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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爱国华侨陈嘉庚离开重庆到延安参观访问，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对他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陈嘉庚经过一番参观亲历亲闻后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曾被中外人士誉为“只见公仆，未见官”的模范政府，毛泽东在延安13年，领导和指挥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翻开了创建新中国的厚重篇章。依据陕西省档案馆收藏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珍贵的革命历史档案史料，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的感人故事，反映了共产党人与延安人民的鱼水亲情，反映了共产党领袖们的优良作风。
向人民群众拜年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管工作多忙，每年春节都要到当地基层政府向民众拜年。1941年春节的前一天，毛泽东一早就来到枣园乡政府向民众拜年。
当毛泽东走进乡政府院内，乡长杨成富和乡里几位年长的老人就急忙迎出门来。毛泽东说：“今天第一件事是给大家拜年，第二件事是征求大家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大家听毛泽东这样一说，便谈起边区兵强马壮，抗战形势大好。毛泽东说：“今天不说这些，说点别的。”大家即改口谈起军民团结鱼水情深，党中央和民众心连心。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不，大家要谈我们不足的地方，谈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在场的人一下子都愣住了，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谈什么是好，显得十分拘谨。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恳切地说：“如果听不到你们的心里话，得不到你们的批评帮助，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了解你们的希望和要求，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我们的决策就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毛泽东想利用拜年的机会，听听民众的意见。这时，大家提出了要多开荒、增加耕地面积、加强田间管理、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等意见。毛泽东又说：“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到，但是，老天不下雨，干旱怎么办？能不能打井浇灌？”大家告诉毛泽东，陕北地表水太深，一般地方是打不出水来的。接着大家又告诉毛泽东，今年陕北不会有干旱现象，并说：“龙年日炎炎，蛇年雨绵绵。去年农历龙年干旱，今年蛇年就该雨量充足了。”毛泽东听了惊奇地“啊”了一声，急忙问：“陕北有这么一说？”大家说：“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人们都这么说”。毛泽东笑着又问：“准吗？不准怎么办？谁负责？”问得大家笑声一片。
一句农家谚语，就是人类总结的一个自然现象。毛泽东在回来的路上，显得异常的高兴，他似乎从刚才大家的发言中，获得了开发南泥湾这片荒凉土地的信心。春节过后，中共中央、毛泽东就作出决定，号召边区党政军民，把大生产运动再向前推进一步，所有的单位和个人，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订出生产计划，规定出生产指标，并命令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垦荒种地。
这一年，果真像民众说的那样，陕北风调雨顺，农业生产都没有受到灾害，边区获得了特大丰收，党政军民各部门都按计划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任务，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目标。这一年，三五九旅开荒11000多亩，收获粮食36万多斤，为解决边区粮食紧缺和繁荣经济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一年，边区免除了农民公粮交纳和税收，人民生活水平一下子有了显著提高。由此，民众真正认识到，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造福人民的。
第二年春节一到，民众怀着感激之情，积极热情地组成秧歌队，喜笑颜开地涌到中共中央驻地，他们一边打着腰鼓一边高呼：“共产党毛主席大生产运动决策伟大英明！”前来欢迎秧歌队的毛泽东听了民众的喊声，边走边对身旁的周恩来说：“恩来呀，我们伟大英明什么？是困难逼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去向人民拜年磕头，人民指给我们一条生路。是人民伟大英明啊！”
“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的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的有效方法。在延安时，发生在毛泽东身上的“挨骂”事件，就集中体现了这种优良作风。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这天中午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电击中身亡。当天，农民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要逮捕这个农民。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得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毛泽东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中身亡，伍兰花大骂“世道不好”、“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知道后，狠狠批评了社会调查部的人。当晚，毛泽东让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把伍兰花带来了解情况。原来，伍兰花家庭经济困难，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之后，她家分了5亩地，头几年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粮食吃不完。这几年有些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了。毛泽东听完后，把钱益民叫来说：“派专人护送她回家……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的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伍兰花回村以后，对乡亲们讲了自己在延安的经历。长辈们听了以后说：“古人讲，宰相肚里撑大船，将军头上跑快马。毛主席太了不起啦，真是个不怕雷打，不怕鬼咋的大人物！”
毛泽东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深刻反思，并举一反三，下决心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例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深入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征收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1941年11月6日开幕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开明绅士李鼎铭等11人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11月18日，参议会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带头行动，先后进行了3次精简，在减轻人民负担，减少消费支出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党的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
