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每收下一个疑难病患者，就是立下了一份军令状，不管结果如何，都要竭尽全力，永不放弃
很少有人能拥有像她这么丰富的人生，用她自己的话说：“工农教学兵医”全干过。作为知青下乡插过队，在炼油厂当过工人，大学毕业后留校当过教师。现在的她是一名军医，并且还是备受瞩目的“女少将”、全国人大代表。难怪有人说，她是“用五十年的时间走完了五百年的历程”。
她白手起家，将一个只有两间诊室、三名医生的小小科室发展成为拥有上百名医护人员的全军皮肤损伤修复研究所；她带领攻关小组，在临床一线的实干中搞科研，获得了军队及地方多项医疗成果奖。作为连续四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她认真履职，积极建言献策，20年来共参与提交议案和建议170多件。
她就是杨蓉娅，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兼皮肤科主任、博士生导师、皮肤激光美容整形中心主任、全军皮肤损伤修复研究所所长。
“我是一名军人”
1988年，杨蓉娅研究生毕业，成为北京军区总医院皮肤科的一名医生。当时，她是北京军区引进的第一位皮肤专业硕士研究生，面对未来，年轻的她憧憬满怀、踌躇满志。
然而，现实却向她迎头泼了盆冷水。回想起来，杨蓉娅常用“两间房，三条枪”来形容那时的情景：就3名医生，其中2名还是护改医的，两间小诊室，没有病房，一台日本产的单筒显微镜就算是科室唯一的“高科技”设备了。科室条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看病也只能看看简单的皮炎湿疹及癣症。搞科研，简直是无从谈起。
面对这样一个让人心寒的工作环境条件，杨蓉娅不止一次地失落过。满腔热情不知从何施展，梦想仿佛离自己是那么的遥远。
“我既然来了，就不能将时间蹉跎于抱怨和后悔”。她知道，条件不是等来或找院领导要来的，科室要想发展、要受到医院的重视，先要自己干出点成绩来。
“当时的想法是，要学本领。”杨蓉娅先是到北京协和医院进修临床一年。之后又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纽约大学医学中心学习皮肤病理及皮肤外科两年。
在美留学的生活，并不像外人想象得那么令人艳羡。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需2次换乘地铁，七点钟就得进工作室开始跟着导师阅读病理切片，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离开。在导师和同学们眼中，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总是“那么勤奋，那么安静”。
杨蓉娅留学时期的导师是世界著名的皮肤病理学会主席阿克曼教授。在来自各国众多的学生中，开始，教授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她。直到有一次，杨蓉娅在协助导师工作时，导师问她在显微镜下看到了什么，她马上用英文报出该病理切片所显示的病种、在计算机内的诊断代码及该病的临床表现及鉴别诊断等。导师惊讶地盯着她良久，高兴地说：“Doctor Yang，you are so great.(杨医生,你太了不起了)”。因为病理切片病种复杂、分类繁多，导师自己编制的这一套计算机诊断程序，不要说记住它的诊断名词及代码，能看懂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为了学到这套诊断技术，她白天留心观察记录，晚上用心整理和记忆。
为了支付高昂的生活开支，在繁忙的学习之余他还要出去打工。她周末在教堂做过穿珠子、编织首饰等手工活，穿到两眼发花，手上被勒出血痕、磨出血泡；她在体育场地下服装店卖过T恤等体育运动品，从学校步行40分钟到店里一站又是几个小时，动辄就会遭到老板的大声训斥；她也在中餐馆打过工，负责后厨打包，由于人手少生意忙，动作稍慢餐盒和订单就会在她面前堆成小山。一次手忙脚乱中，一大盒滚烫的鸡汤浇在了大腿上，情急中手扯衣裤，不料顺手指印起了一大片水泡，痛得钻心。她最终没舍得去医院，就简单地自己用纱布包扎一下，躺在床上一个星期，没少流泪。至今，腿上还留有这伤痛的记忆。
这些经历，她至今回想起来并没有抱怨。她相信，所有生命中的经历和体验都是财富，在磨练着自己，也在丰富着自己。“就算是海边淡淡的咸味，你如果不到海边去，你就无法亲自感受。”
