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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事求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文章之道，与待人接物相通：态度决定高度，格局影响结局。实事求是，莫作调人，行事应该有其风格：或有所为，或有所不为，进退取舍，都该有个原则。清张自超以宗法朱熹《春秋》学自命，大抵以不苟同、不苟异；有所为，有所不为作为标榜：
经旨先儒讲解切当者，不再发明。其前人不合之说，后人已有辨者，不再辨。或虽不合，而于大义无关者，亦不置论。……又合诸儒之说，参互斟酌，去其非者，存其是者，未敢以臆断也。其于朱子，则已言者引其言，未言者推其意。间有非朱子之意，或朱子曾言之而鄙见微有不然者，亦未敢阿私而曲徇之也。（清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总论》）
清朝康熙间，有一位经学家，叫做张自超（1654—1718），著有《春秋宗朱辨义》一书。方苞《春秋》学的老师，正是张自超，方苞《春秋》学的著作，有很多受到张自超的启发。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总论》，对先儒讲解《春秋》经旨，提出去取从违的原则，论点很高明。首先郑重声明：“经旨先儒讲解切当者，不再发明。”这值得我们参考：经旨解读，“先儒讲解切当”，几成定论者，可以“不再发明”。意谓：《春秋》经的微言大义，清朝以前儒者，如果都讲得非常恰当，已经没有争议，成为定论了，那我可以不再费心去发明。前人已经讲得颠覆不破，学术界都公认这个说法了，就不必再多费口舌了。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去做以下的事情。第一，“其前人不合之说，后人已有辨者，不再辨”。前人跟后人说法不一致，后人已经做了十分清楚的辨别了，那我也不再阐说。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文献取舍的正确态度。写作论文时，有些问题，学术界已经谈烂了，值不值得再画蛇添足？这两段话是可以参考的。张自超接着说：“或虽不合，而于大義无关者，亦不置论。”虽然前后论点都不相容，但跟我要谈的《春秋》微言大义主轴没有关系，我也不谈。那什么是他要谈的呢？“又合诸儒之说，参互斟酌，去其非者，存其是者，未敢以臆断也”。我的论点跟前人的论点，有相通的地方，于是将我的论点跟前辈的论点，相互参考斟酌。有些判定不对的，就勇于割爱拋弃；认为正确无误的，就加以保存留置，这就是所谓去非存是。“去非存是”这四个字很重要，依违取舍之方法万端，实事求是，未敢臆断，要不离“去非存是”四字而已。
张自超自我标榜学派旗向，为“《春秋》宗朱”，故以朱熹《春秋》学为宗主：“其于朱子，则已言者引其言，未言者推其意。间有非朱子之意，或朱子曾言之而鄙见微有不然者，亦未敢阿私而曲之也。”不妨把这里说的“朱子”，看成是同行前贤，或者是你的指导教授。因为张自超虽然推崇朱子，但偶尔有一些批评朱子的观点；或者朱熹虽然说过，但他却不赞成，不苟同。如果朱子错了，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已言者引其言，未言者推其意”，论著所以可贵，在能“接着讲”；何谓“接着讲”？上述二语，可作确诂。张自超《春秋》学，致力发明朱熹《春秋》学之指义；吾人撰写论文，亦尽心阐扬前人学术的盲点误区。前人虽已言，或语焉不详，或虚浮皮相，或陋略粗浅，则当引而申之，精益求精。前人或思不及此，或顾此失彼，或故意隐去，或无心疏失，于是乐为作者，推寻其义蕴，发掘其隐微。
论文写作诚非易事，已言已知者，固难于突破阐扬；而未言未知者，则难在开启发掘。其中情境，陈垣曾有论说：
论文之难，在最好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若人人皆知，则无须再说；若人人不知，则又太偏僻太专门，人看之无味也。前者之失在显，后者之失在隐，必须隐而显，或显而隐，乃成佳作。（陈垣《陈垣来往书信集》，余英时为柳存仁《和风堂新文集》作《序》文，引用之，以说现代学术论著）
