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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周幼马宋庆龄好友马海德之子’全国政协委员。自1971年起担任宋庆龄的私人摄影师，在宋庆龄病重期间，他是住在宋庆龄寓所内的唯一的—名摄影师。1981年6月4日，他随同护送宋庆龄骨灰到上海，并参加了宋庆龄的安葬典礼。在宋庆龄逝世三十周年之际。他充满感情地图忆了宋庆龄最后的时刻。
最后出现在公众场合
1971年，“文革”尚未结束，我已经从北京电影学院新闻摄影系毕业三年多。与当时许多大学毕业生一样，我没有被分配工作，而是在劳动锻炼。宋庆龄得知了我的情况，在审阅了我的摄影作品之后，我就成为了她的私人摄影师。不久，她又推荐我到《中国建设》(现名为《今日中国》)杂志担任摄影记者。
1981年3月，我与《中国建设》杂志社的两位同志去广东采访临走前“首长”(当时人们都那样称呼她)让秘书转告我说：你去广东的时候替我看看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去看看中山大学，再去趟中山先生的故乡翠亨村吧。她说很想知道那里的情况。于是，我在那里拍了许多照片。
回到北京已经是4月底，我父亲告诉我。“她身体不好，我们正在想办法，希望让她能好起来。”当时，宋庆龄已经查出患了包括白血病在内的多种疾病，因经常发烧身体虚弱很少下床。北京医院的顾大夫是宋庆龄的保健医生，因我父亲是医生又与宋庆龄关系很好，所以顾大夫经常会和父亲讨论宋庆龄的病情。
我—直没能见到宋庆龄，直到5月8日，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而举办授赠典礼。典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接到通知，她让我去拍照。
那天，宋庆龄坐着轮椅进入会场，虽然虚弱，但始终面露微笑，从她的眼神中我能感觉到她是用精神和毅力勉强支撑着。仪式还未開始，她的额头上就已经沁出汗，—直陪在她身边的朱德夫人康克清连忙给她扇扇子。仪式开始后，宋庆龄坚持不用她事先准备好的讲话录音，而是用超乎寻常的毅力作了近二十分钟的即席发言。其实，授予学位这件事完全可以让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代领或由加使馆送到宋庆龄驻地，但重病的宋庆龄对此事特别重视，我想她是希望为她热爱的国家再多做些事，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但这一活动几乎耗尽了她最后的精力，仪式结束后，精疲力竭的宋庆龄几乎是躺在担架上被送回家中。自那以后，她几乎没有再坐起来过。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作为她的私人摄影师，我记录了那些瞬间。
弥留的日子
最使我难过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突发高烧，陷入昏迷，而且病情不断恶化。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住进朱庆龄寓所，不论白天黑夜，用相机记录下那里发生的一切。
宋庆龄病危后，中央委派廖承志全权负责协调相关事项，包括宋庆龄的医疗抢救、后事准备等各方面的协调，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全力协助。一时间，宋庆龄寓所的大客厅和会议室住满了新闻界、公安部门、安全部门等相关的人，他们各归各的口，又直接向他们的上级通报。这么多人吃住在这里，影响了正常的医疗救治。于是，廖公发话，他指着我说，就留他一个，剩下的全走，就这样，只剩我一个人留了下来。
宋庆龄寓所位于北京西城区后海北沿46号，这座既古老又现代化的建筑，失去了往日的宁静，楼上宋庆龄的住房变成了一座临时医院。中国当时最高层领导们都来看望过垂危中的宋庆龄，他们个个神情凝重，而医学专家们也个个神情紧张。我既难过，又为不漏掉任何一个历史镜头而忙碌。每天我要不断拍摄前来看望，问候的人们，以及医护1人员为宋庆龄治疗，会诊的镜头，也拍了来自全国、全世界的许许多多的慰问信、电报，拍下从祖国各地寄来的药材、药方
宋庆龄的国外亲属，老朋友也不断来看望。有些人是每天必到的，廖承志、我父亲马海德。宋庆龄最喜欢的医生吴蔚然院长一后来看望的人太多，于是决定派一个战士在楼梯口站岗来阻挡，没有许可不能上楼，而且上楼的人必须穿上白大褂。我记得，有一次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来看宋庆龄，战士不让。正好我要上楼，王光美一把拉住我说，“幼马，让我上去吧I我想最后看一眼。”我告诉战士，她是王光美，刘少奇的夫人，战士还是不让上，最后请示宋庆龄的警卫秘书，才让上去。
