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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治体制中，虽然向来是人民行动党（以下简称“行动党”）一党独大，但反对党是长期存在的。新加坡反对党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并不以扮演什么参政议政角色为重，而是几十年专业反对，以批评执政党和与其争夺国会议席为奋斗目标，不屈不挠。
出于种种原因，新加坡的反对党从未获得多大的成功。不过，它们也不应被视为是“打酱油”的可有可无角色，这一点从反对党艰辛的奋斗历程可以看出来。
如今执政已超过50年的人民行动党，也是以反对党的身份起家的。
1959年，新加坡从英国手中取得自治权，当时的执政党是以林有福为首席部长的新加坡人民联盟（前劳工阵线）。由于林有福采取亲英立场，对激进学运和工运采取高压手段，失去基层民众的支持。同年 5月30日，自治邦政府首次选举，号召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人民行动党派出51名候选人，43人当选，人民联盟派出34人参选，却只有4人当选，包括林有福。6月5日，由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领导的行动党政府内阁宣誓就职，新加坡遂步入全面自治的年代，人民行动党也自此执政至今。
1963年，人民行动党由于内部的路线之争而分裂，左派议员脱党，成立了社会阵线（社阵）。同年9月21日立法议会大选，人民行动党获胜，赢得议会51席中的37席，社阵得13席，人民统一党得1席。
虽然1959年就取得自治地位，新加坡是1965年才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1968年，这个崭新的共和国举行第一次国会大选，除反对党社阵抵制大选外，1957年立党的工人党角逐两个议席，独立人士（也就是无党派候选人）角逐5个议席。但结果是反对党全军覆没，人民行动党取得所有58个议席。在一个有政治参与和竞争的环境下，竟然出现一党通吃的局面，可谓匪夷所思，也说明新加坡政治生态的独特性。
有必要对这次行动党“通吃”的背景交代下，因为这是今天新加坡一党独大局面的初始条件和路径形成的开端。
当时最大的反对党社阵是共产党和左派背景，在一部分新加坡人中深得人心，也有其铁票仓。如李光耀在其第一本自传里所说的，“在90年代新加坡的政治气候里，人们不可能想象共产党在50和60年代，是如何牢牢牵制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的心理”。社阵对李光耀政府的施政方向不满意，又自恃其背后强大的支持力量，决定对此次大选实行抵制，意在使大选流产，制造政治混乱。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策略错误。最大反对党的退场在当时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任性行为，这使得新加坡前途看起来一片黯淡。而行动党必须独立收拾残局，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李光耀下定决心采取强硬但着眼于新加坡长远利益的政策。
自1968年始的四届大选，人民行动党都取得全胜，垄断国会的全部议席。一直到1981年安顺区补选，这个现象才发生改变。
1981年5月12日，新加坡第二任总统薛尔思病逝。人民行动党安顺区国会议员蒂凡那被推举为新一任总统，安顺区因此空出议席，需要补选。
当时安顺选区有相当多港务局职工，因受迁徙计划影响，必须搬出所住的租赁组屋，但当局又没有及时妥善安排他们入住新的组屋，令他们十分失望。工人党以此大做文章，加上当时一些选民认为，虽然应该让人民行动党继续执政，但是国会里也要有不同的声音，在这样的背景下，时年55岁、出生于锡兰（斯里兰卡）的律师惹耶勒南以工人党候选人身份参选，赢得51.9%选票，获得国会议席，打破了人民行动党自独立以来垄断国会的局面。
接下来的1984年大选中，惹耶勒南继续当选。但1986年，他被控伪造工人党账目，在法庭判决罪名成立后被剥夺议员资格。1997年大选，他与另一个工人党人邓亮洪等角逐静山选区议席，以45%得票率落败，但得以非选区议员身份进入国会。1998年，惹耶勒南因大选诽谤案败诉，须赔偿名誉损失。2001年，他又因延迟赔偿而被宣告破产，又一次失去议员资格。
