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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丽中国” 这一命题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才提出来的。然而，其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的写照却不胜枚举。这表明，“美丽中国”的思想因子早已深深熔铸在中华文化的血脉里。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均蕴含着丰硕的生态理念，为“美丽中国”的建构提供了源头活水。探讨“美丽中国”的思想文化元素，对今天建设“美丽中国”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美丽中国”；生态理念；现实启迪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5）01-0037-04
Abstract：“Beautiful China” was put forward in the report of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owever，there are a lot of portraitures of “Beautiful China” in Chinese literary works. It shows that the ideological elements of “Beautiful China” have already deeply rooted in Chinese culture. Both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mply rich ecological idea，which provides the springhea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Discussing the ideological elements of “Beautiful China” has a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Beautiful China”.
Key words：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eautiful China”； ecological idea；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一、“美丽中国”在历代文学作品中的写照：从《桃花源记》到《清平乐·村居》
“美丽中国”作为一个命题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才提出来的，但它却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根基。说到“美丽中国”在历代文学作品中的写照，首先映入眼帘的或许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花源记》为我们描绘了一幕令人心驰神往的场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1]读到此处，一幅青山绿水、风景如画、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生动画面便跃然纸上了，令人心旷神怡。这充分体现了陶渊明对自己心目中的“美丽中国”的向往与憧憬。
一代词宗辛弃疾在《清平乐·村居》中亦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美丽中国”的生动图景：“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正剥莲蓬。”[2]虽寥寥数语，却将一幅百姓生活的温馨场景展现得淋漓尽致，宛若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工笔画，同样彰显了辛弃疾对“美丽中国”的无限热爱。
从古到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对“美丽中国”的描绘不胜枚举，这里不过是列举一二。无论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还是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均给读者展现了一幅“美丽中国”的生动画面，给人以美的享受，又给人以无限的启迪和无尽的思考。可见，“美丽中国”的思想因子早已深深熔铸在中华文化的血脉里，历经千百年的淘洗，仍在不断地发酵。
二、“美丽中国”诗意命题的正式提出及其多向度的理解
上文提到的《桃花源记》和《清平乐·村居》都是“美丽中国”的理想在文学作品中的写照。然而，“美丽中国”作为一个命题而正式提出则是在中共十八大的报告中，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美丽中国”的美好蓝图。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3]
这一“诗意命题”一经提出，就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共鸣。因为这一命题得民心、顺民意、体民情，深刻反映了社会发展进步的新动向，具有划时代的战略意义。事实上，“美丽中国”不仅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命题”，更是一种顺应时代的新理念，彰显了时代对生态的新要求，反映出了人们对生存环境的新期望。
不过，“美丽中国”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概念，而是一个蕴含着丰富内容的多维度命题，我们不宜对其作简单化、单一化的理解。我们在理解这一命题时应该将视域作适度的扩展，不能仅局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应当进一步扩展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等丰富关系上。“美丽中国”这一诗意命题和全新理念的寓意是多重的，它不仅包括生态美、自然美，而且蕴含着人文之美、社会之美、生活之美、时代之美等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高度和谐，是自然美、人文美、社会美、时代美、生活美等多向度的有机统一。
三、“美丽中国”的源头活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蕴含着朴素而丰富的生态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道家、佛家为主干，尽管它们在具体的观点上不尽相同，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都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元素。”[4]欲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离不开儒、道、佛这三家。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儒、道两家为考察重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作一初步探讨。
（一）从“天人合一”到“与天地参”：儒家的生态理念
1.“天人合一” 冯友兰在其著名的“人生境界说”中认为，人生有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并把“天地境界”作为人生境界的最高层次。事实上，天人关系问题一直都是中国哲学的元问题，“天人合一”则是传统文化中的大智慧。
在《周易》中就已呈现了对“天、地、人三才”的最初表述，所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古老的生态智慧。汉代大儒董仲舒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在其《春秋繁露·立元神》中有云：“何为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在董仲舒看来，天、地、人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所谓“相为手足，合以成体”。宋代大儒张横渠在《正蒙·乾城》中又进一步指出：“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从而将《周易》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2.“仁民爱物”“民胞物与”
“仁民爱物”“民胞物与”亦是儒家生态理念。中国儒家不仅讲“仁者爱人”，而且把“仁”的范畴进一步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论语·述而》中有云：“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认为，爱护小鱼和巢中的小鸟，不仅是热爱大自然、保持生态平衡的手段，同时也是仁爱精神的鲜活体现。孟子则明确提出“仁民爱物”的观点，在《孟子·尽心上》有云：“君子之于物也，爱而弗仁；人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北宋张载在《西铭》中进一步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无疑是对孔孟“仁民爱物”思想的创造性发挥。
3.“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天地相参”
中国儒家生态理念除了“天人合一”“仁民爱物”“民胞物与”之外，还包括“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天地参”等等，主要体现在《礼记》和《中庸》这两部儒家经典中。《礼记·经解》云：“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中庸》又进一步阐释了《礼记·经解》“与天地参”的思想，《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可见，无论是《礼记》，还是《中庸》，都在强调“与天地参”。这里的“参”即是说，天、地、人三者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再次印证了《周易》“天、地、人三才”的思想。
