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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档案
范用，原名范鹤镛，曾用名范大用，笔名叶雨。1925年生，江苏镇江人。著名出版家。1938年起从事出版工作，辗转武汉、桂林、重庆等地。解放后来到北京，担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同时自1985年起兼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1989年离休。范用是我国名重一时的出版人，他曾策划出版了《为书籍的一生》《随想录》《牛棚日记》《傅雷家书》等；他也是我国著名的杂志人，曾创办了《读书》《新华文摘》；著有《我爱穆源》《泥土脚印》《泥土脚印(续编)》等。他还在港台作家和外籍华人著作在大陆出版以及向海外介绍大陆作品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10年9月14日晚因病在北京逝世。
范用学历不高，填履历表时，他总是老老实实填上“小学毕业”。因了这份“诚”，他有了“三多先生”之称，“书多，酒多，朋友多”。范用一生爱书，除了编书、写书外，还为书做封面设计。他自己也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范用先生在《叶雨书衣》一书的自序中写道：“我每拿到一本新书，先欣赏封面。看设计新颖的封面是一种享受，我称之为‘第一享受’。”他有一张自制的非常别致的藏书票：上面手绘一个书架，架上满满的书却缺了几本，旁边写着一句话：“愿此书亦如倦鸟归巢。”他把这书票贴在自己的每本书上，本意是提醒借书的人“好借好还”，在这里却又多了一层意思。范用先生爱书，书里有他的一世情缘。巴金先生曾专门为范用题词称：“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温暖的脚印里。”这是对范用先生一生真实的写照与评价。
作家作品
将军
范用
我见过两位将军——罗炳辉将军、彭雪枫将军。
1938年春，我才小学毕业不久，逃难到汉口，就进读书生活出版社当练习生。我的工作主要是跑腿送信跑邮局。我走路很快，大家叫我“小毛驴”；再就是给订户寄发《群众》周刊——党在国统区办的第一个公开刊物，登记来往信件。
我有张办公桌，背朝着门。每天有两个人进门从后面摸我的头，我就知道谁来了，一位是送信的老邮差，他用湖北人的腔调唱着“摸着你的脑袋前进!”——《义勇军进行曲》里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一句。还有一位，就是罗炳辉。
当时，武汉是抗战时期政治文化中心，大批文化人聚集在这里，每天都有不少人来交通路读书生活出版社。其中有些是从延安出来的。读书生活出版社仿佛是个联络站或中转站。罗炳辉和彭雪枫即来自延安，经过武汉去江南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
罗炳辉是云南人，与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我们的领导黄洛峰是同乡好友。当时罗炳辉住在汉口泰和街八路军办事处，每天睡醒午觉，总要到读书生活出版社。他一来，就嚷嚷“小鬼!小鬼”，要我放下手头的工作陪他玩。
罗炳辉非常喜欢小孩子。后来1940年我在重庆买到斯诺前妻宁谟·威尔斯的《续西行漫记》，其中有一张照片“罗炳辉与小鬼们”，罗炳辉居中，五个“红小鬼”围着他，其中四个穿着军装，还挂着皮带。
罗炳辉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十几岁入伍当兵，1929年参加共产党，在江西吉安率部起义，任独立第四团团长。后又任红十二军代军长。长征途中，罗炳辉率领红三十二军担任后卫，掩护主力顺利前进。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决定罗炳辉到华中工作。1938年10月日军进攻武汉，罗炳辉要求去前线，被批准到新四军，和陈毅一起，在苏南建立根据地。接着又参加了创建、发展、巩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直到抗战胜利为止。
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1946年6月，指挥解放山东枣庄的战役，这是他征战32年，参加和指挥的数不清的战斗中的最后一仗。6月21日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五时在兰陵逝世，年仅49岁。
罗炳辉生前经常说：“人生最欣慰的是真正勇敢地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最热诚努力地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尤其是要为劳动大众的解放和利益，以真理、正义、公道为人类的幸福而斗争。”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罗炳辉在戎马生涯中，将他的女儿罗镇涛托给民族资本家李岳嵩代养。1945年黄洛峰将镇涛接到重庆，交我爱人丁仙宝照料生活。不久由我陪送到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八路军办事处)交给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让镇涛穿上军装，给她讲家史，随即送到延安，后来送苏联学医。
我见到彭雪枫也是在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他有本《游击队政治工作》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来出版社看校样。我不懂什么叫政治工作，彭雪枫给我上了一课，我还是似懂非懂。只记住一点：人民的军队离不开政治工作。游击队我倒知道，我会唱冼星海的《游击队歌》，他听我唱，点点头。读书生活出版社还出版了《游击战教程》《游击战术纲要》，都是为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后来我才知道彭雪枫也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领。新四军游击支队成立，他任司令员兼政委。“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1944年围歼顽军，彭雪枫亲临前线指挥，不幸中流弹光荣牺牲，年仅37岁。
1985年我买到一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彭雪枫家书》。这本书收有彭雪枫写给爱人林颖同志的八十多封信。读了彭雪枫将军的家书，我深切体会到他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对党无限忠诚和对妻子无微不至的体贴。他爱革命事业，爱自己的战士，同时也爱着自己的妻子。他好学不倦，酷爱读书。他写给妻子的信，是革命生涯最后三年的最坦率、最真诚的自述，可以看到雪枫将军的坦荡胸襟与高尚情操。这本书值得推荐给年轻的读者一读。
罗炳辉将军、彭雪枫将军英名永垂不朽!
