层楼。入口处是他老人家的一张大幅照片，稍过去一些是他的几十张中小型照片，几乎挂满了整堵墙，不少我也是第一次见。过去，我想不到和北京的作家老师合影，当然也从没和汪老师一起合影，这一次，我和这些熟悉或陌生的汪曾祺们合了影。
这个画展使我改变了一个看法，过去我觉得汪老师的画非常有味道，精神气十足，技艺也不比专业画家差，没必要非把自己归入文人画（是我无知地将作家画等同于文人画了），它就应该是一幅单纯的画，也用不着在空白处题字作诗，减轻绘画的元素。
没想到不论年长的还是年轻的，都很仔细地看汪曾祺画中的题词，有的还诵读出声。原来大多数观众是先喜欢了他的文字才对他的画起了兴趣，我这才承认他的画和文字是相辅相成、相应成趣、浑然一体的，那些简朴生动的题词像他的文学作品一样，为画作增添了无穷的魅力。我自己也不知不觉地读起了画上的文字，它们好像活的一样，比如《千山响杜鹃》那个响字还是繁体，像繁密的花瓣，真是响得多笔多划声波浓重啊。过去我习惯用文本方式看画，现在看汪老师的画，更成了一个全面进入他精神思想和画技的途径，他是多么自然地浸润在中国文化的文脉中啊。
在展厅遇到的大多是年轻人，汪曾祺的画如此受年轻人欢迎我确实没有想到。其中一个赵姓小伙子是第二次来了，这次他还特地带了长焦相机，说要拍下汪曾祺所有的画作。我和他交谈了几句，发现我们的喜欢非常接近，小伙子加了我微信，说到时候会把所有的照片发给我。
作为一个猫奴，我对画展中的一个细节特别敏感，就是有五张画上有猫的形象，大多待在葡萄、紫荆上面。没见猫喜欢这类植物啊？我提出自己的疑问，张鑫的反应还要奇怪，她说我还以为这毛茸茸的东西是狼呢，原来是猫。我很纳闷，她怎么会看成狼？也相差太远了。
回上海后，无意中在网上看到汪老师一幅画，一只小东西蹲在插着柳枝的花瓶前，文字注明是松鼠，我就开始怀疑自己在画展上的所见，特地将小赵发过来的所有汪画重看了一遍，果然，那几幅我认为是猫的形象与这只小东西造型相似。太奇怪了，松鼠怎么会鼓着脸，像猫的胖腮，还有猫一样的长须？我便对小赵说，明明是猫脸嘛，他自己画过的昆明猫也是这样一张脸，这是猫脸松鼠。小赵说，可能地域不同，他看到过的松鼠和我们熟悉的不同吧？我还是有些疑惑，在网上反复地查，这才知道松鼠吃东西时脸蛋会一动一动地鼓起来，而且脸上也有胡须。原来汪老师一点没错，他的文字和画作都是从细致的观察中来的呀。我同时怀疑自己耳背或者误听了张鑫的话，没准她说的是黄鼠狼，黄鼠狼和松鼠倒是有点接近，她比我错得有谱些。
永远难忘走出浙江美术馆的那一刻，天下起了细雨，整个世界湿漉漉的，我们在西湖边等车，空气中飘荡着时有时淡的桂花香，如同汪老师的气息，似有似无。他的眸子映在水面上，如幻似真，过去接触过的片断和刚才看到的画全混在了一起，像一张不确定的照片在寻找一个凝聚点稳固下来。我知道，就像过去看到他就高兴，看到他就透气一样，日后回忆起这个特殊的感觉，也一定是色香味俱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