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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丽江花园到废品回收站再到广州市城管委,6袋有害垃圾,如试金石一般,验证着广州现有垃圾分类处理体系的运转效率,但遗憾的是,整整两个月过去了,它们仍然未能找到真正归宿。
礼物
5月24日,广州市城管委接访日。
这一次,“无饭主妇”和巴索、樱桃白,又给城管委的领导们,送来了一件“礼物”。
在与垃圾焚烧抗争中,他们喜欢用网名称呼彼此。这些来自广州市番禺区华南板块的居民们,从去年11月开始,他们为番禺垃圾焚烧一事奋起抗议;而现在,他们为收集而来的有害垃圾伤脑筋。
在熙攘的接访人群中,当“无饭主妇”从包里掏出一个红色的石英钟时,还是让周围的人侧目相望。毕竟,对于中国人来说,送“钟”并不是件吉利的事。
对于这个另类的礼物,广州市城管委垃圾分类处副处长刘国柱,当场拒绝收下。他的理由颇具幽默:“与接访问题无关的礼物,我们不能收。”
这并不是凭空而来的礼物。一旁的巴索连忙解释说:“这是个计时器,新的!我们是想提醒城管委时间珍贵。”
时间,对于巴索而言,是个煎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迫在眉睫的垃圾处理危机。
就在上个月的4月23日,同样是城管委接访日。巴索和樱桃白拖着一个行李箱,把一份“礼物”拉到这些官员的面前。上一次的礼物,是6袋有害生活垃圾:打印机的硒鼓、过期药品、过期化妆品、内充有化学品的冷冻垫、废灯管、废旧电池。
2010年3月,巴索等人在中产社区——丽江花园居民中,推行垃圾分类回收试点。一个多月下来,他们就收集了6袋有害生活垃圾。但是,很快,他们发现,处理这些有害垃圾,成了个棘手的问题:不能随意扔掉,又没有适合的地方放,废品回收站又不愿回收,最后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垃圾处理部门——广州市城管委。收到这份礼物后,城管委有关负责人答复说,有害垃圾的处理归环保部门,他们将尽快和广州市环保局协商。
巴索乐观地以为,在已经推行垃圾分类10年之久的广州,这个问题第二天就能解决。但事实证明,他过于乐观了。
等待回复的第一周,巴索到城管委探访了6袋宝贝,没有动静;第二周,他又去了,得知宝贝们“情绪稳定”……一个月后,巴索开始有点着急,6袋有害垃圾,依旧规规矩矩躺在广州城管委的仓库里,一动都不动。
活跃的丽江花园业主论坛“江外江”上,网友们开始出谋划策。最后,还是身在北京的著名“丽江花园编外居民”“驴屎蛋儿”,给他们出了个“好”主意——给广州市城管委再送份礼物,提醒他们抓紧时间。
老百姓过了河,领导还在摸石头
2000年,全国在8个城市试点垃圾分类,广州就是其一。由广州主编的垃圾分类标准,被建设部作为国标在全国颁布实施。但是,关于垃圾分类的标准一时多变,让市民们一度无所适从。最开始,废旧电池被列为有害垃圾需要单独收集,但是,后来有关部门又改称少量电池不会有危害,老百姓可以丢弃填埋。
作为国内最先试点垃圾分类的城市,在巴索和樱桃白看来,广州根本没有实现从源头上的“垃圾分类”。散见于广州各公交车站、工地围墙上的“垃圾分类”公益广告,可能只是一句空口号。
别说需要居民参与的日常生活垃圾分类,就连企业积极回收的利乐包,在广州也遭遇冷遇。负责广州利乐包回收工作的程先生说:“广州每月生产3000吨左右的利乐包,只能收到30吨,1%都没有。”他在上海参观几个大型社区时,“每个小区都有回收桶,100斤利乐包产品能回收70斤左右!”这让他羡慕不已。
垃圾回收的僵局,似乎有望在番禺得到改变。2010年2月,番禺区政府颁布了《创建番禺垃圾处理文明区工作方案》讨论稿,承诺“用半年时间进行垃圾分类大讨论”。就在政府承诺讨论时,2010年3月,巴索和樱桃白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召集志愿者和“绿色家庭”,编写《生活垃圾分类指南》,印成彩色的宣传单,引导社区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刚开始,有绿色家庭搞不清楚什么是垃圾,什么是可回收利用的资源,给樱桃白送来的垃圾里头,还有剩了一半豆奶的塑料杯。“塑料可以回收再利用,但豆奶肯定要倒掉啊!”即使是签名参与这个计划的家庭,有些人也打了退堂鼓。他们的理由是:“我们分好了类,最后还不都是被清洁工一大包又装到一起?”
