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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6期《编辑之友》刊登的《浅谈编辑的权利和义务》(作者王力)一文，谈到了很多与我们编辑工作息息相关的问题。尽管有些已经被多次关注，讨论的文章也不在少数，但现在看来，这些依然是我们工作中常常遇到的基本问题，有些甚至也是容易犯错的问题。以下针对该文(以下简称《浅谈》)提出的几点关于编辑的权利和义务问题，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对此进行一个浅层思考。
编辑工作中对与台湾相关问题的处理
《浅谈》一文开篇就谈到了对港澳台地区表述问题的一些看法，这一点笔者在工作中也深有体会。书稿中最常遇到的多是关于对港澳台地区的表述问题，尤其是针对台湾地区的表述更要谨慎小心。笔者在此将曾遇到的情况做一个简单梳理，并举例说明：
第一种，对书稿中所引用的来自台湾地区的材料，编辑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处理。例如，材料中出现的关于台湾地区一些诸如学校、政府机构、专业学会等的特定称谓，有些称谓已经触及政治性问题，对此就要谨慎处理，该用引号的地方一定要用。这也算是书稿中比较常见的问题。就以笔者曾参与责编的《中国交响音乐博览》(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5月版)一书为例，书中涵盖部分台湾作曲家的介绍，其中涉及一些作曲家的就学或供职单位名称，像“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会…‘中国民族音乐研究中心”等，这些名称已经触及政治性问题，最后都加引号作了处理。另外，书中有关台湾作曲家的词条撰写都出自同一位台湾音乐工作者之手，除了对与政治性相关问题的加工处理外，对其撰写方式及内容等也作了适当的删减及修改，以符合内地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及本书的整体要求。
第二种，引用台湾人所写的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必要之时需加以注释说明。以笔者责编的《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7月版)一书为例，第88节内容论述的是关于台湾近代音乐的发展，将台湾音乐家许常惠所著《台湾音乐史初稿》一书中的部分内容作为本节的主要论述材料，其中有一句为“书中记载，台湾原住民族，包括居住平原的平埔族和居住山地的高山族”“平埔族分十个族群，高山族分九个族群”，之后书中分别介绍这些族群的音乐发展状况。按照内地对台湾地区民族划分的实际情况，显然书中内容已不符合出版要求，同时也会给读者带来认知上的混淆。但所引用的材料也不能因此而加以更改，最终笔者在与作者充分沟通交流之后，在正文处单独注释，以说明台湾地区关于对少数民族的分类及称谓与内地的不同，且注明此仅代表所引该书作者之观点。
总之，对于书稿中凡涉及关于台湾地区的问题，编辑必须把好关，具备政治敏感性以及恰当处理此类问题的能力，这是编辑的权利，也是编辑的义务。另一方面，编辑也有义务对作者加以提醒和说明，在改动时也需经过作者的认可方能进行。关于此项内容，虽具一定的复杂性，但只要把握住底线和大的原则，遵照出版方面的法律法规要求，一定能够找出恰当的处理办法。
关于编辑权利的逆向思考
1 逆向思考之一：关于编辑的“无权”
关于编辑的“无权”这一点，《浅谈》一文在第二部分开篇就点明这个“无权”就是指编辑无权擅自修改作者的稿件，后来也分别详述遵此原则的几种情况。其中的第一、第二种情况也是笔者经常遇到的，甚至在工作中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下面分别就这两种情况谈一下笔者的思考。
第一种是作者预先声明过的。其实并非所有作者都会预先声明稿件中的内容不得擅自修改，但总会碰到一些“较真”的作者，像笔者曾遇过合作的作者，在交稿之前已经提前声明不得擅自改动。面对此种状况，就如《浅谈》一文所言：“能不改的则不改…‘存在问题的，编辑应及时提出来，请作者自己去修改。或者，由作者提请编辑来完成”。总之，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改动必须经过作者的许可方能进行。
