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灾区走访中，笔者深切感到，大灾之后我们必须密切关注这样一个群体——教师。特别是在重灾区，许多教师在震后所背负的内疚和自责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他们的心理压力近乎处于崩溃的边缘。笔者曾在什邡蓥华中学一侧的危桥旁看到一名年轻教师，她远远地坐在路边一堆倒塌的砖块上，木然地看着校门。据引领笔者前往学校的学生说，老师已经在这儿坐了好多天了。
　　虽说灾难来临时逃命是一种正常的本能反应，亦是一种正常的潜意识行为。但即便如此，不少教师还是自责不已，他们有的为自己在地震时所表现的惊恐奔逃而内疚，有的为没能在第一时间赶去教室疏散学生而自责。“为什么死的不是我，而是那些毫无准备的学生?”都江堰某小学老师逢人便自责。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道德既是一种美德，又是一种契约，有时近乎于苛刻和残酷。
　　彭州市九尺中学的校长吴一凤，地震发生时正在杭州开会，回到学校后面对破损的校室，心中无比内疚，负罪感使她不愿带领教工参与救灾。家园的被毁，心灵的伤痛，使这位校长无颜面对自己的“逃脱”。不少亲眼目睹过校舍倒塌的教师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感受：“我怀疑我无法重返讲台，只要走上讲台，我就会想起那些死去的孩子。”
　　但也有一些教师情急中质疑，“为什么我们就该死?我们也只是平常的人，难道我们就没有活的权力吗?”(包括那名自诩为“自由主义战士”的跑跑教师范美忠)他们眼下正经历着来自社会和自我谴责的双重压力，有的教师还经受过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境遇。他们不仅要承受来自无数家长的愤怒，更要承受来自社会的道德审判。许多教师为此身心疲惫，无力面对眼前的景象，不少教师想到过自杀。作为心理救援的一部分，教师无疑是灾后最需集体疗伤的一个“弱势”群体。
　　
　　大灾无疫
　　
　　去灾区前，朋友们最为担心的是怕笔者陷入灾区的疫情中，故临行前特意买了10个加厚口罩和一大瓶84消毒液。然而在灾区的数天里，无论是在繁华都市，还是在受灾严重的乡镇，“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句俗语似乎言不副实，除了一些防疫人员，几乎看不到有人恐慌地戴着口罩。难道疫情同情苦难的四川?
　　事实上，大灾所带给人们的恐惧和焦虑，会使身体的免疫力短暂紊乱，加之受灾区域内的供水系统、居住环境、卫生设施均被破坏，以及食物和饮用水的短缺，从而导致人的免疫力急剧下降，极易给各类传染病带来可乘之机。
　　如果说我们在经受了地震浩劫之后，有幸逃过了疫情这一劫，只能说是由于我们的政府在最短的时间里，采取了有效的应急机制，将疫情消灭在萌芽状态。财政部5月23日紧急向四川灾区拨款2000万元，用于开展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中国农业部截至5月26日，已累计向四川灾区调运消毒剂920吨，调运机动喷雾器15676台，手动喷雾器35287台，一次性防护服10000套，有利地保障了灾区的防疫安全。
　　在灾区，笔者感同身受，所有重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总覆盖率达到95％以上，在每一个灾民安置点、进山出入口，公路收费站等重要场所，无不能看到防疫人员辛劳工作的身影。地震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作为百年不遇的特大灾难，整个灾区未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无疑是个奇迹。倘若要记功，防疫也该记头功。
　　不过，有关专家的忠告是，现在说大灾之后无大疫为时过早，灾区只有在未来三，五年的时间内顺利度过夏秋季传染病防治阶段，今冬明春传染病防治阶段和全面恢复阶段，才敢说这样的话。而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松懈和麻痹大意都是防疫工作的大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