两年学习期满后，导师希望她留下，面对优厚的待遇和先进的工作及科研条件，杨蓉娅还是婉拒了。“当时脑海中并没有多么宏大的口号，或是什么样的豪言壮语，只是简单的一个想法：我是一名军医。”
立下军令状
当医生救死扶伤，是杨蓉娅从小的梦想。出生在大西北一个普通干部的家庭。小时候，父母身体都不好，“十年浩劫”中又被长期关押在牛棚，身体备受摧残。杨蓉娅读小学时也患有严重的风湿病，曾经一度不能下床险些辍学。“那个时候，我多么希望自己就是一名精通医术的医生，治好自己和亲人的病痛。”1978年春天，刚刚恢复的高考给了杨蓉娅实现梦想的机会。此时的她已经在兰州炼油厂某分厂做了一年多的党办秘书。而之前，她到农村插队，干了两年农活，还入了党。填写高考志愿时，她一口气全填写了医学院校。在大学里，热爱文学的她在日记本上写下诗一样的语言：“像鸟儿飞进丛林、像鱼儿游进大海，翱翔在知识的殿堂。”
以每学期“三好学生”、每学年全优的成绩结束了5年的大学生活，杨蓉娅被选拔留校任教。两年后她又考入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攻读皮肤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中国老一辈皮肤病专家宁誉教授。1988年，作为北京军区皮肤病专业的第一个研究生，杨蓉娅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
1996年初，也就是美国留学归来的第二年，原来隶属于医院门诊部的皮肤病专业独立建科，杨蓉娅被任命为皮肤科主任，也是当时医院里最年轻的科主任。
当时的科室工作环境及科研条件依然很简陋，人手也少，杨蓉娅就带领大家一边工作一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发现新病种，解决疑难病，立足临床搞科研。
2000年4月，一对辗转求医9年的父母，带着19岁的女儿来到北京军区总医院皮肤科。女孩全身皮肤严重溃烂，高烧不退，生命垂危。通过皮损组织病理及真菌培养，发现一种形状怪异的病原菌，她们以往从未见过，资料上也找不到答案。十万火急，她迅速组织科室人员成立救治科研小组，一方面联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日本千叶大学等权威机构做菌种鉴定，另一方面组织院内和院外的大会诊。最终菌种被鉴定为“毛孢子菌属”中的“阿萨希毛孢子菌”，属于国际罕见、国内首见的新菌种。当时的医学资料显示，由该菌所引起的“播散性毛孢子菌病”在国外仅有数例报道，而无一例救治成功。
出于对事业的热爱和职业敏感性，杨蓉娅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去趟一趟这条艰辛的路。她说，每收下一个疑难病患者，就是立下了一份军令状，不管结果如何，都要竭尽全力，永不放弃。经过夜以继日的观察研究，杨蓉娅和同事们大胆尝试，选择了一种作用强大的抗真菌新药来控制患者病情。经过7个月的精心救治，奇迹出现了，患者病情得到有效控制，不久后康复出院了！
“要抓紧，慢了就来不及”
奇迹的背后凝聚着多少心血，只有与她朝夕相处的同事最清楚。在医院，她是公认的科研攻关高手、快手。杨蓉娅常说：“要抓紧，慢了就来不及了”。她至今记得一件让她刻骨铭心的事情。
1992年出国前夕，杨蓉娅见到了一位病人：“是个年轻的战士，右腿溃烂已经9年了，是真菌感染性疾病，但没人知道是什么病原菌引起的感染。”杨蓉娅一直带着这位战士到多家医院会诊、化验和真菌培养，但是都没有给出肯定的结果，治疗上也根本无从下手。很多年后才知道当时引起那名战士感染的病原菌就是毛孢子菌。“不久之后我就出国了，走之前把这名患者移交给了兄弟医院。两年后我从美国回来，想方设法四处打听才知道，他在复原转业前右腿被截肢，他残疾了！”
杨蓉娅说，这是她一生的遗憾。
2000年，小女孩的出现给了杨蓉娅一次弥补遗憾的机会，也开始了她漫漫11年毛孢子菌病的研究历程。这场科研攻坚战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硬仗”。由于科里临床医疗任务繁重，没有专门的科研时间，她们就加班加点。一起工作的护士长早已记不得杨主任熬过多少个通宵，加过多少次班了。“有一次，杨主任做一个皮肤外科手术，病人已经躺在了手术床上，我像往常一样给病人消过毒，打上麻药，刚把手术刀递到杨主任手里的时候，只听扑通一声，杨主任一头栽倒在我面前，晕了过去……”后来她才知道，那是因为杨蓉娅夜里通宵做实验，没来得及吃早饭就又上早班了，因为低血糖晕倒了。