1980年9月8日，律师詹时中成立了新加坡民主党。早在1976年大选，詹时中就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大选，角逐金禧选区议席而落败。1979年波东巴西选区补选，詹时中参选，但以33%落败。1980年大选时，他再次角逐该区，这次虽仍落败，但得票率升为41%。1984年大选时，詹时中又一次角逐波东巴西选区，以60.3%得票率赢得该区议席。
连同工人党的惹耶勒南，1984年的新加坡国会首次有了两个反对党国会议员。由于惹耶勒南1986年丧失议员资格，国会中只剩詹时中一个反对党议员。1988年大选，他以63.1%得票率成功捍卫了波东巴西选区议席。
1991年大选，詹时中领导的民主党推出九名候选人参选，结果三人当选，为他本人、蒋才正、林孝淳。同时，工人党的刘程强以该党副秘书长（二把手）身份竞选后港集选区，以52.8%得票率获胜。1991年大选之后，新加坡国会首次有四名当选的反对党议员，盛极一时。民主党成了最大反对党，詹时中也成了反对党领袖。
上世纪90年代，詹时中的外号为“暂时扛”（闽南语谐音），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跟惹耶勒南一样，他大概也扛不了多久。但事实证明，詹、刘在国会坚守反对党议席长达二十余年。两人在实力悬殊的国会中屹立不倒，与两人的性格和路线很有关系。 然而，民主党的国会第一大党地位并没能维持多久。1992年，詹时中引进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学讲师徐顺全，代表民主党参加马林百列集选区补选，引起轰动。当时只有人民行动党才能号召到大学讲师、高级公务员、律师、医生等精英参选，因此徐十分突出。次年，徐因涉嫌以大学经费寄送妻子的论文而被开除，徐随后绝食抗议。詹时中反对，但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不支持詹，一番纷纷扰扰后，最后以詹脱离民主党为结局。他1996年底加入新加坡人民党。
1997年大选，詹时中在人民党旗帜下蝉联波东巴西区议员。但由于詹徐事件的影响，民主党受到重挫，在大选中全军覆没。1991年的盛况终究昙花一现。
在2001年、2006年的大选，无论反对党怎样努力，也就是只能维持詹时中（波东巴西区）和刘程强（后港区）两个议席，非选区议员不计。
自新加坡独立以来，国会里的反对党当选议员就一直处于绝少数，一直到2011年大选才发生了变化。当届大选一共6名工人党人当选议员。后来，在2013年榜鹅东补选，工人党又一人当选，一共为7人。当届出现行动党首次丢失重量级部长职位，并丢失被人认为是行动党堡垒的集选区，加上当时新媒体的作用突显，而且反对党首次吸引不少人才参选，因此许多人把2011年大选视为分水岭。
新加坡毕竟有着民主体制的框架，所有议员都是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理论上讲大家都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但事实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新加坡政坛从来都是行动党一党独大，单独组阁执政，反对党不仅摸不着政权的边，反倒一直捉襟见肘，步履艰难。
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行动党一直表现很优异，有足够的政绩向选民交代。新加坡建国后从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到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李光耀带领的行动党的执政有方。不管其政策在当时是不是显得过于强硬或者不受欢迎，自执政以来，行动党的政策取向都在不断地展示该党的务实、远见、实干精神和执行能力。
在行动党的执政下，新加坡走出了上世纪60年代动荡不安、朝不保夕的困境，发展成一个安居乐业的富裕中产社会，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居者有其屋”，社会秩序良好，法治健全，城市环境洁净安全，在国际上也颇受尊敬，与列国保持友好互惠关系。对大多数新加坡人来说，不仅对行动党的政策挑不出大错，甚至会发自内心承认它做得很好，可谓无可替代。
