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三部新戏轮番上演，对导演孟京辉的评价也开始两极分化。有人依然视他为先锋戏剧的偶像，有人却对他的疯狂表示不屑。
这个初夏，关于孟京辉的消息似乎从来没有这样频密：5月6日，他欣喜地发了一条微博：“俺导演的三个戏今晚7：30在杭州、上海、北京同时上演!够high!”与廖一梅合作的“悲观主义三部曲”最终曲《柔软》，去年底在京引起轰动，五月又下江南，所到之处皆受热捧；年内预计创作五部新戏，第一部《蝴蝶变形记》已于3月24日首演，标签是“农业重金属”，“张扬、扭曲和狂躁以及速度感”；4月14日，新版《罗密欧与朱丽叶》公演；5月18日，新作《希特勒的肚子》上演，标签是“爆笑历史讽刺剧”，“历史真相混搭荒诞演绎”……
一个又一个夺人眼目的标签让人惊讶：孟京辉，从先锋变成疯癫?
然而这一切并非突然发生，去年的“青年戏剧节”中已经可以寻觅到一些蛛丝马迹：当记者问到他，是否真的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他在‘吃老本’，创作出现了瓶颈，孟京辉的回答有他的深意：“他们说的有他们的道理，可是站的角度不同。在我看来我现在和吃老本没关系，因为我很早就把后院的百宝箱都扔了，哪里有‘本’呢?瓶颈更谈不上，我现在井喷还不够呢!”
于是最近，他“井喷”了，换来的却是不解和质疑。也许更多人对孟京辉的印象，还在于他以往的作品，常有大段的台词，扎实的内核，述说着敏感而细腻的感触。而在《蝴蝶变形记》里，孟京辉对形式的重视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舞台像一个垃圾堆，演员们在那些特殊处理过的黑色沙粒中摔打着，带着如孟京辉所言“农业重金属”的感觉，“仿佛白色的煤球，黑色的雪——我要营造一种复杂纠结的化学变化，堪比核辐射。”演员散发着狂躁和荒谬的感觉，摇滚乐恰到好处的响起，女主角穿着纱裙，裙撑露在外面，在舞台边缘的射灯前表情狰狞地歌唱——叫人想起他曾经对饰演马路的演员段龙一遍遍强调，“你那么过分的演，在舞台上一点都不美。”中文系毕业的孟京辉不知道如何对演员说戏，“美”成了他的重要标准，但在这部《蝴蝶变形记》中，“美”似乎被抛到一个边角的位置。
同样的，还有理想。郭涛曾经说过孟京辉像堂·吉诃德，孟京辉也说：“现在社会生活也变，人们也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比如说经济的发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的变迁，新的传媒，各种各样的方方面面，气候都变了。但是我觉得好像内心有一种东西没变，就是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他以往的戏里，总是充满挣扎、为了一个虚无缥缈、难以诉诸语言的理想，愤怒着，追求着，不为人理解着，凸显着导演孟京辉本人与现实不调和的骨气。然而在《蝴蝶变形记》中，这二十年未磨灭的理想，似乎黯淡了一点光芒。
剧场里笑声一直不断，偶尔还有惊讶声——这并不稀奇。在这里依然有观众耳熟能详的孟氏标签：爆粗，装酷，国外经典歌曲，以及最新的咆哮体，组合成这场戏宣传时多次强调的卖点：重口味。但演出结束，人群中能够听到说“听不懂”的声音，还有人说“空了点，搭了个故事架子，情绪却没到位。”是以有人质疑孟京辉此刻，太过疯癫地注重形式，忘记了戏剧那打动人的根本，但他说：“谁说形式不能是意义?在我看来形式不参与意义，形式独立存在。而形式为什么不参与意义?因为形式本身就是意义。”