没日没夜地泡在实验室，饿了吃点面包、方便面，累了就在诊室过道的沙发上休息一会儿。从诊室回家只是一楼之隔，她竟然半个多月没有进过家门，更顾不上照顾还在读小学的女儿。由于营养不良、超负荷的工作及压力，使她一度患上了疲劳综合症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她打着吊瓶，看着资料。4年多的时间，她和同事们完成了多项系列研究，发现并建立了我国第一株“阿萨希丝孢酵母”菌株，为国家菌种库增添了一项新菌种，并被国际基因库收录，成功治愈了我国首例播散性毛孢子菌病患者，初步建立了一套播散性毛孢子菌病诊断治疗标准，研究成果于2004年获得了全军医疗成果一等奖。
但她还是没有就此止步，“我想把这个病研究全，研究到底，这样别的医生遇见了这个病，马上就能直接展开治疗。”
到现在，杨蓉娅的柜子里依旧存有当时那名战士的病例资料及病理切片。她的话语流露出一位医生的责任：“当听说那名战士因治不好腿而被截肢后，我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觉得没有帮到他，但我还是很想知道他现在怎样了？他现在过得还好吗？我总觉得我还能找到他。”
当代表不只是鼓鼓掌
军人和医生的双重角色赋予了杨蓉娅更为强烈的责任感。她先后担任第八、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但在她的心里，作为人大代表实际上并不轻松。
“说实话，我们有些好奇，一个在部队医院工作的人大代表，在参与向人代会提交的建议和议案中，除了自己所在的领域，竟然还涉及到其他十几个领域。作为医院领导、学科带头人，能想象得到她平日工作会有多繁忙，难道她有什么过人的精力和能量？” 采访过她的媒体记者这样说。
杨蓉娅把自己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责任归结于两点：一是主动积极而且有准备地参政议政。她是要提交议案的，而不是在大会召开期间，只是举举手，鼓鼓掌。二是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民情民意。
每份议案的背后都凝聚着心血。她设计调查问卷，广泛听取意见；她下基层，走访驻地医院、野战医院、卫生所、干休所、人武部及基层连队，这些年来她行程8万多公里。有一次，她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大雪严寒，4天时间里跑了10多个基层医疗单位(点)，有3个晚上是在火车上度过的，而且还发着高烧。
看到自己提出的建议和议案有了结果，特别是一些建议案中提到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是她最快慰的事。比如，近些年来，部队官兵精神病患者的发病率有所增高，一些不能治愈的精神病患者又常年积压在部队, 逐渐成为影响和制约部队建设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难点”。通过调查，她发现，“难”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部队训练强度、难度越来越大，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来自多方面越来越大的压力，促使部队官兵患精神分裂症的人也较以前有明显增加，这部分人如果不能像社会人那样予以评残，回归社会就非常困难。不仅无法享受地方民政所给与的相应的残疾补贴, 这就意味着部队精神病患者的出口很小，而随着数量上的越积越多，部队所背的包袱也将会越来越重；另一方面，精神病是一个特殊病种，在医疗保障中的实际经费投入要远远大于上级下拨标准经费。部队医院承担的精神病患者越多，医院为此投入的经费也就越大，医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针对这一情况，在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杨代表提出了《关于尽快为军队精神病患者评残的建议》，呼吁军队与地方尽快接轨。