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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产业政策应当倡导：推动三大发展、实现由“旧三跨”转向“新三跨”、完善三大体系，以此实现出版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之所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向出版产业化，最中心的目的在于以此为个性案例。深入探讨中国出版产业政策如何更加适应产业发展需要，并进一步指导与引导出版产业健康、蓬勃发展。出版产业政策应当倡导：推动三大发展、实现由“旧三跨”转向“新三跨”、完善三大体系，以此实现出版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一、推动内容产业的三大发展
无论出版技术如何进步，出版的核心竞争力最终依然是内容。推动出版产业重点应当着力于三个方向：
一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内容资源双向发展。所谓双向发展就是对外继续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内继续大力实施“走下去”战略。
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已经实施了“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以及“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除继续大力推进外，还应当实施两个新计划。第一，实施“外籍教师培养计划”，在世界各国招收大量的留学生到中国，免费培养汉语教师，在中国的著名大学内设立针对“汉语教师”留学生的另一种形式的“孔子学院”，待其学成后再分别回到留学生本国教授汉语，以点带面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实施“翻译人才培养计划”，一个层面是有计划有资金支持地专门培养国内的外语翻译人才，建立国家外语翻译人才库，每年给予国家翻译项目与资金支持；再一个层面是有计划有资金支持地专门培养国外的以汉学家为主体的汉语翻译人才，建立“汉学家人才库”，每年直接支持汉学家们翻译中文图书。有了人才的积极参与，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才能很快地硬起来。
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走下去”战略，国家已重点实施了“农家书屋”工程，城市的“社区书屋”也正在着手实施。我们认为，在较快的时间段内完成“农家书屋”建设与城市“社区书屋”建设后，或者同时应当着力再实施“两个公益工程”，一个是“农家数字图书馆工程”，一个是“社区数字图书馆工程”。两家“书屋”进一步升级为“数字图书馆”，共同推动城乡的“全民阅读”。
二是推动传统文化内容产业数字化发展。国家除继续倡导与鼓励民营资本商业运作数字出版产业之外，还应当强化两个重点领域：第一，国家强力建设公益性的以文献典籍为主体的国家数字图书馆，以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体的数字博物馆，二者均应以免费阅读、免费浏览为宗旨，不应再附加任何形式的付费条款，同时还应当建立以省级为单元的数字图书馆与博物馆；第二，强力推动国有资本积极参与数字出版产业化竞争，国家以及省级设立“数字出版基金”或“数字出版资金”，或者给予数字出版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让数字出版产业的主流或者主体真正掌握在国有资本企业的手中，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
三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式发展。无论是技术创意层面还是产品创意层面，也无论是商业组合层面还是文化品牌树立层面，文化创意产业逐步走向融合已是大势所趋。目前，广播、电视与电信以及与技术提供商的产业融合已经得到较快发展，报纸与电信产业融合的手机报形式正蓬勃发展，手机游戏与手机出版也呼之欲出，而图书、影视、报刊、音像、游戏动漫等等原属不同产业但目前却又共在一个网络平台上实现传播的现象更是俯拾皆是。这种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现象逼迫我们思考是否可以在国家层面主导，建立打通出版集团、报业集团、广电集团、电信集团等等之间分隔状态的更大集团——国家级的文化传媒集团，建立真正的国家级的融出版、报业、广电、电信为一体的文化旗舰。也许，只有建立文化产业融合式的大文化集团，我们才能与世界上的新闻集团、迪斯尼集团、贝塔斯曼集团等文化巨头展开竞争。也许，建立中国模式的大文化集团，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实现由“旧三跨”向“新三跨”转型
由数字技术推动，出版的内容整合、载体形式、复制技术、传播方式、市场定位、盈利模式、管理体制、运营机制等等，均不同程度地逼迫出版人改变自我。不仅仅是出版人，政府的政策导向也在转变，从号召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转向跨所有制、跨国界、跨介质，前者可以视为“旧三跨”，后者可以名为“新三跨”。
