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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社会的舞台上，他们是孤独的前行者，可是他们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却一直在持续。在他们身上，流淌着一种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无论质疑的声音正确与否，期待的，永远是一个更加发达、民主、强盛的新中国。
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
30年来的改革开放，伴随着国内外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国各个领域对决策和咨询都有着巨大的需求，形形色色的智库应运而生。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制定了很多改革方案，需要大量的政策智囊和分析者，“智囊团”、“顾问机构”、“思想库”等概念纷纷从国外引进中国。
在官方智库蓬勃发展之际，有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抱着成立中国独立智库的热情，从体制内走出来，“下海”组成了中国第一批民间智库。在当时，他们的魄力是令人艳羡的。然而，在中国大的政治环境下，仅有理想和热情还不够。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使得民间智库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几乎淡出了历史舞台。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民营企业遍地开花，民间智库又重新找到了生存的土壤。1993年前后，一批民间智库诞生，并开始活跃在各个领域。他们中间既有学术研究、政策分析，又有企业咨询和商业规划。民间智库以其独立的研究视角和社会影响力逐渐成长。
批评的声音总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消化过程的，更何况有些批评直指政治敏感中心。在东欧“颜色革命”的影响下，民间智库的生存空间再次受到挤压。2005年前后，一批民间智库被注销，只有一小部分存活下来的民间研究机构继续艰难地前行着。可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一个不断推进民主建设的国家，在融入国际社会高度互动的环境下，必然需要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民间智库的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
今年，关于智库的讨论再次热了起来。据相关统计资料，中国的智库机构目前约为2500多个，其中民间智库约占5％，也就是120多个，能够发出声音，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大概也就20-30个。本刊记者走访了目前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几家民间智库，对它们的发展过程、生存状态等进行了了解。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尽管民间智库的生存环境已经有所缓和，但整个社会的开放程度仍然不够。各个民间智库也由于不同的发展模式而呈现出各自为政、形态各异的特点。而最大的感触是，尽管民间智库的生存空间有限，他们反映现实、表达民意、贡献智慧的执著不减。在整个社会的舞台上，他们是孤独的前行者，可是他们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却一直在持续。在他们身上，流淌着一种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无论质疑的声音正确与否，期待的，永远是一个更加发达、民主、强盛的新中国。
李凡：将公共政策进行到底
第一次在亚运村的华侨公寓见到李凡老师，就对他的风趣与洒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难想象，一个由7名工作人员组成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却对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最早的民间智库的雏形?——“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中有人牵头组织了一个社会政治组，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工作的李凡也参与到这个活动中，并一起在江西省吉安市做了一个关于干部现代性的问卷调查，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个以问卷的形式做的调查。受此影响，李凡一直都在思考，中国的民间研究所应该怎样发展?
1985年的夏天，李凡利用在美国留学的机会，从旧金山出发，先后到洛杉矶、华盛顿、纽约等地，几乎把美国有名的胡佛研究所、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企业研究所、福特基金会、外交关系理事会等智库都走访了一遍。在那里，他了解了美国智库的运作方式、资金来源、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情况，回国后，一直在筹备办一个真正的民间智库。随着90年代初整个社会环境的和缓，1993年，他成立了世界与中国研究所。
李凡一直认为，智库要做的实际上就是公共政策。智库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它发表的文章、组织的会议以及在媒体上发出的声音来影响公共政策。这种影响可以有好几种路径：通过影响社会，让社会去影响政府；通过影响政府，让政府去影响社会；和社会联合起来，共同去影响政府。16年来，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正是通过深入基层，把握民意，并结合中国的实情研究出一组基层民主发展政策。关于乡镇长直选的课题，李凡在地方做出了一个成功的案例，到现在11年了，尽管中央没有实施，却一直有人提出讨论。而2005年他们在浙江省温岭市做的公共预算改革坚持了5年，目前浙江、上海、黑龙江、河南和江苏等地都在进行。现在在中国提起基层民主建设和公共预算改革，李凡绝对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谈到民间智库的特点，李凡认为，同官方智库相比，民间智库最大的特点就是应该代表社会。官方智库研究的内容不能叫做公共政策，更多地是代表部门的利益，因此，民间智库必须要有一个声音，尤其是在中国。代表社会并不是说要反对政府，而是希望通过社会的要求来协调政府政策的变化，既要保证国家的利益，又要保障社会的利益。比如公共预算改革，就是让老百姓有一个政治参与的机会，让政府听到老百姓的声音，然后帮助政府去制定公共预算，既可以防止政府腐败，又能保证预算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就是他们要考虑的东西。李凡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代表着社会的综合利益。
智库成立不容易，但生存下去更难。如果得不到社会和政府两方面的承认，民间智库很难活下去。而所谓的承认，就是要有成果拿出来。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目前研究得比较好的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他们的《基層民主报告》已经出到第十本了。这几年，他们逐渐从基层民主往公共政策发展，并开始关注一些经济、社会、宗教等问题。如果说十年前谈到民间智库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注册、资金难的问题。那么现在，注册已经不是很难，而当中国的老百姓有钱之后，智库的钱也就有了。李凡一直强调，民间智库最大的问题还是专业性的问题。很多中国的精英不愿意到民间智库来工作，一是觉得民间的品牌知名度不够；二是整个福利待遇也不算高。而美国的智库和政府之间就有很好的互动，一些退休下来的人就很愿意到智库中工作，继续影响政府的政策。市场是需要卖产品的，如果你的产品没有人买，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而民间智库的生存之道就在于此。
