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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10年四大银行（工、农、中、建行，下同）取得净利润平均增长约31%以上的骄人业绩后，2011年上半年，四大行净利润仍然保持了平均32.6%的高增长，在业绩耀人的同时也引起了外界对银行资本充足率能否靠内在利润增长而自我正常循环、不再或减少向资本市场融资圈钱的关注和发问。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客观了解一下几大银行上市几年来的历史记录。其中，因农业银行2010年7月才上市，历史数据不完整，本文暂以工、中、建三行数据进行分析。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三大银行中，工行自2006年上市以来的后四个年份（2007年至2010年），每年都是加权风险资产的增速高于同年资本净额的增速，即使在2010年工行向资本市场补充融资750亿元的年份也不例外。中行、建行比工行上市早一年，虽不是年年风险资产增速高于资本净额增速，但也有部分年份呈现类似工行格局。而且2010年中、建两行均补充了巨额资本，才在当年保持了资本净额增速高于风险资产增速10个百分点左右的景象，为其2010年资本充足率高比例达标且2011年不再向社会股权融资吃了一颗“定心丸”。这种情况是否常态或者说是否能长期持续下去呢？笔者认为，对各行的境况需要进行“一行一策”的分析，但由于三大银行都是汇金公司绝对控股的银行，因此，对三大银行的共性问题需要统一厘清，不仅控股股东、散户投资者要明白自己的权利和义务，银行的管理层和全体员工也要了解自己的家底，管好自己的钱包，落实自己的责任。
三大银行近几年的利润增长和分红情况
众所周知，三大银行是依靠国家对三大银行进行两次不良资产剥离和两次外汇资本注资后才基本甩掉了历史包袱，轻装前进，并一举走上财务重组、股份改革、公开上市、稳步发展的道路。关于各行上市以来实现净利润和对股东分红的情况，可从表2中一见端倪。
从表2看出，三大银行在2008年以前各自的分红比例不完全一样，但自2009年起则基本趋于一致，即分红比例逐年下调，2009年接近45%，2010年计划为40%，实际可能在39%左右。由此可见，三大银行从2010年起基本上有60%以上的净利润可用于补充资本金。按此利润留存比例补充资本金，是否三大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就安然无恙甚至绰绰有余呢？笔者的回答是：不一定！原因在于，影响资本充足率的因素较多，与分子分母都有很密切的关系。目前从外部环境看，银行对资本充足持续达标的压力较大。一是受2009年、2010年国内比较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激励，各类银行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速大大提高了（三大银行两年平均增速都在20%以上），对资本占用的要求陡然升高，估计2011年还有“快车刹不住”的惯性，2011年风险资产增速会在16%以上。二是在2008年后，国内外监管部门总结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逐步提高了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监管标准，特别是“巴塞尔资本协议Ⅲ”发布后，中国银监会明确提出对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11.5%的监管红线，并扩大了表内外风险资产的计量范围。三是三大银行表内资产于2011年上半年均超过11万亿元，其中工行接近15万亿元。预计到2011年底，三大行总资产每家都会超过12万亿元，其中工行可能接近16万亿元。
近几年大型银行利润分红比例基本适当
或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四大银行的分红比例是怎样决定的，目前40%的分红比例是否过高？回答这个问题，也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几大银行上市的历史。