换言之，行动党的优异政绩从根本上决定了反对党崛起成为平起平坐力量的土壤和大环境根本不存在，也决定了其他几个限制反对党发展的原因，即人才问题和策略问题。
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反对党长期无法吸引足够的从政人才。这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理所当然的。既然行动党长期垄断政权，其自身又干得很好，愿意从政的人士自然竞相加入行动党。毕竟，谁从政也不是为了一直在野，而似乎只有跟着包打包赢的行动党才有一展雄才的希望。所以，反对党长期笼络的人才都是行动党不会要的草根人士，而新加坡的社会精英，几乎都被行动党纳入体制内。这也是为什么1992年大学讲师徐顺全一经露面，就引起一阵轰动。
此外，反对党自身的策略和路线问题也始终很难为新加坡的主流社会所接受。过去30年，反对党的领袖人物可以分为两类，惹耶勒南和徐顺全为一类，詹时中和刘程强为另一类。后者走的是理性、温和路线，批评政府毫不客气，但绝不踩法律底线。前者在一般新加坡人眼里则比较另类，走的是近似街头抗争路线，如徐顺全当年的绝食抗议，故意不交罚款，选择以入狱替代，有合法的芳林公园可作街头演说却跑到国会外演说而被控告以非法聚会，甚至致函、发视频请美国领袖插手新加坡“踩踏人权问题”。新加坡选民一般较温和，不受用于这类手段。
惹耶勒南和徐顺全也多次涉及诽谤官司。如2001年，徐顺全指控时任总理吴作栋和国务资政李光耀瞒着国会向印尼前总统苏哈多提供总值170亿新元贷款，而被二人控告诽谤，败诉后被判赔偿50万新元，徐无力赔付，最后宣告破产。
反观詹时中和刘程强，则绝对不搞这样的街头政治，并批评过徐顺全走的是危险的路线。詹时中曾经向法庭提告外交部长丹那巴南和国防部长侯永昌在竞选中诽谤自己，直到1981年这两位政府高官在《商业时报》上刊登道歉启事，詹才撤销了控状。而詹、刘二人从没有被行动党控以诽谤，也从未因违法而被处罚。刘程强上世纪80年代刚出道时，受惹耶勒南影响较深，人称“潮州怒汉”，但是，近十多年来风格有所改变。他不像惹耶勒南对行动党毫不妥协、激烈对抗，而是讲究策略、绵里藏针。詹、刘二人的风格显然比较合适新加坡的民风。
李光耀生前对反对党人一直不假辞色，但相形之下对刘程强评价还算较高。在晚年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及自己对付政治对手的方式是不是应该更温和时，他说，“你看刘程强好了，他没有喧闹，没有大吵，他很有技巧，懂得抓住民心，守住了后港。出席每一宗丧礼，每一场婚礼，也处理每一个投诉。他一直在观察我们的政策然后旁敲侧击，但从来不硬碰硬”。尽管如此，李光耀对包括刘程强在内的所有反对党人的问政水平是不屑一顾的，“可是他（刘程强）提出替代宣言时，我们就把它撕烂 我们只要反驳他就行了”。
与策略路线相关的是，反对党自身不团结，山头林立，每到大选临近时就召开临时会议，商讨分割地盘，避免三角战，避免互相抢夺票源。这类谈判涉及利益分配，十分费劲，而且往往商谈不成。对一些看似行动党占弱势的选区，往往人人争吃，有时为了争夺易攻的选区，各反对党甚至互相威胁，不惜鱼死网破，缺少大局观念。2011年大选和2013年补选都出现了三角甚至四角战，本届大选也不例外。
反对党也频繁出现易帜或另立山头。比如陈如斯，2011年5月大选时在民主党旗帜下参选未成功，同年8月新加坡总统选举战，他退党之后参选，还是失败。再之后，陈如斯发起成立国人为先党，本次大选就以这个新政党旗帜参选。再如吴明盛，2006年在工人党旗帜下参选，之后退出工人党;2011年以国民团结党秘书长身份参选，之后退出国民团结党。本届，他成立了人民力量党，以这个新政党身份参选。经常易帜或另立山头，完全是一种“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局面，反对党各派总体上不容易凝聚资源和士气，自然也不容易发展。 当然，最大的反对党工人党尚能自成一体，但缺乏盟主风范。对于反对党阵营这种临近大选时谈判分配地盘的做法，刘程强多次表示“道不合不相为谋”，不愿参与谈判，工人党看准的选区，其他反对党要么避开，要么放马过来。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人党有品牌效应，不怕三角战，另一方面恐怕也是认为这类“协商”表面上说是强强合作，实际上是弱弱妥协，在根本上无助于反对党总体上的真正发展。