这由此也引发笔者对编辑工作另一个层面的思考。面对的书稿多样，面对的作者更是多样，怎样与作者打交道，可以说是成功处理书稿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遇到此类“较真”作者，编辑更要懂得如何运用正确方法处理与作者的关系。合作过程总是期盼愉快，这样编辑才能获得作者的信任和理解，才能保证合作过程的顺利，才能为可能到来的下一次合作打好基础。大家的终极目标都是希望书稿以最好的质量出版，过程中或许会产生分歧、矛盾甚至冲突，这就需要编辑学会运用较高情商来恰当处理，适时化解可能产生的分歧、矛盾和冲突。总之，与作者打交道，就像编辑工作本身一样，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第二种为学术性稿件。这也是笔者工作中接触较多的一类稿件。学术必须以严谨为原则，所谓“观点可讨论，材料要确实”，在理论性强、专业性强的书稿中，对材料翔实的把握就必须由编辑来把关。拿史学方面的著作为例，书中大量运用的史料，作者个人毕竟精力有限，难免在著书过程中对史料的正确性有所疏漏。但史料恰恰又是史学类书籍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时这也是考察编辑的眼力，帮助作者查找错误并完善材料。史料中的错误，小到一个时间、人名、地名，大到整个事件，都有失误的可能。除此以外，所引材料必须有可靠出处。笔者就曾遇到书稿中出现“据报道……”之类的材料，一旦发现这种没有确实性出处的材料，先请作者查证，如果作者也无法找到，那只好将此删去，再补充其他相关材料。另外，引用材料是否是第一手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特别是现在诸多学术著作中常常从其他书籍转引各种材料，在转引过程中就可能存在疏漏，如果将错误再次引用，恰恰是“以讹传讹”。因此，编辑对转引资料更要加倍留心，并需提醒作者在材料使用上要慎重。
笔者在约稿或编辑过程中，除了自身谨慎小心，也会不断向作者强调，提醒其在图书正式出版之前，都要不断反复查找和浏览书稿，争取消灭可能出现的史料错误。另外，现在出版的图书以图文并茂居多，对图、文字的确实性也需更加注意，尤其是历史类著作，避免张冠李戴之谬况发生。
总之，编辑的工作更多是辅助和提醒，以作者为主。至于权利，适时地运用好权利，那就是事半功倍；运用不好，不仅误了书稿，更可能伤了作者。明确自己的角色，尽好自己的本分和义务，我们这个辅助工作才能真正做好。
2 逆向思考之二：关于编辑权利的“大”与“小”
权利的大与小，都是相对而言。就如《浅谈》一文中解释这个“大”，是大到编辑有决定稿件能否被采用，以及判定内容是否妥当或需要如何修改的生杀大权；说到这个“小”，编辑的权利有时甚至微小到仅能修改错别字和标点符号而已，因为其他是属于作者的权利。
说到这个权限和尺度，并非完全固定一成不变，有时也与稿件本身的 质量以及作者有关，必须针对这两个方面的具体情况作适时的调整和修正。比如，从稿件的质量来说，如果书稿本身质量很高，那么编辑完全只需关注一些错误的标点和错字，其他则无需插手。但如果书稿本身问题较多，例如，逻辑上的问题、内容本身的问题，甚至需要前后段落调整合并或删除这种大的动作，那么编辑就需要和作者商议，在争得作者同意如何修改的前提下再进行。当然，笔者的建议，是这样大幅的修改，最好是请作者自己动手较为妥当。
说到稿件质量的好坏，大学者的稿件并非一定就比初出茅庐的新人的好。在我们实际工作中，也曾遇到个别学者虽声名在外，但写东西的能力相对较差，给编辑工作带来很大难度。所以说，不管遇到的作者是德高望重的学者，还是初出茅庐的新人，编辑必须和作者站在同一高度，甚至是更高的高度来协助作者。就学问的深浅来说，我们可能无法与德高望重的学者比肩，但学者未必是圣者，他们的书稿中难免也会出现个别疏漏和错误，小到错字错句、错误的表达方式，大到出现技术性的失误。当然，出现此种情况并非学者的学问不深，一部书稿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顾及不到所有而出现失误也在所难免。因此说，面对专家的书稿，编辑更需要“大胆质疑，小心求证”，但这个大胆必须是建立在谨慎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才能提出的质疑，所以才更需要小心求证。
由此来看，编辑在工作中必须明确自身的权限，把握好这个度，该大则大，该小则小，慎用权利的大，也要善用权利的小。只有这样，才能称职扮演为他人做嫁衣的角色。
关于编辑义务的一点延伸思考
关于编辑的义务，笔者在前面已经谈到了一些，比如对于书稿中政治性内容的严格把关，对于书稿中作者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的提醒和协助等，这些都属于编辑面对具体书稿时应尽的义务。而今市场化的图书出版要求，使得编辑越来越需要承担更多书稿之外的工作。比如，目前有些出版社并未将选题策划和编辑加工工作彻底分开，那么编辑就需承担策划与加工这两项，甚至图书正式出版推向市场之后的后续工作都需编辑亲力亲为。应该说，这一系列的工作就像一个链条一样，从最初的选题策划、编辑加工，直至最后正式出版后的宣传推广，每一环都由编辑主导、编辑负责、编辑把关，责任编辑的权利和义务都尽显其中，而其中的义务和责任远远大于权利。就如《浅谈》一文的第四部分所言，选题策划的权利行使之后，如何执行的义务就必须尽到了。尽管现在依然会有作者投稿，但策划图书并约请作者则越来越成为一种出版常态，而这两项工作本身对编辑来说就具有相当的挑战性和复杂性。有关如何约请作者的问题，《浅谈》一文已说得比较详细深入，在此笔者仅就这一问题结合自身的工作进行一个延伸思考。