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她再次提出这个建议后，引起了解放军总部和国家民政部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组成了专门调研组，就此问题进行了联合调研，最终有关部门同意将部队精神病列入评残范围，计划由国家财政和军队共同提供经费补助，将重症精神病员移交地方民政部门所属精神病院集中安置。到了十届人大，这个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在今年的“两会”上，她又带来了《应加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管理法”》、《关于制定“医疗急救法”的建议》等多项议案和建议。
有人用“雕刻完美”来形容杨蓉娅。但是，她却常说自己“不合格”。对于家人，她始终心怀愧疚。女儿刚出生不久她就出国留学，回国后，孩子根本不认识妈妈。上幼儿园期间，由于工作太忙，孩子在幼儿园一住就是一个月。一个夏天的周末，杨蓉娅去幼儿园接女儿回家，当看到孩子身上布满了蚊虫叮咬后的大包小包, 那一刻，她的眼泪止不住的掉下来。“我不是个好母亲，因为我没时间照顾家和孩子; 我也不是个好女儿，现在母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我一直想多陪陪她，却始终没有太多的时间。”
“小车不倒只管推”，杨蓉娅常常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仿佛是性格决定了你一生的事业之路，一路前行，停不下来。” 或许是天生不会“偷懒”的性格让她不断透支着健康，2009年，杨蓉娅因患肿瘤而大病一场。但她说，这次生病或许是一次命运的安排，让自己稍稍放慢些步子、歇一歇脚。然而手术后不久，身体刚刚恢复，她还是依然如故的工作。
放弃了这么多，有遗憾吗？面对记者的这个问题，她说，有时候，也很希望过另外一种人生。“在乡下有自己的一片地，种点蔬菜，刨个坑，撒点种，浇点水施点肥，收获的时候绑成一捆捆的，拿出去卖，过过淡然的田园生活，晚上的时候就写写书，与世无争，那该多好啊。”讲这话的时候，杨蓉娅微微歪起头, 她凝视着, 微笑着，眼前的她，不像叱咤风云的女将军，只是一个拥有着浪漫梦想的普通女子。
责任编辑 张小华
很少有人能拥有像她这么丰富的人生，用她自己的话说：“工农教学兵医”全干过。作为知青下乡插过队，在炼油厂当过工人，大学毕业后留校当过教师。现在的她是一名军医，并且还是备受瞩目的“女少将”、全国人大代表。难怪有人说，她是“用五十年的时间走完了五百年的历程”。
她白手起家，将一个只有两间诊室、三名医生的小小科室发展成为拥有上百名医护人员的全军皮肤损伤修复研究所；她带领攻关小组，在临床一线的实干中搞科研，获得了军队及地方多项医疗成果奖。作为连续四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她认真履职，积极建言献策，20年来共参与提交议案和建议170多件。
她就是杨蓉娅，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兼皮肤科主任、博士生导师、皮肤激光美容整形中心主任、全军皮肤损伤修复研究所所长。
“我是一名军人”
1988年，杨蓉娅研究生毕业，成为北京军区总医院皮肤科的一名医生。当时，她是北京军区引进的第一位皮肤专业硕士研究生，面对未来，年轻的她憧憬满怀、踌躇满志。
然而，现实却向她迎头泼了盆冷水。回想起来，杨蓉娅常用“两间房，三条枪”来形容那时的情景：就3名医生，其中2名还是护改医的，两间小诊室，没有病房，一台日本产的单筒显微镜就算是科室唯一的“高科技”设备了。科室条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看病也只能看看简单的皮炎湿疹及癣症。搞科研，简直是无从谈起。
面对这样一个让人心寒的工作环境条件，杨蓉娅不止一次地失落过。满腔热情不知从何施展，梦想仿佛离自己是那么的遥远。
“我既然来了，就不能将时间蹉跎于抱怨和后悔”。她知道，条件不是等来或找院领导要来的，科室要想发展、要受到医院的重视，先要自己干出点成绩来。
“当时的想法是，要学本领。”杨蓉娅先是到北京协和医院进修临床一年。之后又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纽约大学医学中心学习皮肤病理及皮肤外科两年。