（二）从“自然无为”到“相生相养”：道家的生态理念
1.“自然无为”
道家的生态理念长期以来被人们津津乐道，其中排在首位的当属“自然无为”的思想。但遗憾的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常常遭到不同程度的误解和曲解，人们往往习惯于将“无为”简单地理解为消极不作为。实际上并非如此，道家所主张的“无为”乃是不妄作为、不乱作为，意在告诫人们遵循事物的内在法则，按规律办事，不轻举妄为。《道德经》第64章中云：“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认为，无论是人类的生产也好，生活也罢，都应当符合客观规律，这样才能够保持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促进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按照道家“自然无为”的生态理念行事，实际上也是要求人们认识自然，呵护自然，遵循自然界的法则，既满足人的需求，也应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努力做到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2.“道法自然”
道家不仅主张“自然无为”，而且还提出“道法自然”的生态理念。《道德经》第42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渔父》亦提出“道者万物之由也”的观点。老子和庄子都将“道”视为世界的本源和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认为天地万物皆由“道”而生。因此，茫茫宇宙之万事万物从根源上讲都是有机统一的。这就为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奠定了存在论的哲学基础。《道德经》第25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是说，宇宙万物皆有自己的运动方式和运行规律，人应当顺应天道、尊重自然，而不能与天道相抵触、与自然相抗拒。这再次印证了天、地、人应相统一这一基本思想。
3.“相生相养”“知足知止”
“相生相养”“知足知止”亦是道家重要的生态理念。在道家看来，“凡事无大无小，皆守道而行，故无凶；今日失道，即致大乱”。这里的道，既是“天道”，亦是“人道”，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一言以蔽之，此道乃是相生相养之道。而道家“知足知止”的观点，则强调人对物质的享受应当加以节制，《道德经》第44章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即是说，只有知道满足，才不会受到屈辱；只有懂得适可而止，才不会带来危险；惟其如此，才能够保持长久。《道德经》第32章亦云“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是说知道适可而止，才有可能避免祸患。根据道家“相生相养”“知足知止”的理念，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时，理应注意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合理利用，开发有度。可见，道家不仅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也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道家的伦理观是“人际伦理”和“生态伦理”的统一。
四、中国传统生态理念对“美丽中国”构建的现实启迪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升，社会面貌日新月异，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经济上的成就有目共睹。根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提供的数据，“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的GDP增长了近20倍”[5]。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1日发表了《35年，中国经济“一路向上”》一文，该文写道：“这是改革开放3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数字轨迹：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跃升至2012年的518942亿元；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从1978年的第十，到2010年排位第二；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到2012年的38420元；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居世界第三十八位，到2012年的33116亿美元、连续7年稳居世界第一位……对改革开放35年中国经济创造的奇迹，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这样评价：‘我们用35年的时间，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开始走向全面小康，这是20世纪到21世纪初，中国对人类的最大贡献！’”[6]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正视另外一个事实，中国为经济的高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生态代价尤为严重。因为就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生态形势日益严峻。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当前中国面临的严峻生态形势概括为三个方面：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3]。 在此等生态背景下，“美丽中国”的建构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党的十八大明确将“美丽中国”作为一个命题提出来，这充分彰显了时代对生态的新要求，也反映了人们对生存环境的新期待。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均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从而为“美丽中国”的建构提供了源头活水。
第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生态观的一个核心理念，“人与天地参”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因此，现代人首先应当树立这样一种观念：自然界并非人类的对立面，相反，自然乃人类的“衣食父母”，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言：“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7]“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7]马克思甚至更直截了当地说过：“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7]既然如此，人类当然不能够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凌驾于自然之上，而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
第二，中国传统生态观主张“知足知止”，即人类不能够贪婪，要把握适度原则，适可而止，这蕴含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提出的。此后，世界各国纷纷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研究。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指出，“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1981年，美国著名学者布朗（Lester R. Brown）出版的《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提出以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和开发再生能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将可持续发展明确界定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该定义提出后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和认同。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是可持续发展应当遵循的三大原则[8]。在一定意义上，可持续发展理念亦可以看做是“知足知止”这一传统生态观在当代的具体体现。
第三，要坚持“两大原则”，即坚持“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的原则和“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进而给自然界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参考文献]
汉魏六朝散文选注[M].曹融南，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10.
辛弃疾词选注[M].马群，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68.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04）.
杨圆.刍议毛泽东的生态思想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4（4）：87.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可持续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4.