“我有我的生产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军事进攻和严密经济封锁，解放区衣食物资奇缺。为了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学人员和人民群众响应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首先是在陕甘宁地区开展起来的。边区政府专门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制定和采取了有效措施，鼓励生产，要求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1941年3月，中共中央令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部队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使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与此同时，在延安的数万名党政军学各方面人员，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投入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机关的勤务人员也制定了生产计划，分片开荒种地。毛泽东因为指挥抗日战争工作繁忙，就让勤务人员在住处附近给自己分一块荒地。勤务员们都说：“主席，您工作繁忙，身体又弱，就不要参加生产劳动啦。”毛泽东一摆手，说：“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勤务人员说不动毛泽东，只好分给他一亩地。当天下午，毛泽东便在休息时拿起锄头去刨地种菜。几个警卫员、勤务人员都急忙跑来，要跟他一起刨地。毛泽东阻止了他们，并且说：“你们有你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点地，你们都挖了，我没有挖的了。”大家只好不帮忙了。
毛泽东种的蔬菜长出来了。毛泽东高兴地和勤务员小王一起抬大粪给蔬菜施肥，他们干得很带劲。杨家岭村有一个不爱劳动，成天闲逛的农民，看到毛泽东顶着烈日在地里干活，感动得流下眼泪。他一口气跑回家，扛起锄头就上山劳动去了，再也不想当懒汉了。
大生产运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陕甘宁边区部队1941年开荒14000多亩，1942年南泥湾的部队已经做到“不要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1940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180万亩，增产细粮47万担。边区的工业也有大发展，到1942年生产土布10万匹，并能够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武器弹药等。
大生产运动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为我们党积累了宝贵的经济建设经验。
“我应该打扫，因为厕所我也用”
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后，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分别住在凤凰山下的两个院落里。
在毛泽东院子大门外约20米处有个小厕所，由警卫班负责打扫。头天早晨值班员去打扫时，发现厕所干干净净的，开始警卫员并不在意，后来一连多天都是这样，大家心里很纳闷。一天早晨，班长郭文贤专门到厕所里察看，发现又有人打扫过了，扫帚的印子还十分清晰。是谁打扫的呢？大家捉摸着，一时猜不出来。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警卫班就早早起床，先集中力量打扫院子，然后去大门外察看。
“班长，你看。”走在前边的一个战士突然转过身来对郭文贤说，“是谁在打扫厕所？”
郭文贤急忙前去，只听厕所里有“刷刷”的扫地声，继而听到有人说话：“你到炉灶里掏些灰，用筐子挑来撒一撒。”啊！是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毛岸英。郭班长知道，头天夜里毛泽东窑洞里的灯熄得很晚，怎么能让他这么早又起来打扫卫生呢？他上前劝毛泽东回去再睡一会儿。
毛泽东恳切地说：“我应该打扫，因为厕所我也用。”他说着，又和警卫战士一起去扫其它地方。
原来，毛泽东为了培养毛岸英从小爱劳动的好习惯，特意和岸英起来打扫厕所。从这以后，警卫战士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小男孩打扫厕所，很少间断过。
“我向大家赔个不是”
从1942年春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全党普遍整风运动，这是一次全党范围内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在整风后期，当运动转入审干阶段以后，曾经一度出现过偏差，主要表现在审查干部中对敌情作出过分的估计，把审干工作主要视为锄奸、反特斗争，并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或历史上尚未弄清楚的问题，轻易地怀疑为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并采取“逼、供、信”的错误方法，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抢救运动”为代表的反特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中共中央发现审干工作中有“左”的错误发生后，积极予以纠正。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查干部必须坚持“首长负责”等9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又指示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经过许多努力，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得到制止，不仅对受迫害的同志进行了彻底平反，毛泽东还亲自出面，向被错整的同志赔礼道歉。
1945年8月的一天，在延安党校礼堂开会，毛泽东说：“这个党校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我是校长嘛！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
“错误可以给人教训，给人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要谨慎；被错‘戴了帽子’的同志懂得了一条经验，以后你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你自己吃过亏，以后要谨慎，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经验，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情况就会好得多。”
“这次大家都‘洗了个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纠正，坚决平反！”“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得要紧。‘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 “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说到这里，毛泽东主席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在帽沿下，向被整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毛泽东还诙谐地说：“我向你们赔礼，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大家鼓掌向毛泽东答礼，许多人流下了感激的热泪！
“中国共产党有它的特点”
1938年4月1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向1600名陕公学员送礼，说：“今天陕北公学开学，我应当送点礼物。但是，我没有多少东西，只能送给你们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问道：“你们这样的1600人，为什么不到别处去，而到这里来呢？”