在2003年底，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对中行、建行注资225亿美元之后，为中行、建行在2004年完成股改、2005年起先后在香港H股首次公开上市（IPO）创造了条件。在头两年汇金公司对中行、建行的利润分红比例要求是不强烈的。但在2006年10月工行上市后，特别是2007年9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公司”）成立、并把汇金公司作为全资子公司并入中投公司后，中投公司因为承担了每年要为国家财政发行特别国债1.55万亿元购买央行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偿付利息的责任，就只能从汇金公司投资控股的几大银行收取利润分红来偿付每年数百亿元的利息。按照当时汇金公司对工行、中行、建行的持股比例和有关银行的净利润水平，必须保证分红比例不低于50%才有可能偿还利息，并留有适当資金满足中投公司、汇金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支用。随着2008年汇金公司继续向国家开发银行、农业银行、光大银行等注资，也随着工、中、建三大银行净利润增长额度的提高，通过测算，汇金公司逐年减少了对三大银行收取分红的比例，也使三大银行自我补充资本金的能力逐年提高。到2010年底，汇金公司对工、中、建三大银行的利润分红比例统一调整为40%，由于农业银行2010年才上市，暂时还未将农行的分红比例提高到与三大银行相同的幅度。据笔者初步分析，如果仅仅从满足中投公司支付特别国债利息的目标考虑，对三大银行的利润分红比例还有一定的下调空间。但是否下调或下调多少才合适，不能仅仅看汇金公司的需要，还要看银行利润分红水平是否能够满足投资者的基本回报需求。
以2010年工行利润分红数据为例，工行披露2010年每股收益为0.48元/股,按当年每股分红0.184元（分红比例38.33%）、2010年底其A股价格4.24元/股计算，每股分红收益率为4.34%，虽然高于同期存款基准利率（2.75%）1.59个百分点，也略高于当年CPI（3.3%）1.04个百分点，但却不及很多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分红跑赢了CPI，但赶不上理财收益步伐和投资者的期待。如果将2010年利润分红比例降低为30%，则每股分红收益率就只有3.40%，基本与当年CPI持平。照此测算，2010年汇金公司对工行最低分红比例应不少于30%，才不至于让股东和投资者在高涨的CPI前吃哑巴亏。此外，如果从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承诺考虑，把利润分红比例确定在40%左右是基本适当的。事实上，上市银行年年都给股东和投资者适度分红，相比那些多年来都不分红的“铁公鸡”那样，三大银行的口碑还是要好听得多。
大型银行利润分红比例具有多大下调空间
判断这个问题，一定要从多个方面进行观察分析，一要看银行资产业务的发展速度有多快，盈利增长水平有多高；二要看国内CPI的涨幅有多大，投资收益率能否跑赢CPI；三要看控股股东有无特殊需求；四要看上市银行如何兑现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承诺；五要看有否其他更合适的分红方式。从这几个方面看，最主要的因素取决于银行的利润增长水平能否持续稳定或提高。从前几年情况看，三大银行每年的净利润增长速度都能超过当年GDP增长速度一倍以上，但二者账面数据是不完全可比的，因为反映GDP增速用的是不变价格，而反映净利润增速用的是现价，如将GDP换算成现价，二者之间的差距在有的年份（如2008年、2009年）是比较接近的，参见表3。
进入“十二五”时期，我国已经度过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从2011年开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逐渐走向正常轨道，因此，类似2009年那样超高速度发放贷款的年份估计将不复存在。“十二五”规划的GDP年平均增速为7%，信贷年均增速在14%～15%之间，从理论数据和历史数据测算，即使银行大力进行内部挖潜，适度向国际市场拓展，估计净利润增幅再想保持30%左右的增长速度几无可能。如果金融决策机构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减少银行存贷款的利息差水平，银行的平均利润增长水平就可能下降到接近或略高于贷款增速的水平。在维持现有外部环境、宏观政策不做重大调整的前提下，笔者预测，在“十二五”时期四大银行如果净利润年均增长能达到16%～18%以上，净利润分红比例调整到30%并五年不变，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速控制在14%左右，那么，几大银行通过自身利润留存补充核心资本，基本上能够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达标要求（平均不低于11.5%）。如果再辅于适时、适量的非股权融资补充合格的附属资本，四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保持在不低于12%的水平也是可以实现的（参见表4）。换言之，在上述几个前提条件共同作用下，国家控股股东对四大银行现行40%的利润分红比例或许还有10个百分点的下调空间，是一步到位还是分步实施，需要瞻前顾后、从长计议。话又得说回来，如果“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速低于9%或CPI年均涨幅均超过5%，上述预测就需要调整了。