朱剑红.35年，中国经济“一路向上”[N].人民日报，2013-11-21（0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
王学荣.从发展战略到思维方式变革：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反省与范式转换[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2（6）：34.
[责任编辑 祁丽华]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美丽中国”；生态理念；现实启迪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5）01-0037-04
Abstract：“Beautiful China” was put forward in the report of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owever，there are a lot of portraitures of “Beautiful China” in Chinese literary works. It shows that the ideological elements of “Beautiful China” have already deeply rooted in Chinese culture. Both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mply rich ecological idea，which provides the springhea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Discussing the ideological elements of “Beautiful China” has a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Beautiful China”.
Key words：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eautiful China”； ecological idea；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一、“美丽中国”在历代文学作品中的写照：从《桃花源记》到《清平乐·村居》
“美丽中国”作为一个命题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才提出来的，但它却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根基。说到“美丽中国”在历代文学作品中的写照，首先映入眼帘的或许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花源记》为我们描绘了一幕令人心驰神往的场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1]读到此处，一幅青山绿水、风景如画、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生动画面便跃然纸上了，令人心旷神怡。这充分体现了陶渊明对自己心目中的“美丽中国”的向往与憧憬。
一代词宗辛弃疾在《清平乐·村居》中亦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美丽中国”的生动图景：“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正剥莲蓬。”[2]虽寥寥数语，却将一幅百姓生活的温馨场景展现得淋漓尽致，宛若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工笔画，同样彰显了辛弃疾对“美丽中国”的无限热爱。
从古到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对“美丽中国”的描绘不胜枚举，这里不过是列举一二。无论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还是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均给读者展现了一幅“美丽中国”的生动画面，给人以美的享受，又给人以无限的启迪和无尽的思考。可见，“美丽中国”的思想因子早已深深熔铸在中华文化的血脉里，历经千百年的淘洗，仍在不断地发酵。
二、“美丽中国”诗意命题的正式提出及其多向度的理解
上文提到的《桃花源记》和《清平乐·村居》都是“美丽中国”的理想在文学作品中的写照。然而，“美丽中国”作为一个命题而正式提出则是在中共十八大的报告中，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美丽中国”的美好蓝图。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3]
这一“诗意命题”一经提出，就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共鸣。因为这一命题得民心、顺民意、体民情，深刻反映了社会发展进步的新动向，具有划时代的战略意义。事实上，“美丽中国”不仅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命题”，更是一种顺应时代的新理念，彰显了时代对生态的新要求，反映出了人们对生存环境的新期望。
不过，“美丽中国”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概念，而是一个蕴含着丰富内容的多维度命题，我们不宜对其作简单化、单一化的理解。我们在理解这一命题时应该将视域作适度的扩展，不能仅局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应当进一步扩展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等丰富关系上。“美丽中国”这一诗意命题和全新理念的寓意是多重的，它不仅包括生态美、自然美，而且蕴含着人文之美、社会之美、生活之美、时代之美等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高度和谐，是自然美、人文美、社会美、时代美、生活美等多向度的有机统一。
三、“美丽中国”的源头活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蕴含着朴素而丰富的生态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道家、佛家为主干，尽管它们在具体的观点上不尽相同，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都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元素。”[4]欲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离不开儒、道、佛这三家。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儒、道两家为考察重点，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作一初步探讨。
（一）从“天人合一”到“与天地参”：儒家的生态理念
1.“天人合一” 冯友兰在其著名的“人生境界说”中认为，人生有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并把“天地境界”作为人生境界的最高层次。事实上，天人关系问题一直都是中国哲学的元问题，“天人合一”则是传统文化中的大智慧。
在《周易》中就已呈现了对“天、地、人三才”的最初表述，所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古老的生态智慧。汉代大儒董仲舒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在其《春秋繁露·立元神》中有云：“何为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在董仲舒看来，天、地、人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所谓“相为手足，合以成体”。宋代大儒张横渠在《正蒙·乾城》中又进一步指出：“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从而将《周易》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2.“仁民爱物”“民胞物与”
“仁民爱物”“民胞物与”亦是儒家生态理念。中国儒家不仅讲“仁者爱人”，而且把“仁”的范畴进一步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论语·述而》中有云：“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认为，爱护小鱼和巢中的小鸟，不仅是热爱大自然、保持生态平衡的手段，同时也是仁爱精神的鲜活体现。孟子则明确提出“仁民爱物”的观点，在《孟子·尽心上》有云：“君子之于物也，爱而弗仁；人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北宋张载在《西铭》中进一步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无疑是对孔孟“仁民爱物”思想的创造性发挥。
3.“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天地相参”
中国儒家生态理念除了“天人合一”“仁民爱物”“民胞物与”之外，还包括“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天地参”等等，主要体现在《礼记》和《中庸》这两部儒家经典中。《礼记·经解》云：“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中庸》又进一步阐释了《礼记·经解》“与天地参”的思想，《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可见，无论是《礼记》，还是《中庸》，都在强调“与天地参”。这里的“参”即是说，天、地、人三者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再次印证了《周易》“天、地、人三才”的思想。
（二）从“自然无为”到“相生相养”：道家的生态理念
1.“自然无为”