“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里。”
“那么，共产党有什么好处呢？你们为什么喜欢共产党呢？……”“共产党为什么会被你们信仰，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和某些人讨厌呢？”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它的特点，也就是人所不及的地方。这特点就是：第一，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并且坚持这个方向，在现在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了，完成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建立以后，就要升学，升入社会主义大学，也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有一种作风，一种奋斗的习惯。”毛泽东在列举鲁艺、抗大、陕公都有各自的作风之后，说：“共产党也有它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
坚决惩治党员干部队伍中的
腐败现象和腐败官员
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和腐败官员，是我党延安时期加强廉洁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半个多世纪后仍然振聋发聩。
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对枪杀革命青年刘茜的红军领导干部黄克功，处以极刑就是最好的例证。
抗战初期，抗大第十五分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杀害陕北公学女青年刘茜。边区高等法院从严办案，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并呈报中共中央批准。当时鉴于此案典型，毛泽东写了一封公开信，明确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全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人。”毛泽东在给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的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人性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毛泽东还指出，正因为黄克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黄克功案件之后，边区政府还根据中共中央对于一切假公济私、仗势欺人、脱离群众的工作人员，必须给予无情的打击或切实纠正的精神，由司法部门严格判处了180多起贪污腐化案件。
正是由于中共在惩治贪污腐败分子时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保证了边区廉洁政治的发展。同时，在1942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对工作认真负责、有创造力、有办法克服困难、生活朴素廉洁、为群众所拥护的22名边区模范干部给以嘉奖，毛泽东亲自为他们题词。通过奖惩，很好地教育了党员和人民群众，提高了他们的觉悟，进一步纯洁了党员干部队伍。
延安时期我党的优良传统，使党成为整个社会的表率。领导干部的行为具有典型示范的引领作用。延安时期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其行为和品质创造了边区政府闻名中外“只见公仆，未见官”的清风正气。
陈嘉庚在延安参观访问，会晤闽南乡亲，会见奔赴延安抗日救国的南洋华侨学生等，亲历亲闻，“由是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他感慨地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中国共产党是延安边区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率先示范和人格魅力，促进了延安廉洁政治风貌的形成，也使得延安廉洁政治建设能够彪炳史册。
陈嘉庚经过一番参观亲历亲闻后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曾被中外人士誉为“只见公仆，未见官”的模范政府，毛泽东在延安13年，领导和指挥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翻开了创建新中国的厚重篇章。依据陕西省档案馆收藏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珍贵的革命历史档案史料，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的感人故事，反映了共产党人与延安人民的鱼水亲情，反映了共产党领袖们的优良作风。
向人民群众拜年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管工作多忙，每年春节都要到当地基层政府向民众拜年。1941年春节的前一天，毛泽东一早就来到枣园乡政府向民众拜年。
当毛泽东走进乡政府院内，乡长杨成富和乡里几位年长的老人就急忙迎出门来。毛泽东说：“今天第一件事是给大家拜年，第二件事是征求大家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大家听毛泽东这样一说，便谈起边区兵强马壮，抗战形势大好。毛泽东说：“今天不说这些，说点别的。”大家即改口谈起军民团结鱼水情深，党中央和民众心连心。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不，大家要谈我们不足的地方，谈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在场的人一下子都愣住了，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谈什么是好，显得十分拘谨。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恳切地说：“如果听不到你们的心里话，得不到你们的批评帮助，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了解你们的希望和要求，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我们的决策就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毛泽东想利用拜年的机会，听听民众的意见。这时，大家提出了要多开荒、增加耕地面积、加强田间管理、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等意见。毛泽东又说：“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到，但是，老天不下雨，干旱怎么办？能不能打井浇灌？”大家告诉毛泽东，陕北地表水太深，一般地方是打不出水来的。接着大家又告诉毛泽东，今年陕北不会有干旱现象，并说：“龙年日炎炎，蛇年雨绵绵。去年农历龙年干旱，今年蛇年就该雨量充足了。”毛泽东听了惊奇地“啊”了一声，急忙问：“陕北有这么一说？”大家说：“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人们都这么说”。毛泽东笑着又问：“准吗？不准怎么办？谁负责？”问得大家笑声一片。
一句农家谚语，就是人类总结的一个自然现象。毛泽东在回来的路上，显得异常的高兴，他似乎从刚才大家的发言中，获得了开发南泥湾这片荒凉土地的信心。春节过后，中共中央、毛泽东就作出决定，号召边区党政军民，把大生产运动再向前推进一步，所有的单位和个人，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订出生产计划，规定出生产指标，并命令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垦荒种地。
这一年，果真像民众说的那样，陕北风调雨顺，农业生产都没有受到灾害，边区获得了特大丰收，党政军民各部门都按计划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任务，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目标。这一年，三五九旅开荒11000多亩，收获粮食36万多斤，为解决边区粮食紧缺和繁荣经济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一年，边区免除了农民公粮交纳和税收，人民生活水平一下子有了显著提高。由此，民众真正认识到，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造福人民的。