“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这是以“先验”为基准，就人之已言，进一步引申其言说；就人之未言，推阐其意蕴。冯友兰谈新儒学，强调是“接着讲”，不是“照着讲”；陈之藩说诗与科学，也都着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标榜“接着讲”的拓展推进，扬弃“照着讲”的依样葫芦，了无创发。看来，陈援庵在冯友兰、陈之藩之前，早有提撕，可见英雄所见略同。陈垣认为“人人皆知，则无须再说”，此即张自超所云“先儒讲解切当者，不再发明”。陈垣提示论文选题和阐释，最好是“隐而显，显而隐”：人人不知的课题，应该发掘隐微，解构专业；人人皆知的课题，则不妨转换视角，调整方法，广征文献，深探精髓，如此“隐而显，显而隐，乃成佳作”。
三、 问题探讨与论述分段
文章分段，是现代的观念，古代文章是不分段落的。不过，分段的概念老早就有了。“章”这个字，从音十，于六书属会意。本意指音乐演奏告一个段落，就叫一章。引申为文学术语，意脉贯串，自成一个完足系统的文字，就叫一章，或一段。为便利阅读接受，论文必须讲究分段，这涉及到主干、思路、层次、论证诸问题的探讨和处理。一般说来，原则大抵是这样的：
探论问题，行文主干宜显著，思路宜清晰，层次宜分明，论证宜确凿。问题较重大、复杂，可以多分几段论述。
为求理路清晰，论文写作最好用一个段落讨论一个问题；尽量避免一个段落讨论好几个问题。否则错综复杂，自己都搞不清楚，读者自然也看不明白。我认为，一个段落大概维持在五六百个字。千万不要动辄一两千字，还不分段，读者将会弹性疲乏，看得很吃力。论文本是理性知性文字，抽象概念，时作推衍。为读者设想，让他轻松愉快地阅读，将有助于论点的理解与接受。一个段落，讨论一个主要问题，这就是行文的主干。每一章节，当然要讨论很多问题，为了眉目清晰，有条不紊，大可在还没有下笔之前，先安排好行文的先后顺序。这一节首先打算讲些什么，要引用哪条文献，论述阐说之后，准备说些什么，都要有个主张。《中庸》说：“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值得作为座右铭。总之，千言万语，总有个话语重心，当有个探讨的主干。论文永远都是遵循主干线在发展，主干线通常会涉及很多支线。譬如要去台北，高速公路就是干线，下了高速公路，走进省道、乡道，那就是支线。如果晚上七点以前要到台北，上了高速公路，不枝不蔓，走在主干线上，直奔目的地，最为快速。如果三番两次下交流道买文旦，又去关子岭洗温泉，请问什么时候到台北？遥遥无期，这就是岔开来，渐行渐远了。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离开主干线，假如车子快没有油了，当然可以下交流道加油，记得马上回到高速公路，还是可以很快到达台北。每一章节，都是遵循主干线的论点在发挥，相关的枝节可以不处理，这样可以避免喧宾夺主。 我硕士论文研究黄宗羲的史学，第四章谈到黄宗羲对清代浙东史学的影响。写了六位浙东学派的史学家，譬如全祖望、万斯同、章学诚……等等。提到章学诚，大家会想章学诚是大家，似乎应该重点论述，详尽申说。的确，章学诚的资料很丰富，学术界发表的论文很多。是否可以把这一节中的一小项，写成两万字？当然不容许！根据比例原则，假如一章顶多三万字，那一节中的一项，恐怕最多只能占二千字。因为这部论文的重点在研究黄宗羲，黄宗羲对浙东史学影响很大，章学诚只是浙东史学家六人中的一位，所以篇幅就不能占太多，不然就喧宾夺主，主干线就模糊了。所以遵守比例原则，是控制论文写作不致失焦的方法。因为字数多，耗费无数笔墨，表示主干、重点，是强调之所在。论文的主干线要多写，其他涉及到的，只能斟酌少写。要检点字数，控制篇幅。如果认为章学诚很重要，那等写完硕士论文以后，再把章学诚当成主干线，继续研究。论文的主干线，就是重点强调的观点。论文的特色、创见、发明，要用主干线去表达，要用更多的章节去加以彰显。主干线显著，思路自然就清晰了。如果主干线不显著，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那无异治丝益棼，杂乱无章，缺乏條理。思路既已杂乱，写作论文亦将事倍功半。