谈到如何选择作者，一般会认为高水平的作者写出的东西就有市场，读者就买账，这相对专业性强的学术著作来说往往如此，甚至我们在策划整套专业教材或是有权威性的辞书时，都会优先考虑邀请在专业领域有口皆碑的大学者、大专家来掌舵。但是出版社现在也会开发一些教辅类图书，诸如相关教材习题集或针对大学入学考试之类的考试用书等，而这类图书在作者的选择上，我们则会优先考虑目前尚在教育一线的专业教师。
以音乐图书为例，编写音乐史类的教辅教材或入学考试用书，通常会选择在学校教授本科学生的教师，这类作者往往已具中级或副高级职称，教龄至少在10年左右，教学经验相对丰富。因他们本身对教学大纲、教学要求以及考试侧重点都比较明晰，所以可以写出具有针对性且实用性较强的教辅教材。而功成名就的学者教授，多以从事博士、硕士研究生教育或以科研工作为主，对本科基础性教学工作已甚少插手，由此在这一方面反而弱于本科教学一线的教师。
当然，这也并非一概而论、绝对如此，还需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这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编辑工作的复杂性。
总之，没有绝对统一的工作方法，时时出现的变化，包括时时出现的状况，都是我们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也是我们必须学会如何随机应变的重要一课。对学问而言，学海无涯；对编辑工作来说，更是学无止境。可以说，每责编一本书，我们都会从中学到东西，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取，甚至有可能是跌得“头破血流”才换得的，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和财富：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我们的工作也是在不断“摸爬滚打”中得以成长及成熟。只有正确认识并拿捏好我们手上的权利，并对图书出版尽到编辑该尽的本分和义务，才能更好地发挥编辑在图书出版中的作用。
编辑工作中对与台湾相关问题的处理
《浅谈》一文开篇就谈到了对港澳台地区表述问题的一些看法，这一点笔者在工作中也深有体会。书稿中最常遇到的多是关于对港澳台地区的表述问题，尤其是针对台湾地区的表述更要谨慎小心。笔者在此将曾遇到的情况做一个简单梳理，并举例说明：
第一种，对书稿中所引用的来自台湾地区的材料，编辑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处理。例如，材料中出现的关于台湾地区一些诸如学校、政府机构、专业学会等的特定称谓，有些称谓已经触及政治性问题，对此就要谨慎处理，该用引号的地方一定要用。这也算是书稿中比较常见的问题。就以笔者曾参与责编的《中国交响音乐博览》(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5月版)一书为例，书中涵盖部分台湾作曲家的介绍，其中涉及一些作曲家的就学或供职单位名称，像“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会…‘中国民族音乐研究中心”等，这些名称已经触及政治性问题，最后都加引号作了处理。另外，书中有关台湾作曲家的词条撰写都出自同一位台湾音乐工作者之手，除了对与政治性相关问题的加工处理外，对其撰写方式及内容等也作了适当的删减及修改，以符合内地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及本书的整体要求。
第二种，引用台湾人所写的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必要之时需加以注释说明。以笔者责编的《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7月版)一书为例，第88节内容论述的是关于台湾近代音乐的发展，将台湾音乐家许常惠所著《台湾音乐史初稿》一书中的部分内容作为本节的主要论述材料，其中有一句为“书中记载，台湾原住民族，包括居住平原的平埔族和居住山地的高山族”“平埔族分十个族群，高山族分九个族群”，之后书中分别介绍这些族群的音乐发展状况。按照内地对台湾地区民族划分的实际情况，显然书中内容已不符合出版要求，同时也会给读者带来认知上的混淆。但所引用的材料也不能因此而加以更改，最终笔者在与作者充分沟通交流之后，在正文处单独注释，以说明台湾地区关于对少数民族的分类及称谓与内地的不同，且注明此仅代表所引该书作者之观点。
