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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矛头直指担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他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共事多年的老战友贺龙、王震，十分同情他，经常看望、安慰他，他深感宽慰，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决不会消极。王震还希望他能到农垦部工作。
1959年10月初萧克调任农垦部副部长，同老战友王震搭档，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农垦生涯。
学开拖拉机，献身农业机械化
萧克深知自己是背着冤枉、带着处分来农垦部的，常常自嘲是待罪之人。虽然如此，但他也决不背着包袱工作。他对老战友王震表示：“我早已下决心从头干起，要重新做起！”
萧克认为农垦事业非常适合自己，因为一是农垦部的老红军、老将军、老战友多；二是农垦系统转业部队多，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作风与自己相似；三是农垦事业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面，垦区农业机械化多，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萧克到位后想把自己长期搞军队现代化的经验用于农业机械化，发挥应有的作用。王震很赞成他的想法和志气。
当时，农垦部直接管辖新疆、黑龙江、广东、云南四大垦区，部里几位领导在王震领导下，多年形成一种好作风，经常深入垦区开展调查研究，同干部职工同生活、同劳动，或是到基层现场办公、帮助垦区解决实际问题，萧克也是如此照办。
1、学开拖拉机，献身农业机械化
部党组确定萧克分管橡胶生产和农业机械化工作。他首先到广东湛江橡胶垦区了解情况，接着又去海南橡胶农场蹲点调查。他白天同职工一起开荒植胶，晚上就埋头看书。他在农场劳动干活，居然和过去部队打仗一样，精神振作，干劲十足。加之农场空气新鲜，干了一二十天，过去受批判时大口吐血的现象没有了，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大家为他高兴。
在农场，萧克还拜机务科长为师，学习开拖拉机，从机械原理到实际操作，学得非常认真刻苦。一个开国上将、部长，居然很快学会开拖拉机，加油、起动、前进、后退、左拐、右拐等操作有条不紊。机务科长徐文十分佩服，逢人就说：萧部长再学一下，就可以挂犁、耕地、耙地了。
可惜不久中央通知他回北京开会，他只好把学开拖拉机的事搁下了。事后，萧克回首往事感慨地说：“那段学习，对我后来主管农场机械化工作有很大帮助。”
坚持调查研究，坚决反对瞎指挥和浮夸风
黑龙江北大荒是农场群集中的地方，萧克把那里作为关注的重点，经常进行调查研究。
1960年，他在北大荒农场基层调查，发现那里播种面积虽然达1000万亩，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不高，总产量只有5亿多斤。他问垦区同志：“你们机械化程度那么高，为什么亩产量那么低？”垦区同志如实说：“地种得太多，管不过来。”一位转达业到农场的老部下也悄悄说：“地里的草长得比庄稼还多，打不下粮食。”萧克问：“怎么不锄呢？”老部下说：“哪里锄得过来呀！刚刚种上就命令到前面播种了，谁还顾得上去锄草？大家忙得一塌糊涂。”萧克想：这1000万亩的播种指标，是广种薄收，显然违背了“量力而行”的原则。回京后，他及时向农垦部党组和国务院领导汇报这一情况，建议调减播种指标。因领导人认识不一，他的建议暂时搁置。
后来，由于北大荒过度开垦，生态遭到破坏，不少地方出现沙化现象，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1962年夏，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中南海紧急召集农垦部副部长萧克、黑龙江省委书记冯纪新、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王观澜、农垦部副部长兼黑龙江合江地委书记张林池开会，专门研究北大荒垦区的播种指标问题，确定1000万亩调减为750万亩。会后，谭震林向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写了专题报告，获得批准实施。播种面积调整后，垦区腾出了人力锄草，加强了田间管理和施肥，收效明显。当年粮食产量增加，亏损大减，不仅收支平衡，而且略有结余，上下满意。