论文的主干线，犹如坐标，必须先行确定。接着，论文打算分几个层次论述，也要早作定夺。所有资料都已掌握，还没下笔之前，将要用来佐证的文献，打算阐说的论点，十之七八应该都了然于胸了。所以，应该有办法分出大小、内外、浅深、远近、高下诸层次，进而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地开展议题。就时间空间言，论文可以由远古、远处谈起，一直到近代近处；可以从源从正，谈到流派与新变。如此，则层次分明。同理，可以从大系统，谈到小局面；从外廓谈到内核，从浅而易见谈到深不可测，从平庸低下谈到高明卓越。反之亦然。论文写作当循序渐进，层层推拓，不可造次，不宜躐等，不应错综混杂。否则，容易语失伦次，将造成认知混乱，不利于认知与接受。
人文学科的研究，很重视文献佐证。所以撰写论文，探论问题时，确切不移，坚实可信的证据，成为能破能立的利器。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如果只有三、四分证据，就不能说五、六分话，这是胡适之实证主义的坚持。证据必须确凿可靠，才能提供有利的佐证，而有助于独到见解的成立，新创学说的信服。所谓正确可靠的证据，大抵来自量丰而质优的原典文献。原典文献的掌握，是人文研究的础石，数量众多的信据，重要性、典型性、代表性的佐证，展示了铁案如山，不可移易的真理，令人深信与悦服。所以探论问题，有确凿的信据，就较容易道出令人悦服的论证。人文研究是仰赖文献佐证的，结论如何令人相信？一条一条的证据、原典、文献罗列在那边，论证经过检验，如果坚实牢靠，产生的结论就可信，就可以成立。
前文说过：一个段落，一个议题，这样干净利落，眉目清晰，这是原则。假如议题讨论较重大、较复杂、较深奥、影响较深远，可以考虑多分几段来论述。可以在还没下笔之前，就先规划好。处理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问题，先理出头绪，看出眼目，突出关键，觑定要害，于是可以据此分段，依此论述。层层推拓，纲举目张；盈科而后进，顺理而成章。换言之，既分之后，仍然切合“一个段落，一个议题”的原则。议题的次第开展，是论文写作的必然步骤；而段落划分得宜，最有助于理念的传达，创见的提出。
最后，附带说明“引文”的或删或节问题，因为这跟文献取舍有密切关系。某章节或为阐述原典，或为辨识疑惑，或为提出事证，或为裁判得失，就得引经据典，作为独立引文，以便申说讨论。如果原文很长，多达一两百个字，甚至更多，如征引《左传》叙事、《史记》纪传、杜甫七古、韩愈古文、宋词长调，或者小说戏曲，如何删节，才不至于过繁或太简？这确实需要讲究。征引文献，最好要切实针对。因为引文是为了佐证，要让证据更具说服力，所以切实针对是唯一考量。“文字冗长，不妨删繁就简”，这个原则很重要。首先，确定论文探讨的议题；其次，将准引文作个段落区分，再进行亮点重点凸显；最后就议题指向与征引文献作一紧密连结，看看两者是否切实针对。如果准引文可以区分为三段，于是保留这个部分，其他前后部分删掉。第一次引用时，议题指向属意中间这段，那么前段后段可以删节掉；全文全书第二次引用同一文献时，也许要的是最后一段，那文献前面的一、二段也用删节号删除。因为三次的侧重面不同，分别用来阐发论证不同的议题，当然是可以的。同一段文献千万不要从头到尾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与引用。一方面显得文献搜集不足，佐证无力；一方面文献未能删繁就简，给人治学缺乏严谨，态度疏忽的印象。
所以，文字冗长，不妨删繁就简，归于至当。取舍去留之际，还有一个要领必须遵守：那就是“删节汰存之间，当不失原著本意”。删节文献，主要为了征引、讨论、佐证，甚至说服。文献篇幅过长，连篇累牍，若不经必要删节，议题探讨将散漫无归，严重失焦。所以，删节文献是出于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既是权宜变通，当然不能舍本逐末，罔顾文献原意。因此，删节汰存之间，一定要格外慎重。如果删节以后，意思走样了，与原来意思刚好相反，沦为造假、误读，那是绝对要避免的。弄巧成拙，引喻失义，画虎不成反类犬，学术论文不该出现这种怪现象，所以要特别注意小心。