作家链接
忆范用先生
陈子善
1985年8月，浙江富阳举行郁达夫遇害4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革”浩劫后幸存的与郁达夫有过交往的新文学作家汪静之、许杰、楼适夷、柯灵先生等都参加了。范用先生也来了，他当时是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已是出版界呼风唤雨的人物。在上世纪8 O年代文学和文化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傅雷家书》《随感录》(巴金著)、《干校六记》(杨绛著)、《为人道主义辩护》(王若水著)等书，都是在他主持下才得以问世的。茅盾、王任叔、夏衍、聂绀弩、胡风、曹聚仁、宋云彬、徐懋庸、唐弢、柯灵、廖沫沙、秦似等的杂文集也都在他的主持下陆续问世，我所藏的好几本就是他赠送的。这套颇有气势的杂文选集现在很少有人提到了，但范用先生说过：“这是三联版图书中比较豪华的一套书，作者也都是大家。”(引自《叶雨书衣》)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角度视之，如此大规模地展示现代杂文创作的成就，书的装帧又那么漂亮，至今后无来者，确实难得，足以体现范用的雄心和魄力。 也就是在这次郁达夫研讨会上，范用先生向我约稿，要我编选一部郁达夫谈书的书，我首次领教了他对书的挚爱。我当时正在为广东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编订12卷本《郁达夫文集》，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促使他首次见面就向我这个小小的大学助教约稿。我不免有点诚惶诚恐，他的口气却是不容置疑的，你可以做，你应该做!我除了答应他的吩咐，不敢说个“不”字。这部《卖文买书——郁达夫和书》1986年夏编竣，虽然迟至1995年3月才由北京三联推出，但我与三联的书缘却是他一手开启的。
从此以后，几乎每次到北京都要去拜访范用先生，有时是单独，有时是《卖文买书》的责编秦人路先生带领。范用很忙，太忙了，总是风风火火地在处理各种大小事务，所以我的拜访时间都不长，说完事，拿了想要的书，就走，有点“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味道。他也就摆摆手，说一句：“下次再来。”我们真的成了不拘形式的“忘年交”了。有件事是必须一记的。我曾向他抱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免不了要与海外学者交流，互换资料，但香港同行寄来的专业书刊，常常被海关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没收，以致引起对方的误解和不满。他听了当即表示，由于工作需要，他有一个专用信箱，海外寄进的印刷品不会查扣，建议以后给我的可能有碍的书刊资料就寄到他那里中转。虽然我后来并没有就此事麻烦他，但他愿意尽力帮助后学的热忱一直让我感到温暖，至今难忘。
作为出版家，范用先生一生“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留下的文字并不多。我记忆中，他的第一本书是《我爱穆源》，一本可爱的48开本的小书。穆源是范用先生家乡江苏镇江的一所中学，是他的母校。“人在江湖，心存穆源”，此书所收就是他上世纪90年代初给穆源中学学生所写的16封信，其中有他对风云激荡的青少年时代细腻而又真切的回忆。我所得到的《我爱穆源》是署“洛瑛编”的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3年印刷本，大概是此书最初的版本，不但内容，装帧也与后来北京三联书店版有所不同，虽然都是他自己所亲为。此书书脊上印“范用给小同学的信：我爱穆源(1936～1937)”，封底印了题为“翠堤晨曦”的他的个人照(唐思东摄)，还有他抄录的w.S.Landor的诗《行年七十五》摘句(绿原译)：
我不与人争，胜负均不值，
我爱大自然，艺术在其次。
且以生命之火烘我手，
它一熄，我起身就走。