必须指出，李光耀时代的行动党政府对反对党人毫不留情地打压，包括借用法律手段收拾反对党领袖，也是反对党持续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上世纪60至80年代，这一点尤其明显，而上世纪90年代吴作栋接任之后也秉持了这个作风。无论是当年的社阵或是后来的惹耶勒南和徐顺全，只要违法，肯定受到严厉的对付。而法律自身又被设计得违反门槛很低，这一点和西方社会对政治竞选中的过激、不实甚至是诽谤言论的宽容大有不同。
李光耀这样做的原因，是基于他和反对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激烈街头斗争，他自己形容此为“不是你败，就是我输”。带着超高的智商优越感和现实感，李光耀非常看不上新加坡的反对党人，对他们出手狠辣，只要有星点违反新加坡法律，必然严惩不贷。他毫不掩饰地说，“如果我们有第一世界水准的反对党，我们就会以第一世界的文明对待他们，就这么简单”。但他认为执政党无义务善待反对党：“请问天底下有哪个政党会扶持反对党上台？我们为什么不趁他们羽翼未丰，就先铲除他们？否则，等他们站稳脚跟，就很难除掉。”相信所有反对党人，听到这些话都会不寒而栗。
李光耀这种狠辣精神的后果是，在新加坡参加和支持反对党会产生寒蝉效应。直到今天，这种效应仍不同程度存在，不少新加坡公民还担心如果投票支持反对党，会导致行动党秋后算账。尽管从没出现过因投反对党票而遭秋后算账的可知案例，而且反对党自己也不断强调投票的秘密性和保密制度的可靠性，但无可否认的是，现在仍有一些民众对投票给反对党心有余悸，在老年选民群中，这种担忧尤其明显。
打压之外，行动党政府还在制度上对反对党形成牵制，如重划选区，打散反对党支持率高的地区，分散反对票;选区的公共设施和服务按照行动党的得票率作先后安排;落选的行动党候选人会加入人民协会（基层组织顾问），通过人协控制基层资源，而当选的反对党议员反而靠边站。这些制度和做法都对反对党不利。
在1988年设立的集选区也对反对党不利。集选区制度大概是新加坡独创的选举制度，初衷是保证少数民族在国会里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在集选区制度下，几个单选区（和候选人）组成一个集选区，候选人当中必须至少有一人属于少数民族。无论对垒双方是什么政党，当选的一方的团队里肯定有少数民族，这样就保证国会里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议员，可以代表少数民族权益。这个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后来在执行中发生了嬗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集选区规模越变越大，从最早的三人一组发展到后来的五六人一组。集选区变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人丁单薄的反对党无法物色到足够人才组成竞选团队，造成集选区长期成为行动党不沉的航空母舰。这是反对党经常提出抗议的理由和新加坡选举的政治课题之一。
二、对集选区的另一批评是它成了“捆绑销售”的工具。行动党往往让资深部长领军集选区团队，把青涩的新人放在团队中“搭售”。时任国务资政、前总理吴作栋在2006年的一次媒体访谈中透露，集选区制度可以增加新人当选的几率，这有助行动党说服有潜能的新人放弃高薪和稳定的工作，投身不可测的政治。由于部长在过去几年曝光率高，选民对他们比较熟悉，因此相对愿意把选票投给“熟人”。在2011年之前，行动党的许多新人没有经过战火的洗礼，得以“直接”进入国会。但是，反对党候选人由于缺乏知名度，能够借用的政治明星光环极度缺乏，在集选区制度下很吃亏。
不过，在近年，由于反对党的成长，集选区不再成为软肋。以2011年和本届大选为例，大部分集选区的反对党挑战团队，也都是以一两个名将或老将领军，如工人党阿裕尼团队由刘程强领军，民主党荷兰—武吉知马团队由徐顺全领军，配搭其他知名度较弱的新人。
笔者认为，如果工人党能自我鞭策，同时对反对党阵营继续进行整合，把愿意从政、有能力从政，但是不认同行动党的高素质人才聚集起来，假以时日，就算尚未能够形成与行动党人才库旗鼓相当的局面，也不会差太远。
