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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时间，统一设计的页面——2013年4月19日零时，人民网、新华网等8家中央媒体新闻网站，以及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网、腾讯网4家大型商业网站，同时在首页推出了“网络举报监督专区”。这是中国网络媒体首次统一开设“举报监督专区”，此举一出，引起各方关注。
近年来，网络正逐渐成为民间反腐的重要渠道，也越来越受到纪检部门的重视。2009年修订的《中共党建辞典》收录了“网络反腐”一词，被视为其得到官方认可的一个重要标志。此次各大网站举报专区的推出，则释放出更明确的信号：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大力反腐的背景下，网络反腐将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发挥重要作用。
搭建网络举报权威平台
“欢迎监督，如实举报”——打开各网站的“网络举报监督专区”，统一的天蓝色背景上，这8个醒目的红色大字跃然眼前。页面下方是一段简洁的“网上举报须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受理举报范围，解释了中纪委监察部、中组部、最高检、最高法和国土资源部举报网站、信箱受理的举报内容，方便网民“对号入座”；第二部分是注意事项，提示网民不得诬告陷害，不要重复举报，提倡实名举报等。
网民点击“接受”后，新页面上会出现中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中组部“12380”举报网站等上述5个部门的链接。根据举报内容不同，网民点击链接，进入相关举报网页。按照提示，选择实名或匿名举报，填写相关信息，便可完成网上举报。通俗地说，进入“举报监督专区”，就相当于走进了一个网络举报大厅，可随意进入各部门的举报窗口。
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平台，立刻引起了网民的兴趣。很多人虽然并没有要举报的对象，但依然抱着好奇心，体验了一把“网络举报”的流程。其中也有一部分人马上通过这个平台，提交了货真价实的举报材料。
“开通这个平台后，举报的数量还是有所增加的。”中纪委宣教室网络信息处处长景延安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厅举报工作处处长何延安也在平台开通首日便表示，举报数量的增加，说明这种方式“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对于关注时政消息的网民来说，官方的网络反腐行动，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这是中国官方最早开辟的网络举报空间。2005年12月28日，中纪委监察部首次公布了中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此后，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在网络反腐方面不断试水。
2009年，官方网络反腐平台实现了第一次“产业升级”，包括中纪委监察部、中组部、最高检、最高法在内的举报网站均在这一年进行了资源整合，完成了改版，并在2月到10月间陆续发布。这次集体升级，将网络举报有序地纳入了官方反腐系统中。
不过自那之后，各个部门的举报网站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单打独斗”的局面。这次设立“网络举报监督专区”，将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网络举报平台整合集纳一体，为网民反映问题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平台。有评论指出，此举也明确传递出了中央借助群众力量和网络平台加大反腐力度的决心。
“狂欢”背后的隐忧
近年来，网络反腐话题，在互联网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浏览时下热门的网帖、微博，常有来自网民对官员贪腐的揭露和指证，最终将涉贪官员拉下马。网络反腐风暴，也愈来愈猛烈。
