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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镇化是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在快速发展的西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却遭遇着自我身份认同、思想观念认同，行为选择认同等困境。如何科学、合理、有效地应对这些危机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具有其现实价值。
【关键词】西部地区 城镇化 农民 认同危机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3JK0055）。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城镇化不可能孤立进行。有学者指出：城镇化中处理好农民问题，城镇化进程就会事半功倍。反之，则会延缓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和现代化进程。[1]
西部地区城镇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根据美国地理学家J.R.佛里德曼的“核心边缘”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国家都是由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组成。中国的东部具有明显优势，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经济基础相对发达，人力资本聚集效应明显，属于国家发展的核心区域。而中国西部地区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的40%，属于国家发展的边缘区域。
1.西部地区城镇化的现状
据有关资料显示：西部地区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56%，人口占全国的22.8%（2009年），但是，其城镇化水平仅为21.5%，落后全国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这不仅严重阻碍了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制约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城镇分布空间的非均衡性。在西部地区区域内部的城镇化水平是不平衡的。据陕西省统计局提供的最新数据：2012年，陕西省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0.02%，比上年提高2.72个百分点，提升速度在全国31个省市中居第一。[2]内蒙古的城镇化率为 57.7%，而西藏城镇化率仅为22.7%。第二，城镇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不相协调。通过西部地区横纵向对比，我们发现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质与量并不相称，即城镇数量不断增多，城镇规模不断扩大，然而人口素质提升幅度较慢，城镇空间结构分布存在一定问题，城镇规划缺乏前瞻性与长远性，城镇各项配套措施远远不能满足人口数量剧增而产生的各种需求。第三，城镇化发展政府行政色彩浓厚。城镇化的发展不是单纯的政府行政行为，而是应该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但是，在城镇化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不少地区为了追求所谓的城镇化率，不仅盲目增加城镇的数量，扩大城镇的规模，而且只单纯响应国家的宏观指导，而不顾农民的现实需求。这种人为拔高城镇定位的政府行政色彩，加剧了各种矛盾和农民的认同危机。
2.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但是，在西部城镇化的实践中却存在着明显的问题。
⑴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
城镇作为优于农村的集中地，其实质是缩小和消灭城乡差别，最终改变农村落后状态，使农村与城镇同步均衡发展，最后实现城乡一体化。从发达国家城镇化的经验来看，良好的经济发展是城镇化的有力后盾。周一星通过对世界城市化进程分析发现：只有少数国家，比如科威特、新加坡、瑞士、乌拉圭等国家因受某种特殊因素的影响，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外，其余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率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一种十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3]。然而，我们却看到，中国的西部地区因城镇化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其生活水平却低得多，城镇化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不协调的一面。
⑵城镇化的扩张伴随大量社会矛盾的滋生
一些学者指出：交通拥堵、 生活成本提高、大量贫民出现、生态环境破坏等“城市病”是城市过度扩张的结果。马克思也曾这样描述：“在伦敦，拥有一万人以上的贫民窟约有20个，那里的悲惨景象是英国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见的，就说是地狱生活， 也不算过分。这种环境对成年人是令人堕落的，对儿童则有毁灭的作用，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4]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地理条件都不如东部， 这本身制约了西部经济的发展，随着城镇化量的不断扩张，失去土地的农民被置入到城镇时，城镇的经济发展还不足以接纳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面对激烈的竞争，当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时，社会矛盾的滋生成为一种必然。
⑶农民——市民角色的转换并未使其素质得到提升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必然遭受割舍传统的痛苦和面临现代的震荡，其表现之一就是农民——市民化角色的转换。从物质方面看，城镇文明向农村地区的扩散促使了农业生产率提高，广大农村逐步实现了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从封闭向开放、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精神方面看，城镇文明和价值理念向农村的渗透，不仅使农民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产生了一定的变化，更在行为上推动了农民向城镇的流动。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民，在现代化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洪流中，实现了职业、身份的市民化转换。然而，这种角色的转换并未使其传统农村社区居住方式、农民的交往方式、人际关系网络等发生相应变化，这就制约了其综合素质的提升，与城镇化的进程呈现不相协调的一面。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认同危机的困境
城镇化的发展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对于农民而言，这是一种充满喜悦与痛苦的矛盾转变过程。这也必然使农民遭遇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情况。
1.自我身份认同危机
所谓身份，主要是指人的出身和社会地位。在中国，个体社会成员之间的身份是诠释、理解及建构一切社会组织生活的基本依据，并在实践中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中。人总是处于和他人的关系中，“身份”就关乎个体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怎样建立“自身”。因此，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个体的心理过程，是一个连接客观结构与意义世界的综合概念，是个体行动的指南，也是社会运行的基础。[5] 农民作为农业生产劳动者，土地是其赖以生存、生活的永久性基本生产资料，传统农村社区一切活动和利益关系都是建立在以土地为核心的乡村文明基础之上的。 然而，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要以出让赖以生存的土地为代价，支持城镇的发展与建设，可以说，农民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换。面对还不熟悉的城市运行规则和激烈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其情感和价值意义的迷惘感，造成了农民自我身份认同危机的出现。