（王江雨系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振义系新加坡隆道研究院总裁）
出于种种原因，新加坡的反对党从未获得多大的成功。不过，它们也不应被视为是“打酱油”的可有可无角色，这一点从反对党艰辛的奋斗历程可以看出来。
1965-1981：被执政党垄断的国会
如今执政已超过50年的人民行动党，也是以反对党的身份起家的。
1959年，新加坡从英国手中取得自治权，当时的执政党是以林有福为首席部长的新加坡人民联盟（前劳工阵线）。由于林有福采取亲英立场，对激进学运和工运采取高压手段，失去基层民众的支持。同年 5月30日，自治邦政府首次选举，号召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人民行动党派出51名候选人，43人当选，人民联盟派出34人参选，却只有4人当选，包括林有福。6月5日，由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领导的行动党政府内阁宣誓就职，新加坡遂步入全面自治的年代，人民行动党也自此执政至今。
1963年，人民行动党由于内部的路线之争而分裂，左派议员脱党，成立了社会阵线（社阵）。同年9月21日立法议会大选，人民行动党获胜，赢得议会51席中的37席，社阵得13席，人民统一党得1席。
虽然1959年就取得自治地位，新加坡是1965年才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1968年，这个崭新的共和国举行第一次国会大选，除反对党社阵抵制大选外，1957年立党的工人党角逐两个议席，独立人士（也就是无党派候选人）角逐5个议席。但结果是反对党全军覆没，人民行动党取得所有58个议席。在一个有政治参与和竞争的环境下，竟然出现一党通吃的局面，可谓匪夷所思，也说明新加坡政治生态的独特性。
有必要对这次行动党“通吃”的背景交代下，因为这是今天新加坡一党独大局面的初始条件和路径形成的开端。
当时最大的反对党社阵是共产党和左派背景，在一部分新加坡人中深得人心，也有其铁票仓。如李光耀在其第一本自传里所说的，“在90年代新加坡的政治气候里，人们不可能想象共产党在50和60年代，是如何牢牢牵制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的心理”。社阵对李光耀政府的施政方向不满意，又自恃其背后强大的支持力量，决定对此次大选实行抵制，意在使大选流产，制造政治混乱。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策略错误。最大反对党的退场在当时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任性行为，这使得新加坡前途看起来一片黯淡。而行动党必须独立收拾残局，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李光耀下定决心采取强硬但着眼于新加坡长远利益的政策。
自1968年始的四届大选，人民行动党都取得全胜，垄断国会的全部议席。一直到1981年安顺区补选，这个现象才发生改变。
1981-2011：艰难维持两个国会议席
1981年5月12日，新加坡第二任总统薛尔思病逝。人民行动党安顺区国会议员蒂凡那被推举为新一任总统，安顺区因此空出议席，需要补选。
当时安顺选区有相当多港务局职工，因受迁徙计划影响，必须搬出所住的租赁组屋，但当局又没有及时妥善安排他们入住新的组屋，令他们十分失望。工人党以此大做文章，加上当时一些选民认为，虽然应该让人民行动党继续执政，但是国会里也要有不同的声音，在这样的背景下，时年55岁、出生于锡兰（斯里兰卡）的律师惹耶勒南以工人党候选人身份参选，赢得51.9%选票，获得国会议席，打破了人民行动党自独立以来垄断国会的局面。
接下来的1984年大选中，惹耶勒南继续当选。但1986年，他被控伪造工人党账目，在法庭判决罪名成立后被剥夺议员资格。1997年大选，他与另一个工人党人邓亮洪等角逐静山选区议席，以45%得票率落败，但得以非选区议员身份进入国会。1998年，惹耶勒南因大选诽谤案败诉，须赔偿名誉损失。2001年，他又因延迟赔偿而被宣告破产，又一次失去议员资格。