“垃圾分类必须要政府出面强制推行,仅靠民众自发地参与远远不够!我们也想‘点’一下城管委,广州的有害垃圾要统筹考虑该如何处理。”巴索说。
在与政府部门经历一系列良性互动后,巴索认为“政府部门是想倾听市民声音的”。但是这些中产社区的业主们,希望“他们不仅要听,还要有所动作。”樱桃白说:“在垃圾分类上,老百姓已经过了河,而政府官员还在假装摸石头。”
5月24日上午,当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徐建韵说,目前中国的垃圾分类已经做得不错,因为大量的“垃圾佬“做了很多垃圾分类的工作时,樱桃白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逼问说:“你真的就打算靠这些垃圾佬做中国的垃圾分类吗?”说时,樱桃白哽住了,眼泪“倏地”掉了下来。
没利润的事谁会做?
“一粒毒药单独放就是一粒毒药,投入湖中一湖水都有毒。有害垃圾数量少,容易先分类处理。”但现在,所有垃圾处理终端都排斥有害垃圾,樱桃白认为,政府应该给市民更多的回收渠道。
2009年5月,“分类得”和越秀区东湖街合作,推动五羊新城附近几个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已有7000多户家庭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工作中。
为了不让居民觉得麻烦,“分类得”倡导居民先把干湿垃圾分开,除了大件家具和厨余垃圾,其它都可派人上门收集,而上门员工,大多是分类得公司在小区里招聘的下岗职工。
5月16日,家住明月南二路的荣姐打电话给分类得公司的华哥,华哥立刻拉上拖车上门,收走了一包旧塑料袋、五六个塑胶瓶罐。那一包塑料袋非常轻,荣姐只得了一毛钱,不过她乐呵呵地表示无所谓:“这些东西以前都扔掉,现在他们能回收,感觉还有用,而且很方便!”
在分类得公司总经理杨静山眼里,公司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赢,“这是一门可以做的生意。,也能在经济平台上解决垃圾围城,达到垃圾减量、无害和资源化。”
但即使是“分类得”这样的垃圾回收公司,总经理杨静山也坦言,私底下,他并不愿意回收太多的有害垃圾,只是“企业也有社会责任”。
按规定,生活垃圾中的危险废物集中起来,必须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在没有相关规定出台前,谁送去处理就要谁付款。因为,回收有害垃圾,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笔没有进入预算的开销。即使像“分类得”这样已经打开局面的公司,依旧没有预算为有害垃圾处理“埋单”,于是选择把它们暂时囤积到仓库里。
广州市城管委垃圾分类处副处长刘国柱坦言:“利润不够吸引,企业没有动力去做,这样的矛盾只能通过立法解决。”
5月24日,刘国柱告诉巴索,他送来的6袋垃圾,被暂时送到了燕岭附近的环卫系统洒水车队仓库保管,等待和广州环保局协商最终处理办法。
那一天,巴索在小区论坛上,记录下了接访日的这场“足球比赛报告”:比赛指定用球就是居民生活有害垃圾,这个皮球在广州市政府和广州市人大的上空如流星般划了几道光线,却没有闪动里面的大人物,或许等光线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时,才刺眼得让大人物们苏醒……
迈不开步的垃圾分类
2009年12月,另一家垃圾分类处理企业——中创沃德公司被引入番禺海龙湾小区进行垃圾分类试点。海龙湾小区正门口的一间铁皮屋里,沃德公司正在招兵买马。
但是,海龙湾的试点并不顺利。在街道和居委的反复推广下,海龙湾小区愿意参加垃圾分类的家庭只有500多户,而这个小区有1600多户居民,在去年抗议垃圾焚烧项目时有近1500户签名。海龙湾小区率先主张垃圾分类的业主姚姨说:“一说烧到家门口大家就紧张,可是要搞垃圾分类大家就嫌麻烦!”