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是上世纪90年代出版改革探索的主旋律。其最大特点为所有参与主体均为国有所有制，其途径主要是通过行政划转、行政审批新建出版单位的方式打破书报刊单打独斗的经营格局。其目的主要是通过书报刊音像兼营打通行业与区域，借此建立全国统一、有序的大市场，遗憾的是至今全国统一有序的大市场并未建立，行业垄断虽有所松动但并未真正改变格局，跨媒体经营虽有所实现但效果却并不理想。“旧三跨”不能有效实现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出资主体单一、所有制形式单一，并由此而造成竞争动力不足，而动力不足恰恰是出版改革无法深入的最大障碍。
“十五”期间，随着国家大力推进出版集团化建设，出版单位分类管理，加快出版单位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转制；新华书店系统开始推进股份制改造，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经营的出版改革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十一五”以来，出版改革的显著特点表现为：出版体制改革转向为股份制改造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出版形态转向纸介质与电子介质并重；“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让中国出版业终于走出国门。
跨所有制经营是真正解决中国出版行业长期以来动力不足的有效途径，实现的途径主要有三个：一是在国内、境外资本市场上市；二是以国有资本为主引入民营资本、境外资本；三是允许从业职工持股。这三条途径目前前两种均已取得实质性成果。国家应在政策层面出台新的管理办法，出台新的文件，以指导并规范跨所有制经营改革。
跨介质经营在国家层面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2008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科技与数字出版司，这是国家推动传统出版实现转型与加快发展数字出版产业的重要举措。在此之前，新闻出版总署直接推动了“中华字库”建设工程、“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研发工程、“中国知识资源数据库”出版工程、“中华数字古籍全书”出版工程、“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五大数字化工程，成果显著。更可以借鉴“高新技术工业产业园”的模式，在全国各地大力推动建立“数字出版产业园”，以此推动全国各省市的数字出版产业跨越式发展。
跨国界经营是中国出版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必然结果。2007年中央又提出加快实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旨在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增强我国综合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最终达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的。在国家继续推动“走出去”战略原有措施的同时，还应当补充两项：一是在内 容产品的组织上要以国际视角、全球化眼光，充分把握输出国的文化特点，制订“国家走出去项目重点出版规划”。将产品项目具体化；二是制订“走出去”项目优惠政策，鼓励国内出版单位或并购或与国外出版机构合资，或直接到境外创办出版机构。
概而论之，向跨所有制、跨介质、跨国界经营转向，是中国出版产业改革的必由之路。
三、完善出版产业三大保障体系
无论传统出版还是数字出版，离开行业自律、诚信经营与法律保护，均不能得到健康发展。因此，针对时弊，国家应在产业管理层面多加规范与指导。
第一，重建出版产业诚信体系。出版诚信是出版单位与发行单位的核心竞争力。无论从什么角度而言，诚信都是企业品牌的基石。出版社的诚信重点应在出版物上，绝不能出版伪书与坏书；发行诚信重点在及时回款上，应严格按照合同执行。行业管理关键是要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共同建立一套诚信制度，可借鉴西方的出版商协会、发行商协会的做法，制订一套协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业准则，实行黑名单公布的办法，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第二，规范出版行业行规体系。一个行业如果没有行业规范，那么诚信必然是一纸空文，经营状况必然是危机四伏。行业规范不是法律法规，但在某种程度上，行规是否完善与得以遵循才是一个行业是否成熟、是否健康的标志。出版业缺乏行规由来已久，出版社之间的折扣战、零售商之间的降价战，无一不在自毁这个行业。价格战曾经毁掉过挂历市场，目前的教辅市场实质上已经毁掉。出版行业务必不能像家电市场因价格战而纷纷陷入经营困境，应当充分发挥出版行业协会的作用，制订出一系列的诸如折扣规范之类的行规，指导整个出版行业共同遵守。
第三，强化出版行业法律体系。出版行业的法律法规从数量、层级、条块上讲应是十分完善的。如国务院颁布有《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新闻出版总署颁布有《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等等，这些法律法规的确有效管理与规范了出版行业。然而，实际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尤其是盗版问题依然十分严重，核心问题是执行不力，国家各级政府缺乏一支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编制、统一经费、统一行动的执法队伍。国家应当从执法队伍建设方面着手，严厉打击盗版，以保障出版行业健康发展。
