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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辛弃疾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公元400年六月。这个六月的天气有点反常，连日的阴雨让人感觉有些许初春的微凉。
五更未到，暨阳城（今江阴）南便门的门枢突然吱吱嘎嘎地转动起来，声音急切透露着不安。城门刚开启几尺许，一人一骑已飞身而出，顷刻便消失在晨霭中，但马蹄声经久才从戍门的东晋士兵的耳朵里散去。
军情火急！孙恩的十万大军，千艘楼船已经出现在暨阳的江面上，兵锋直指建康，帝国的都城危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用“建康震骇，内外戒严”来形容当时建康城朝野的惊惧之状。
数日前，暨阳所属的毗陵郡郡守急令暨阳守军，一俟发现孙恩军出现在暨阳江面上，即刻快马报与正率部从海盐向京口（今镇江）急行军的北府军冠军将军孙无终的司马——刘裕。这骑快马，正要去把最新情报传递给刘裕。
三月的句章、海盐之战，孙恩两败于刘裕的北府军。此后，实力尚存的孙恩假装退回会稽修整，但实际上他循海道北上，迅速攻下扈渎（今青浦），并在此集结了十万大军、千艘楼船，沿长江一路进击，目标直指帝国的都城——建康。到此时，驻军会稽的刘牢之方知这是孙恩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仓促之下，他急令刘裕率一千兵士从海盐急行军，北上拒敌。
一千兵士？孙恩可是坐拥十万控弦之士啊。但刘裕坦然受命，因为他知己知彼：知己者，这一千人的兵士都是什么兵？是十六年前以八万之众大胜前秦苻坚大帝八十万大军，威震天下的北府兵;知彼者，对方是孙恩，就是那个志大才疏，数败于自己的孙恩。
刘裕下的是一招险棋，但，并非死棋。
孙恩也算是枭雄。我认为，至少在中国历史上他确立了两个重要的地位：
一是第一次发动了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战争。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此前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假借神道天启的名义，甚至，连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张氏三兄弟的起义都不算是真正的宗教起义，而孙恩的五斗米教起义，其直接原因是真正受到了东晋政府，尤其是权臣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的打压，尽管这父子两个也曾受益于五斗米教，但后来，东晋朝廷认为：五斗米教“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任由其做大，并发展到尾大不掉的地步，也绝非司马氏所乐见。这有点像一千六百多年后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和拳匪们也是经历了一个相爱相杀的过程。
二是孙恩确立了一种新型的战争方式——假海道侵内陆。这是一种海盗式的战争形式，所以，后世的海盗尊孙恩为始祖。
对刘裕而言，既是和孙恩赛跑，也是跟时间赛跑，甚至可以说，是和京口乃至建康城军民逐渐丧失的斗志在赛跑。刘裕及麾下的一千士卒一路狂奔，倍道兼行，以期在京口，也就是刘裕的家乡截击孙恩。
最终，刘裕部在京口蒜山渡和刚刚赶到京口江面的孙恩舰队遭遇了，刘裕初步达到战役预期。
蒜山，是今天江苏镇江城西云台山的古称，六朝时，这里和广陵隔江相望，东有象、焦二山为屏，以阻海潮。蒜山不高，但山体险峻，和两里外的北固山一样，如巨龙探水，山体直插长江，临江处，断崖悬矶，壁立百仞，是以，自古就是长江下游的一处天然良港，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蒜山渡（今天的西津渡）即是重要的渡口。