表中“利增”是指净利润增长速度，“利补”是指用净利润留存补充银行资本的比例。
那么，表4将银行利润留存比例扩大到70%后，对汇金公司等大股东会有重大影响吗？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汇金公司2010年从相关银行获得分红的情况。
从表5可以看出，按照2010年计划40%的分红比例，汇金公司按规定和持股比例可从四大银行获得2010年度利润分红875亿元。即使从2011年起将利润分红比例下调为30%，只要四大银行今后几年净利润平均增长保持在18%以上，汇金公司对控股银行持股比例也不减少，那么汇金公司2011年度仍将获得分红878亿元，与2010年基本持平。如上述相关条件不变，从2012年起，汇金公司从四大银行获得的分红数额均可比上一年度增长18%。应该说这个增长比例是能够满足汇金公司（或中投公司）现实和潜在的正常开支需要的（包括中投公司支付特别国债利息和汇金公司支付自身发行债券利息）。何况汇金公司还有从国家开发银行、光大银行和其他参股控股单位等获得的分红利润还可做补充调节。可见，汇金公司将四大银行的利润分红比例适当下调是可行的。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预测是根据几个假设的前提条件模拟静态计算的，而现实经济、金融生活是变化复杂或难以捉摸的，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因此上述预测仅仅是提供一种分析参考。从中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只要外部环境不发生急剧变化，大型银行不再搞大规模资产扩张（加权风险资产增长控制在14%左右）、年均净利润保持适度稳定增长（增速18%以上）、对净利润实行“三七开”分配（30%分红、70%留存）等情景都能满足，银行利润分红比例也能满足投资者不低于CPI涨幅的投资收益率，大型银行靠内生利润增长是能够实现资本充足自我补给、良性循环的。但是，如果上述任何一个前提条件发生变化，包括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监管标准、通胀水平等有显著调整，就需要另行筹划、另谋对策了。
商业银行如何应对资本充足率管理新规定
中国银监会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在完成征求意见后，预计将从2012年正式实施。对此，各家银行都在寻找对策以求既能发展，又不至于违规受限。商业银行如何应对资本充足的严格管理标准，笔者认为需要做到“五个结合”。
资本开源与资本节流的结合
资本开源就是要扩大资本的来源渠道，目前的来源渠道有七八条，但最主要的还是内部利润的留存转化。由于商业银行增加利润相关的途径较多，银行应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在净利润的良性稳步增长上。以前述表4计算，如果各家银行能把利润年均增幅扩大到20%以上，银行补充资本金的宽裕程度就会更高。同时，笔者认为20%的年均利润增幅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在几大银行上市的第一个五年里，年均利润复合增长率都在30%以上。只要外部经济环境不再发生类似2008年、2009年那样的严重危机，在上市的第二个五年期内，把利润增幅调整到18%～20%左右是能够实现的。至于节流，途径就更多了，以前银行一门心思琢磨如何把家底、实力、规模做大，考虑广开源的事多，而对节流的事想得少、谈得少，做得更少。“十二五”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调结构转型调整，这就给商业银行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也增加了节流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主要的节流渠道就是要减少资本占用，扩大资本收益；减少成本消耗，扩大收入留成；减少低（无）收益资产，扩大高收益资产等。
资本管理与资产管理的结合