第二年春节一到，民众怀着感激之情，积极热情地组成秧歌队，喜笑颜开地涌到中共中央驻地，他们一边打着腰鼓一边高呼：“共产党毛主席大生产运动决策伟大英明！”前来欢迎秧歌队的毛泽东听了民众的喊声，边走边对身旁的周恩来说：“恩来呀，我们伟大英明什么？是困难逼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去向人民拜年磕头，人民指给我们一条生路。是人民伟大英明啊！”
“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的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的有效方法。在延安时，发生在毛泽东身上的“挨骂”事件，就集中体现了这种优良作风。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这天中午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电击中身亡。当天，农民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要逮捕这个农民。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得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毛泽东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中身亡，伍兰花大骂“世道不好”、“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知道后，狠狠批评了社会调查部的人。当晚，毛泽东让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把伍兰花带来了解情况。原来，伍兰花家庭经济困难，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之后，她家分了5亩地，头几年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粮食吃不完。这几年有些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了。毛泽东听完后，把钱益民叫来说：“派专人护送她回家……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的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伍兰花回村以后，对乡亲们讲了自己在延安的经历。长辈们听了以后说：“古人讲，宰相肚里撑大船，将军头上跑快马。毛主席太了不起啦，真是个不怕雷打，不怕鬼咋的大人物！”
毛泽东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深刻反思，并举一反三，下决心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例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深入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征收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1941年11月6日开幕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开明绅士李鼎铭等11人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11月18日，参议会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带头行动，先后进行了3次精简，在减轻人民负担，减少消费支出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党的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
“我有我的生产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军事进攻和严密经济封锁，解放区衣食物资奇缺。为了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学人员和人民群众响应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首先是在陕甘宁地区开展起来的。边区政府专门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制定和采取了有效措施，鼓励生产，要求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1941年3月，中共中央令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部队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使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与此同时，在延安的数万名党政军学各方面人员，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投入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机关的勤务人员也制定了生产计划，分片开荒种地。毛泽东因为指挥抗日战争工作繁忙，就让勤务人员在住处附近给自己分一块荒地。勤务员们都说：“主席，您工作繁忙，身体又弱，就不要参加生产劳动啦。”毛泽东一摆手，说：“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勤务人员说不动毛泽东，只好分给他一亩地。当天下午，毛泽东便在休息时拿起锄头去刨地种菜。几个警卫员、勤务人员都急忙跑来，要跟他一起刨地。毛泽东阻止了他们，并且说：“你们有你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点地，你们都挖了，我没有挖的了。”大家只好不帮忙了。
毛泽东种的蔬菜长出来了。毛泽东高兴地和勤务员小王一起抬大粪给蔬菜施肥，他们干得很带劲。杨家岭村有一个不爱劳动，成天闲逛的农民，看到毛泽东顶着烈日在地里干活，感动得流下眼泪。他一口气跑回家，扛起锄头就上山劳动去了，再也不想当懒汉了。
大生产运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陕甘宁边区部队1941年开荒14000多亩，1942年南泥湾的部队已经做到“不要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1940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180万亩，增产细粮47万担。边区的工业也有大发展，到1942年生产土布10万匹，并能够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武器弹药等。
大生产运动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为我们党积累了宝贵的经济建设经验。
“我应该打扫，因为厕所我也用”
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后，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分别住在凤凰山下的两个院落里。
在毛泽东院子大门外约20米处有个小厕所，由警卫班负责打扫。头天早晨值班员去打扫时，发现厕所干干净净的，开始警卫员并不在意，后来一连多天都是这样，大家心里很纳闷。一天早晨，班长郭文贤专门到厕所里察看，发现又有人打扫过了，扫帚的印子还十分清晰。是谁打扫的呢？大家捉摸着，一时猜不出来。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警卫班就早早起床，先集中力量打扫院子，然后去大门外察看。
“班长，你看。”走在前边的一个战士突然转过身来对郭文贤说，“是谁在打扫厕所？”
郭文贤急忙前去，只听厕所里有“刷刷”的扫地声，继而听到有人说话：“你到炉灶里掏些灰，用筐子挑来撒一撒。”啊！是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毛岸英。郭班长知道，头天夜里毛泽东窑洞里的灯熄得很晚，怎么能让他这么早又起来打扫卫生呢？他上前劝毛泽东回去再睡一会儿。
毛泽东恳切地说：“我应该打扫，因为厕所我也用。”他说着，又和警卫战士一起去扫其它地方。