记得他寄给我书时，向我提了一个要求，因为《我爱穆源》“附录”了他早年的两篇“少作”《一九三七年的四天》和《姐姐》，他忆起在穆源中学时期还写了一文刊于镇江某小杂志(我已忘了刊名)，嘱我代为查找，以后来信，包括寄贺年卡时还多次提及。我查过，可惜上海图书馆未藏此刊物，一直没有结果。我未能为他了此心愿，很觉愧对于他。
好多人都说，范用先生是“一个纯粹的出版家，一个为书而活着的人”。在我看来，出版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敏锐、大胆地发掘作者，竭尽心力地出好作者的书。范用先生推出曹聚仁、叶灵凤、柳苏(罗孚)等香港作家的著作，当时都有点风险，都是需要勇气的。三联版叶灵凤的《读书随笔》(三卷本)由丝韦(罗孚)编选，在他主持下隆重推出，我得到的是罗孚先生题签的毛边本，珍爱万分。范用先生后来回忆道：“叶灵凤的小品文写得好极了，没有人像他那样认真、细心地写东西。”“我在香港见过叶灵凤。那时很多人对他有误解。香港陷落时，他没离开，还在报上发表有关文艺知识的小文章，有人骂他是汉奸文人。我说他不是‘汉奸文人’，而只是个‘文人’。文人要吃饭，只好写文章。他没写过汉奸文字。”(引自《叶雨书衣》)可见，出版这书还暗含着他为故人辩诬的一份深情。他出版柳苏的《香港，香港》等书，又何尝不是如此?今年国庆我适在香港，拜访已年届九十高龄的罗孚先生，谈到范用先生，罗先生不胜唏嘘，感叹次日赴京，却再也见不到老朋友了!罗师母回忆罗先生幽居北京十年，一次在饭店用餐，巧遇范用先生，他紧握罗先生的手不断地说：“你住哪里?住哪里?我一直在找你，找得好苦!”接下来的事就可以想见了，“文章合有老波澜”，正是在范用先生的鼓励和催逼下，罗孚先生的精彩诗文喷涌而出，柳苏的名字开始在《读书》上出现……从而成就了他后期文学创作的大丰收!
范用先生离休后，编了许多富有文化趣味的好书，其中有两部我认为特别值得注意。一部是《爱看书的广告》(2004年4月北京三联书店版)，这可是第一本关于新文学广告的专业书籍。广告涉及新文学作品的传播史和接受史，研究价值不容忽视。此书不但信息量大，收录了鲁迅、叶圣陶、巴金、施蛰存、胡风、老舍等新文学名家，文化生活出版社、北新书局、新月书店、良友图书公司和生活书店等著名新文学出版社的广告文字，而且还收入了当代各家讨论书刊广告的文字。范用先生把研究新文学广告这个重要课题提了出来，现在已有人以此为题撰写博士论文了。其实，范用先生重视书刊广告远非自此书始。我手头有一本仅6 2页骑缝钉装订的《书籍广告》，封面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封底署“参考资料酌收工本费0.15元”，无印行年月，估计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印的。这本小册子有三个部分：导言《30年代书籍广告》、《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的书刊广告》(图版)和《鲁迅写的书刊广告文字》。《30年代书籍广告》署名“辛雨”，与“叶雨”一字之差，是否为范用先生的笔名?我猜测很有可能。此文最后一段说：
30年代的书籍广告，是丰富多彩的，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对当时读者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许多广告至今使人印象犹深。今天出版界的同志们，不少是30年代的过来人，但是更多的是解放后参加出版工作的，30年代的书籍广告对他们来说，也还可以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如果作为出版史料或文献，集印出来，是很有意义的一件工作。
说得完全正确，这个美好的设想二十多年后不是在《爱看书的广告》中实现和拓展了吗?遗憾的是，我已无法向范用先生求证了。
另一部就是众口赞誉的《叶雨书衣》(2007年2月北京三联书店版)。范用先生对书刊装帧设计的爱好是与他的出版生涯共始终的，从他1938年进读书生活出版社当练习生，设计《抗战小学教育》的第一个封面起，他精心设计的书刊封面总有一二百个之多吧?出版社老总亲自参与书籍装帧，不要说在今天，就是在过去，也属凤毛麟角。范用先生不但对书痴迷，对书的装帧设计也痴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每拿到一本新书，先欣赏封面。看设计新颖的封面是一种享受”，他“设计封面，是做自己觉得很愉快的事情，其实并不轻松。设计一个封面，得琢磨好几天，还要找书稿来看。不看书稿，是设计不好封面的”。读《叶雨书衣》所收的每幅封面，你都会强烈地感受到范用先生的匠心独运，被他的清新、简洁、韵味深长的设计风格所打动。