1980年9月8日，律师詹时中成立了新加坡民主党。早在1976年大选，詹时中就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大选，角逐金禧选区议席而落败。1979年波东巴西选区补选，詹时中参选，但以33%落败。1980年大选时，他再次角逐该区，这次虽仍落败，但得票率升为41%。1984年大选时，詹时中又一次角逐波东巴西选区，以60.3%得票率赢得该区议席。
连同工人党的惹耶勒南，1984年的新加坡国会首次有了两个反对党国会议员。由于惹耶勒南1986年丧失议员资格，国会中只剩詹时中一个反对党议员。1988年大选，他以63.1%得票率成功捍卫了波东巴西选区议席。
1991年大选，詹时中领导的民主党推出九名候选人参选，结果三人当选，为他本人、蒋才正、林孝淳。同时，工人党的刘程强以该党副秘书长（二把手）身份竞选后港集选区，以52.8%得票率获胜。1991年大选之后，新加坡国会首次有四名当选的反对党议员，盛极一时。民主党成了最大反对党，詹时中也成了反对党领袖。
上世纪90年代，詹时中的外号为“暂时扛”（闽南语谐音），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跟惹耶勒南一样，他大概也扛不了多久。但事实证明，詹、刘在国会坚守反对党议席长达二十余年。两人在实力悬殊的国会中屹立不倒，与两人的性格和路线很有关系。 然而，民主党的国会第一大党地位并没能维持多久。1992年，詹时中引进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学讲师徐顺全，代表民主党参加马林百列集选区补选，引起轰动。当时只有人民行动党才能号召到大学讲师、高级公务员、律师、医生等精英参选，因此徐十分突出。次年，徐因涉嫌以大学经费寄送妻子的论文而被开除，徐随后绝食抗议。詹时中反对，但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不支持詹，一番纷纷扰扰后，最后以詹脱离民主党为结局。他1996年底加入新加坡人民党。
1997年大选，詹时中在人民党旗帜下蝉联波东巴西区议员。但由于詹徐事件的影响，民主党受到重挫，在大选中全军覆没。1991年的盛况终究昙花一现。
在2001年、2006年的大选，无论反对党怎样努力，也就是只能维持詹时中（波东巴西区）和刘程强（后港区）两个议席，非选区议员不计。
自新加坡独立以来，国会里的反对党当选议员就一直处于绝少数，一直到2011年大选才发生了变化。当届大选一共6名工人党人当选议员。后来，在2013年榜鹅东补选，工人党又一人当选，一共为7人。当届出现行动党首次丢失重量级部长职位，并丢失被人认为是行动党堡垒的集选区，加上当时新媒体的作用突显，而且反对党首次吸引不少人才参选，因此许多人把2011年大选视为分水岭。
山头林立：反对党的自身瓶颈
新加坡毕竟有着民主体制的框架，所有议员都是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理论上讲大家都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但事实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新加坡政坛从来都是行动党一党独大，单独组阁执政，反对党不仅摸不着政权的边，反倒一直捉襟见肘，步履艰难。
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行动党一直表现很优异，有足够的政绩向选民交代。新加坡建国后从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到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李光耀带领的行动党的执政有方。不管其政策在当时是不是显得过于强硬或者不受欢迎，自执政以来，行动党的政策取向都在不断地展示该党的务实、远见、实干精神和执行能力。
在行动党的执政下，新加坡走出了上世纪60年代动荡不安、朝不保夕的困境，发展成一个安居乐业的富裕中产社会，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居者有其屋”，社会秩序良好，法治健全，城市环境洁净安全，在国际上也颇受尊敬，与列国保持友好互惠关系。对大多数新加坡人来说，不仅对行动党的政策挑不出大错，甚至会发自内心承认它做得很好，可谓无可替代。
换言之，行动党的优异政绩从根本上决定了反对党崛起成为平起平坐力量的土壤和大环境根本不存在，也决定了其他几个限制反对党发展的原因，即人才问题和策略问题。