资本管理与资产管理是息息相关的。过去，很多银行对资产管理投入的精力、资源较多，而对资本管理投入的精力、资源较少。因为资本不够了可以向股东要（注资）、向社会求（配股或增发）、向市场买（发行可转债或次级债）。如今看来对这两者都必须精心管理、科学合理地搭配，不仅要寻求期限平衡，而且要确保收益大于风险的正向回馈。目前一些银行已经开展了经济资本的分配、运用和考核管理，建立了经济增加值（EVA）、风险调整后的收益（RAROC）、关键业绩指标（KPI）等考核评价制度，这些都是非常适用的。应向全部经营机构包括附属子公司和利润中心等扩展。关键是要把这些先进的考核评价制度落到实处、扎根基层、渗透民心、不断完善。在资产管理方面，最主要的要把核心資产——信贷资产管好用好，做到发放前先算账而不是先发放后算账甚至只发放不算账、不重管。此外还要把自我投资资产和代客理财资产、托管资产、表外资产等逐一管好用好。这方面的途径是很多的。过去那种靠傍上几个大客户就可以衣食无忧的日子不能再指望了。相反地要从更为广阔的小企业客户、个人客户上去动脑筋、做文章。大型银行为小企业分忧解难，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开辟一条利润成长的新跑道。
境内发展与境外发展的结合
大型商业银行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方向是正确的，但一定要把握好时机，选择好地点，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不讲成本和不顾风险。当前国际金融环境异常复杂，美国、欧洲、日本等都一片萧条，许多国家主权评级均被下调，说明在那些地方其本土的金融机构日子都很难过，最近纷纷在其以前高调“走出去”的国度出售机构，裁减人员，关闭业务，力图减少成本以拯救本土机构度过难关。我国商业银行一定要汲取外国银行的经验教训。前些年国内有家银行到境外收购一家银行机构，市净率（P/B）高达3倍以上，给自己带来沉重的资本负担；还有一家银行到美国去收购一家上市银行部分股权，意图抄底让自己壮大国际实力和形象，却因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不可测，导致该行投资的数亿美元因对方银行倒闭而颗粒无收、损失惨重。笔者认为，中国银行业还不发达，实力也还欠缺，经验也不丰富，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专业管理人员匮乏，不能过分、过急地追求要把老牌的国际银行一步比下去。任何时候，境内是根，境外只是枝叶，不能做到境内根深稳固，坚不可摧，就不可能实现境外枝繁叶茂、开花结果。更何况目前境外分支机构普遍的ROA、ROE水平都远不及境内银行机构，各家银行千万不能用境内的优良业绩去粉饰境外机构的一般业绩或潜在风险。
主业经营与副业经营的结合
国内大型银行目前都在走集团化、综合化、国际化的经营道路，在综合化方面，除了证券业务受监管严格约束尚未突破外，其余租赁、基金、信托、保险等业务都已成为银行传统业务外的副业。以主带副、主副结合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首先要做强、做优、做好主业，副业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拖累主业。现在有的银行副业已经开办了好几年，但似乎并未给主业带来多大贡献，有些副业还在一定程度上要靠主业申援、救济，或者成为“准主业”的替代副业，但其成本不低，回报却远逊于主业机构。如果长期是这样的结局和效应，那就不是商业银行谋求综合经营的正确方向和理想效果，必要时就要进行调整、改革、割爱。笔者认为，即使是搞综合经营，也要发挥主业优势，扬长避短，不宜面面俱到，项项逞强。如果某些附属子公司经营数年后，既不能达到同业的先进回报水平，也不能带来高于或至少等于母公司主业经营的ROA、ROE、RAROC、EVA等水平，就应考虑对其转型或转让。国外许多大型银行都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最近许多欧美银行都在做这方面的明显调整，我们应该充分学习和借鉴。
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的结合
大型商业银行作为国内金融的主力军，要追求做“百年老店”，确保大而不倒，大而不衰，大而不傲，就必须要考虑长远科学稳健发展。现在有些银行受短期利益的驱使，把追求脱离实际的高利润、高薪酬、高福利考虑在前，而对某些现实或潜在的高风险、高成本、高消耗视而不见或拖延掩饰，甚至有的银行分支机构还存在明里暗里的违规经营行为，这些都不是诚信正直的银行经营者应有的职业操守和道德水准。2008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证明贪婪的银行家们最终是会受到经济规律、监管法规和社会道德的谴责、抛弃和惩罚。最近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发展趋势看，国际国内对银行经营的资本监管要求只会越来越严格，银行补充资本的成本也会越来越昂贵，作为目前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四大上市银行和正在向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靠近的领先银行，还是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比较好，这既是国人的期待，也是银行的使命。