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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流氓”牛玉强的出现，让人们再次开始思考“严打”刑事政策的何去何从。
牛玉强的黑色荒诞人生，离不开一项特别的制度“严打”。这项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刑事政策自20世纪50年代确立，8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至今已有50余年的悠久历史传统。
与西方国家“重重(对严重刑事犯罪从重打击)”的“严打”政策不同，当代中国“严打”政策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典型的政治性、军事性、行政性。这种运动式执法虽然有时也能解决一些眼前问题，但几乎必然造成冤假错案，与法治社会的司法理性要求存在较大鸿沟。
“最后一个流氓”牛玉强的出现，让人们再次开始思考“严打”刑事政策的何去何从。
被严打的“流氓”
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确立了“从重、从快”的“严打”政策。而到了80年代，“严打”开始大规模实践。
1983年8月，我国开始了严厉打击社会治安领域犯罪活动的“严打”斗争，这次“严打”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者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组织反动会道门，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确定为打击重点。
一直从事“严打”研究的法律学者秦德良在《“严打”刑事政策及其历史考察》一文中披露，严打第一战役从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全国公安机关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等罪犯102.7万人，检察机关起诉97.5万人，法院判处86.1万人，其中判死刑的2.4万人，司法行政部门接收劳改犯68.7万人，劳教人员16.9万人。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
第二战役和第三战役分别从1984年8月持续到1986年国庆节，三大战役历时3年5个月，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查处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
为达到整治社会治安的预设目标，下级机关或下级行政区域会按上边的要求订立军令状(责任状)，确定破案、抓人指标，或自上而下地下达破案、抓人指标，甚至死刑比例。这些做法在上世纪50年代的运动和1983年“严打”中很普遍。毫无疑问，牛玉强们正是这类军令状中设定的打击目标。
在那个“流氓”多如蚊蝇的特殊年代，说几句下作话、哼几声“黄色歌曲”的是流氓；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是流氓；男女之间有过分亲昵动作的也是流氓；调戏妇女的肯定是流氓，打架斗殴的也必定是流氓。牛玉强抢路人帽子，伙同他人打架，被定罪为“流氓”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不过时至今日，再回过头去看看那段癫狂的历史，因“流氓罪”被错判、重判的冤案不在少数，根本够不上犯罪的牛玉强们只不过是百万分之一的历史牺牲品而已。
从80年代开始，中国几乎就没有停止过“严打”。1983年首开先例之后，中央高层又于1996年和2001年组织了两次全国性“严打”。令人尴尬的是，1983年的严打成果——刑事发案率下降只维系了两年时间，1986年就开始回升，一直持续到1996年。为此，中央不得不再次进行全国性的集中“严打”，这次的情形更加让人沮丧——刑事发案率仅仅在1997年有所下降，1998年之后又开始大幅回升，直到2000年底又被迫展开第三次“严打”。
法律学者秦德良认为1983、1996、2001年三次全国集中统一的大规模的政治化、军事化的“严打”斗争，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犯罪高峰一浪又一浪是这个政策尴尬处境的最好注释。
根据《2001－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即使在2001年“严打”期间，2001年的社会治安秩序没有根本性的好转。这充分说明“从重从快”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把罪犯当成敌人的、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具有一定阶级斗争形式的“严打”既不可能对所有的犯罪“一网打尽”，也不能从根本上制止犯罪的增加，甚至它对阻止犯罪过快增加所起的延缓作用也是极为有限的。
尴尬的“严打”
三次全国行动后，法学界对“严打”行动初衷、过程和效果的理性反思逐渐展开。长期致力于宪法研究的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指出:“对于严打这种执法方式，法学界看法不一，但总体上说否定或不赞成的较多，已是主流认识。人们不赞成严打，主要因为它不是一种社会治理的常态，且容易引发普遍的违宪违法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主政者按常态治国理政经验不足，不得已搞一次，可以理解。但如果后来者看不到这种执法方式对法治的破坏性，看不到它在公民基本权利保护方面带来的严重问题，将其作为法宝一次次重复使用，那人们就不好理解、难以接受了。”
按童之伟教授的看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应该是执法机关的工作常态，而严打不是常态，且与运动式执法的界限模糊。用严打这种与运动难以区分的方式执法，很容易造成法检警在警方主导下变相合署办公、权力失去制约的情况，也易于形成纵容刑讯逼供等侵犯被告和相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情况。严打也是造成量刑偏重、冤假错案多发的原因。”
经历过历次严打的童之伟教授认为，牛玉强应该寻求律师的帮助，让自己的合法权利在司法上获得救济。“具体到牛玉强的个案，当初牛玉强即使应该定罪，量刑也显然太重了。那是一个定罪很草率，量刑重得离谱的年代。牛玉强如果申诉或有关机关复查，他在严打之后的那几年应该能获减刑，事实上1983年严打后判刑过重的后来大都减了刑。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然后就是自由。无论如何，要牛玉强再服刑到2020年，显然不合理不人道。”
“平时不严格执法，有法不依，违法不究，问题严重了就严打，不是搞运动胜似搞运动，社会自然难以治理好。最初的那两次严打运动特征尤其明显，2001年那次除个别地方外，运动特征不很明显，这是进步。一般来说，运动式严打就像一个人不按时吃饭，经常一两餐甚至一两天不吃饭，饿极了就暴食一次，长此以往，这人的身体自然好不了。”