古代战争，对于指挥者而言，战斗开始前应该对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有清晰的洞察和分析，当刘裕和他的一千北府兵急急冲至蒜山南麓，大口喘着粗气的时候，刘裕清楚地知道，军事上的劣势他都占尽了。
首先，就兵力而言，一千对十万，兵力相差百倍，力量悬殊如同蚁象之别，即便淝水之战，北府军和前秦军相比，也只是相差十倍而已。
其次，劳师远袭，仓促应战。刘裕部连日急行军，人困马乏，而孙恩部皆假舟而至，好整以暇。
最重要的一点，京口当地守军及民众面对江面上千帆竞至，樯橹如林的孙恩大军，以及孙恩军一路鼓噪呐喊，冲向蒜山脚下的气势，莫不面色惊惧，信心皆失，尽管这里的部分守军依然是北府兵，尽管京口是北府军的虎兴啸聚之地。
恐惧让群龙也能变成群虫。司马光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的——“守军莫有斗志。恩帅众鼓噪，登蒜山，居民皆荷担而立”。
总之，天时地利人和，劉裕一项都不占。但刘裕就是刘裕。
刘裕所仰仗的有两张底牌：一是自己麾下这一千精锐北府兵的勇气和战力;另一张底牌是京口原有的守军。
刘裕知道，原有的京口守军虽然人数不多，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但他们毕竟是北方悍民的后裔，久经沙场的北府兵，他的威名和这一千死士的勇气，足以唤醒他们的斗志。
刘裕没有做丝毫的修整，立刻下令，从蒜山的南麓登山，抢占制高点。与此同时，孙恩的士兵也开始从蒜山的北麓登山。果然，在刘裕及其士卒勇气的感召下，在保卫家乡的动力驱使下，当地守军的血性被激发出来了，争相登顶。
如果你来过镇江，来过西津渡，那你一定会看到古渡背靠的那座山，那就是蒜山，现在叫云台山，山顶并不大，有一座名叫“云台阁”的仿古建筑巍然而立。东晋时期，山有一脉向北延伸到长江里，犹如龙吻汲水，当然，现在这一脉北伸的山岭早已坍塌，唯剩一堆巨石而已。
刘裕身先士卒，率领部曲猛击由北登顶的孙恩军，山小人众，两军的迎敌面也就数丈之地，孙恩军的人数优势无法发挥，前锋不敌北府勇士的攻击，开始退却，但被后面蜂拥而至的友军挤压在山脊上，有序地退却很快变成了无序地溃逃，许多人被挤下山崖。
溃败的兵就是一头反噬的野兽，孙恩知道无力回天，败局已定，再不脱离战场，恐怕就回不到船上了，仓皇中，孙恩抢到一只木筏，狼狈逃回楼船。
孙恩完败。
《宋史·武帝纪》里有这样一段记载：“高祖率所领奔击，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众。恩以彭排自载，仅得还船。”
蒜山之战刘裕大获全胜，这一点毋庸置疑，对于宋史的这段记载我也认为基本属实，但也不尽然，至少缺乏基本逻辑。前文所述的京口守军，史书上并无任何记载，是我附会的，但我觉得附会得合乎逻辑，毕竟，仅凭一千疲师抗击十万生力军，实在匪夷所思。《宋书》有拔高的嫌疑。
但是，当你看到以下这段史书描写的时候，你会觉得不仅是匪夷所思，简直就是胡扯了，这段文字如下：
“牢之命高祖与数十人，觇贼远近。会遇贼至，众数千人，高祖便进与战。所将人多死，而战意方厉，手奋长刀，所杀伤甚众。牢之子敬宣疑高祖淹久，恐为贼所困，乃轻骑寻之。既而众骑并至，贼乃奔退，斩获千余人，推锋而进。”
大意是刘裕在蒜山之上，率数十人，手执长刀，阵斩千人。这不是演义，不是小说，而是真真切切地被司马光写在《资治通鉴》里的，这才真是匪夷所思之处。
蒜山之败对孙恩而言并未伤筋动骨，整体实力尚存，但这次失利就像一个魔咒一样，胜利从此跟他无缘。不久后，他再败建康城下，退师归海，一路为刘裕所迫，在兵败蒜山两年后，也就是公元402年，孙恩投海自尽，当然，他在海底并不寂寞，数百名妻妾部曲随之而殉。
历史总是充满了吊诡之处。
1259年后，在同样的地方，以同样的线路，郑成功所率的南明舰队出现在蒜山渡，最终同样因为行动迟缓，惨败于镇江城西，从此一蹶不振，复明大计功败垂成。
傍晚，只身徜徉在西津渡汹涌的人流中。站在待渡亭里，眼前已看不见当年的江涛，只见现实的人潮。曾经金戈铁马的历史，曾经气吞万里如虎的人物，都已被风吹雨打去。