在美留学的生活，并不像外人想象得那么令人艳羡。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需2次换乘地铁，七点钟就得进工作室开始跟着导师阅读病理切片，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离开。在导师和同学们眼中，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总是“那么勤奋，那么安静”。
杨蓉娅留学时期的导师是世界著名的皮肤病理学会主席阿克曼教授。在来自各国众多的学生中，开始，教授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她。直到有一次，杨蓉娅在协助导师工作时，导师问她在显微镜下看到了什么，她马上用英文报出该病理切片所显示的病种、在计算机内的诊断代码及该病的临床表现及鉴别诊断等。导师惊讶地盯着她良久，高兴地说：“Doctor Yang，you are so great.(杨医生,你太了不起了)”。因为病理切片病种复杂、分类繁多，导师自己编制的这一套计算机诊断程序，不要说记住它的诊断名词及代码，能看懂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为了学到这套诊断技术，她白天留心观察记录，晚上用心整理和记忆。
为了支付高昂的生活开支，在繁忙的学习之余他还要出去打工。她周末在教堂做过穿珠子、编织首饰等手工活，穿到两眼发花，手上被勒出血痕、磨出血泡；她在体育场地下服装店卖过T恤等体育运动品，从学校步行40分钟到店里一站又是几个小时，动辄就会遭到老板的大声训斥；她也在中餐馆打过工，负责后厨打包，由于人手少生意忙，动作稍慢餐盒和订单就会在她面前堆成小山。一次手忙脚乱中，一大盒滚烫的鸡汤浇在了大腿上，情急中手扯衣裤，不料顺手指印起了一大片水泡，痛得钻心。她最终没舍得去医院，就简单地自己用纱布包扎一下，躺在床上一个星期，没少流泪。至今，腿上还留有这伤痛的记忆。
这些经历，她至今回想起来并没有抱怨。她相信，所有生命中的经历和体验都是财富，在磨练着自己，也在丰富着自己。“就算是海边淡淡的咸味，你如果不到海边去，你就无法亲自感受。”
两年学习期满后，导师希望她留下，面对优厚的待遇和先进的工作及科研条件，杨蓉娅还是婉拒了。“当时脑海中并没有多么宏大的口号，或是什么样的豪言壮语，只是简单的一个想法：我是一名军医。”
立下军令状
当医生救死扶伤，是杨蓉娅从小的梦想。出生在大西北一个普通干部的家庭。小时候，父母身体都不好，“十年浩劫”中又被长期关押在牛棚，身体备受摧残。杨蓉娅读小学时也患有严重的风湿病，曾经一度不能下床险些辍学。“那个时候，我多么希望自己就是一名精通医术的医生，治好自己和亲人的病痛。”1978年春天，刚刚恢复的高考给了杨蓉娅实现梦想的机会。此时的她已经在兰州炼油厂某分厂做了一年多的党办秘书。而之前，她到农村插队，干了两年农活，还入了党。填写高考志愿时，她一口气全填写了医学院校。在大学里，热爱文学的她在日记本上写下诗一样的语言：“像鸟儿飞进丛林、像鱼儿游进大海，翱翔在知识的殿堂。”
以每学期“三好学生”、每学年全优的成绩结束了5年的大学生活，杨蓉娅被选拔留校任教。两年后她又考入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攻读皮肤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中国老一辈皮肤病专家宁誉教授。1988年，作为北京军区皮肤病专业的第一个研究生，杨蓉娅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
1996年初，也就是美国留学归来的第二年，原来隶属于医院门诊部的皮肤病专业独立建科，杨蓉娅被任命为皮肤科主任，也是当时医院里最年轻的科主任。
当时的科室工作环境及科研条件依然很简陋，人手也少，杨蓉娅就带领大家一边工作一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发现新病种，解决疑难病，立足临床搞科研。
2000年4月，一对辗转求医9年的父母，带着19岁的女儿来到北京军区总医院皮肤科。女孩全身皮肤严重溃烂，高烧不退，生命垂危。通过皮损组织病理及真菌培养，发现一种形状怪异的病原菌，她们以往从未见过，资料上也找不到答案。十万火急，她迅速组织科室人员成立救治科研小组，一方面联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日本千叶大学等权威机构做菌种鉴定，另一方面组织院内和院外的大会诊。最终菌种被鉴定为“毛孢子菌属”中的“阿萨希毛孢子菌”，属于国际罕见、国内首见的新菌种。当时的医学资料显示，由该菌所引起的“播散性毛孢子菌病”在国外仅有数例报道，而无一例救治成功。