去年，李凡到东欧的捷克、匈牙利等国家走访，在社会转型后，这些国家也出现了一批民间智库。他们这些智库每年都会得到西欧国家大量的资金支持，尽管社会影响力并不大，但政府只是想听到由他们代表社会上不同的利益群体发出的声音。从社会需要来看，中国社会已经到了转型期，应该有不同的代表社会利益的声音出来讲话。这不仅需要政府的宽容，还需要民间智库本身能提出专业性的成果。
王德禄：低调的实践家
走进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以下简称长城所)，宽敞的办公场所、忙碌的工作人员、堆砌的文件，这显然是一个颇具规模、运营有序的机构。这个定位于为民营企业服务的民间智库，似乎并没有经历所谓的政治空间的挤压以及运营的资金困难等问题，反而伴随着中国的民营企业共同成长起来。
见到所长王德禄先生，一个儒雅而谦逊的人。正是这个低调的实践家，在1993年知识分子“下海”的潮流中，找准了在市场上的发展方向，并将智慧转化为财富，为中国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的源泉。
90年代初，周围的很多同学朋友都出国去了，王德禄也开始思考自己的发展。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科技政策研究的他，基于对中国发展的判断，果断地做出选择，在1993年成立了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按照他的说法，知识分子“下海”，就是要在市场经济中有尊严地生活。而这个尊严，就是要独立地做研究，并取得成果。5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总是为国家考虑得多，为自己考虑得少，也正是这种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感促使他自“下海”后一直做咨询工作至今。 有人说，1995年到2009年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长城所的发展恰恰是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相一致的。成立之初，长城所就以服务民营企业为目的，而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就会遇到国家政策、国家治理方面的问题。他们在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深圳等地服务，接触到的是中国最新的发展模式，也对该地区的发展产生了影响。然而，这些年来长城所一直低调地发展着，以至于很多关于企业经济发展的政策都是由长城所最先起草提出的，然后交给政府研究通过，却并不为人熟知。2001年，长城所发表了一个关于“中国制造”的报告，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在这之后大规模的关于“中国制造‘的宣传报道都是用的他们的报告。再比如“跨国公司R
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
30年来的改革开放，伴随着国内外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国各个领域对决策和咨询都有着巨大的需求，形形色色的智库应运而生。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制定了很多改革方案，需要大量的政策智囊和分析者，“智囊团”、“顾问机构”、“思想库”等概念纷纷从国外引进中国。
在官方智库蓬勃发展之际，有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抱着成立中国独立智库的热情，从体制内走出来，“下海”组成了中国第一批民间智库。在当时，他们的魄力是令人艳羡的。然而，在中国大的政治环境下，仅有理想和热情还不够。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使得民间智库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几乎淡出了历史舞台。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民营企业遍地开花，民间智库又重新找到了生存的土壤。1993年前后，一批民间智库诞生，并开始活跃在各个领域。他们中间既有学术研究、政策分析，又有企业咨询和商业规划。民间智库以其独立的研究视角和社会影响力逐渐成长。
批评的声音总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消化过程的，更何况有些批评直指政治敏感中心。在东欧“颜色革命”的影响下，民间智库的生存空间再次受到挤压。2005年前后，一批民间智库被注销，只有一小部分存活下来的民间研究机构继续艰难地前行着。可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一个不断推进民主建设的国家，在融入国际社会高度互动的环境下，必然需要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民间智库的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
今年，关于智库的讨论再次热了起来。据相关统计资料，中国的智库机构目前约为2500多个，其中民间智库约占5％，也就是120多个，能够发出声音，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大概也就20-30个。本刊记者走访了目前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几家民间智库，对它们的发展过程、生存状态等进行了了解。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尽管民间智库的生存环境已经有所缓和，但整个社会的开放程度仍然不够。各个民间智库也由于不同的发展模式而呈现出各自为政、形态各异的特点。而最大的感触是，尽管民间智库的生存空间有限，他们反映现实、表达民意、贡献智慧的执著不减。在整个社会的舞台上，他们是孤独的前行者，可是他们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却一直在持续。在他们身上，流淌着一种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无论质疑的声音正确与否，期待的，永远是一个更加发达、民主、强盛的新中国。
李凡：将公共政策进行到底
第一次在亚运村的华侨公寓见到李凡老师，就对他的风趣与洒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难想象，一个由7名工作人员组成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却对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最早的民间智库的雏形?——“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中有人牵头组织了一个社会政治组，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工作的李凡也参与到这个活动中，并一起在江西省吉安市做了一个关于干部现代性的问卷调查，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个以问卷的形式做的调查。受此影响，李凡一直都在思考，中国的民间研究所应该怎样发展?