我最后一次见范用先生是在2005年10月。秋高气爽时节，我到北京，一下火车，就相偕董宁文兄前往方庄拜访他。数年不见，范用先生有点苍老了，再加家庭的变故，老人家精神已不如前，但谈兴仍不减当年，还亲自引领我们进入书房浏览他丰富的藏书。
只要一谈起书，谈起关于书的一切，范用先生就兴致勃勃了，忙不迭地把那些珍贵的签名本捧出来让我们翻阅欣赏，不厌其烦地介绍每本书的来历，回答我们的问题，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新文学版本课。
那天告辞时，范用先生听说我爱猫养猫，又转身走进书房拣出一枚他自印的韩美林画的小猫明信片赠我，童心未泯中体现出他的细致。这幅憨态可掬的小猫图现在仍陈列在我的书橱里，无声地见证着我们一老一少因书结缘的情谊。
很多人都说，范用先生“传承了邹韬奋的精神”，但这只说对了一半。范用的编辑出版风格体现了更为开放、更为自由、更为宽容、更为前瞻的文化理念。如何继承并发扬范用先生这笔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以为值得每一位出版人和文化人深思。
2010年10月6日
急就于海上梅川书舍
范用，原名范鹤镛，曾用名范大用，笔名叶雨。1925年生，江苏镇江人。著名出版家。1938年起从事出版工作，辗转武汉、桂林、重庆等地。解放后来到北京，担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同时自1985年起兼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1989年离休。范用是我国名重一时的出版人，他曾策划出版了《为书籍的一生》《随想录》《牛棚日记》《傅雷家书》等；他也是我国著名的杂志人，曾创办了《读书》《新华文摘》；著有《我爱穆源》《泥土脚印》《泥土脚印(续编)》等。他还在港台作家和外籍华人著作在大陆出版以及向海外介绍大陆作品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10年9月14日晚因病在北京逝世。
范用学历不高，填履历表时，他总是老老实实填上“小学毕业”。因了这份“诚”，他有了“三多先生”之称，“书多，酒多，朋友多”。范用一生爱书，除了编书、写书外，还为书做封面设计。他自己也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范用先生在《叶雨书衣》一书的自序中写道：“我每拿到一本新书，先欣赏封面。看设计新颖的封面是一种享受，我称之为‘第一享受’。”他有一张自制的非常别致的藏书票：上面手绘一个书架，架上满满的书却缺了几本，旁边写着一句话：“愿此书亦如倦鸟归巢。”他把这书票贴在自己的每本书上，本意是提醒借书的人“好借好还”，在这里却又多了一层意思。范用先生爱书，书里有他的一世情缘。巴金先生曾专门为范用题词称：“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温暖的脚印里。”这是对范用先生一生真实的写照与评价。
作家作品
将军
范用
我见过两位将军——罗炳辉将军、彭雪枫将军。
1938年春，我才小学毕业不久，逃难到汉口，就进读书生活出版社当练习生。我的工作主要是跑腿送信跑邮局。我走路很快，大家叫我“小毛驴”；再就是给订户寄发《群众》周刊——党在国统区办的第一个公开刊物，登记来往信件。
我有张办公桌，背朝着门。每天有两个人进门从后面摸我的头，我就知道谁来了，一位是送信的老邮差，他用湖北人的腔调唱着“摸着你的脑袋前进!”——《义勇军进行曲》里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一句。还有一位，就是罗炳辉。
当时，武汉是抗战时期政治文化中心，大批文化人聚集在这里，每天都有不少人来交通路读书生活出版社。其中有些是从延安出来的。读书生活出版社仿佛是个联络站或中转站。罗炳辉和彭雪枫即来自延安，经过武汉去江南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