2008年，“天价烟局长”周久耕被网民揭出涉嫌贪腐，最终导致身陷囹圄，成为中国网络反腐标志性的案件。当年12月，时任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因为发表“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这一“雷人”言论，而被网民“人肉搜索”，发现他抽的是1500元一条的香烟，戴名表，开豪车。网民曝光出的这些内容，最终得到了纪检部门的重视。次年3月，周久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周久耕被网民掀翻后，网络上民间反腐的声浪不断高涨。纪检部门对网络曝光的案例受理也越来越多。2010年初，网上流传的“局长日记”记录了广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原局长韩峰与他人发生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和不正当经济往来。这些被调查落实后，当时已调任广西烟草专卖局销售管理处处长的韩峰最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2012年8月，时任陕西省安监局局长的杨达才因在延安交通事故现场面带微笑，被爆出曾佩戴多块价值在万元甚至10万元以上的名表，并被网民戏称为“表哥”。9月21日，陕西省纪委调查后认定，杨达才存在严重违纪问题。“表哥”落马，被中纪委称为“新闻媒体和网络曝光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的典型案例。
中共十八大后，中央高调提出惩治打击腐败，民间网络反腐随之进一步提速。仅在十八大结束后20多天内，就有10多名官员被查，其中超过半数是在网络上曝光的。
网络“秒杀”雷政富一案，至今为许多网民津津乐道。2012年11月20日，网络上爆出一段时任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11月23日，雷政富被免去职务并立案接受调查。从曝光到落马，雷政富一案只用了63个小时。
网民曝光，通过网络传播形成舆论压力，纪检部门跟进调查——近年来，这似乎已成了新型的网络反腐模式，网络力量的强大，令不少官员谈之色变。
但与此同时，透过网络反腐一次次胜利的狂欢，在局内人眼中，其局限性也已逐步凸显。据人民网盘点，2009年全国性的网络反腐被查实的案件为9件，2010年和2011年均不足10件。2012年，纪检部门处理了数十万起违纪行为，而通过微博揪出来的贪官“屈指可数”。从数量比例上看，网络反腐是否能谈得上胜利，仍要画一个问号。
“表哥”杨达才一案，虽然以杨达才落马告终，但这个看似胜利的结局，仍引起了媒体和网民的反思：如果杨达才不是在事故现场面露微笑，成为舆论众矢之的，他也不会成为众多网民“人肉搜索”的对象，也许时至今日，依然可以继续安全地“潜伏”在官场。有媒体因此总结称，“表哥”落马，不是因为网友们掌握了什么确凿的证据，而是因为公众对官员群体的习惯性不信任。这其实只能说是一次偶然的胜利。 舆论也注意到，随着网络曝光的一次次胜利，网民对贪官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以至于有网民调侃称“只贪污，没有性丑闻，根本没人看”。这种现象，让人们开始担忧，网民的反腐热情是否会被过度消费，以至于对腐败现象产生麻木心理。此外，网络曝光鱼龙混杂，有时会出现虚假信息，造成“误伤”，甚至出现偏离法制轨道的“民意审判”，影响司法公正。
反腐问题研究者普遍认为，网络反腐固然检举揭发了一批贪官，并推动了网民的监督热情，但其作用却不一定像网民想象的那样神奇。
“一是渠道过多。检察机关不能在第一时间发现，甚至有可能根本发现不了；二是保密性差。无论发帖内容是否属实，都会留下发帖人信息，甚至会因此打草惊蛇；三是不利于对发帖人实施保护。可能造成发帖人被打击报复，也容易出现对被举报人的诽谤。”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白会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作出这样的判断。
“要从根本上治理腐败现象，就必须把反腐从公共舆论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用民主的制度依法反腐。”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也认为，网络反腐正逐步纳入到制度反腐体系之中，成为现行权力监督制约体制的有力补充。而这种“井喷式”、“运动式”的反腐，其实是一种“非常态化的现象”。如何利用网络反腐汇聚正能量，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推动网络反腐制度化
此次开通的网络举报平台，被普遍视为将网络反腐纳入“正规军”的举措。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重要的门户网站设立正规的举报中心，允许各地的网民通过正规的举报中心来提供腐败的线索，这无疑可以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也可以及时地通过这些线索查清相关的腐败问题。”
但与此同时，网民对平台的开设表现出谨慎的观望。一部分网民担心举报的安全性，另一部分则认为，官方网上举报的案件太多，很可能石沉大海，不如发帖、发微博见效快。
