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打通思想史与政治史的界线,以“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把朱熹思想的研究推向一新的视域。余先生提出了许多极富挑战性与启发性的问题与看法,其中,南宋之为“后王安石时代”的提法,对南宋政治及朱熹思想与南宋政争或党争关系的研究,实具全局性的意义。本文是对余先生研究的回应。认为:南宋时代的政争——党争始于“绍兴学禁”。斗争的主线,不仅高宗绍兴时期是围绕“和议”与“恢复”这一“国是”进行的,孝宗时期实际上亦是如此,不过或明或暗罢了。“庆元党禁”则是一种权力斗争,不具“国是”的路线斗争性质,也不具改革与反改革的性质。以朱熹、张栻为核心的“道学”集团,始终坚持反“和议”,主“恢复”,高举复君父之仇的三纲大义,故反功利之说、反王安石思想,成为其“内圣外王”之一体两面,亦成为南宋思想斗争的主线。“后王安石时代”,在本文看来,是意谓反王安石思想的斗争,贯穿于整个南宋时期。从学派与政争的关系看,“绍兴学禁”关系到南宋整个时期的学派、学术与政争,它不仅凸显道学内圣与外王之一体两面性格,也成为整个南宋政派与学派斗争的新起点。因此,“绍兴学禁”不必与北宋之党争划在一起,而应看作南宋党争、政争的开始阶段。孝宗时期则是它的继续,是第二个阶段。对“绍兴学禁”的深入分析,不仅可以澄清和加深对程朱道学性格的了解,也可以加深对南宋政争与学派内在关系的了解。余先生对“绍兴学禁”未加大的注意。沈松勤先生的《南宋文人与党争》对“绍兴和议”与“绍兴党禁”虽有专节论述,但未集中论述学派与政争——特别是程学之“内圣外王”性格与政争的关系,亦未论述其对南宋整个时代之政争所具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