对孟京辉来说，此刻的争议并不陌生，早在《恋爱的犀牛》时期，他已经经过了“你到底还实验吗?”的拷问，而那部戏，正是他真正为多数人所知的契机。《恋爱的犀牛》之前，他的《等待戈多》《秃头歌女》《沃依采克》，都有种特别狠的味道，但一趟日本之旅，让他不再那么拧着要表现郁结，“我感觉我需要一种更多人的交流，但在和更多人进行交流的时候，不可能完全像以前那样很任意、很任性。我的先锋、前卫就表现在跟更多人接触上。”从“狠”变得可控和被接受，也和年龄有关，那时他“快30岁了，我年轻的时候感受到的那种任性偏执的激情，慢慢变得平和，我很想把年轻时候感受到的记录下来。”
《恋爱的犀牛》让孟京辉从体制的叛逆者成为最流行最畅销的戏剧导演，此后的实践又让他摸到了规律：“每一次艺术创作，只要一保守就赔钱，只要豁出去了，就大赚。”这会儿他47岁了，有足够的过去证明这规律是对的，也几乎到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年纪。也许这癫狂，是站在青春的尾巴上，一边自负这规律依然好使，一边想要仓促地抓住青春。
孟京辉并不否认他越来越商业化，但不变的是他那点“狠劲儿”：“我比别人更爱玩命，我会不管不顾，不计后果，骨子里的那股爱谁谁的狠劲儿。”有这股狠劲儿，他不怕、也能够躲开那些会伤筋动骨的争议，他说过：“我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人，我是个愤怒青年，我不跟你站在假的平台上说话，也不给你一个具体的位置。我要是永远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人家就调整好焦距调整好枪子，打我了。”所以，当《柔软》尚未结束，观众脑中还飘荡着这对夫妻外加黄金搭档的犀利而温柔的延续，他又要换一个地方，以免被打到了。
如今，艺术还是商业，已经不再是禁锢孟京辉的话题，“我找到了不用理睬商业性，也不用理睬自我表达的个人特点。这中间混合了好多可能性，我让它自己运作，自生自灭。比如向《恋爱的犀牛》和《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一个特别情感，一个特别社会，就像两个小部队；另外，我也想做一些所谓实验性(作品)，比如《爱比死更冷酷》；还有，就是在一个非主旋律的情况下，形式和内容都特别独特，又能直接和某种思想对位的戏。”
这个初夏，关于孟京辉的消息似乎从来没有这样频密：5月6日，他欣喜地发了一条微博：“俺导演的三个戏今晚7：30在杭州、上海、北京同时上演!够high!”与廖一梅合作的“悲观主义三部曲”最终曲《柔软》，去年底在京引起轰动，五月又下江南，所到之处皆受热捧；年内预计创作五部新戏，第一部《蝴蝶变形记》已于3月24日首演，标签是“农业重金属”，“张扬、扭曲和狂躁以及速度感”；4月14日，新版《罗密欧与朱丽叶》公演；5月18日，新作《希特勒的肚子》上演，标签是“爆笑历史讽刺剧”，“历史真相混搭荒诞演绎”……
一个又一个夺人眼目的标签让人惊讶：孟京辉，从先锋变成疯癫?
然而这一切并非突然发生，去年的“青年戏剧节”中已经可以寻觅到一些蛛丝马迹：当记者问到他，是否真的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他在‘吃老本’，创作出现了瓶颈，孟京辉的回答有他的深意：“他们说的有他们的道理，可是站的角度不同。在我看来我现在和吃老本没关系，因为我很早就把后院的百宝箱都扔了，哪里有‘本’呢?瓶颈更谈不上，我现在井喷还不够呢!”