之所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向出版产业化，最中心的目的在于以此为个性案例。深入探讨中国出版产业政策如何更加适应产业发展需要，并进一步指导与引导出版产业健康、蓬勃发展。出版产业政策应当倡导：推动三大发展、实现由“旧三跨”转向“新三跨”、完善三大体系，以此实现出版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一、推动内容产业的三大发展
无论出版技术如何进步，出版的核心竞争力最终依然是内容。推动出版产业重点应当着力于三个方向：
一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内容资源双向发展。所谓双向发展就是对外继续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内继续大力实施“走下去”战略。
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已经实施了“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以及“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除继续大力推进外，还应当实施两个新计划。第一，实施“外籍教师培养计划”，在世界各国招收大量的留学生到中国，免费培养汉语教师，在中国的著名大学内设立针对“汉语教师”留学生的另一种形式的“孔子学院”，待其学成后再分别回到留学生本国教授汉语，以点带面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实施“翻译人才培养计划”，一个层面是有计划有资金支持地专门培养国内的外语翻译人才，建立国家外语翻译人才库，每年给予国家翻译项目与资金支持；再一个层面是有计划有资金支持地专门培养国外的以汉学家为主体的汉语翻译人才，建立“汉学家人才库”，每年直接支持汉学家们翻译中文图书。有了人才的积极参与，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才能很快地硬起来。
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走下去”战略，国家已重点实施了“农家书屋”工程，城市的“社区书屋”也正在着手实施。我们认为，在较快的时间段内完成“农家书屋”建设与城市“社区书屋”建设后，或者同时应当着力再实施“两个公益工程”，一个是“农家数字图书馆工程”，一个是“社区数字图书馆工程”。两家“书屋”进一步升级为“数字图书馆”，共同推动城乡的“全民阅读”。
二是推动传统文化内容产业数字化发展。国家除继续倡导与鼓励民营资本商业运作数字出版产业之外，还应当强化两个重点领域：第一，国家强力建设公益性的以文献典籍为主体的国家数字图书馆，以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体的数字博物馆，二者均应以免费阅读、免费浏览为宗旨，不应再附加任何形式的付费条款，同时还应当建立以省级为单元的数字图书馆与博物馆；第二，强力推动国有资本积极参与数字出版产业化竞争，国家以及省级设立“数字出版基金”或“数字出版资金”，或者给予数字出版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让数字出版产业的主流或者主体真正掌握在国有资本企业的手中，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
三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式发展。无论是技术创意层面还是产品创意层面，也无论是商业组合层面还是文化品牌树立层面，文化创意产业逐步走向融合已是大势所趋。目前，广播、电视与电信以及与技术提供商的产业融合已经得到较快发展，报纸与电信产业融合的手机报形式正蓬勃发展，手机游戏与手机出版也呼之欲出，而图书、影视、报刊、音像、游戏动漫等等原属不同产业但目前却又共在一个网络平台上实现传播的现象更是俯拾皆是。这种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现象逼迫我们思考是否可以在国家层面主导，建立打通出版集团、报业集团、广电集团、电信集团等等之间分隔状态的更大集团——国家级的文化传媒集团，建立真正的国家级的融出版、报业、广电、电信为一体的文化旗舰。也许，只有建立文化产业融合式的大文化集团，我们才能与世界上的新闻集团、迪斯尼集团、贝塔斯曼集团等文化巨头展开竞争。也许，建立中国模式的大文化集团，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实现由“旧三跨”向“新三跨”转型
由数字技术推动，出版的内容整合、载体形式、复制技术、传播方式、市场定位、盈利模式、管理体制、运营机制等等，均不同程度地逼迫出版人改变自我。不仅仅是出版人，政府的政策导向也在转变，从号召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转向跨所有制、跨国界、跨介质，前者可以视为“旧三跨”，后者可以名为“新三跨”。
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是上世纪90年代出版改革探索的主旋律。其最大特点为所有参与主体均为国有所有制，其途径主要是通过行政划转、行政审批新建出版单位的方式打破书报刊单打独斗的经营格局。其目的主要是通过书报刊音像兼营打通行业与区域，借此建立全国统一、有序的大市场，遗憾的是至今全国统一有序的大市场并未建立，行业垄断虽有所松动但并未真正改变格局，跨媒体经营虽有所实现但效果却并不理想。“旧三跨”不能有效实现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出资主体单一、所有制形式单一，并由此而造成竞争动力不足，而动力不足恰恰是出版改革无法深入的最大障碍。