原来，毛泽东为了培养毛岸英从小爱劳动的好习惯，特意和岸英起来打扫厕所。从这以后，警卫战士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小男孩打扫厕所，很少间断过。
“我向大家赔个不是”
从1942年春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全党普遍整风运动，这是一次全党范围内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在整风后期，当运动转入审干阶段以后，曾经一度出现过偏差，主要表现在审查干部中对敌情作出过分的估计，把审干工作主要视为锄奸、反特斗争，并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或历史上尚未弄清楚的问题，轻易地怀疑为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并采取“逼、供、信”的错误方法，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抢救运动”为代表的反特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中共中央发现审干工作中有“左”的错误发生后，积极予以纠正。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查干部必须坚持“首长负责”等9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又指示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经过许多努力，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得到制止，不仅对受迫害的同志进行了彻底平反，毛泽东还亲自出面，向被错整的同志赔礼道歉。
1945年8月的一天，在延安党校礼堂开会，毛泽东说：“这个党校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我是校长嘛！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
“错误可以给人教训，给人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要谨慎；被错‘戴了帽子’的同志懂得了一条经验，以后你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你自己吃过亏，以后要谨慎，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经验，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情况就会好得多。”
“这次大家都‘洗了个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纠正，坚决平反！”“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得要紧。‘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 “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说到这里，毛泽东主席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在帽沿下，向被整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毛泽东还诙谐地说：“我向你们赔礼，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大家鼓掌向毛泽东答礼，许多人流下了感激的热泪！
“中国共产党有它的特点”
1938年4月1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向1600名陕公学员送礼，说：“今天陕北公学开学，我应当送点礼物。但是，我没有多少东西，只能送给你们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问道：“你们这样的1600人，为什么不到别处去，而到这里来呢？”
“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里。”
“那么，共产党有什么好处呢？你们为什么喜欢共产党呢？……”“共产党为什么会被你们信仰，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和某些人讨厌呢？”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它的特点，也就是人所不及的地方。这特点就是：第一，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并且坚持这个方向，在现在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了，完成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建立以后，就要升学，升入社会主义大学，也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有一种作风，一种奋斗的习惯。”毛泽东在列举鲁艺、抗大、陕公都有各自的作风之后，说：“共产党也有它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
坚决惩治党员干部队伍中的
腐败现象和腐败官员
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和腐败官员，是我党延安时期加强廉洁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半个多世纪后仍然振聋发聩。
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对枪杀革命青年刘茜的红军领导干部黄克功，处以极刑就是最好的例证。
抗战初期，抗大第十五分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杀害陕北公学女青年刘茜。边区高等法院从严办案，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并呈报中共中央批准。当时鉴于此案典型，毛泽东写了一封公开信，明确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全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人。”毛泽东在给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的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人性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毛泽东还指出，正因为黄克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黄克功案件之后，边区政府还根据中共中央对于一切假公济私、仗势欺人、脱离群众的工作人员，必须给予无情的打击或切实纠正的精神，由司法部门严格判处了180多起贪污腐化案件。
正是由于中共在惩治贪污腐败分子时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保证了边区廉洁政治的发展。同时，在1942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对工作认真负责、有创造力、有办法克服困难、生活朴素廉洁、为群众所拥护的22名边区模范干部给以嘉奖，毛泽东亲自为他们题词。通过奖惩，很好地教育了党员和人民群众，提高了他们的觉悟，进一步纯洁了党员干部队伍。
延安时期我党的优良传统，使党成为整个社会的表率。领导干部的行为具有典型示范的引领作用。延安时期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其行为和品质创造了边区政府闻名中外“只见公仆，未见官”的清风正气。
陈嘉庚在延安参观访问，会晤闽南乡亲，会见奔赴延安抗日救国的南洋华侨学生等，亲历亲闻，“由是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他感慨地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中国共产党是延安边区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率先示范和人格魅力，促进了延安廉洁政治风貌的形成，也使得延安廉洁政治建设能够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