出于对事业的热爱和职业敏感性，杨蓉娅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去趟一趟这条艰辛的路。她说，每收下一个疑难病患者，就是立下了一份军令状，不管结果如何，都要竭尽全力，永不放弃。经过夜以继日的观察研究，杨蓉娅和同事们大胆尝试，选择了一种作用强大的抗真菌新药来控制患者病情。经过7个月的精心救治，奇迹出现了，患者病情得到有效控制，不久后康复出院了！
“要抓紧，慢了就来不及”
奇迹的背后凝聚着多少心血，只有与她朝夕相处的同事最清楚。在医院，她是公认的科研攻关高手、快手。杨蓉娅常说：“要抓紧，慢了就来不及了”。她至今记得一件让她刻骨铭心的事情。
1992年出国前夕，杨蓉娅见到了一位病人：“是个年轻的战士，右腿溃烂已经9年了，是真菌感染性疾病，但没人知道是什么病原菌引起的感染。”杨蓉娅一直带着这位战士到多家医院会诊、化验和真菌培养，但是都没有给出肯定的结果，治疗上也根本无从下手。很多年后才知道当时引起那名战士感染的病原菌就是毛孢子菌。“不久之后我就出国了，走之前把这名患者移交给了兄弟医院。两年后我从美国回来，想方设法四处打听才知道，他在复原转业前右腿被截肢，他残疾了！”
杨蓉娅说，这是她一生的遗憾。
2000年，小女孩的出现给了杨蓉娅一次弥补遗憾的机会，也开始了她漫漫11年毛孢子菌病的研究历程。这场科研攻坚战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硬仗”。由于科里临床医疗任务繁重，没有专门的科研时间，她们就加班加点。一起工作的护士长早已记不得杨主任熬过多少个通宵，加过多少次班了。“有一次，杨主任做一个皮肤外科手术，病人已经躺在了手术床上，我像往常一样给病人消过毒，打上麻药，刚把手术刀递到杨主任手里的时候，只听扑通一声，杨主任一头栽倒在我面前，晕了过去……”后来她才知道，那是因为杨蓉娅夜里通宵做实验，没来得及吃早饭就又上早班了，因为低血糖晕倒了。
没日没夜地泡在实验室，饿了吃点面包、方便面，累了就在诊室过道的沙发上休息一会儿。从诊室回家只是一楼之隔，她竟然半个多月没有进过家门，更顾不上照顾还在读小学的女儿。由于营养不良、超负荷的工作及压力，使她一度患上了疲劳综合症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她打着吊瓶，看着资料。4年多的时间，她和同事们完成了多项系列研究，发现并建立了我国第一株“阿萨希丝孢酵母”菌株，为国家菌种库增添了一项新菌种，并被国际基因库收录，成功治愈了我国首例播散性毛孢子菌病患者，初步建立了一套播散性毛孢子菌病诊断治疗标准，研究成果于2004年获得了全军医疗成果一等奖。
但她还是没有就此止步，“我想把这个病研究全，研究到底，这样别的医生遇见了这个病，马上就能直接展开治疗。”
到现在，杨蓉娅的柜子里依旧存有当时那名战士的病例资料及病理切片。她的话语流露出一位医生的责任：“当听说那名战士因治不好腿而被截肢后，我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觉得没有帮到他，但我还是很想知道他现在怎样了？他现在过得还好吗？我总觉得我还能找到他。”
当代表不只是鼓鼓掌
军人和医生的双重角色赋予了杨蓉娅更为强烈的责任感。她先后担任第八、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但在她的心里，作为人大代表实际上并不轻松。
“说实话，我们有些好奇，一个在部队医院工作的人大代表，在参与向人代会提交的建议和议案中，除了自己所在的领域，竟然还涉及到其他十几个领域。作为医院领导、学科带头人，能想象得到她平日工作会有多繁忙，难道她有什么过人的精力和能量？” 采访过她的媒体记者这样说。
杨蓉娅把自己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责任归结于两点：一是主动积极而且有准备地参政议政。她是要提交议案的，而不是在大会召开期间，只是举举手，鼓鼓掌。二是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民情民意。