罗炳辉是云南人，与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我们的领导黄洛峰是同乡好友。当时罗炳辉住在汉口泰和街八路军办事处，每天睡醒午觉，总要到读书生活出版社。他一来，就嚷嚷“小鬼!小鬼”，要我放下手头的工作陪他玩。
罗炳辉非常喜欢小孩子。后来1940年我在重庆买到斯诺前妻宁谟·威尔斯的《续西行漫记》，其中有一张照片“罗炳辉与小鬼们”，罗炳辉居中，五个“红小鬼”围着他，其中四个穿着军装，还挂着皮带。
罗炳辉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十几岁入伍当兵，1929年参加共产党，在江西吉安率部起义，任独立第四团团长。后又任红十二军代军长。长征途中，罗炳辉率领红三十二军担任后卫，掩护主力顺利前进。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决定罗炳辉到华中工作。1938年10月日军进攻武汉，罗炳辉要求去前线，被批准到新四军，和陈毅一起，在苏南建立根据地。接着又参加了创建、发展、巩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直到抗战胜利为止。
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1946年6月，指挥解放山东枣庄的战役，这是他征战32年，参加和指挥的数不清的战斗中的最后一仗。6月21日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五时在兰陵逝世，年仅49岁。
罗炳辉生前经常说：“人生最欣慰的是真正勇敢地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最热诚努力地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尤其是要为劳动大众的解放和利益，以真理、正义、公道为人类的幸福而斗争。”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罗炳辉在戎马生涯中，将他的女儿罗镇涛托给民族资本家李岳嵩代养。1945年黄洛峰将镇涛接到重庆，交我爱人丁仙宝照料生活。不久由我陪送到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八路军办事处)交给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让镇涛穿上军装，给她讲家史，随即送到延安，后来送苏联学医。
我见到彭雪枫也是在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他有本《游击队政治工作》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来出版社看校样。我不懂什么叫政治工作，彭雪枫给我上了一课，我还是似懂非懂。只记住一点：人民的军队离不开政治工作。游击队我倒知道，我会唱冼星海的《游击队歌》，他听我唱，点点头。读书生活出版社还出版了《游击战教程》《游击战术纲要》，都是为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后来我才知道彭雪枫也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领。新四军游击支队成立，他任司令员兼政委。“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1944年围歼顽军，彭雪枫亲临前线指挥，不幸中流弹光荣牺牲，年仅37岁。
1985年我买到一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彭雪枫家书》。这本书收有彭雪枫写给爱人林颖同志的八十多封信。读了彭雪枫将军的家书，我深切体会到他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对党无限忠诚和对妻子无微不至的体贴。他爱革命事业，爱自己的战士，同时也爱着自己的妻子。他好学不倦，酷爱读书。他写给妻子的信，是革命生涯最后三年的最坦率、最真诚的自述，可以看到雪枫将军的坦荡胸襟与高尚情操。这本书值得推荐给年轻的读者一读。
罗炳辉将军、彭雪枫将军英名永垂不朽!