萧克到农垦部通过查阅历史账目发现，农垦系统在“大跃进”前虽然也有亏损，但并不严重。1958～1959年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大刮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尤其是提倡（农）场带（公）社后，农垦系统管理体制大变，农场层层下放，许多地方政府将国营农场当作肥肉分享，任意让国营农场带人民公社，平调农场生产资料和财产，大批农民也成为农场职工，享受职工工资，农场开支加大，垦区深受其害。加之，受当时浮夸风影响，许多农场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留下许多后遗症。“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萧克发现整个农垦系统亏损严重，亏损总额高达5亿多元。
1962年春天，萧克到海南橡胶农场调查，看到农场单一种植橡胶，不搞多种经营，不种粮食，农场口粮供应不足，农场严重亏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积重难返，形成恶性循环。农场发不出工资，职工吃不饱，干不了活，情绪不高，纷纷上访告状。当时，海南区党委书记和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都认为，海南橡胶农场不能只种橡胶，职工需要的口粮，不可能从海岛外调进。农场除种植橡胶，也应该种一些粮食作物。但执行有困难，因为1960年元旦节，国防部长林彪在王震陪同下视察海南农场，曾经明确指示：“中国只有海南岛这个地方可以种植橡胶，应该全部种植橡胶树！”海南垦区只好坚决贯彻执行，不敢改变。橡胶农场因单一种植橡胶，经营亏损，加之不准种植粮食，农场职工不仅拿不到工资，而且吃不饱饭，没有力气干活，于是开始罢工闹事。虽然罢工潮很快平息，但留下了后遗症，影响很不好。
萧克深入垦区调查后，1962年7月回京如实向国务院谭震林、周恩来汇报，提出海南垦区不能只种植橡胶，也应该种植一些粮食。周恩来当即亲自主持召开全国橡胶工作会议，指出在建立橡胶生产基地时，应坚持“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积极利用海南岛的自然优势发展多种产品，凡适宜种植水稻的地方，要做到口粮基本自给，以解决橡胶职工的吃饭问题。 林彪事件后，萧克结束审查重返军队工作
1970年秋，经过一年的审查，干校军代表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恢复萧克的公民权（没有恢复党组织生活）。他开始有了行动自由。
时任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刘俊秀（老红军）闻此信息，马上邀请萧克去井冈山参加老干部学习班，并让他在会上介绍当年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经过。萧克欣然接受，并认真准备了发言稿。
会议有130名老干部出席，其中有30多人是老熟人。大家劫后重逢，相聚一堂，感到格外亲切。
萧克如实讲述了井冈山时期一段党史经历，受到大家热烈欢迎。造反起家的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听说后大为恼火，他认为让萧克参加学习班讲有关党史、军史方面的问题不合适，立即打电话进行干预。但电话为时已晚，萧克讲话已完，为此程世清曾经把刘俊秀先后批了三次，看来程世清在江西霸气十足。
萧克虽然在干校一直受审查，但同情者甚多。一天，有人悄悄告诉他：在庐山会议上，林彪配合陈伯达利用“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手法煽风点火，被毛主席识破，给以严厉批判，林彪一伙受到沉重打击。随后，全国政治气氛改变，萧克的政治待遇有所改善。不久，军代表通知他可以到校部看文件。他是作为一名“党外人士”，享受看党中央文件待遇的特殊人物，这也是“文革”中的一大发明创造。
不久，林彪叛逃，干校开始肃清林彪反革命流毒。随后，北京农垦部党组指示干校，恢复萧克的党籍和组织生活。他终于重新回到党组织中来了，内心充满喜悦，兴奋不已。
不久，领导又通知萧克回北京，他起初甚感诧异，谨慎地追问了一句：“带不带东西？”对方回答简单干脆：“带，全带上！”他心中明白：这是中央召他回北京，他开始收拾行李。
左邻右舍的同事朋友，闻讯萧克要走了，纷纷赶来帮忙。他决定带回的东西，不仅有衣被铺盖行李和书籍，还有他辛辛苦苦亲自制作的板凳、桌子、书架，以及他用过的斧、锯、刨、凿子等木匠工具。工具虽然很陈旧，但5年来它在干校的风风雨雨中，始终陪伴他劳作和生活，既为他驱赶孤独，也给他带来了快乐和享受。
家具虽然沉重，但质量优等，油漆得闪闪发光。特别是那张长方桌，不仅做工细致，而且桌腿可以折叠，在当时非常时尚，颇有技术含量。所以他十分珍惜，全都包装好运回北京作为纪念。他离开江西干校那天，农垦部的战友、家属、孩子以及附近小镇的售货员、理发员、广播员等等都纷纷赶来为他送行。他感到了人间的温暖，很少流泪的他洒下了激动的热泪。