于是最近，他“井喷”了，换来的却是不解和质疑。也许更多人对孟京辉的印象，还在于他以往的作品，常有大段的台词，扎实的内核，述说着敏感而细腻的感触。而在《蝴蝶变形记》里，孟京辉对形式的重视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舞台像一个垃圾堆，演员们在那些特殊处理过的黑色沙粒中摔打着，带着如孟京辉所言“农业重金属”的感觉，“仿佛白色的煤球，黑色的雪——我要营造一种复杂纠结的化学变化，堪比核辐射。”演员散发着狂躁和荒谬的感觉，摇滚乐恰到好处的响起，女主角穿着纱裙，裙撑露在外面，在舞台边缘的射灯前表情狰狞地歌唱——叫人想起他曾经对饰演马路的演员段龙一遍遍强调，“你那么过分的演，在舞台上一点都不美。”中文系毕业的孟京辉不知道如何对演员说戏，“美”成了他的重要标准，但在这部《蝴蝶变形记》中，“美”似乎被抛到一个边角的位置。
同样的，还有理想。郭涛曾经说过孟京辉像堂·吉诃德，孟京辉也说：“现在社会生活也变，人们也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比如说经济的发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的变迁，新的传媒，各种各样的方方面面，气候都变了。但是我觉得好像内心有一种东西没变，就是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他以往的戏里，总是充满挣扎、为了一个虚无缥缈、难以诉诸语言的理想，愤怒着，追求着，不为人理解着，凸显着导演孟京辉本人与现实不调和的骨气。然而在《蝴蝶变形记》中，这二十年未磨灭的理想，似乎黯淡了一点光芒。
剧场里笑声一直不断，偶尔还有惊讶声——这并不稀奇。在这里依然有观众耳熟能详的孟氏标签：爆粗，装酷，国外经典歌曲，以及最新的咆哮体，组合成这场戏宣传时多次强调的卖点：重口味。但演出结束，人群中能够听到说“听不懂”的声音，还有人说“空了点，搭了个故事架子，情绪却没到位。”是以有人质疑孟京辉此刻，太过疯癫地注重形式，忘记了戏剧那打动人的根本，但他说：“谁说形式不能是意义?在我看来形式不参与意义，形式独立存在。而形式为什么不参与意义?因为形式本身就是意义。”
对孟京辉来说，此刻的争议并不陌生，早在《恋爱的犀牛》时期，他已经经过了“你到底还实验吗?”的拷问，而那部戏，正是他真正为多数人所知的契机。《恋爱的犀牛》之前，他的《等待戈多》《秃头歌女》《沃依采克》，都有种特别狠的味道，但一趟日本之旅，让他不再那么拧着要表现郁结，“我感觉我需要一种更多人的交流，但在和更多人进行交流的时候，不可能完全像以前那样很任意、很任性。我的先锋、前卫就表现在跟更多人接触上。”从“狠”变得可控和被接受，也和年龄有关，那时他“快30岁了，我年轻的时候感受到的那种任性偏执的激情，慢慢变得平和，我很想把年轻时候感受到的记录下来。”
《恋爱的犀牛》让孟京辉从体制的叛逆者成为最流行最畅销的戏剧导演，此后的实践又让他摸到了规律：“每一次艺术创作，只要一保守就赔钱，只要豁出去了，就大赚。”这会儿他47岁了，有足够的过去证明这规律是对的，也几乎到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年纪。也许这癫狂，是站在青春的尾巴上，一边自负这规律依然好使，一边想要仓促地抓住青春。
孟京辉并不否认他越来越商业化，但不变的是他那点“狠劲儿”：“我比别人更爱玩命，我会不管不顾，不计后果，骨子里的那股爱谁谁的狠劲儿。”有这股狠劲儿，他不怕、也能够躲开那些会伤筋动骨的争议，他说过：“我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人，我是个愤怒青年，我不跟你站在假的平台上说话，也不给你一个具体的位置。我要是永远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人家就调整好焦距调整好枪子，打我了。”所以，当《柔软》尚未结束，观众脑中还飘荡着这对夫妻外加黄金搭档的犀利而温柔的延续，他又要换一个地方，以免被打到了。
如今，艺术还是商业，已经不再是禁锢孟京辉的话题，“我找到了不用理睬商业性，也不用理睬自我表达的个人特点。这中间混合了好多可能性，我让它自己运作，自生自灭。比如向《恋爱的犀牛》和《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一个特别情感，一个特别社会，就像两个小部队；另外，我也想做一些所谓实验性(作品)，比如《爱比死更冷酷》；还有，就是在一个非主旋律的情况下，形式和内容都特别独特，又能直接和某种思想对位的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