作家链接
忆范用先生
陈子善
1985年8月，浙江富阳举行郁达夫遇害4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革”浩劫后幸存的与郁达夫有过交往的新文学作家汪静之、许杰、楼适夷、柯灵先生等都参加了。范用先生也来了，他当时是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已是出版界呼风唤雨的人物。在上世纪8 O年代文学和文化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傅雷家书》《随感录》(巴金著)、《干校六记》(杨绛著)、《为人道主义辩护》(王若水著)等书，都是在他主持下才得以问世的。茅盾、王任叔、夏衍、聂绀弩、胡风、曹聚仁、宋云彬、徐懋庸、唐弢、柯灵、廖沫沙、秦似等的杂文集也都在他的主持下陆续问世，我所藏的好几本就是他赠送的。这套颇有气势的杂文选集现在很少有人提到了，但范用先生说过：“这是三联版图书中比较豪华的一套书，作者也都是大家。”(引自《叶雨书衣》)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角度视之，如此大规模地展示现代杂文创作的成就，书的装帧又那么漂亮，至今后无来者，确实难得，足以体现范用的雄心和魄力。 也就是在这次郁达夫研讨会上，范用先生向我约稿，要我编选一部郁达夫谈书的书，我首次领教了他对书的挚爱。我当时正在为广东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编订12卷本《郁达夫文集》，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促使他首次见面就向我这个小小的大学助教约稿。我不免有点诚惶诚恐，他的口气却是不容置疑的，你可以做，你应该做!我除了答应他的吩咐，不敢说个“不”字。这部《卖文买书——郁达夫和书》1986年夏编竣，虽然迟至1995年3月才由北京三联推出，但我与三联的书缘却是他一手开启的。
从此以后，几乎每次到北京都要去拜访范用先生，有时是单独，有时是《卖文买书》的责编秦人路先生带领。范用很忙，太忙了，总是风风火火地在处理各种大小事务，所以我的拜访时间都不长，说完事，拿了想要的书，就走，有点“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味道。他也就摆摆手，说一句：“下次再来。”我们真的成了不拘形式的“忘年交”了。有件事是必须一记的。我曾向他抱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免不了要与海外学者交流，互换资料，但香港同行寄来的专业书刊，常常被海关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没收，以致引起对方的误解和不满。他听了当即表示，由于工作需要，他有一个专用信箱，海外寄进的印刷品不会查扣，建议以后给我的可能有碍的书刊资料就寄到他那里中转。虽然我后来并没有就此事麻烦他，但他愿意尽力帮助后学的热忱一直让我感到温暖，至今难忘。
作为出版家，范用先生一生“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留下的文字并不多。我记忆中，他的第一本书是《我爱穆源》，一本可爱的48开本的小书。穆源是范用先生家乡江苏镇江的一所中学，是他的母校。“人在江湖，心存穆源”，此书所收就是他上世纪90年代初给穆源中学学生所写的16封信，其中有他对风云激荡的青少年时代细腻而又真切的回忆。我所得到的《我爱穆源》是署“洛瑛编”的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3年印刷本，大概是此书最初的版本，不但内容，装帧也与后来北京三联书店版有所不同，虽然都是他自己所亲为。此书书脊上印“范用给小同学的信：我爱穆源(1936～1937)”，封底印了题为“翠堤晨曦”的他的个人照(唐思东摄)，还有他抄录的w.S.Landor的诗《行年七十五》摘句(绿原译)：
我不与人争，胜负均不值，
我爱大自然，艺术在其次。
且以生命之火烘我手，
它一熄，我起身就走。
记得他寄给我书时，向我提了一个要求，因为《我爱穆源》“附录”了他早年的两篇“少作”《一九三七年的四天》和《姐姐》，他忆起在穆源中学时期还写了一文刊于镇江某小杂志(我已忘了刊名)，嘱我代为查找，以后来信，包括寄贺年卡时还多次提及。我查过，可惜上海图书馆未藏此刊物，一直没有结果。我未能为他了此心愿，很觉愧对于他。
好多人都说，范用先生是“一个纯粹的出版家，一个为书而活着的人”。在我看来，出版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敏锐、大胆地发掘作者，竭尽心力地出好作者的书。范用先生推出曹聚仁、叶灵凤、柳苏(罗孚)等香港作家的著作，当时都有点风险，都是需要勇气的。三联版叶灵凤的《读书随笔》(三卷本)由丝韦(罗孚)编选，在他主持下隆重推出，我得到的是罗孚先生题签的毛边本，珍爱万分。范用先生后来回忆道：“叶灵凤的小品文写得好极了，没有人像他那样认真、细心地写东西。”“我在香港见过叶灵凤。那时很多人对他有误解。香港陷落时，他没离开，还在报上发表有关文艺知识的小文章，有人骂他是汉奸文人。我说他不是‘汉奸文人’，而只是个‘文人’。文人要吃饭，只好写文章。他没写过汉奸文字。”(引自《叶雨书衣》)可见，出版这书还暗含着他为故人辩诬的一份深情。他出版柳苏的《香港，香港》等书，又何尝不是如此?今年国庆我适在香港，拜访已年届九十高龄的罗孚先生，谈到范用先生，罗先生不胜唏嘘，感叹次日赴京，却再也见不到老朋友了!罗师母回忆罗先生幽居北京十年，一次在饭店用餐，巧遇范用先生，他紧握罗先生的手不断地说：“你住哪里?住哪里?我一直在找你，找得好苦!”接下来的事就可以想见了，“文章合有老波澜”，正是在范用先生的鼓励和催逼下，罗孚先生的精彩诗文喷涌而出，柳苏的名字开始在《读书》上出现……从而成就了他后期文学创作的大丰收!