每份议案的背后都凝聚着心血。她设计调查问卷，广泛听取意见；她下基层，走访驻地医院、野战医院、卫生所、干休所、人武部及基层连队，这些年来她行程8万多公里。有一次，她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大雪严寒，4天时间里跑了10多个基层医疗单位(点)，有3个晚上是在火车上度过的，而且还发着高烧。
看到自己提出的建议和议案有了结果，特别是一些建议案中提到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是她最快慰的事。比如，近些年来，部队官兵精神病患者的发病率有所增高，一些不能治愈的精神病患者又常年积压在部队, 逐渐成为影响和制约部队建设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难点”。通过调查，她发现，“难”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部队训练强度、难度越来越大，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来自多方面越来越大的压力，促使部队官兵患精神分裂症的人也较以前有明显增加，这部分人如果不能像社会人那样予以评残，回归社会就非常困难。不仅无法享受地方民政所给与的相应的残疾补贴, 这就意味着部队精神病患者的出口很小，而随着数量上的越积越多，部队所背的包袱也将会越来越重；另一方面，精神病是一个特殊病种，在医疗保障中的实际经费投入要远远大于上级下拨标准经费。部队医院承担的精神病患者越多，医院为此投入的经费也就越大，医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针对这一情况，在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杨代表提出了《关于尽快为军队精神病患者评残的建议》，呼吁军队与地方尽快接轨。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她再次提出这个建议后，引起了解放军总部和国家民政部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组成了专门调研组，就此问题进行了联合调研，最终有关部门同意将部队精神病列入评残范围，计划由国家财政和军队共同提供经费补助，将重症精神病员移交地方民政部门所属精神病院集中安置。到了十届人大，这个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在今年的“两会”上，她又带来了《应加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管理法”》、《关于制定“医疗急救法”的建议》等多项议案和建议。
有人用“雕刻完美”来形容杨蓉娅。但是，她却常说自己“不合格”。对于家人，她始终心怀愧疚。女儿刚出生不久她就出国留学，回国后，孩子根本不认识妈妈。上幼儿园期间，由于工作太忙，孩子在幼儿园一住就是一个月。一个夏天的周末，杨蓉娅去幼儿园接女儿回家，当看到孩子身上布满了蚊虫叮咬后的大包小包, 那一刻，她的眼泪止不住的掉下来。“我不是个好母亲，因为我没时间照顾家和孩子; 我也不是个好女儿，现在母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我一直想多陪陪她，却始终没有太多的时间。”
“小车不倒只管推”，杨蓉娅常常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仿佛是性格决定了你一生的事业之路，一路前行，停不下来。” 或许是天生不会“偷懒”的性格让她不断透支着健康，2009年，杨蓉娅因患肿瘤而大病一场。但她说，这次生病或许是一次命运的安排，让自己稍稍放慢些步子、歇一歇脚。然而手术后不久，身体刚刚恢复，她还是依然如故的工作。
放弃了这么多，有遗憾吗？面对记者的这个问题，她说，有时候，也很希望过另外一种人生。“在乡下有自己的一片地，种点蔬菜，刨个坑，撒点种，浇点水施点肥，收获的时候绑成一捆捆的，拿出去卖，过过淡然的田园生活，晚上的时候就写写书，与世无争，那该多好啊。”讲这话的时候，杨蓉娅微微歪起头, 她凝视着, 微笑着，眼前的她，不像叱咤风云的女将军，只是一个拥有着浪漫梦想的普通女子。
责任编辑 张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