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董事）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三大银行中，工行自2006年上市以来的后四个年份（2007年至2010年），每年都是加权风险资产的增速高于同年资本净额的增速，即使在2010年工行向资本市场补充融资750亿元的年份也不例外。中行、建行比工行上市早一年，虽不是年年风险资产增速高于资本净额增速，但也有部分年份呈现类似工行格局。而且2010年中、建两行均补充了巨额资本，才在当年保持了资本净额增速高于风险资产增速10个百分点左右的景象，为其2010年资本充足率高比例达标且2011年不再向社会股权融资吃了一颗“定心丸”。这种情况是否常态或者说是否能长期持续下去呢？笔者认为，对各行的境况需要进行“一行一策”的分析，但由于三大银行都是汇金公司绝对控股的银行，因此，对三大银行的共性问题需要统一厘清，不仅控股股东、散户投资者要明白自己的权利和义务，银行的管理层和全体员工也要了解自己的家底，管好自己的钱包，落实自己的责任。
三大银行近几年的利润增长和分红情况
众所周知，三大银行是依靠国家对三大银行进行两次不良资产剥离和两次外汇资本注资后才基本甩掉了历史包袱，轻装前进，并一举走上财务重组、股份改革、公开上市、稳步发展的道路。关于各行上市以来实现净利润和对股东分红的情况，可从表2中一见端倪。
从表2看出，三大银行在2008年以前各自的分红比例不完全一样，但自2009年起则基本趋于一致，即分红比例逐年下调，2009年接近45%，2010年计划为40%，实际可能在39%左右。由此可见，三大银行从2010年起基本上有60%以上的净利润可用于补充资本金。按此利润留存比例补充资本金，是否三大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就安然无恙甚至绰绰有余呢？笔者的回答是：不一定！原因在于，影响资本充足率的因素较多，与分子分母都有很密切的关系。目前从外部环境看，银行对资本充足持续达标的压力较大。一是受2009年、2010年国内比较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激励，各类银行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速大大提高了（三大银行两年平均增速都在20%以上），对资本占用的要求陡然升高，估计2011年还有“快车刹不住”的惯性，2011年风险资产增速会在16%以上。二是在2008年后，国内外监管部门总结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逐步提高了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监管标准，特别是“巴塞尔资本协议Ⅲ”发布后，中国银监会明确提出对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11.5%的监管红线，并扩大了表内外风险资产的计量范围。三是三大银行表内资产于2011年上半年均超过11万亿元，其中工行接近15万亿元。预计到2011年底，三大行总资产每家都会超过12万亿元，其中工行可能接近16万亿元。
近几年大型银行利润分红比例基本适当
或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四大银行的分红比例是怎样决定的，目前40%的分红比例是否过高？回答这个问题，也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几大银行上市的历史。
在2003年底，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对中行、建行注资225亿美元之后，为中行、建行在2004年完成股改、2005年起先后在香港H股首次公开上市（IPO）创造了条件。在头两年汇金公司对中行、建行的利润分红比例要求是不强烈的。但在2006年10月工行上市后，特别是2007年9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公司”）成立、并把汇金公司作为全资子公司并入中投公司后，中投公司因为承担了每年要为国家财政发行特别国债1.55万亿元购买央行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偿付利息的责任，就只能从汇金公司投资控股的几大银行收取利润分红来偿付每年数百亿元的利息。