道家的生态理念长期以来被人们津津乐道，其中排在首位的当属“自然无为”的思想。但遗憾的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常常遭到不同程度的误解和曲解，人们往往习惯于将“无为”简单地理解为消极不作为。实际上并非如此，道家所主张的“无为”乃是不妄作为、不乱作为，意在告诫人们遵循事物的内在法则，按规律办事，不轻举妄为。《道德经》第64章中云：“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认为，无论是人类的生产也好，生活也罢，都应当符合客观规律，这样才能够保持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促进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按照道家“自然无为”的生态理念行事，实际上也是要求人们认识自然，呵护自然，遵循自然界的法则，既满足人的需求，也应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努力做到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2.“道法自然”
道家不仅主张“自然无为”，而且还提出“道法自然”的生态理念。《道德经》第42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渔父》亦提出“道者万物之由也”的观点。老子和庄子都将“道”视为世界的本源和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认为天地万物皆由“道”而生。因此，茫茫宇宙之万事万物从根源上讲都是有机统一的。这就为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奠定了存在论的哲学基础。《道德经》第25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是说，宇宙万物皆有自己的运动方式和运行规律，人应当顺应天道、尊重自然，而不能与天道相抵触、与自然相抗拒。这再次印证了天、地、人应相统一这一基本思想。
3.“相生相养”“知足知止”
“相生相养”“知足知止”亦是道家重要的生态理念。在道家看来，“凡事无大无小，皆守道而行，故无凶；今日失道，即致大乱”。这里的道，既是“天道”，亦是“人道”，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一言以蔽之，此道乃是相生相养之道。而道家“知足知止”的观点，则强调人对物质的享受应当加以节制，《道德经》第44章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即是说，只有知道满足，才不会受到屈辱；只有懂得适可而止，才不会带来危险；惟其如此，才能够保持长久。《道德经》第32章亦云“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是说知道适可而止，才有可能避免祸患。根据道家“相生相养”“知足知止”的理念，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时，理应注意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合理利用，开发有度。可见，道家不仅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也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道家的伦理观是“人际伦理”和“生态伦理”的统一。
四、中国传统生态理念对“美丽中国”构建的现实启迪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升，社会面貌日新月异，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经济上的成就有目共睹。根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提供的数据，“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的GDP增长了近20倍”[5]。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1日发表了《35年，中国经济“一路向上”》一文，该文写道：“这是改革开放3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数字轨迹：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跃升至2012年的518942亿元；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从1978年的第十，到2010年排位第二；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到2012年的38420元；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居世界第三十八位，到2012年的33116亿美元、连续7年稳居世界第一位……对改革开放35年中国经济创造的奇迹，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这样评价：‘我们用35年的时间，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开始走向全面小康，这是20世纪到21世纪初，中国对人类的最大贡献！’”[6]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正视另外一个事实，中国为经济的高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生态代价尤为严重。因为就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生态形势日益严峻。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当前中国面临的严峻生态形势概括为三个方面：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3]。 在此等生态背景下，“美丽中国”的建构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党的十八大明确将“美丽中国”作为一个命题提出来，这充分彰显了时代对生态的新要求，也反映了人们对生存环境的新期待。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均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从而为“美丽中国”的建构提供了源头活水。
第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生态观的一个核心理念，“人与天地参”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因此，现代人首先应当树立这样一种观念：自然界并非人类的对立面，相反，自然乃人类的“衣食父母”，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言：“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7]“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7]马克思甚至更直截了当地说过：“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7]既然如此，人类当然不能够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凌驾于自然之上，而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
第二，中国传统生态观主张“知足知止”，即人类不能够贪婪，要把握适度原则，适可而止，这蕴含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提出的。此后，世界各国纷纷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研究。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指出，“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1981年，美国著名学者布朗（Lester R. Brown）出版的《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提出以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和开发再生能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将可持续发展明确界定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该定义提出后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和认同。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是可持续发展应当遵循的三大原则[8]。在一定意义上，可持续发展理念亦可以看做是“知足知止”这一传统生态观在当代的具体体现。
第三，要坚持“两大原则”，即坚持“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的原则和“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进而给自然界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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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词选注[M].马群，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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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可持续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4.
朱剑红.35年，中国经济“一路向上”[N].人民日报，2013-11-21（0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
王学荣.从发展战略到思维方式变革：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反省与范式转换[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2（6）：34.
[责任编辑 祁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