辛弃疾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公元400年六月。这个六月的天气有点反常，连日的阴雨让人感觉有些许初春的微凉。
五更未到，暨阳城（今江阴）南便门的门枢突然吱吱嘎嘎地转动起来，声音急切透露着不安。城门刚开启几尺许，一人一骑已飞身而出，顷刻便消失在晨霭中，但马蹄声经久才从戍门的东晋士兵的耳朵里散去。
军情火急！孙恩的十万大军，千艘楼船已经出现在暨阳的江面上，兵锋直指建康，帝国的都城危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用“建康震骇，内外戒严”来形容当时建康城朝野的惊惧之状。
数日前，暨阳所属的毗陵郡郡守急令暨阳守军，一俟发现孙恩军出现在暨阳江面上，即刻快马报与正率部从海盐向京口（今镇江）急行军的北府军冠军将军孙无终的司马——刘裕。这骑快马，正要去把最新情报传递给刘裕。
三月的句章、海盐之战，孙恩两败于刘裕的北府军。此后，实力尚存的孙恩假装退回会稽修整，但实际上他循海道北上，迅速攻下扈渎（今青浦），并在此集结了十万大军、千艘楼船，沿长江一路进击，目标直指帝国的都城——建康。到此时，驻军会稽的刘牢之方知这是孙恩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仓促之下，他急令刘裕率一千兵士从海盐急行军，北上拒敌。
一千兵士？孙恩可是坐拥十万控弦之士啊。但刘裕坦然受命，因为他知己知彼：知己者，这一千人的兵士都是什么兵？是十六年前以八万之众大胜前秦苻坚大帝八十万大军，威震天下的北府兵;知彼者，对方是孙恩，就是那个志大才疏，数败于自己的孙恩。
刘裕下的是一招险棋，但，并非死棋。
孙恩也算是枭雄。我认为，至少在中国历史上他确立了两个重要的地位：
一是第一次发动了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战争。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此前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假借神道天启的名义，甚至，连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张氏三兄弟的起义都不算是真正的宗教起义，而孙恩的五斗米教起义，其直接原因是真正受到了东晋政府，尤其是权臣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的打压，尽管这父子两个也曾受益于五斗米教，但后来，东晋朝廷认为：五斗米教“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任由其做大，并发展到尾大不掉的地步，也绝非司马氏所乐见。这有点像一千六百多年后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和拳匪们也是经历了一个相爱相杀的过程。
二是孙恩确立了一种新型的战争方式——假海道侵内陆。这是一种海盗式的战争形式，所以，后世的海盗尊孙恩为始祖。
对刘裕而言，既是和孙恩赛跑，也是跟时间赛跑，甚至可以说，是和京口乃至建康城军民逐渐丧失的斗志在赛跑。刘裕及麾下的一千士卒一路狂奔，倍道兼行，以期在京口，也就是刘裕的家乡截击孙恩。
最终，刘裕部在京口蒜山渡和刚刚赶到京口江面的孙恩舰队遭遇了，刘裕初步达到战役预期。
蒜山，是今天江苏镇江城西云台山的古称，六朝时，这里和广陵隔江相望，东有象、焦二山为屏，以阻海潮。蒜山不高，但山体险峻，和两里外的北固山一样，如巨龙探水，山体直插长江，临江处，断崖悬矶，壁立百仞，是以，自古就是长江下游的一处天然良港，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蒜山渡（今天的西津渡）即是重要的渡口。