按照当时汇金公司对工行、中行、建行的持股比例和有关银行的净利润水平，必须保证分红比例不低于50%才有可能偿还利息，并留有适当資金满足中投公司、汇金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支用。随着2008年汇金公司继续向国家开发银行、农业银行、光大银行等注资，也随着工、中、建三大银行净利润增长额度的提高，通过测算，汇金公司逐年减少了对三大银行收取分红的比例，也使三大银行自我补充资本金的能力逐年提高。到2010年底，汇金公司对工、中、建三大银行的利润分红比例统一调整为40%，由于农业银行2010年才上市，暂时还未将农行的分红比例提高到与三大银行相同的幅度。据笔者初步分析，如果仅仅从满足中投公司支付特别国债利息的目标考虑，对三大银行的利润分红比例还有一定的下调空间。但是否下调或下调多少才合适，不能仅仅看汇金公司的需要，还要看银行利润分红水平是否能够满足投资者的基本回报需求。
以2010年工行利润分红数据为例，工行披露2010年每股收益为0.48元/股,按当年每股分红0.184元（分红比例38.33%）、2010年底其A股价格4.24元/股计算，每股分红收益率为4.34%，虽然高于同期存款基准利率（2.75%）1.59个百分点，也略高于当年CPI（3.3%）1.04个百分点，但却不及很多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分红跑赢了CPI，但赶不上理财收益步伐和投资者的期待。如果将2010年利润分红比例降低为30%，则每股分红收益率就只有3.40%，基本与当年CPI持平。照此测算，2010年汇金公司对工行最低分红比例应不少于30%，才不至于让股东和投资者在高涨的CPI前吃哑巴亏。此外，如果从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承诺考虑，把利润分红比例确定在40%左右是基本适当的。事实上，上市银行年年都给股东和投资者适度分红，相比那些多年来都不分红的“铁公鸡”那样，三大银行的口碑还是要好听得多。
大型银行利润分红比例具有多大下调空间
判断这个问题，一定要从多个方面进行观察分析，一要看银行资产业务的发展速度有多快，盈利增长水平有多高；二要看国内CPI的涨幅有多大，投资收益率能否跑赢CPI；三要看控股股东有无特殊需求；四要看上市银行如何兑现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承诺；五要看有否其他更合适的分红方式。从这几个方面看，最主要的因素取决于银行的利润增长水平能否持续稳定或提高。从前几年情况看，三大银行每年的净利润增长速度都能超过当年GDP增长速度一倍以上，但二者账面数据是不完全可比的，因为反映GDP增速用的是不变价格，而反映净利润增速用的是现价，如将GDP换算成现价，二者之间的差距在有的年份（如2008年、2009年）是比较接近的，参见表3。
进入“十二五”时期，我国已经度过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从2011年开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逐渐走向正常轨道，因此，类似2009年那样超高速度发放贷款的年份估计将不复存在。“十二五”规划的GDP年平均增速为7%，信贷年均增速在14%～15%之间，从理论数据和历史数据测算，即使银行大力进行内部挖潜，适度向国际市场拓展，估计净利润增幅再想保持30%左右的增长速度几无可能。如果金融决策机构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减少银行存贷款的利息差水平，银行的平均利润增长水平就可能下降到接近或略高于贷款增速的水平。在维持现有外部环境、宏观政策不做重大调整的前提下，笔者预测，在“十二五”时期四大银行如果净利润年均增长能达到16%～18%以上，净利润分红比例调整到30%并五年不变，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速控制在14%左右，那么，几大银行通过自身利润留存补充核心资本，基本上能够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达标要求（平均不低于11.5%）。如果再辅于适时、适量的非股权融资补充合格的附属资本，四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保持在不低于12%的水平也是可以实现的（参见表4）。换言之，在上述几个前提条件共同作用下，国家控股股东对四大银行现行40%的利润分红比例或许还有10个百分点的下调空间，是一步到位还是分步实施，需要瞻前顾后、从长计议。话又得说回来，如果“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速低于9%或CPI年均涨幅均超过5%，上述预测就需要调整了。
表中“利增”是指净利润增长速度，“利补”是指用净利润留存补充银行资本的比例。