举国送别
宋庆龄的病情一天天地恶化，她总是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关于她的病情，我曾问过我父亲，也问过吴蔚然院长。吴院长说，因为宋庆龄患的是血液病，造血机能已经损坏，病情你只能坏不会再好了，而且不会维持太长的时间。
就在宋庆龄病重期间，各项后事已经着手准备。宋庆龄寓所的客厅改成遗体告别室。与此同时，人民大会堂布置了一个很大的告别大厅，大会堂那边经常与宋庆龄寓所有电活联系，通报情况。
5月29日晚上，我正在楼下待命，忽然警铃大响，刺耳的铃声带着不详的预兆，我急着跑上楼，往日安静的卧室—下子嘈杂起来，宋庆龄床的对面站着一排束手无策的中央保健局领导，护士长正在给她做人工呼吸，进行最后的抢救。从大家焦急的眼神中，我知道这可能是最后的时刻了，我强忍着难过用照相机记录着当时的情景。座钟停在了20时18分，我为首长拍下了最后的照片——她和她的心脏监视仪，影屏上的光点拉成一条直线。专家们尽了一切努力，没能挽留住她老人家。
按照事先的准备，宋庆龄的遗体被抬到了楼下。十几分钟后，在宋庆龄寓所楼下的客厅，五十多位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宋庆龄的亲属、外国生前友好人士都来这里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我拍下了这一历史性的场面。
当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布公告，极其沉痛地宣布宋庆龄逝世，同时成立了包括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的393人的治丧委员会，按照事先的准备，全国下半旗，举行国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最后的告别仪式。
6月2日是宋庆龄遗体火化的日子。18时，从人民大会堂到八宝山的路上站满了自发前来送别的人群，直到天黑后，载着灵柩的大轿车才到达八宝山。中央美术学院的司徒教授为宋庆龄作面模，作为宋庆龄标准骨骼的样本留给后人。
6月3日16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万人参加的宋庆龄追悼大会。
安眠于上海
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宋庆龄骨灰盒静静地安放在人民大会堂。6月4日清晨，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宋庆龄的亲友在这里举行了最后的告别仪式。接着宋庆龄的骨灰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礼兵护送到北京西郊机场，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彭真等到机场送灵。宋庆龄的骨灰在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人的护送下乘专机移送至上海安葬，上海市的领导还专程到北京迎灵，宋庆龄的亲属和生前好友等都同机到上海。我作为摄影记者，也随机到上海参加安葬仪式。
在上海，宋庆龄的灵车由迎灵队护送，缓缓从虹桥机场驶向西郊万国公墓宋氏基地，灵车所到之处人山人海。
当时的万国公墓(现为宋庆龄陵园)很简单，宋氏家族墓地也不大，但整修一新，墓地周围环绕着苍翠的松柏和冬青，庄严肃穆。墓地中间是宋庆龄父母的合葬墓，墓碑上镌刻着宋家6位子女的名字。宋庆龄父母墓的东侧是宋庆龄墓，西侧则是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的墓。宋庆龄的遗像矗立在墓地前方，两侧摆满花圈，宋庆龄亲属的花圈摆放在墓穴的前面。
葬礼开始了，宋庆龄的骨灰盒由解放军礼兵安放进洁白如玉的大理石墓椁。随后，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和上海市负责人、宋庆龄的亲属、生前好友等缓步绕墓一周，把一朵朵宋庆龄生前喜爱的黄色香石竹花轻轻地放在她的墓前。我拍摄下这历史性的场面。