1985年的夏天，李凡利用在美国留学的机会，从旧金山出发，先后到洛杉矶、华盛顿、纽约等地，几乎把美国有名的胡佛研究所、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企业研究所、福特基金会、外交关系理事会等智库都走访了一遍。在那里，他了解了美国智库的运作方式、资金来源、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情况，回国后，一直在筹备办一个真正的民间智库。随着90年代初整个社会环境的和缓，1993年，他成立了世界与中国研究所。
李凡一直认为，智库要做的实际上就是公共政策。智库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它发表的文章、组织的会议以及在媒体上发出的声音来影响公共政策。这种影响可以有好几种路径：通过影响社会，让社会去影响政府；通过影响政府，让政府去影响社会；和社会联合起来，共同去影响政府。16年来，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正是通过深入基层，把握民意，并结合中国的实情研究出一组基层民主发展政策。关于乡镇长直选的课题，李凡在地方做出了一个成功的案例，到现在11年了，尽管中央没有实施，却一直有人提出讨论。而2005年他们在浙江省温岭市做的公共预算改革坚持了5年，目前浙江、上海、黑龙江、河南和江苏等地都在进行。现在在中国提起基层民主建设和公共预算改革，李凡绝对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谈到民间智库的特点，李凡认为，同官方智库相比，民间智库最大的特点就是应该代表社会。官方智库研究的内容不能叫做公共政策，更多地是代表部门的利益，因此，民间智库必须要有一个声音，尤其是在中国。代表社会并不是说要反对政府，而是希望通过社会的要求来协调政府政策的变化，既要保证国家的利益，又要保障社会的利益。比如公共预算改革，就是让老百姓有一个政治参与的机会，让政府听到老百姓的声音，然后帮助政府去制定公共预算，既可以防止政府腐败，又能保证预算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就是他们要考虑的东西。李凡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代表着社会的综合利益。
智库成立不容易，但生存下去更难。如果得不到社会和政府两方面的承认，民间智库很难活下去。而所谓的承认，就是要有成果拿出来。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目前研究得比较好的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他们的《基層民主报告》已经出到第十本了。这几年，他们逐渐从基层民主往公共政策发展，并开始关注一些经济、社会、宗教等问题。如果说十年前谈到民间智库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注册、资金难的问题。那么现在，注册已经不是很难，而当中国的老百姓有钱之后，智库的钱也就有了。李凡一直强调，民间智库最大的问题还是专业性的问题。很多中国的精英不愿意到民间智库来工作，一是觉得民间的品牌知名度不够；二是整个福利待遇也不算高。而美国的智库和政府之间就有很好的互动，一些退休下来的人就很愿意到智库中工作，继续影响政府的政策。市场是需要卖产品的，如果你的产品没有人买，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而民间智库的生存之道就在于此。
去年，李凡到东欧的捷克、匈牙利等国家走访，在社会转型后，这些国家也出现了一批民间智库。他们这些智库每年都会得到西欧国家大量的资金支持，尽管社会影响力并不大，但政府只是想听到由他们代表社会上不同的利益群体发出的声音。从社会需要来看，中国社会已经到了转型期，应该有不同的代表社会利益的声音出来讲话。这不仅需要政府的宽容，还需要民间智库本身能提出专业性的成果。
王德禄：低调的实践家
走进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以下简称长城所)，宽敞的办公场所、忙碌的工作人员、堆砌的文件，这显然是一个颇具规模、运营有序的机构。这个定位于为民营企业服务的民间智库，似乎并没有经历所谓的政治空间的挤压以及运营的资金困难等问题，反而伴随着中国的民营企业共同成长起来。
见到所长王德禄先生，一个儒雅而谦逊的人。正是这个低调的实践家，在1993年知识分子“下海”的潮流中，找准了在市场上的发展方向，并将智慧转化为财富，为中国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的源泉。
90年代初，周围的很多同学朋友都出国去了，王德禄也开始思考自己的发展。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科技政策研究的他，基于对中国发展的判断，果断地做出选择，在1993年成立了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按照他的说法，知识分子“下海”，就是要在市场经济中有尊严地生活。而这个尊严，就是要独立地做研究，并取得成果。5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总是为国家考虑得多，为自己考虑得少，也正是这种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感促使他自“下海”后一直做咨询工作至今。 有人说，1995年到2009年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长城所的发展恰恰是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相一致的。成立之初，长城所就以服务民营企业为目的，而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就会遇到国家政策、国家治理方面的问题。他们在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深圳等地服务，接触到的是中国最新的发展模式，也对该地区的发展产生了影响。然而，这些年来长城所一直低调地发展着，以至于很多关于企业经济发展的政策都是由长城所最先起草提出的，然后交给政府研究通过，却并不为人熟知。2001年，长城所发表了一个关于“中国制造”的报告，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在这之后大规模的关于“中国制造‘的宣传报道都是用的他们的报告。再比如“跨国公司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