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反对党长期无法吸引足够的从政人才。这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理所当然的。既然行动党长期垄断政权，其自身又干得很好，愿意从政的人士自然竞相加入行动党。毕竟，谁从政也不是为了一直在野，而似乎只有跟着包打包赢的行动党才有一展雄才的希望。所以，反对党长期笼络的人才都是行动党不会要的草根人士，而新加坡的社会精英，几乎都被行动党纳入体制内。这也是为什么1992年大学讲师徐顺全一经露面，就引起一阵轰动。
此外，反对党自身的策略和路线问题也始终很难为新加坡的主流社会所接受。过去30年，反对党的领袖人物可以分为两类，惹耶勒南和徐顺全为一类，詹时中和刘程强为另一类。后者走的是理性、温和路线，批评政府毫不客气，但绝不踩法律底线。前者在一般新加坡人眼里则比较另类，走的是近似街头抗争路线，如徐顺全当年的绝食抗议，故意不交罚款，选择以入狱替代，有合法的芳林公园可作街头演说却跑到国会外演说而被控告以非法聚会，甚至致函、发视频请美国领袖插手新加坡“踩踏人权问题”。新加坡选民一般较温和，不受用于这类手段。
惹耶勒南和徐顺全也多次涉及诽谤官司。如2001年，徐顺全指控时任总理吴作栋和国务资政李光耀瞒着国会向印尼前总统苏哈多提供总值170亿新元贷款，而被二人控告诽谤，败诉后被判赔偿50万新元，徐无力赔付，最后宣告破产。
反观詹时中和刘程强，则绝对不搞这样的街头政治，并批评过徐顺全走的是危险的路线。詹时中曾经向法庭提告外交部长丹那巴南和国防部长侯永昌在竞选中诽谤自己，直到1981年这两位政府高官在《商业时报》上刊登道歉启事，詹才撤销了控状。而詹、刘二人从没有被行动党控以诽谤，也从未因违法而被处罚。刘程强上世纪80年代刚出道时，受惹耶勒南影响较深，人称“潮州怒汉”，但是，近十多年来风格有所改变。他不像惹耶勒南对行动党毫不妥协、激烈对抗，而是讲究策略、绵里藏针。詹、刘二人的风格显然比较合适新加坡的民风。
李光耀生前对反对党人一直不假辞色，但相形之下对刘程强评价还算较高。在晚年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及自己对付政治对手的方式是不是应该更温和时，他说，“你看刘程强好了，他没有喧闹，没有大吵，他很有技巧，懂得抓住民心，守住了后港。出席每一宗丧礼，每一场婚礼，也处理每一个投诉。他一直在观察我们的政策然后旁敲侧击，但从来不硬碰硬”。尽管如此，李光耀对包括刘程强在内的所有反对党人的问政水平是不屑一顾的，“可是他（刘程强）提出替代宣言时，我们就把它撕烂 我们只要反驳他就行了”。
与策略路线相关的是，反对党自身不团结，山头林立，每到大选临近时就召开临时会议，商讨分割地盘，避免三角战，避免互相抢夺票源。这类谈判涉及利益分配，十分费劲，而且往往商谈不成。对一些看似行动党占弱势的选区，往往人人争吃，有时为了争夺易攻的选区，各反对党甚至互相威胁，不惜鱼死网破，缺少大局观念。2011年大选和2013年补选都出现了三角甚至四角战，本届大选也不例外。
反对党也频繁出现易帜或另立山头。比如陈如斯，2011年5月大选时在民主党旗帜下参选未成功，同年8月新加坡总统选举战，他退党之后参选，还是失败。再之后，陈如斯发起成立国人为先党，本次大选就以这个新政党旗帜参选。再如吴明盛，2006年在工人党旗帜下参选，之后退出工人党;2011年以国民团结党秘书长身份参选，之后退出国民团结党。本届，他成立了人民力量党，以这个新政党身份参选。经常易帜或另立山头，完全是一种“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局面，反对党各派总体上不容易凝聚资源和士气，自然也不容易发展。 当然，最大的反对党工人党尚能自成一体，但缺乏盟主风范。对于反对党阵营这种临近大选时谈判分配地盘的做法，刘程强多次表示“道不合不相为谋”，不愿参与谈判，工人党看准的选区，其他反对党要么避开，要么放马过来。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人党有品牌效应，不怕三角战，另一方面恐怕也是认为这类“协商”表面上说是强强合作，实际上是弱弱妥协，在根本上无助于反对党总体上的真正发展。
行动党的打压和制度围困