在我逝去的年华里，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日子是担任宋庆龄的摄影师。作为她的摄影师，我真实记录了她生命中最后的时刻。
(张洁明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研究室主任)
最后出现在公众场合
1971年，“文革”尚未结束，我已经从北京电影学院新闻摄影系毕业三年多。与当时许多大学毕业生一样，我没有被分配工作，而是在劳动锻炼。宋庆龄得知了我的情况，在审阅了我的摄影作品之后，我就成为了她的私人摄影师。不久，她又推荐我到《中国建设》(现名为《今日中国》)杂志担任摄影记者。
1981年3月，我与《中国建设》杂志社的两位同志去广东采访临走前“首长”(当时人们都那样称呼她)让秘书转告我说：你去广东的时候替我看看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去看看中山大学，再去趟中山先生的故乡翠亨村吧。她说很想知道那里的情况。于是，我在那里拍了许多照片。
回到北京已经是4月底，我父亲告诉我。“她身体不好，我们正在想办法，希望让她能好起来。”当时，宋庆龄已经查出患了包括白血病在内的多种疾病，因经常发烧身体虚弱很少下床。北京医院的顾大夫是宋庆龄的保健医生，因我父亲是医生又与宋庆龄关系很好，所以顾大夫经常会和父亲讨论宋庆龄的病情。
我—直没能见到宋庆龄，直到5月8日，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而举办授赠典礼。典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接到通知，她让我去拍照。
那天，宋庆龄坐着轮椅进入会场，虽然虚弱，但始终面露微笑，从她的眼神中我能感觉到她是用精神和毅力勉强支撑着。仪式还未開始，她的额头上就已经沁出汗，—直陪在她身边的朱德夫人康克清连忙给她扇扇子。仪式开始后，宋庆龄坚持不用她事先准备好的讲话录音，而是用超乎寻常的毅力作了近二十分钟的即席发言。其实，授予学位这件事完全可以让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代领或由加使馆送到宋庆龄驻地，但重病的宋庆龄对此事特别重视，我想她是希望为她热爱的国家再多做些事，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但这一活动几乎耗尽了她最后的精力，仪式结束后，精疲力竭的宋庆龄几乎是躺在担架上被送回家中。自那以后，她几乎没有再坐起来过。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作为她的私人摄影师，我记录了那些瞬间。
弥留的日子
最使我难过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突发高烧，陷入昏迷，而且病情不断恶化。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住进朱庆龄寓所，不论白天黑夜，用相机记录下那里发生的一切。
宋庆龄病危后，中央委派廖承志全权负责协调相关事项，包括宋庆龄的医疗抢救、后事准备等各方面的协调，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全力协助。一时间，宋庆龄寓所的大客厅和会议室住满了新闻界、公安部门、安全部门等相关的人，他们各归各的口，又直接向他们的上级通报。这么多人吃住在这里，影响了正常的医疗救治。于是，廖公发话，他指着我说，就留他一个，剩下的全走，就这样，只剩我一个人留了下来。
宋庆龄寓所位于北京西城区后海北沿46号，这座既古老又现代化的建筑，失去了往日的宁静，楼上宋庆龄的住房变成了一座临时医院。中国当时最高层领导们都来看望过垂危中的宋庆龄，他们个个神情凝重，而医学专家们也个个神情紧张。我既难过，又为不漏掉任何一个历史镜头而忙碌。每天我要不断拍摄前来看望，问候的人们，以及医护1人员为宋庆龄治疗，会诊的镜头，也拍了来自全国、全世界的许许多多的慰问信、电报，拍下从祖国各地寄来的药材、药方
宋庆龄的国外亲属，老朋友也不断来看望。有些人是每天必到的，廖承志、我父亲马海德。宋庆龄最喜欢的医生吴蔚然院长一后来看望的人太多，于是决定派一个战士在楼梯口站岗来阻挡，没有许可不能上楼，而且上楼的人必须穿上白大褂。我记得，有一次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来看宋庆龄，战士不让。正好我要上楼，王光美一把拉住我说，“幼马，让我上去吧I我想最后看一眼。”我告诉战士，她是王光美，刘少奇的夫人，战士还是不让上，最后请示宋庆龄的警卫秘书，才让上去。