（作者单位：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
文章之道，与待人接物相通：态度决定高度，格局影响结局。实事求是，莫作调人，行事应该有其风格：或有所为，或有所不为，进退取舍，都该有个原则。清张自超以宗法朱熹《春秋》学自命，大抵以不苟同、不苟异；有所为，有所不为作为标榜：
经旨先儒讲解切当者，不再发明。其前人不合之说，后人已有辨者，不再辨。或虽不合，而于大义无关者，亦不置论。……又合诸儒之说，参互斟酌，去其非者，存其是者，未敢以臆断也。其于朱子，则已言者引其言，未言者推其意。间有非朱子之意，或朱子曾言之而鄙见微有不然者，亦未敢阿私而曲徇之也。（清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总论》）
清朝康熙间，有一位经学家，叫做张自超（1654—1718），著有《春秋宗朱辨义》一书。方苞《春秋》学的老师，正是张自超，方苞《春秋》学的著作，有很多受到张自超的启发。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总论》，对先儒讲解《春秋》经旨，提出去取从违的原则，论点很高明。首先郑重声明：“经旨先儒讲解切当者，不再发明。”这值得我们参考：经旨解读，“先儒讲解切当”，几成定论者，可以“不再发明”。意谓：《春秋》经的微言大义，清朝以前儒者，如果都讲得非常恰当，已经没有争议，成为定论了，那我可以不再费心去发明。前人已经讲得颠覆不破，学术界都公认这个说法了，就不必再多费口舌了。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去做以下的事情。第一，“其前人不合之说，后人已有辨者，不再辨”。前人跟后人说法不一致，后人已经做了十分清楚的辨别了，那我也不再阐说。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文献取舍的正确态度。写作论文时，有些问题，学术界已经谈烂了，值不值得再画蛇添足？这两段话是可以参考的。张自超接着说：“或虽不合，而于大義无关者，亦不置论。”虽然前后论点都不相容，但跟我要谈的《春秋》微言大义主轴没有关系，我也不谈。那什么是他要谈的呢？“又合诸儒之说，参互斟酌，去其非者，存其是者，未敢以臆断也”。我的论点跟前人的论点，有相通的地方，于是将我的论点跟前辈的论点，相互参考斟酌。有些判定不对的，就勇于割爱拋弃；认为正确无误的，就加以保存留置，这就是所谓去非存是。“去非存是”这四个字很重要，依违取舍之方法万端，实事求是，未敢臆断，要不离“去非存是”四字而已。
张自超自我标榜学派旗向，为“《春秋》宗朱”，故以朱熹《春秋》学为宗主：“其于朱子，则已言者引其言，未言者推其意。间有非朱子之意，或朱子曾言之而鄙见微有不然者，亦未敢阿私而曲之也。”不妨把这里说的“朱子”，看成是同行前贤，或者是你的指导教授。因为张自超虽然推崇朱子，但偶尔有一些批评朱子的观点；或者朱熹虽然说过，但他却不赞成，不苟同。如果朱子错了，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已言者引其言，未言者推其意”，论著所以可贵，在能“接着讲”；何谓“接着讲”？上述二语，可作确诂。张自超《春秋》学，致力发明朱熹《春秋》学之指义；吾人撰写论文，亦尽心阐扬前人学术的盲点误区。前人虽已言，或语焉不详，或虚浮皮相，或陋略粗浅，则当引而申之，精益求精。前人或思不及此，或顾此失彼，或故意隐去，或无心疏失，于是乐为作者，推寻其义蕴，发掘其隐微。
论文写作诚非易事，已言已知者，固难于突破阐扬；而未言未知者，则难在开启发掘。其中情境，陈垣曾有论说：
论文之难，在最好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若人人皆知，则无须再说；若人人不知，则又太偏僻太专门，人看之无味也。前者之失在显，后者之失在隐，必须隐而显，或显而隐，乃成佳作。（陈垣《陈垣来往书信集》，余英时为柳存仁《和风堂新文集》作《序》文，引用之，以说现代学术论著）
