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开资的日子，工人们就放下手里的工作，喜笑颜开地聚到财会室，一边聊天，一边等着我叫名字。我叫到谁的名字，谁就拿着手戳过来，在印泥盒里粘上通红的印泥，往工资表上盖。盖完手戳，便笑呵呵地从王会计手里接过工资袋，抽出钱来一张一张地数。
　　当然也有不爱说话的人。梁师傅就不爱吱声。他个子不高，后背微驼，苍老的目光稍显呆滞。他通常都是坐在财会室的长条椅上，冷漠地看着别人打闹。也难怪他不爱吱声，他不是我们厂的工人，和谁都不认识。他所在的工厂解体了，二轻局就把退休工人分配给各个工厂管理，工资款也跟着划拨过去。梁师傅就是这么分配到我们厂的。
　　有一天，他拿出一張报纸来看。我一眼瞥见报纸上有一行英文标题，再一细看，整张报纸都是英文。我心里忽地一亮。这神秘的老头到底什么来历，这么大岁数还懂英文。我们厂工人有一个算一个，找不出一个懂英文的。我便好奇地问：“梁师傅，你懂英文？”
　　“认识几个。”梁师傅抬起头来，稍显呆滞的眼睛突然一亮，“这报纸是我儿子的，我儿子在英国呢。”

　　“英国？你儿子在英国？”梁师傅的话，很让我吃惊。我们这个北方小城，那时候还很落后，我所在的小工厂更落后，只听说有日本战争遗孤到日本去寻亲，还没听说谁家孩子去西方国家留学经商。大街上要是走过一个黄头发大鼻子的外国人，大家都像看新鲜儿似的回头回脑，一个个露出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梁师傅慢声细语地说：“我儿子到英国留学去了，现在在英国工作呢。儿媳妇也在英国工作。他们全家都说英语。这张报纸，是他们前些年回来的时候，包东西用的。”
　　我拿过报纸看了看，一个单词都不认识，我学的那几课英语，早就忘光了。但我认识日期，因为日期是用阿拉伯数字写的：1985。这么说，这张报纸距今已有5个年头了。
　　从这以后，梁师傅一来，就和我们讲他的儿子。他不讲，我和王会计也问。我对他儿子的事充满了好奇，或者说，是对英国充满了好奇，总想从梁师傅那里知道一些什么。可是梁师傅知道的东西也不是太多，他知道的一些事，我在报刊上也都看到过。慢慢地，全厂工人都认识梁师傅了，都知道梁师傅有个儿子在英国，全家都说英语，连包东西都用英文报纸。工人们开资的时候，又加了一项娱乐内容，都要看看那张已经发黄的英文报纸。我知道这些大老粗工人想看啥，都想看报纸上的外国女人。一边看，一边互相挤眉弄眼地说粗话。报纸传来传去的都有点破损了，梁师傅就用胶布把破损的地方粘起来，仍旧随身带着。
　　梁师傅一下子成了名人。一到开资的时候，就坐在椅子上，和大家谈论他的儿子，谈论他知道的一些英国的事。他苍老呆滞的眼睛，一到这时候就放出光芒。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比刚来的时候好多了，人也似乎年轻了许多。
　　后来人人都看过那张报纸了，连我们厂的书记厂长都看过了。慢慢地，就很少有人提这事了。再后来，一个要看报纸的人也没有了。
　　他的神情日渐黯淡起来，气色也越来越差了。他虽然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工人，可他不是我们厂的工人，和大家没有共同语言，除了说那张报纸，说他的儿子，说英国的事，就再也找不着共同的话题了。他们的根不在一处。所以他只能一声不吱地坐在长条椅上发呆，冷漠地看着别人说笑，想说话也插不进去。
　　有一回开资的时候，厂长领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向我们介绍说：“这是老梁的闺女，以后老梁的工资就由她开了。老梁病了。”
　　从这以后，报纸的事更没人提了。时间长了，人们都把他忘了。只有我和王会计时常念叨起他，因为我们月月给他做工资表，月月查他的工资，月月把工资袋交给他的女儿。梁师傅经常坐的位置上，有时候空着，有时候坐着一个老太太，有时候坐着一个老头。但是谁也不像梁师傅那样长时间地坐着，都是开完资就走。
　　有一年年底，我们结算正忙的时候，厂长叫人传话，说梁师傅死了，办公室全体人员都去参加葬礼。我好像早有预感似的，一点也没吃惊。
　　梁师傅的遗体，就停在他们家院子里，上面盖着一块黄布。梁师傅的女儿把我们让进屋里。屋子里坐着十几个男女，神色都很悲伤。我暗暗猜测着哪个是他的儿子。搜寻了一圈，哪个都不像。正疑惑着，外屋突然爆出一个老太太撕心裂肺的哭声：“没良心的东西呀———”
　　就听梁师傅的女儿说：“妈，我老弟在路上呢，快到了。”老太太仍旧哭着说：“十年了———连个面也见不着哇———”
　　厂长和书记到外屋去劝老太太，我们这些小人物仍在屋里坐着。我无意中瞥见茶几上有一张发黄的报纸，心里一动，便走过去瞧。茶几上放着的，正是那张报英文纸，只是比以前更黄更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