经历了前面3次失败后,海龙湾迎来第4次试点,这次小区里面多了些漂亮醒目的垃圾桶。2010年5月20日下午,姚姨挨个翻查这些垃圾桶,不管写着可回收还是不可回收,里面最多的是清洁工倒进去的混着土的树枝和树叶,以及用过的快餐盒。“漂亮的垃圾桶方便了小区清洁工,怎么做好分类,不是摆多几个垃圾桶就够了!”姚姨说。
与“分类得”不同,沃德公司准备回收厨余垃圾。但因为采用生物降解方法,也就是让苍蝇将厨余垃圾“消化”成有机肥,他们对居民扔出的垃圾有了更细致的要求,比如不要夹杂有油墨的报纸,贝壳类的厨余也不要。对于还没习惯垃圾分类的中国人来说,这个高要求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垃圾分类工作就应该政府立法牵头来做!”在这点上,姚姨和巴索、樱桃白的立场高度一致。
5月24日上午,巴索离开城管委后又跑到广州市环保局接访点,继续咨询有害垃圾的处理问题。离开时,一名环保局官员回身说了一句:“环保局和城管委的职责,就像铁路一样,各管一段!”
追溯了10年来广州垃圾分类的步伐,巴索发现,小小垃圾上面管的衙门太多了,垃圾分类归城管委,有害垃圾处理归环保局,可回收垃圾则归供销社,过期药品属于药监局。
巴索送出的那6袋有害垃圾,两个月后,还孤零零地呆在仓库里,等待它们更多的同类到来,等着被送到处理厂里。在广州市的现行垃圾处理体系下,它们仍然未找到真正归宿。
6月12日,作为市民代表,巴索在最新的《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上,看到新的规定:有害垃圾等垃圾将每天或者隔天收集。
6袋垃圾的旅程似乎有了一线转机。
礼物
5月24日,广州市城管委接访日。
这一次,“无饭主妇”和巴索、樱桃白,又给城管委的领导们,送来了一件“礼物”。
在与垃圾焚烧抗争中,他们喜欢用网名称呼彼此。这些来自广州市番禺区华南板块的居民们,从去年11月开始,他们为番禺垃圾焚烧一事奋起抗议;而现在,他们为收集而来的有害垃圾伤脑筋。
在熙攘的接访人群中,当“无饭主妇”从包里掏出一个红色的石英钟时,还是让周围的人侧目相望。毕竟,对于中国人来说,送“钟”并不是件吉利的事。
对于这个另类的礼物,广州市城管委垃圾分类处副处长刘国柱,当场拒绝收下。他的理由颇具幽默:“与接访问题无关的礼物,我们不能收。”
这并不是凭空而来的礼物。一旁的巴索连忙解释说:“这是个计时器,新的!我们是想提醒城管委时间珍贵。”
时间,对于巴索而言,是个煎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迫在眉睫的垃圾处理危机。
就在上个月的4月23日,同样是城管委接访日。巴索和樱桃白拖着一个行李箱,把一份“礼物”拉到这些官员的面前。上一次的礼物,是6袋有害生活垃圾:打印机的硒鼓、过期药品、过期化妆品、内充有化学品的冷冻垫、废灯管、废旧电池。
2010年3月,巴索等人在中产社区——丽江花园居民中,推行垃圾分类回收试点。一个多月下来,他们就收集了6袋有害生活垃圾。但是,很快,他们发现,处理这些有害垃圾,成了个棘手的问题:不能随意扔掉,又没有适合的地方放,废品回收站又不愿回收,最后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垃圾处理部门——广州市城管委。收到这份礼物后,城管委有关负责人答复说,有害垃圾的处理归环保部门,他们将尽快和广州市环保局协商。
巴索乐观地以为,在已经推行垃圾分类10年之久的广州,这个问题第二天就能解决。但事实证明,他过于乐观了。
等待回复的第一周,巴索到城管委探访了6袋宝贝,没有动静;第二周,他又去了,得知宝贝们“情绪稳定”……一个月后,巴索开始有点着急,6袋有害垃圾,依旧规规矩矩躺在广州城管委的仓库里,一动都不动。