“十五”期间，随着国家大力推进出版集团化建设，出版单位分类管理，加快出版单位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转制；新华书店系统开始推进股份制改造，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经营的出版改革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十一五”以来，出版改革的显著特点表现为：出版体制改革转向为股份制改造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出版形态转向纸介质与电子介质并重；“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让中国出版业终于走出国门。
跨所有制经营是真正解决中国出版行业长期以来动力不足的有效途径，实现的途径主要有三个：一是在国内、境外资本市场上市；二是以国有资本为主引入民营资本、境外资本；三是允许从业职工持股。这三条途径目前前两种均已取得实质性成果。国家应在政策层面出台新的管理办法，出台新的文件，以指导并规范跨所有制经营改革。
跨介质经营在国家层面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2008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科技与数字出版司，这是国家推动传统出版实现转型与加快发展数字出版产业的重要举措。在此之前，新闻出版总署直接推动了“中华字库”建设工程、“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研发工程、“中国知识资源数据库”出版工程、“中华数字古籍全书”出版工程、“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五大数字化工程，成果显著。更可以借鉴“高新技术工业产业园”的模式，在全国各地大力推动建立“数字出版产业园”，以此推动全国各省市的数字出版产业跨越式发展。
跨国界经营是中国出版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必然结果。2007年中央又提出加快实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旨在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增强我国综合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最终达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的。在国家继续推动“走出去”战略原有措施的同时，还应当补充两项：一是在内 容产品的组织上要以国际视角、全球化眼光，充分把握输出国的文化特点，制订“国家走出去项目重点出版规划”。将产品项目具体化；二是制订“走出去”项目优惠政策，鼓励国内出版单位或并购或与国外出版机构合资，或直接到境外创办出版机构。
概而论之，向跨所有制、跨介质、跨国界经营转向，是中国出版产业改革的必由之路。
三、完善出版产业三大保障体系
无论传统出版还是数字出版，离开行业自律、诚信经营与法律保护，均不能得到健康发展。因此，针对时弊，国家应在产业管理层面多加规范与指导。
第一，重建出版产业诚信体系。出版诚信是出版单位与发行单位的核心竞争力。无论从什么角度而言，诚信都是企业品牌的基石。出版社的诚信重点应在出版物上，绝不能出版伪书与坏书；发行诚信重点在及时回款上，应严格按照合同执行。行业管理关键是要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共同建立一套诚信制度，可借鉴西方的出版商协会、发行商协会的做法，制订一套协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业准则，实行黑名单公布的办法，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第二，规范出版行业行规体系。一个行业如果没有行业规范，那么诚信必然是一纸空文，经营状况必然是危机四伏。行业规范不是法律法规，但在某种程度上，行规是否完善与得以遵循才是一个行业是否成熟、是否健康的标志。出版业缺乏行规由来已久，出版社之间的折扣战、零售商之间的降价战，无一不在自毁这个行业。价格战曾经毁掉过挂历市场，目前的教辅市场实质上已经毁掉。出版行业务必不能像家电市场因价格战而纷纷陷入经营困境，应当充分发挥出版行业协会的作用，制订出一系列的诸如折扣规范之类的行规，指导整个出版行业共同遵守。
第三，强化出版行业法律体系。出版行业的法律法规从数量、层级、条块上讲应是十分完善的。如国务院颁布有《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新闻出版总署颁布有《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等等，这些法律法规的确有效管理与规范了出版行业。然而，实际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尤其是盗版问题依然十分严重，核心问题是执行不力，国家各级政府缺乏一支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编制、统一经费、统一行动的执法队伍。国家应当从执法队伍建设方面着手，严厉打击盗版，以保障出版行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