回北京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找萧克谈话，让他到军政大学担任领导工作。萧克就此结束了农垦生涯。
1959年10月初萧克调任农垦部副部长，同老战友王震搭档，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农垦生涯。
学开拖拉机，献身农业机械化
萧克深知自己是背着冤枉、带着处分来农垦部的，常常自嘲是待罪之人。虽然如此，但他也决不背着包袱工作。他对老战友王震表示：“我早已下决心从头干起，要重新做起！”
萧克认为农垦事业非常适合自己，因为一是农垦部的老红军、老将军、老战友多；二是农垦系统转业部队多，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作风与自己相似；三是农垦事业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面，垦区农业机械化多，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萧克到位后想把自己长期搞军队现代化的经验用于农业机械化，发挥应有的作用。王震很赞成他的想法和志气。
当时，农垦部直接管辖新疆、黑龙江、广东、云南四大垦区，部里几位领导在王震领导下，多年形成一种好作风，经常深入垦区开展调查研究，同干部职工同生活、同劳动，或是到基层现场办公、帮助垦区解决实际问题，萧克也是如此照办。
1、学开拖拉机，献身农业机械化
部党组确定萧克分管橡胶生产和农业机械化工作。他首先到广东湛江橡胶垦区了解情况，接着又去海南橡胶农场蹲点调查。他白天同职工一起开荒植胶，晚上就埋头看书。他在农场劳动干活，居然和过去部队打仗一样，精神振作，干劲十足。加之农场空气新鲜，干了一二十天，过去受批判时大口吐血的现象没有了，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大家为他高兴。
在农场，萧克还拜机务科长为师，学习开拖拉机，从机械原理到实际操作，学得非常认真刻苦。一个开国上将、部长，居然很快学会开拖拉机，加油、起动、前进、后退、左拐、右拐等操作有条不紊。机务科长徐文十分佩服，逢人就说：萧部长再学一下，就可以挂犁、耕地、耙地了。
可惜不久中央通知他回北京开会，他只好把学开拖拉机的事搁下了。事后，萧克回首往事感慨地说：“那段学习，对我后来主管农场机械化工作有很大帮助。”
坚持调查研究，坚决反对瞎指挥和浮夸风
黑龙江北大荒是农场群集中的地方，萧克把那里作为关注的重点，经常进行调查研究。
1960年，他在北大荒农场基层调查，发现那里播种面积虽然达1000万亩，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不高，总产量只有5亿多斤。他问垦区同志：“你们机械化程度那么高，为什么亩产量那么低？”垦区同志如实说：“地种得太多，管不过来。”一位转达业到农场的老部下也悄悄说：“地里的草长得比庄稼还多，打不下粮食。”萧克问：“怎么不锄呢？”老部下说：“哪里锄得过来呀！刚刚种上就命令到前面播种了，谁还顾得上去锄草？大家忙得一塌糊涂。”萧克想：这1000万亩的播种指标，是广种薄收，显然违背了“量力而行”的原则。回京后，他及时向农垦部党组和国务院领导汇报这一情况，建议调减播种指标。因领导人认识不一，他的建议暂时搁置。
后来，由于北大荒过度开垦，生态遭到破坏，不少地方出现沙化现象，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1962年夏，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中南海紧急召集农垦部副部长萧克、黑龙江省委书记冯纪新、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王观澜、农垦部副部长兼黑龙江合江地委书记张林池开会，专门研究北大荒垦区的播种指标问题，确定1000万亩调减为750万亩。会后，谭震林向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写了专题报告，获得批准实施。播种面积调整后，垦区腾出了人力锄草，加强了田间管理和施肥，收效明显。当年粮食产量增加，亏损大减，不仅收支平衡，而且略有结余，上下满意。
萧克到农垦部通过查阅历史账目发现，农垦系统在“大跃进”前虽然也有亏损，但并不严重。1958～1959年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大刮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尤其是提倡（农）场带（公）社后，农垦系统管理体制大变，农场层层下放，许多地方政府将国营农场当作肥肉分享，任意让国营农场带人民公社，平调农场生产资料和财产，大批农民也成为农场职工，享受职工工资，农场开支加大，垦区深受其害。加之，受当时浮夸风影响，许多农场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留下许多后遗症。“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萧克发现整个农垦系统亏损严重，亏损总额高达5亿多元。