活跃的丽江花园业主论坛“江外江”上,网友们开始出谋划策。最后,还是身在北京的著名“丽江花园编外居民”“驴屎蛋儿”,给他们出了个“好”主意——给广州市城管委再送份礼物,提醒他们抓紧时间。
老百姓过了河,领导还在摸石头
2000年,全国在8个城市试点垃圾分类,广州就是其一。由广州主编的垃圾分类标准,被建设部作为国标在全国颁布实施。但是,关于垃圾分类的标准一时多变,让市民们一度无所适从。最开始,废旧电池被列为有害垃圾需要单独收集,但是,后来有关部门又改称少量电池不会有危害,老百姓可以丢弃填埋。
作为国内最先试点垃圾分类的城市,在巴索和樱桃白看来,广州根本没有实现从源头上的“垃圾分类”。散见于广州各公交车站、工地围墙上的“垃圾分类”公益广告,可能只是一句空口号。
别说需要居民参与的日常生活垃圾分类,就连企业积极回收的利乐包,在广州也遭遇冷遇。负责广州利乐包回收工作的程先生说:“广州每月生产3000吨左右的利乐包,只能收到30吨,1%都没有。”他在上海参观几个大型社区时,“每个小区都有回收桶,100斤利乐包产品能回收70斤左右!”这让他羡慕不已。
垃圾回收的僵局,似乎有望在番禺得到改变。2010年2月,番禺区政府颁布了《创建番禺垃圾处理文明区工作方案》讨论稿,承诺“用半年时间进行垃圾分类大讨论”。就在政府承诺讨论时,2010年3月,巴索和樱桃白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召集志愿者和“绿色家庭”,编写《生活垃圾分类指南》,印成彩色的宣传单,引导社区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刚开始,有绿色家庭搞不清楚什么是垃圾,什么是可回收利用的资源,给樱桃白送来的垃圾里头,还有剩了一半豆奶的塑料杯。“塑料可以回收再利用,但豆奶肯定要倒掉啊!”即使是签名参与这个计划的家庭,有些人也打了退堂鼓。他们的理由是:“我们分好了类,最后还不都是被清洁工一大包又装到一起?”
“垃圾分类必须要政府出面强制推行,仅靠民众自发地参与远远不够!我们也想‘点’一下城管委,广州的有害垃圾要统筹考虑该如何处理。”巴索说。
在与政府部门经历一系列良性互动后,巴索认为“政府部门是想倾听市民声音的”。但是这些中产社区的业主们,希望“他们不仅要听,还要有所动作。”樱桃白说:“在垃圾分类上,老百姓已经过了河,而政府官员还在假装摸石头。”
5月24日上午,当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徐建韵说,目前中国的垃圾分类已经做得不错,因为大量的“垃圾佬“做了很多垃圾分类的工作时,樱桃白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逼问说:“你真的就打算靠这些垃圾佬做中国的垃圾分类吗?”说时,樱桃白哽住了,眼泪“倏地”掉了下来。
没利润的事谁会做?
“一粒毒药单独放就是一粒毒药,投入湖中一湖水都有毒。有害垃圾数量少,容易先分类处理。”但现在,所有垃圾处理终端都排斥有害垃圾,樱桃白认为,政府应该给市民更多的回收渠道。
2009年5月,“分类得”和越秀区东湖街合作,推动五羊新城附近几个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已有7000多户家庭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工作中。
为了不让居民觉得麻烦,“分类得”倡导居民先把干湿垃圾分开,除了大件家具和厨余垃圾,其它都可派人上门收集,而上门员工,大多是分类得公司在小区里招聘的下岗职工。
5月16日,家住明月南二路的荣姐打电话给分类得公司的华哥,华哥立刻拉上拖车上门,收走了一包旧塑料袋、五六个塑胶瓶罐。那一包塑料袋非常轻,荣姐只得了一毛钱,不过她乐呵呵地表示无所谓:“这些东西以前都扔掉,现在他们能回收,感觉还有用,而且很方便!”