举国送别
宋庆龄的病情一天天地恶化，她总是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关于她的病情，我曾问过我父亲，也问过吴蔚然院长。吴院长说，因为宋庆龄患的是血液病，造血机能已经损坏，病情你只能坏不会再好了，而且不会维持太长的时间。
就在宋庆龄病重期间，各项后事已经着手准备。宋庆龄寓所的客厅改成遗体告别室。与此同时，人民大会堂布置了一个很大的告别大厅，大会堂那边经常与宋庆龄寓所有电活联系，通报情况。
5月29日晚上，我正在楼下待命，忽然警铃大响，刺耳的铃声带着不详的预兆，我急着跑上楼，往日安静的卧室—下子嘈杂起来，宋庆龄床的对面站着一排束手无策的中央保健局领导，护士长正在给她做人工呼吸，进行最后的抢救。从大家焦急的眼神中，我知道这可能是最后的时刻了，我强忍着难过用照相机记录着当时的情景。座钟停在了20时18分，我为首长拍下了最后的照片——她和她的心脏监视仪，影屏上的光点拉成一条直线。专家们尽了一切努力，没能挽留住她老人家。
按照事先的准备，宋庆龄的遗体被抬到了楼下。十几分钟后，在宋庆龄寓所楼下的客厅，五十多位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宋庆龄的亲属、外国生前友好人士都来这里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我拍下了这一历史性的场面。
当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布公告，极其沉痛地宣布宋庆龄逝世，同时成立了包括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的393人的治丧委员会，按照事先的准备，全国下半旗，举行国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最后的告别仪式。
6月2日是宋庆龄遗体火化的日子。18时，从人民大会堂到八宝山的路上站满了自发前来送别的人群，直到天黑后，载着灵柩的大轿车才到达八宝山。中央美术学院的司徒教授为宋庆龄作面模，作为宋庆龄标准骨骼的样本留给后人。
6月3日16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万人参加的宋庆龄追悼大会。
安眠于上海
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宋庆龄骨灰盒静静地安放在人民大会堂。6月4日清晨，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宋庆龄的亲友在这里举行了最后的告别仪式。接着宋庆龄的骨灰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礼兵护送到北京西郊机场，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彭真等到机场送灵。宋庆龄的骨灰在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人的护送下乘专机移送至上海安葬，上海市的领导还专程到北京迎灵，宋庆龄的亲属和生前好友等都同机到上海。我作为摄影记者，也随机到上海参加安葬仪式。
在上海，宋庆龄的灵车由迎灵队护送，缓缓从虹桥机场驶向西郊万国公墓宋氏基地，灵车所到之处人山人海。
当时的万国公墓(现为宋庆龄陵园)很简单，宋氏家族墓地也不大，但整修一新，墓地周围环绕着苍翠的松柏和冬青，庄严肃穆。墓地中间是宋庆龄父母的合葬墓，墓碑上镌刻着宋家6位子女的名字。宋庆龄父母墓的东侧是宋庆龄墓，西侧则是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的墓。宋庆龄的遗像矗立在墓地前方，两侧摆满花圈，宋庆龄亲属的花圈摆放在墓穴的前面。
葬礼开始了，宋庆龄的骨灰盒由解放军礼兵安放进洁白如玉的大理石墓椁。随后，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和上海市负责人、宋庆龄的亲属、生前好友等缓步绕墓一周，把一朵朵宋庆龄生前喜爱的黄色香石竹花轻轻地放在她的墓前。我拍摄下这历史性的场面。
在我逝去的年华里，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日子是担任宋庆龄的摄影师。作为她的摄影师，我真实记录了她生命中最后的时刻。
(张洁明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