范用先生离休后，编了许多富有文化趣味的好书，其中有两部我认为特别值得注意。一部是《爱看书的广告》(2004年4月北京三联书店版)，这可是第一本关于新文学广告的专业书籍。广告涉及新文学作品的传播史和接受史，研究价值不容忽视。此书不但信息量大，收录了鲁迅、叶圣陶、巴金、施蛰存、胡风、老舍等新文学名家，文化生活出版社、北新书局、新月书店、良友图书公司和生活书店等著名新文学出版社的广告文字，而且还收入了当代各家讨论书刊广告的文字。范用先生把研究新文学广告这个重要课题提了出来，现在已有人以此为题撰写博士论文了。其实，范用先生重视书刊广告远非自此书始。我手头有一本仅6 2页骑缝钉装订的《书籍广告》，封面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封底署“参考资料酌收工本费0.15元”，无印行年月，估计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印的。这本小册子有三个部分：导言《30年代书籍广告》、《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的书刊广告》(图版)和《鲁迅写的书刊广告文字》。《30年代书籍广告》署名“辛雨”，与“叶雨”一字之差，是否为范用先生的笔名?我猜测很有可能。此文最后一段说：
30年代的书籍广告，是丰富多彩的，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对当时读者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许多广告至今使人印象犹深。今天出版界的同志们，不少是30年代的过来人，但是更多的是解放后参加出版工作的，30年代的书籍广告对他们来说，也还可以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如果作为出版史料或文献，集印出来，是很有意义的一件工作。
说得完全正确，这个美好的设想二十多年后不是在《爱看书的广告》中实现和拓展了吗?遗憾的是，我已无法向范用先生求证了。
另一部就是众口赞誉的《叶雨书衣》(2007年2月北京三联书店版)。范用先生对书刊装帧设计的爱好是与他的出版生涯共始终的，从他1938年进读书生活出版社当练习生，设计《抗战小学教育》的第一个封面起，他精心设计的书刊封面总有一二百个之多吧?出版社老总亲自参与书籍装帧，不要说在今天，就是在过去，也属凤毛麟角。范用先生不但对书痴迷，对书的装帧设计也痴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每拿到一本新书，先欣赏封面。看设计新颖的封面是一种享受”，他“设计封面，是做自己觉得很愉快的事情，其实并不轻松。设计一个封面，得琢磨好几天，还要找书稿来看。不看书稿，是设计不好封面的”。读《叶雨书衣》所收的每幅封面，你都会强烈地感受到范用先生的匠心独运，被他的清新、简洁、韵味深长的设计风格所打动。
我最后一次见范用先生是在2005年10月。秋高气爽时节，我到北京，一下火车，就相偕董宁文兄前往方庄拜访他。数年不见，范用先生有点苍老了，再加家庭的变故，老人家精神已不如前，但谈兴仍不减当年，还亲自引领我们进入书房浏览他丰富的藏书。
只要一谈起书，谈起关于书的一切，范用先生就兴致勃勃了，忙不迭地把那些珍贵的签名本捧出来让我们翻阅欣赏，不厌其烦地介绍每本书的来历，回答我们的问题，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新文学版本课。
那天告辞时，范用先生听说我爱猫养猫，又转身走进书房拣出一枚他自印的韩美林画的小猫明信片赠我，童心未泯中体现出他的细致。这幅憨态可掬的小猫图现在仍陈列在我的书橱里，无声地见证着我们一老一少因书结缘的情谊。
很多人都说，范用先生“传承了邹韬奋的精神”，但这只说对了一半。范用的编辑出版风格体现了更为开放、更为自由、更为宽容、更为前瞻的文化理念。如何继承并发扬范用先生这笔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以为值得每一位出版人和文化人深思。
2010年10月6日
急就于海上梅川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