近年来，官方网站处理了大量举报信息。有媒体报道，中纪委网上举报中心开通半年就受理举报32500件，月平均2700件。最高检提供的数字显示，全国网上举报案件数量年均达3万多件。但与每一桩都闹得沸沸扬扬的网络曝光相比，政府开设的举报网站，似乎一直鲜有“猛料”。“据我所知，通过正规渠道，网上举报最终成功的案例，并不是太多。”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告诉记者。“如果网络反腐没有纪检部门的参与，那就是白反。纪委不出面，贪官就得不到查处，网络反腐就仅仅是做个样子。”
身为反腐研究学者，林喆经常收到来自群众的检举信件。“群众现在的水平都很高，有人在来信里和我探讨反腐问题。而且都很有勇气，很多人把身份证号码、家里电话都写在检举信里。”她认为，目前群众的反腐意识很强，网上举报之所以成功案例不多，“关键是纪检部门的态度问题”。“真正想去反腐败，就会有有效的措施。理念解决了，什么都好办。”
林喆认为，现阶段纪检部门人力不足，也是导致官方网络举报处理较为缓慢的原因。由于每个举报信息都需要审核、调查，处理信息的工作量非常大。她建议，政府部门可以利用社会力量，也可以与民间现有的反腐网站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加强反腐效率。“从设立平台的举措来看，表现了欢迎群众举报，利用群众监督的决心，这是件好事，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接到举报之后，怎样有效地处理。”
有媒体指出，在全球视野中，越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网络反腐的热度越高，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往往少有人提及网络反腐。在近年来经济发展势头不错的俄罗斯、印度、南非等国，都纷纷出现了来自民间的反腐网站，一度掀起过反腐风潮，但迄今为止，尚未有哪个国家依靠网络反腐，成功解决腐败问题。而在欧美等国，由于权力监督机制较为完善，人们可以通过常规手段监督政府公务人员的行为，网络监督反而是一个冷门。可以说，在一定的社会时期里，网络监督可以起到反腐奇兵的作用，但要根治腐败，依旧是一个长远的系统工程。
竹立家认为，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下，网络反腐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主要的一种反腐形式。他把制度反腐和公众舆论反腐比喻为反腐的两个杠杆，“如果把公众舆论反腐和制度反腐结合起来，将大大加强反腐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在他看来，此次推出网络举报平台，是激活网络反腐、制度反腐的最好形式。
近年来，网络正逐渐成为民间反腐的重要渠道，也越来越受到纪检部门的重视。2009年修订的《中共党建辞典》收录了“网络反腐”一词，被视为其得到官方认可的一个重要标志。此次各大网站举报专区的推出，则释放出更明确的信号：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大力反腐的背景下，网络反腐将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发挥重要作用。
搭建网络举报权威平台
“欢迎监督，如实举报”——打开各网站的“网络举报监督专区”，统一的天蓝色背景上，这8个醒目的红色大字跃然眼前。页面下方是一段简洁的“网上举报须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受理举报范围，解释了中纪委监察部、中组部、最高检、最高法和国土资源部举报网站、信箱受理的举报内容，方便网民“对号入座”；第二部分是注意事项，提示网民不得诬告陷害，不要重复举报，提倡实名举报等。
网民点击“接受”后，新页面上会出现中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中组部“12380”举报网站等上述5个部门的链接。根据举报内容不同，网民点击链接，进入相关举报网页。按照提示，选择实名或匿名举报，填写相关信息，便可完成网上举报。通俗地说，进入“举报监督专区”，就相当于走进了一个网络举报大厅，可随意进入各部门的举报窗口。
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平台，立刻引起了网民的兴趣。很多人虽然并没有要举报的对象，但依然抱着好奇心，体验了一把“网络举报”的流程。其中也有一部分人马上通过这个平台，提交了货真价实的举报材料。
“开通这个平台后，举报的数量还是有所增加的。”中纪委宣教室网络信息处处长景延安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厅举报工作处处长何延安也在平台开通首日便表示，举报数量的增加，说明这种方式“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对于关注时政消息的网民来说，官方的网络反腐行动，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这是中国官方最早开辟的网络举报空间。2005年12月28日，中纪委监察部首次公布了中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此后，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在网络反腐方面不断试水。