必须指出，李光耀时代的行动党政府对反对党人毫不留情地打压，包括借用法律手段收拾反对党领袖，也是反对党持续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上世纪60至80年代，这一点尤其明显，而上世纪90年代吴作栋接任之后也秉持了这个作风。无论是当年的社阵或是后来的惹耶勒南和徐顺全，只要违法，肯定受到严厉的对付。而法律自身又被设计得违反门槛很低，这一点和西方社会对政治竞选中的过激、不实甚至是诽谤言论的宽容大有不同。
李光耀这样做的原因，是基于他和反对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激烈街头斗争，他自己形容此为“不是你败，就是我输”。带着超高的智商优越感和现实感，李光耀非常看不上新加坡的反对党人，对他们出手狠辣，只要有星点违反新加坡法律，必然严惩不贷。他毫不掩饰地说，“如果我们有第一世界水准的反对党，我们就会以第一世界的文明对待他们，就这么简单”。但他认为执政党无义务善待反对党：“请问天底下有哪个政党会扶持反对党上台？我们为什么不趁他们羽翼未丰，就先铲除他们？否则，等他们站稳脚跟，就很难除掉。”相信所有反对党人，听到这些话都会不寒而栗。
李光耀这种狠辣精神的后果是，在新加坡参加和支持反对党会产生寒蝉效应。直到今天，这种效应仍不同程度存在，不少新加坡公民还担心如果投票支持反对党，会导致行动党秋后算账。尽管从没出现过因投反对党票而遭秋后算账的可知案例，而且反对党自己也不断强调投票的秘密性和保密制度的可靠性，但无可否认的是，现在仍有一些民众对投票给反对党心有余悸，在老年选民群中，这种担忧尤其明显。
打压之外，行动党政府还在制度上对反对党形成牵制，如重划选区，打散反对党支持率高的地区，分散反对票;选区的公共设施和服务按照行动党的得票率作先后安排;落选的行动党候选人会加入人民协会（基层组织顾问），通过人协控制基层资源，而当选的反对党议员反而靠边站。这些制度和做法都对反对党不利。
在1988年设立的集选区也对反对党不利。集选区制度大概是新加坡独创的选举制度，初衷是保证少数民族在国会里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在集选区制度下，几个单选区（和候选人）组成一个集选区，候选人当中必须至少有一人属于少数民族。无论对垒双方是什么政党，当选的一方的团队里肯定有少数民族，这样就保证国会里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议员，可以代表少数民族权益。这个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后来在执行中发生了嬗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集选区规模越变越大，从最早的三人一组发展到后来的五六人一组。集选区变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人丁单薄的反对党无法物色到足够人才组成竞选团队，造成集选区长期成为行动党不沉的航空母舰。这是反对党经常提出抗议的理由和新加坡选举的政治课题之一。
二、对集选区的另一批评是它成了“捆绑销售”的工具。行动党往往让资深部长领军集选区团队，把青涩的新人放在团队中“搭售”。时任国务资政、前总理吴作栋在2006年的一次媒体访谈中透露，集选区制度可以增加新人当选的几率，这有助行动党说服有潜能的新人放弃高薪和稳定的工作，投身不可测的政治。由于部长在过去几年曝光率高，选民对他们比较熟悉，因此相对愿意把选票投给“熟人”。在2011年之前，行动党的许多新人没有经过战火的洗礼，得以“直接”进入国会。但是，反对党候选人由于缺乏知名度，能够借用的政治明星光环极度缺乏，在集选区制度下很吃亏。
不过，在近年，由于反对党的成长，集选区不再成为软肋。以2011年和本届大选为例，大部分集选区的反对党挑战团队，也都是以一两个名将或老将领军，如工人党阿裕尼团队由刘程强领军，民主党荷兰—武吉知马团队由徐顺全领军，配搭其他知名度较弱的新人。
笔者认为，如果工人党能自我鞭策，同时对反对党阵营继续进行整合，把愿意从政、有能力从政，但是不认同行动党的高素质人才聚集起来，假以时日，就算尚未能够形成与行动党人才库旗鼓相当的局面，也不会差太远。
（王江雨系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振义系新加坡隆道研究院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