1962年春天，萧克到海南橡胶农场调查，看到农场单一种植橡胶，不搞多种经营，不种粮食，农场口粮供应不足，农场严重亏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积重难返，形成恶性循环。农场发不出工资，职工吃不饱，干不了活，情绪不高，纷纷上访告状。当时，海南区党委书记和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都认为，海南橡胶农场不能只种橡胶，职工需要的口粮，不可能从海岛外调进。农场除种植橡胶，也应该种一些粮食作物。但执行有困难，因为1960年元旦节，国防部长林彪在王震陪同下视察海南农场，曾经明确指示：“中国只有海南岛这个地方可以种植橡胶，应该全部种植橡胶树！”海南垦区只好坚决贯彻执行，不敢改变。橡胶农场因单一种植橡胶，经营亏损，加之不准种植粮食，农场职工不仅拿不到工资，而且吃不饱饭，没有力气干活，于是开始罢工闹事。虽然罢工潮很快平息，但留下了后遗症，影响很不好。
萧克深入垦区调查后，1962年7月回京如实向国务院谭震林、周恩来汇报，提出海南垦区不能只种植橡胶，也应该种植一些粮食。周恩来当即亲自主持召开全国橡胶工作会议，指出在建立橡胶生产基地时，应坚持“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积极利用海南岛的自然优势发展多种产品，凡适宜种植水稻的地方，要做到口粮基本自给，以解决橡胶职工的吃饭问题。 林彪事件后，萧克结束审查重返军队工作
1970年秋，经过一年的审查，干校军代表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恢复萧克的公民权（没有恢复党组织生活）。他开始有了行动自由。
时任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刘俊秀（老红军）闻此信息，马上邀请萧克去井冈山参加老干部学习班，并让他在会上介绍当年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经过。萧克欣然接受，并认真准备了发言稿。
会议有130名老干部出席，其中有30多人是老熟人。大家劫后重逢，相聚一堂，感到格外亲切。
萧克如实讲述了井冈山时期一段党史经历，受到大家热烈欢迎。造反起家的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听说后大为恼火，他认为让萧克参加学习班讲有关党史、军史方面的问题不合适，立即打电话进行干预。但电话为时已晚，萧克讲话已完，为此程世清曾经把刘俊秀先后批了三次，看来程世清在江西霸气十足。
萧克虽然在干校一直受审查，但同情者甚多。一天，有人悄悄告诉他：在庐山会议上，林彪配合陈伯达利用“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手法煽风点火，被毛主席识破，给以严厉批判，林彪一伙受到沉重打击。随后，全国政治气氛改变，萧克的政治待遇有所改善。不久，军代表通知他可以到校部看文件。他是作为一名“党外人士”，享受看党中央文件待遇的特殊人物，这也是“文革”中的一大发明创造。
不久，林彪叛逃，干校开始肃清林彪反革命流毒。随后，北京农垦部党组指示干校，恢复萧克的党籍和组织生活。他终于重新回到党组织中来了，内心充满喜悦，兴奋不已。
不久，领导又通知萧克回北京，他起初甚感诧异，谨慎地追问了一句：“带不带东西？”对方回答简单干脆：“带，全带上！”他心中明白：这是中央召他回北京，他开始收拾行李。
左邻右舍的同事朋友，闻讯萧克要走了，纷纷赶来帮忙。他决定带回的东西，不仅有衣被铺盖行李和书籍，还有他辛辛苦苦亲自制作的板凳、桌子、书架，以及他用过的斧、锯、刨、凿子等木匠工具。工具虽然很陈旧，但5年来它在干校的风风雨雨中，始终陪伴他劳作和生活，既为他驱赶孤独，也给他带来了快乐和享受。
家具虽然沉重，但质量优等，油漆得闪闪发光。特别是那张长方桌，不仅做工细致，而且桌腿可以折叠，在当时非常时尚，颇有技术含量。所以他十分珍惜，全都包装好运回北京作为纪念。他离开江西干校那天，农垦部的战友、家属、孩子以及附近小镇的售货员、理发员、广播员等等都纷纷赶来为他送行。他感到了人间的温暖，很少流泪的他洒下了激动的热泪。
回北京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找萧克谈话，让他到军政大学担任领导工作。萧克就此结束了农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