总之，对于书稿中凡涉及关于台湾地区的问题，编辑必须把好关，具备政治敏感性以及恰当处理此类问题的能力，这是编辑的权利，也是编辑的义务。另一方面，编辑也有义务对作者加以提醒和说明，在改动时也需经过作者的认可方能进行。关于此项内容，虽具一定的复杂性，但只要把握住底线和大的原则，遵照出版方面的法律法规要求，一定能够找出恰当的处理办法。
关于编辑权利的逆向思考
1 逆向思考之一：关于编辑的“无权”
关于编辑的“无权”这一点，《浅谈》一文在第二部分开篇就点明这个“无权”就是指编辑无权擅自修改作者的稿件，后来也分别详述遵此原则的几种情况。其中的第一、第二种情况也是笔者经常遇到的，甚至在工作中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下面分别就这两种情况谈一下笔者的思考。
第一种是作者预先声明过的。其实并非所有作者都会预先声明稿件中的内容不得擅自修改，但总会碰到一些“较真”的作者，像笔者曾遇过合作的作者，在交稿之前已经提前声明不得擅自改动。面对此种状况，就如《浅谈》一文所言：“能不改的则不改…‘存在问题的，编辑应及时提出来，请作者自己去修改。或者，由作者提请编辑来完成”。总之，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改动必须经过作者的许可方能进行。
这由此也引发笔者对编辑工作另一个层面的思考。面对的书稿多样，面对的作者更是多样，怎样与作者打交道，可以说是成功处理书稿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遇到此类“较真”作者，编辑更要懂得如何运用正确方法处理与作者的关系。合作过程总是期盼愉快，这样编辑才能获得作者的信任和理解，才能保证合作过程的顺利，才能为可能到来的下一次合作打好基础。大家的终极目标都是希望书稿以最好的质量出版，过程中或许会产生分歧、矛盾甚至冲突，这就需要编辑学会运用较高情商来恰当处理，适时化解可能产生的分歧、矛盾和冲突。总之，与作者打交道，就像编辑工作本身一样，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第二种为学术性稿件。这也是笔者工作中接触较多的一类稿件。学术必须以严谨为原则，所谓“观点可讨论，材料要确实”，在理论性强、专业性强的书稿中，对材料翔实的把握就必须由编辑来把关。拿史学方面的著作为例，书中大量运用的史料，作者个人毕竟精力有限，难免在著书过程中对史料的正确性有所疏漏。但史料恰恰又是史学类书籍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时这也是考察编辑的眼力，帮助作者查找错误并完善材料。史料中的错误，小到一个时间、人名、地名，大到整个事件，都有失误的可能。除此以外，所引材料必须有可靠出处。笔者就曾遇到书稿中出现“据报道……”之类的材料，一旦发现这种没有确实性出处的材料，先请作者查证，如果作者也无法找到，那只好将此删去，再补充其他相关材料。另外，引用材料是否是第一手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特别是现在诸多学术著作中常常从其他书籍转引各种材料，在转引过程中就可能存在疏漏，如果将错误再次引用，恰恰是“以讹传讹”。因此，编辑对转引资料更要加倍留心，并需提醒作者在材料使用上要慎重。
笔者在约稿或编辑过程中，除了自身谨慎小心，也会不断向作者强调，提醒其在图书正式出版之前，都要不断反复查找和浏览书稿，争取消灭可能出现的史料错误。另外，现在出版的图书以图文并茂居多，对图、文字的确实性也需更加注意，尤其是历史类著作，避免张冠李戴之谬况发生。
总之，编辑的工作更多是辅助和提醒，以作者为主。至于权利，适时地运用好权利，那就是事半功倍；运用不好，不仅误了书稿，更可能伤了作者。明确自己的角色，尽好自己的本分和义务，我们这个辅助工作才能真正做好。
2 逆向思考之二：关于编辑权利的“大”与“小”
权利的大与小，都是相对而言。就如《浅谈》一文中解释这个“大”，是大到编辑有决定稿件能否被采用，以及判定内容是否妥当或需要如何修改的生杀大权；说到这个“小”，编辑的权利有时甚至微小到仅能修改错别字和标点符号而已，因为其他是属于作者的权利。
说到这个权限和尺度，并非完全固定一成不变，有时也与稿件本身的 质量以及作者有关，必须针对这两个方面的具体情况作适时的调整和修正。比如，从稿件的质量来说，如果书稿本身质量很高，那么编辑完全只需关注一些错误的标点和错字，其他则无需插手。但如果书稿本身问题较多，例如，逻辑上的问题、内容本身的问题，甚至需要前后段落调整合并或删除这种大的动作，那么编辑就需要和作者商议，在争得作者同意如何修改的前提下再进行。当然，笔者的建议，是这样大幅的修改，最好是请作者自己动手较为妥当。