古代战争，对于指挥者而言，战斗开始前应该对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有清晰的洞察和分析，当刘裕和他的一千北府兵急急冲至蒜山南麓，大口喘着粗气的时候，刘裕清楚地知道，军事上的劣势他都占尽了。
首先，就兵力而言，一千对十万，兵力相差百倍，力量悬殊如同蚁象之别，即便淝水之战，北府军和前秦军相比，也只是相差十倍而已。
其次，劳师远袭，仓促应战。刘裕部连日急行军，人困马乏，而孙恩部皆假舟而至，好整以暇。
最重要的一点，京口当地守军及民众面对江面上千帆竞至，樯橹如林的孙恩大军，以及孙恩军一路鼓噪呐喊，冲向蒜山脚下的气势，莫不面色惊惧，信心皆失，尽管这里的部分守军依然是北府兵，尽管京口是北府军的虎兴啸聚之地。
恐惧让群龙也能变成群虫。司马光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的——“守军莫有斗志。恩帅众鼓噪，登蒜山，居民皆荷担而立”。
总之，天时地利人和，劉裕一项都不占。但刘裕就是刘裕。
刘裕所仰仗的有两张底牌：一是自己麾下这一千精锐北府兵的勇气和战力;另一张底牌是京口原有的守军。
刘裕知道，原有的京口守军虽然人数不多，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但他们毕竟是北方悍民的后裔，久经沙场的北府兵，他的威名和这一千死士的勇气，足以唤醒他们的斗志。
刘裕没有做丝毫的修整，立刻下令，从蒜山的南麓登山，抢占制高点。与此同时，孙恩的士兵也开始从蒜山的北麓登山。果然，在刘裕及其士卒勇气的感召下，在保卫家乡的动力驱使下，当地守军的血性被激发出来了，争相登顶。
如果你来过镇江，来过西津渡，那你一定会看到古渡背靠的那座山，那就是蒜山，现在叫云台山，山顶并不大，有一座名叫“云台阁”的仿古建筑巍然而立。东晋时期，山有一脉向北延伸到长江里，犹如龙吻汲水，当然，现在这一脉北伸的山岭早已坍塌，唯剩一堆巨石而已。
刘裕身先士卒，率领部曲猛击由北登顶的孙恩军，山小人众，两军的迎敌面也就数丈之地，孙恩军的人数优势无法发挥，前锋不敌北府勇士的攻击，开始退却，但被后面蜂拥而至的友军挤压在山脊上，有序地退却很快变成了无序地溃逃，许多人被挤下山崖。
溃败的兵就是一头反噬的野兽，孙恩知道无力回天，败局已定，再不脱离战场，恐怕就回不到船上了，仓皇中，孙恩抢到一只木筏，狼狈逃回楼船。
孙恩完败。
《宋史·武帝纪》里有这样一段记载：“高祖率所领奔击，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众。恩以彭排自载，仅得还船。”
蒜山之战刘裕大获全胜，这一点毋庸置疑，对于宋史的这段记载我也认为基本属实，但也不尽然，至少缺乏基本逻辑。前文所述的京口守军，史书上并无任何记载，是我附会的，但我觉得附会得合乎逻辑，毕竟，仅凭一千疲师抗击十万生力军，实在匪夷所思。《宋书》有拔高的嫌疑。
但是，当你看到以下这段史书描写的时候，你会觉得不仅是匪夷所思，简直就是胡扯了，这段文字如下：
“牢之命高祖与数十人，觇贼远近。会遇贼至，众数千人，高祖便进与战。所将人多死，而战意方厉，手奋长刀，所杀伤甚众。牢之子敬宣疑高祖淹久，恐为贼所困，乃轻骑寻之。既而众骑并至，贼乃奔退，斩获千余人，推锋而进。”
大意是刘裕在蒜山之上，率数十人，手执长刀，阵斩千人。这不是演义，不是小说，而是真真切切地被司马光写在《资治通鉴》里的，这才真是匪夷所思之处。
蒜山之败对孙恩而言并未伤筋动骨，整体实力尚存，但这次失利就像一个魔咒一样，胜利从此跟他无缘。不久后，他再败建康城下，退师归海，一路为刘裕所迫，在兵败蒜山两年后，也就是公元402年，孙恩投海自尽，当然，他在海底并不寂寞，数百名妻妾部曲随之而殉。
历史总是充满了吊诡之处。
1259年后，在同样的地方，以同样的线路，郑成功所率的南明舰队出现在蒜山渡，最终同样因为行动迟缓，惨败于镇江城西，从此一蹶不振，复明大计功败垂成。
傍晚，只身徜徉在西津渡汹涌的人流中。站在待渡亭里，眼前已看不见当年的江涛，只见现实的人潮。曾经金戈铁马的历史，曾经气吞万里如虎的人物，都已被风吹雨打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