那么，表4将银行利润留存比例扩大到70%后，对汇金公司等大股东会有重大影响吗？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汇金公司2010年从相关银行获得分红的情况。
从表5可以看出，按照2010年计划40%的分红比例，汇金公司按规定和持股比例可从四大银行获得2010年度利润分红875亿元。即使从2011年起将利润分红比例下调为30%，只要四大银行今后几年净利润平均增长保持在18%以上，汇金公司对控股银行持股比例也不减少，那么汇金公司2011年度仍将获得分红878亿元，与2010年基本持平。如上述相关条件不变，从2012年起，汇金公司从四大银行获得的分红数额均可比上一年度增长18%。应该说这个增长比例是能够满足汇金公司（或中投公司）现实和潜在的正常开支需要的（包括中投公司支付特别国债利息和汇金公司支付自身发行债券利息）。何况汇金公司还有从国家开发银行、光大银行和其他参股控股单位等获得的分红利润还可做补充调节。可见，汇金公司将四大银行的利润分红比例适当下调是可行的。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预测是根据几个假设的前提条件模拟静态计算的，而现实经济、金融生活是变化复杂或难以捉摸的，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因此上述预测仅仅是提供一种分析参考。从中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只要外部环境不发生急剧变化，大型银行不再搞大规模资产扩张（加权风险资产增长控制在14%左右）、年均净利润保持适度稳定增长（增速18%以上）、对净利润实行“三七开”分配（30%分红、70%留存）等情景都能满足，银行利润分红比例也能满足投资者不低于CPI涨幅的投资收益率，大型银行靠内生利润增长是能够实现资本充足自我补给、良性循环的。但是，如果上述任何一个前提条件发生变化，包括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监管标准、通胀水平等有显著调整，就需要另行筹划、另谋对策了。
商业银行如何应对资本充足率管理新规定
中国银监会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在完成征求意见后，预计将从2012年正式实施。对此，各家银行都在寻找对策以求既能发展，又不至于违规受限。商业银行如何应对资本充足的严格管理标准，笔者认为需要做到“五个结合”。
资本开源与资本节流的结合
资本开源就是要扩大资本的来源渠道，目前的来源渠道有七八条，但最主要的还是内部利润的留存转化。由于商业银行增加利润相关的途径较多，银行应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在净利润的良性稳步增长上。以前述表4计算，如果各家银行能把利润年均增幅扩大到20%以上，银行补充资本金的宽裕程度就会更高。同时，笔者认为20%的年均利润增幅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在几大银行上市的第一个五年里，年均利润复合增长率都在30%以上。只要外部经济环境不再发生类似2008年、2009年那样的严重危机，在上市的第二个五年期内，把利润增幅调整到18%～20%左右是能够实现的。至于节流，途径就更多了，以前银行一门心思琢磨如何把家底、实力、规模做大，考虑广开源的事多，而对节流的事想得少、谈得少，做得更少。“十二五”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调结构转型调整，这就给商业银行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也增加了节流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主要的节流渠道就是要减少资本占用，扩大资本收益；减少成本消耗，扩大收入留成；减少低（无）收益资产，扩大高收益资产等。
资本管理与资产管理的结合
资本管理与资产管理是息息相关的。过去，很多银行对资产管理投入的精力、资源较多，而对资本管理投入的精力、资源较少。因为资本不够了可以向股东要（注资）、向社会求（配股或增发）、向市场买（发行可转债或次级债）。如今看来对这两者都必须精心管理、科学合理地搭配，不仅要寻求期限平衡，而且要确保收益大于风险的正向回馈。目前一些银行已经开展了经济资本的分配、运用和考核管理，建立了经济增加值（EVA）、风险调整后的收益（RAROC）、关键业绩指标（KPI）等考核评价制度，这些都是非常适用的。应向全部经营机构包括附属子公司和利润中心等扩展。关键是要把这些先进的考核评价制度落到实处、扎根基层、渗透民心、不断完善。在资产管理方面，最主要的要把核心資产——信贷资产管好用好，做到发放前先算账而不是先发放后算账甚至只发放不算账、不重管。此外还要把自我投资资产和代客理财资产、托管资产、表外资产等逐一管好用好。这方面的途径是很多的。过去那种靠傍上几个大客户就可以衣食无忧的日子不能再指望了。相反地要从更为广阔的小企业客户、个人客户上去动脑筋、做文章。大型银行为小企业分忧解难，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开辟一条利润成长的新跑道。