牛玉强的黑色荒诞人生，离不开一项特别的制度“严打”。这项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刑事政策自20世纪50年代确立，8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至今已有50余年的悠久历史传统。
与西方国家“重重(对严重刑事犯罪从重打击)”的“严打”政策不同，当代中国“严打”政策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典型的政治性、军事性、行政性。这种运动式执法虽然有时也能解决一些眼前问题，但几乎必然造成冤假错案，与法治社会的司法理性要求存在较大鸿沟。
“最后一个流氓”牛玉强的出现，让人们再次开始思考“严打”刑事政策的何去何从。
被严打的“流氓”
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确立了“从重、从快”的“严打”政策。而到了80年代，“严打”开始大规模实践。
1983年8月，我国开始了严厉打击社会治安领域犯罪活动的“严打”斗争，这次“严打”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者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组织反动会道门，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确定为打击重点。
一直从事“严打”研究的法律学者秦德良在《“严打”刑事政策及其历史考察》一文中披露，严打第一战役从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全国公安机关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等罪犯102.7万人，检察机关起诉97.5万人，法院判处86.1万人，其中判死刑的2.4万人，司法行政部门接收劳改犯68.7万人，劳教人员16.9万人。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
第二战役和第三战役分别从1984年8月持续到1986年国庆节，三大战役历时3年5个月，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查处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
为达到整治社会治安的预设目标，下级机关或下级行政区域会按上边的要求订立军令状(责任状)，确定破案、抓人指标，或自上而下地下达破案、抓人指标，甚至死刑比例。这些做法在上世纪50年代的运动和1983年“严打”中很普遍。毫无疑问，牛玉强们正是这类军令状中设定的打击目标。
在那个“流氓”多如蚊蝇的特殊年代，说几句下作话、哼几声“黄色歌曲”的是流氓；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是流氓；男女之间有过分亲昵动作的也是流氓；调戏妇女的肯定是流氓，打架斗殴的也必定是流氓。牛玉强抢路人帽子，伙同他人打架，被定罪为“流氓”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不过时至今日，再回过头去看看那段癫狂的历史，因“流氓罪”被错判、重判的冤案不在少数，根本够不上犯罪的牛玉强们只不过是百万分之一的历史牺牲品而已。
从80年代开始，中国几乎就没有停止过“严打”。1983年首开先例之后，中央高层又于1996年和2001年组织了两次全国性“严打”。令人尴尬的是，1983年的严打成果——刑事发案率下降只维系了两年时间，1986年就开始回升，一直持续到1996年。为此，中央不得不再次进行全国性的集中“严打”，这次的情形更加让人沮丧——刑事发案率仅仅在1997年有所下降，1998年之后又开始大幅回升，直到2000年底又被迫展开第三次“严打”。
法律学者秦德良认为1983、1996、2001年三次全国集中统一的大规模的政治化、军事化的“严打”斗争，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犯罪高峰一浪又一浪是这个政策尴尬处境的最好注释。
根据《2001－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即使在2001年“严打”期间，2001年的社会治安秩序没有根本性的好转。这充分说明“从重从快”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把罪犯当成敌人的、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具有一定阶级斗争形式的“严打”既不可能对所有的犯罪“一网打尽”，也不能从根本上制止犯罪的增加，甚至它对阻止犯罪过快增加所起的延缓作用也是极为有限的。
尴尬的“严打”
三次全国行动后，法学界对“严打”行动初衷、过程和效果的理性反思逐渐展开。长期致力于宪法研究的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指出:“对于严打这种执法方式，法学界看法不一，但总体上说否定或不赞成的较多，已是主流认识。人们不赞成严打，主要因为它不是一种社会治理的常态，且容易引发普遍的违宪违法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主政者按常态治国理政经验不足，不得已搞一次，可以理解。但如果后来者看不到这种执法方式对法治的破坏性，看不到它在公民基本权利保护方面带来的严重问题，将其作为法宝一次次重复使用，那人们就不好理解、难以接受了。”
按童之伟教授的看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应该是执法机关的工作常态，而严打不是常态，且与运动式执法的界限模糊。用严打这种与运动难以区分的方式执法，很容易造成法检警在警方主导下变相合署办公、权力失去制约的情况，也易于形成纵容刑讯逼供等侵犯被告和相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情况。严打也是造成量刑偏重、冤假错案多发的原因。”
经历过历次严打的童之伟教授认为，牛玉强应该寻求律师的帮助，让自己的合法权利在司法上获得救济。“具体到牛玉强的个案，当初牛玉强即使应该定罪，量刑也显然太重了。那是一个定罪很草率，量刑重得离谱的年代。牛玉强如果申诉或有关机关复查，他在严打之后的那几年应该能获减刑，事实上1983年严打后判刑过重的后来大都减了刑。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然后就是自由。无论如何，要牛玉强再服刑到2020年，显然不合理不人道。”
“平时不严格执法，有法不依，违法不究，问题严重了就严打，不是搞运动胜似搞运动，社会自然难以治理好。最初的那两次严打运动特征尤其明显，2001年那次除个别地方外，运动特征不很明显，这是进步。一般来说，运动式严打就像一个人不按时吃饭，经常一两餐甚至一两天不吃饭，饿极了就暴食一次，长此以往，这人的身体自然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