2009年，官方网络反腐平台实现了第一次“产业升级”，包括中纪委监察部、中组部、最高检、最高法在内的举报网站均在这一年进行了资源整合，完成了改版，并在2月到10月间陆续发布。这次集体升级，将网络举报有序地纳入了官方反腐系统中。
不过自那之后，各个部门的举报网站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单打独斗”的局面。这次设立“网络举报监督专区”，将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网络举报平台整合集纳一体，为网民反映问题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平台。有评论指出，此举也明确传递出了中央借助群众力量和网络平台加大反腐力度的决心。
“狂欢”背后的隐忧
近年来，网络反腐话题，在互联网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浏览时下热门的网帖、微博，常有来自网民对官员贪腐的揭露和指证，最终将涉贪官员拉下马。网络反腐风暴，也愈来愈猛烈。
2008年，“天价烟局长”周久耕被网民揭出涉嫌贪腐，最终导致身陷囹圄，成为中国网络反腐标志性的案件。当年12月，时任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因为发表“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这一“雷人”言论，而被网民“人肉搜索”，发现他抽的是1500元一条的香烟，戴名表，开豪车。网民曝光出的这些内容，最终得到了纪检部门的重视。次年3月，周久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周久耕被网民掀翻后，网络上民间反腐的声浪不断高涨。纪检部门对网络曝光的案例受理也越来越多。2010年初，网上流传的“局长日记”记录了广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原局长韩峰与他人发生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和不正当经济往来。这些被调查落实后，当时已调任广西烟草专卖局销售管理处处长的韩峰最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2012年8月，时任陕西省安监局局长的杨达才因在延安交通事故现场面带微笑，被爆出曾佩戴多块价值在万元甚至10万元以上的名表，并被网民戏称为“表哥”。9月21日，陕西省纪委调查后认定，杨达才存在严重违纪问题。“表哥”落马，被中纪委称为“新闻媒体和网络曝光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的典型案例。
中共十八大后，中央高调提出惩治打击腐败，民间网络反腐随之进一步提速。仅在十八大结束后20多天内，就有10多名官员被查，其中超过半数是在网络上曝光的。
网络“秒杀”雷政富一案，至今为许多网民津津乐道。2012年11月20日，网络上爆出一段时任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11月23日，雷政富被免去职务并立案接受调查。从曝光到落马，雷政富一案只用了63个小时。
网民曝光，通过网络传播形成舆论压力，纪检部门跟进调查——近年来，这似乎已成了新型的网络反腐模式，网络力量的强大，令不少官员谈之色变。
但与此同时，透过网络反腐一次次胜利的狂欢，在局内人眼中，其局限性也已逐步凸显。据人民网盘点，2009年全国性的网络反腐被查实的案件为9件，2010年和2011年均不足10件。2012年，纪检部门处理了数十万起违纪行为，而通过微博揪出来的贪官“屈指可数”。从数量比例上看，网络反腐是否能谈得上胜利，仍要画一个问号。
“表哥”杨达才一案，虽然以杨达才落马告终，但这个看似胜利的结局，仍引起了媒体和网民的反思：如果杨达才不是在事故现场面露微笑，成为舆论众矢之的，他也不会成为众多网民“人肉搜索”的对象，也许时至今日，依然可以继续安全地“潜伏”在官场。有媒体因此总结称，“表哥”落马，不是因为网友们掌握了什么确凿的证据，而是因为公众对官员群体的习惯性不信任。这其实只能说是一次偶然的胜利。 舆论也注意到，随着网络曝光的一次次胜利，网民对贪官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以至于有网民调侃称“只贪污，没有性丑闻，根本没人看”。这种现象，让人们开始担忧，网民的反腐热情是否会被过度消费，以至于对腐败现象产生麻木心理。此外，网络曝光鱼龙混杂，有时会出现虚假信息，造成“误伤”，甚至出现偏离法制轨道的“民意审判”，影响司法公正。