说到稿件质量的好坏，大学者的稿件并非一定就比初出茅庐的新人的好。在我们实际工作中，也曾遇到个别学者虽声名在外，但写东西的能力相对较差，给编辑工作带来很大难度。所以说，不管遇到的作者是德高望重的学者，还是初出茅庐的新人，编辑必须和作者站在同一高度，甚至是更高的高度来协助作者。就学问的深浅来说，我们可能无法与德高望重的学者比肩，但学者未必是圣者，他们的书稿中难免也会出现个别疏漏和错误，小到错字错句、错误的表达方式，大到出现技术性的失误。当然，出现此种情况并非学者的学问不深，一部书稿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顾及不到所有而出现失误也在所难免。因此说，面对专家的书稿，编辑更需要“大胆质疑，小心求证”，但这个大胆必须是建立在谨慎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才能提出的质疑，所以才更需要小心求证。
由此来看，编辑在工作中必须明确自身的权限，把握好这个度，该大则大，该小则小，慎用权利的大，也要善用权利的小。只有这样，才能称职扮演为他人做嫁衣的角色。
关于编辑义务的一点延伸思考
关于编辑的义务，笔者在前面已经谈到了一些，比如对于书稿中政治性内容的严格把关，对于书稿中作者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的提醒和协助等，这些都属于编辑面对具体书稿时应尽的义务。而今市场化的图书出版要求，使得编辑越来越需要承担更多书稿之外的工作。比如，目前有些出版社并未将选题策划和编辑加工工作彻底分开，那么编辑就需承担策划与加工这两项，甚至图书正式出版推向市场之后的后续工作都需编辑亲力亲为。应该说，这一系列的工作就像一个链条一样，从最初的选题策划、编辑加工，直至最后正式出版后的宣传推广，每一环都由编辑主导、编辑负责、编辑把关，责任编辑的权利和义务都尽显其中，而其中的义务和责任远远大于权利。就如《浅谈》一文的第四部分所言，选题策划的权利行使之后，如何执行的义务就必须尽到了。尽管现在依然会有作者投稿，但策划图书并约请作者则越来越成为一种出版常态，而这两项工作本身对编辑来说就具有相当的挑战性和复杂性。有关如何约请作者的问题，《浅谈》一文已说得比较详细深入，在此笔者仅就这一问题结合自身的工作进行一个延伸思考。
谈到如何选择作者，一般会认为高水平的作者写出的东西就有市场，读者就买账，这相对专业性强的学术著作来说往往如此，甚至我们在策划整套专业教材或是有权威性的辞书时，都会优先考虑邀请在专业领域有口皆碑的大学者、大专家来掌舵。但是出版社现在也会开发一些教辅类图书，诸如相关教材习题集或针对大学入学考试之类的考试用书等，而这类图书在作者的选择上，我们则会优先考虑目前尚在教育一线的专业教师。
以音乐图书为例，编写音乐史类的教辅教材或入学考试用书，通常会选择在学校教授本科学生的教师，这类作者往往已具中级或副高级职称，教龄至少在10年左右，教学经验相对丰富。因他们本身对教学大纲、教学要求以及考试侧重点都比较明晰，所以可以写出具有针对性且实用性较强的教辅教材。而功成名就的学者教授，多以从事博士、硕士研究生教育或以科研工作为主，对本科基础性教学工作已甚少插手，由此在这一方面反而弱于本科教学一线的教师。
当然，这也并非一概而论、绝对如此，还需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这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编辑工作的复杂性。
总之，没有绝对统一的工作方法，时时出现的变化，包括时时出现的状况，都是我们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也是我们必须学会如何随机应变的重要一课。对学问而言，学海无涯；对编辑工作来说，更是学无止境。可以说，每责编一本书，我们都会从中学到东西，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取，甚至有可能是跌得“头破血流”才换得的，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和财富：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我们的工作也是在不断“摸爬滚打”中得以成长及成熟。只有正确认识并拿捏好我们手上的权利，并对图书出版尽到编辑该尽的本分和义务，才能更好地发挥编辑在图书出版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