在分类得公司总经理杨静山眼里,公司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赢,“这是一门可以做的生意。,也能在经济平台上解决垃圾围城,达到垃圾减量、无害和资源化。”
但即使是“分类得”这样的垃圾回收公司,总经理杨静山也坦言,私底下,他并不愿意回收太多的有害垃圾,只是“企业也有社会责任”。
按规定,生活垃圾中的危险废物集中起来,必须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在没有相关规定出台前,谁送去处理就要谁付款。因为,回收有害垃圾,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笔没有进入预算的开销。即使像“分类得”这样已经打开局面的公司,依旧没有预算为有害垃圾处理“埋单”,于是选择把它们暂时囤积到仓库里。
广州市城管委垃圾分类处副处长刘国柱坦言:“利润不够吸引,企业没有动力去做,这样的矛盾只能通过立法解决。”
5月24日,刘国柱告诉巴索,他送来的6袋垃圾,被暂时送到了燕岭附近的环卫系统洒水车队仓库保管,等待和广州环保局协商最终处理办法。
那一天,巴索在小区论坛上,记录下了接访日的这场“足球比赛报告”:比赛指定用球就是居民生活有害垃圾,这个皮球在广州市政府和广州市人大的上空如流星般划了几道光线,却没有闪动里面的大人物,或许等光线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时,才刺眼得让大人物们苏醒……
迈不开步的垃圾分类
2009年12月,另一家垃圾分类处理企业——中创沃德公司被引入番禺海龙湾小区进行垃圾分类试点。海龙湾小区正门口的一间铁皮屋里,沃德公司正在招兵买马。
但是,海龙湾的试点并不顺利。在街道和居委的反复推广下,海龙湾小区愿意参加垃圾分类的家庭只有500多户,而这个小区有1600多户居民,在去年抗议垃圾焚烧项目时有近1500户签名。海龙湾小区率先主张垃圾分类的业主姚姨说:“一说烧到家门口大家就紧张,可是要搞垃圾分类大家就嫌麻烦!”
经历了前面3次失败后,海龙湾迎来第4次试点,这次小区里面多了些漂亮醒目的垃圾桶。2010年5月20日下午,姚姨挨个翻查这些垃圾桶,不管写着可回收还是不可回收,里面最多的是清洁工倒进去的混着土的树枝和树叶,以及用过的快餐盒。“漂亮的垃圾桶方便了小区清洁工,怎么做好分类,不是摆多几个垃圾桶就够了!”姚姨说。
与“分类得”不同,沃德公司准备回收厨余垃圾。但因为采用生物降解方法,也就是让苍蝇将厨余垃圾“消化”成有机肥,他们对居民扔出的垃圾有了更细致的要求,比如不要夹杂有油墨的报纸,贝壳类的厨余也不要。对于还没习惯垃圾分类的中国人来说,这个高要求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垃圾分类工作就应该政府立法牵头来做!”在这点上,姚姨和巴索、樱桃白的立场高度一致。
5月24日上午,巴索离开城管委后又跑到广州市环保局接访点,继续咨询有害垃圾的处理问题。离开时,一名环保局官员回身说了一句:“环保局和城管委的职责,就像铁路一样,各管一段!”
追溯了10年来广州垃圾分类的步伐,巴索发现,小小垃圾上面管的衙门太多了,垃圾分类归城管委,有害垃圾处理归环保局,可回收垃圾则归供销社,过期药品属于药监局。
巴索送出的那6袋有害垃圾,两个月后,还孤零零地呆在仓库里,等待它们更多的同类到来,等着被送到处理厂里。在广州市的现行垃圾处理体系下,它们仍然未找到真正归宿。
6月12日,作为市民代表,巴索在最新的《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上,看到新的规定:有害垃圾等垃圾将每天或者隔天收集。
6袋垃圾的旅程似乎有了一线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