反腐问题研究者普遍认为，网络反腐固然检举揭发了一批贪官，并推动了网民的监督热情，但其作用却不一定像网民想象的那样神奇。
“一是渠道过多。检察机关不能在第一时间发现，甚至有可能根本发现不了；二是保密性差。无论发帖内容是否属实，都会留下发帖人信息，甚至会因此打草惊蛇；三是不利于对发帖人实施保护。可能造成发帖人被打击报复，也容易出现对被举报人的诽谤。”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白会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作出这样的判断。
“要从根本上治理腐败现象，就必须把反腐从公共舆论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用民主的制度依法反腐。”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也认为，网络反腐正逐步纳入到制度反腐体系之中，成为现行权力监督制约体制的有力补充。而这种“井喷式”、“运动式”的反腐，其实是一种“非常态化的现象”。如何利用网络反腐汇聚正能量，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推动网络反腐制度化
此次开通的网络举报平台，被普遍视为将网络反腐纳入“正规军”的举措。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重要的门户网站设立正规的举报中心，允许各地的网民通过正规的举报中心来提供腐败的线索，这无疑可以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也可以及时地通过这些线索查清相关的腐败问题。”
但与此同时，网民对平台的开设表现出谨慎的观望。一部分网民担心举报的安全性，另一部分则认为，官方网上举报的案件太多，很可能石沉大海，不如发帖、发微博见效快。
近年来，官方网站处理了大量举报信息。有媒体报道，中纪委网上举报中心开通半年就受理举报32500件，月平均2700件。最高检提供的数字显示，全国网上举报案件数量年均达3万多件。但与每一桩都闹得沸沸扬扬的网络曝光相比，政府开设的举报网站，似乎一直鲜有“猛料”。“据我所知，通过正规渠道，网上举报最终成功的案例，并不是太多。”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告诉记者。“如果网络反腐没有纪检部门的参与，那就是白反。纪委不出面，贪官就得不到查处，网络反腐就仅仅是做个样子。”
身为反腐研究学者，林喆经常收到来自群众的检举信件。“群众现在的水平都很高，有人在来信里和我探讨反腐问题。而且都很有勇气，很多人把身份证号码、家里电话都写在检举信里。”她认为，目前群众的反腐意识很强，网上举报之所以成功案例不多，“关键是纪检部门的态度问题”。“真正想去反腐败，就会有有效的措施。理念解决了，什么都好办。”
林喆认为，现阶段纪检部门人力不足，也是导致官方网络举报处理较为缓慢的原因。由于每个举报信息都需要审核、调查，处理信息的工作量非常大。她建议，政府部门可以利用社会力量，也可以与民间现有的反腐网站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加强反腐效率。“从设立平台的举措来看，表现了欢迎群众举报，利用群众监督的决心，这是件好事，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接到举报之后，怎样有效地处理。”
有媒体指出，在全球视野中，越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网络反腐的热度越高，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往往少有人提及网络反腐。在近年来经济发展势头不错的俄罗斯、印度、南非等国，都纷纷出现了来自民间的反腐网站，一度掀起过反腐风潮，但迄今为止，尚未有哪个国家依靠网络反腐，成功解决腐败问题。而在欧美等国，由于权力监督机制较为完善，人们可以通过常规手段监督政府公务人员的行为，网络监督反而是一个冷门。可以说，在一定的社会时期里，网络监督可以起到反腐奇兵的作用，但要根治腐败，依旧是一个长远的系统工程。
竹立家认为，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下，网络反腐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主要的一种反腐形式。他把制度反腐和公众舆论反腐比喻为反腐的两个杠杆，“如果把公众舆论反腐和制度反腐结合起来，将大大加强反腐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在他看来，此次推出网络举报平台，是激活网络反腐、制度反腐的最好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