“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这是以“先验”为基准，就人之已言，进一步引申其言说；就人之未言，推阐其意蕴。冯友兰谈新儒学，强调是“接着讲”，不是“照着讲”；陈之藩说诗与科学，也都着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标榜“接着讲”的拓展推进，扬弃“照着讲”的依样葫芦，了无创发。看来，陈援庵在冯友兰、陈之藩之前，早有提撕，可见英雄所见略同。陈垣认为“人人皆知，则无须再说”，此即张自超所云“先儒讲解切当者，不再发明”。陈垣提示论文选题和阐释，最好是“隐而显，显而隐”：人人不知的课题，应该发掘隐微，解构专业；人人皆知的课题，则不妨转换视角，调整方法，广征文献，深探精髓，如此“隐而显，显而隐，乃成佳作”。
三、 问题探讨与论述分段
文章分段，是现代的观念，古代文章是不分段落的。不过，分段的概念老早就有了。“章”这个字，从音十，于六书属会意。本意指音乐演奏告一个段落，就叫一章。引申为文学术语，意脉贯串，自成一个完足系统的文字，就叫一章，或一段。为便利阅读接受，论文必须讲究分段，这涉及到主干、思路、层次、论证诸问题的探讨和处理。一般说来，原则大抵是这样的：
探论问题，行文主干宜显著，思路宜清晰，层次宜分明，论证宜确凿。问题较重大、复杂，可以多分几段论述。
为求理路清晰，论文写作最好用一个段落讨论一个问题；尽量避免一个段落讨论好几个问题。否则错综复杂，自己都搞不清楚，读者自然也看不明白。我认为，一个段落大概维持在五六百个字。千万不要动辄一两千字，还不分段，读者将会弹性疲乏，看得很吃力。论文本是理性知性文字，抽象概念，时作推衍。为读者设想，让他轻松愉快地阅读，将有助于论点的理解与接受。一个段落，讨论一个主要问题，这就是行文的主干。每一章节，当然要讨论很多问题，为了眉目清晰，有条不紊，大可在还没有下笔之前，先安排好行文的先后顺序。这一节首先打算讲些什么，要引用哪条文献，论述阐说之后，准备说些什么，都要有个主张。《中庸》说：“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值得作为座右铭。总之，千言万语，总有个话语重心，当有个探讨的主干。论文永远都是遵循主干线在发展，主干线通常会涉及很多支线。譬如要去台北，高速公路就是干线，下了高速公路，走进省道、乡道，那就是支线。如果晚上七点以前要到台北，上了高速公路，不枝不蔓，走在主干线上，直奔目的地，最为快速。如果三番两次下交流道买文旦，又去关子岭洗温泉，请问什么时候到台北？遥遥无期，这就是岔开来，渐行渐远了。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离开主干线，假如车子快没有油了，当然可以下交流道加油，记得马上回到高速公路，还是可以很快到达台北。每一章节，都是遵循主干线的论点在发挥，相关的枝节可以不处理，这样可以避免喧宾夺主。 我硕士论文研究黄宗羲的史学，第四章谈到黄宗羲对清代浙东史学的影响。写了六位浙东学派的史学家，譬如全祖望、万斯同、章学诚……等等。提到章学诚，大家会想章学诚是大家，似乎应该重点论述，详尽申说。的确，章学诚的资料很丰富，学术界发表的论文很多。是否可以把这一节中的一小项，写成两万字？当然不容许！根据比例原则，假如一章顶多三万字，那一节中的一项，恐怕最多只能占二千字。因为这部论文的重点在研究黄宗羲，黄宗羲对浙东史学影响很大，章学诚只是浙东史学家六人中的一位，所以篇幅就不能占太多，不然就喧宾夺主，主干线就模糊了。所以遵守比例原则，是控制论文写作不致失焦的方法。因为字数多，耗费无数笔墨，表示主干、重点，是强调之所在。论文的主干线要多写，其他涉及到的，只能斟酌少写。要检点字数，控制篇幅。如果认为章学诚很重要，那等写完硕士论文以后，再把章学诚当成主干线，继续研究。论文的主干线，就是重点强调的观点。论文的特色、创见、发明，要用主干线去表达，要用更多的章节去加以彰显。主干线显著，思路自然就清晰了。如果主干线不显著，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那无异治丝益棼，杂乱无章，缺乏條理。思路既已杂乱，写作论文亦将事倍功半。