境内发展与境外发展的结合
大型商业银行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方向是正确的，但一定要把握好时机，选择好地点，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不讲成本和不顾风险。当前国际金融环境异常复杂，美国、欧洲、日本等都一片萧条，许多国家主权评级均被下调，说明在那些地方其本土的金融机构日子都很难过，最近纷纷在其以前高调“走出去”的国度出售机构，裁减人员，关闭业务，力图减少成本以拯救本土机构度过难关。我国商业银行一定要汲取外国银行的经验教训。前些年国内有家银行到境外收购一家银行机构，市净率（P/B）高达3倍以上，给自己带来沉重的资本负担；还有一家银行到美国去收购一家上市银行部分股权，意图抄底让自己壮大国际实力和形象，却因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不可测，导致该行投资的数亿美元因对方银行倒闭而颗粒无收、损失惨重。笔者认为，中国银行业还不发达，实力也还欠缺，经验也不丰富，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专业管理人员匮乏，不能过分、过急地追求要把老牌的国际银行一步比下去。任何时候，境内是根，境外只是枝叶，不能做到境内根深稳固，坚不可摧，就不可能实现境外枝繁叶茂、开花结果。更何况目前境外分支机构普遍的ROA、ROE水平都远不及境内银行机构，各家银行千万不能用境内的优良业绩去粉饰境外机构的一般业绩或潜在风险。
主业经营与副业经营的结合
国内大型银行目前都在走集团化、综合化、国际化的经营道路，在综合化方面，除了证券业务受监管严格约束尚未突破外，其余租赁、基金、信托、保险等业务都已成为银行传统业务外的副业。以主带副、主副结合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首先要做强、做优、做好主业，副业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拖累主业。现在有的银行副业已经开办了好几年，但似乎并未给主业带来多大贡献，有些副业还在一定程度上要靠主业申援、救济，或者成为“准主业”的替代副业，但其成本不低，回报却远逊于主业机构。如果长期是这样的结局和效应，那就不是商业银行谋求综合经营的正确方向和理想效果，必要时就要进行调整、改革、割爱。笔者认为，即使是搞综合经营，也要发挥主业优势，扬长避短，不宜面面俱到，项项逞强。如果某些附属子公司经营数年后，既不能达到同业的先进回报水平，也不能带来高于或至少等于母公司主业经营的ROA、ROE、RAROC、EVA等水平，就应考虑对其转型或转让。国外许多大型银行都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最近许多欧美银行都在做这方面的明显调整，我们应该充分学习和借鉴。
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的结合
大型商业银行作为国内金融的主力军，要追求做“百年老店”，确保大而不倒，大而不衰，大而不傲，就必须要考虑长远科学稳健发展。现在有些银行受短期利益的驱使，把追求脱离实际的高利润、高薪酬、高福利考虑在前，而对某些现实或潜在的高风险、高成本、高消耗视而不见或拖延掩饰，甚至有的银行分支机构还存在明里暗里的违规经营行为，这些都不是诚信正直的银行经营者应有的职业操守和道德水准。2008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证明贪婪的银行家们最终是会受到经济规律、监管法规和社会道德的谴责、抛弃和惩罚。最近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发展趋势看，国际国内对银行经营的资本监管要求只会越来越严格，银行补充资本的成本也会越来越昂贵，作为目前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四大上市银行和正在向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靠近的领先银行，还是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比较好，这既是国人的期待，也是银行的使命。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