论文的主干线，犹如坐标，必须先行确定。接着，论文打算分几个层次论述，也要早作定夺。所有资料都已掌握，还没下笔之前，将要用来佐证的文献，打算阐说的论点，十之七八应该都了然于胸了。所以，应该有办法分出大小、内外、浅深、远近、高下诸层次，进而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地开展议题。就时间空间言，论文可以由远古、远处谈起，一直到近代近处；可以从源从正，谈到流派与新变。如此，则层次分明。同理，可以从大系统，谈到小局面；从外廓谈到内核，从浅而易见谈到深不可测，从平庸低下谈到高明卓越。反之亦然。论文写作当循序渐进，层层推拓，不可造次，不宜躐等，不应错综混杂。否则，容易语失伦次，将造成认知混乱，不利于认知与接受。
人文学科的研究，很重视文献佐证。所以撰写论文，探论问题时，确切不移，坚实可信的证据，成为能破能立的利器。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如果只有三、四分证据，就不能说五、六分话，这是胡适之实证主义的坚持。证据必须确凿可靠，才能提供有利的佐证，而有助于独到见解的成立，新创学说的信服。所谓正确可靠的证据，大抵来自量丰而质优的原典文献。原典文献的掌握，是人文研究的础石，数量众多的信据，重要性、典型性、代表性的佐证，展示了铁案如山，不可移易的真理，令人深信与悦服。所以探论问题，有确凿的信据，就较容易道出令人悦服的论证。人文研究是仰赖文献佐证的，结论如何令人相信？一条一条的证据、原典、文献罗列在那边，论证经过检验，如果坚实牢靠，产生的结论就可信，就可以成立。
前文说过：一个段落，一个议题，这样干净利落，眉目清晰，这是原则。假如议题讨论较重大、较复杂、较深奥、影响较深远，可以考虑多分几段来论述。可以在还没下笔之前，就先规划好。处理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问题，先理出头绪，看出眼目，突出关键，觑定要害，于是可以据此分段，依此论述。层层推拓，纲举目张；盈科而后进，顺理而成章。换言之，既分之后，仍然切合“一个段落，一个议题”的原则。议题的次第开展，是论文写作的必然步骤；而段落划分得宜，最有助于理念的传达，创见的提出。
最后，附带说明“引文”的或删或节问题，因为这跟文献取舍有密切关系。某章节或为阐述原典，或为辨识疑惑，或为提出事证，或为裁判得失，就得引经据典，作为独立引文，以便申说讨论。如果原文很长，多达一两百个字，甚至更多，如征引《左传》叙事、《史记》纪传、杜甫七古、韩愈古文、宋词长调，或者小说戏曲，如何删节，才不至于过繁或太简？这确实需要讲究。征引文献，最好要切实针对。因为引文是为了佐证，要让证据更具说服力，所以切实针对是唯一考量。“文字冗长，不妨删繁就简”，这个原则很重要。首先，确定论文探讨的议题；其次，将准引文作个段落区分，再进行亮点重点凸显；最后就议题指向与征引文献作一紧密连结，看看两者是否切实针对。如果准引文可以区分为三段，于是保留这个部分，其他前后部分删掉。第一次引用时，议题指向属意中间这段，那么前段后段可以删节掉；全文全书第二次引用同一文献时，也许要的是最后一段，那文献前面的一、二段也用删节号删除。因为三次的侧重面不同，分别用来阐发论证不同的议题，当然是可以的。同一段文献千万不要从头到尾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与引用。一方面显得文献搜集不足，佐证无力；一方面文献未能删繁就简，给人治学缺乏严谨，态度疏忽的印象。
所以，文字冗长，不妨删繁就简，归于至当。取舍去留之际，还有一个要领必须遵守：那就是“删节汰存之间，当不失原著本意”。删节文献，主要为了征引、讨论、佐证，甚至说服。文献篇幅过长，连篇累牍，若不经必要删节，议题探讨将散漫无归，严重失焦。所以，删节文献是出于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既是权宜变通，当然不能舍本逐末，罔顾文献原意。因此，删节汰存之间，一定要格外慎重。如果删节以后，意思走样了，与原来意思刚好相反，沦为造假、误读，那是绝对要避免的。弄巧成拙，引喻失义，画虎不成反类犬，学术论文不该出现这种怪现象，所以要特别注意小心。
（作者单位：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