2.思想观念认同危机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已变化，西部地区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得到空前的解放与更新，呈现出多样、多元、多变的特点。然而，西部地区城镇化像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化一样，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被动城市化的过程，即：农民主观上不愿意被城镇化或还没做好城镇化的准备，但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无法抵挡或逃避城镇化强大力量的冲击，由此不得不放弃农业生产方式和乡村生活方式，最终被置入到城镇之中，无奈地完成生活空间上从乡村到城市、社会身份上从农民到市民的巨大转变和艰难抉择。被置入城镇化进程之中，农民的思想信仰、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等都出现了困惑与迷惘，由此呈现出科学正确思想与偏颇错误思想的相互交织，高尚文明思想与低级庸俗思想的共存。比如，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众多的农民对一些封建迷信、宗教崇拜等保持依恋，从而构建一种对走向没落村庄的记忆，以此去维系对原先社区民众的情感，增强对曾生活过农村社区的认同感。
3.行为选择认同危机
近年来我们发现，随着城镇化进程中的加快，农民行为非理性、过激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期，各类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化，如城镇化中的环境保护问题；政府经营城镇过程中的征地与补偿；政府在批租土地、设立开发区中，通过低价征收土地和高价批租土地的方式获得巨大收益等问题比比皆是。但是，当这种利益博弈最终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时，那么这种利益的调整就为社会的剧烈冲突埋下了伏笔。比如2012年2月14日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揉谷镇姜嫄村农民烧毁村支部办公室事件，就是因为农民怀疑村干部私分土地承包款，而他们也曾多次向相关政府部门反映情况，但都未引起重视，直到事件发生，造成村委会损失十几万元。[6]事实上，城镇化进程中，每一种非理性事件的出现看似偶然，其实在其背后都有必然的因素，特别是当利益分配不公，农民话语权较小并且利益表达机制不顺畅时他们才会转而通过过激行为来发泄不满。
化解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认同危机的出路
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表明，越是多样化的社会，就越需要重塑与整合其社会成员的观念。积极有效促进农民认同危机的调适，就能避免农民认同危机的出现，从而为城镇化进程创造良好条件。
1.整合农民的价值认同
价值认同是指价值主体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对话、沟通、交往、互动，不断调适自身的价值结构以顺应社会价值规范的过程。它表现为社会成员对社会共同的价值规范的一种自觉接受、自觉遵循的态度，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够以某种社会共同的价值要求作为标准来规范自己的活动，并使之内化为自己实际行为的自觉的价值取向。[7] 随着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日渐加快，传统农民的角色不断向现代农民转换，农民的价值观念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他们的需求层次也相应地提高，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物质性需求的增加，而是更加渴望先进的城镇文明的熏陶，更加渴望能够融入到城镇的洪流之中。
针对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作为价值主体思想观念趋于多元的现实，要通过培养和提高农民的辨别力、判断力、选择力和批判力，使他们能够在多元价值取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在比较中学会选择，特别是能够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排除各种信息干扰，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念，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
2.促进农民的政治认同
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政治认同不仅包括农民对党在农村执政权获得途径的认同、行使过程的认同，还包括执政效果的认同，主要表现为党给农民带来的实际利益的认同，即党是否能够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和是否拥有增进农民利益的执政能力。在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大规模征用，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个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土地如何实现可持续利用，失去土地的农民如何保障他们的根本利益，如何让城镇化中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增收等等问题就成为了当前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新问题。
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农民整体素质较低，这从根本上制约着农民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管理的水平。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会削弱农民对党和政府的认同，从而导致农民信任危机的出现。所以，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促进农民的政治认同，关键在于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能够符合最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策，并且能有效保障农民的权益。这不仅是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而且对于西部地区的政治稳定与和平秩序起着重要的作用。
3.重建农民的文化认同
城镇化进程不仅改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环境、农民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而且也导致了农村传统的伦理道德失范、社会正义感淡化、责任感义务感消弭、是非观荣辱观混乱，失去了精神家园的农民心灵处于游离状态，这就需要从根本上重建农民的文化认同。
亨廷顿指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重构农民的文化认同，就是在保留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帮助农民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导下，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文化。正如德国学者李斯特指出：“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的人们拥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荣誉’；他们……‘一起缅怀过去，憧憬未来’，‘荣辱与共’。共同体中的人们不论身处何地，都会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情怀。”其实，不管是农民现代意识的增强还是文明观念的提升都需要借助文化的内聚力来维护本体身份的连续过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民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现代性超越，使其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积极的推动者，从而更好地接纳城镇文明，融入城镇。
参考文献：
[1]陈锡文.孤立城镇化不可持续[EB/OL].中国投资咨询网，2012-03-26.
[2]陈刚.陕西省城镇化率突破50%[EB/OL].新华网，2013-02-12，09：26.
[3]吴晓燕，赵普兵. 城市化：比较中的路径探索[J].吉首大学学报， 2013（05）：30-39.
[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28.
[5]刘冬梅.统筹城乡视野下农民工身份认同重塑与调适[J].农业经济，2010（02）：78-79.
[6]马小茹，张全省.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及预防处置策略[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1）：16-21.
[7]于江，钟玉海.论“认同”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J].求实，2010（12）：97-100.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政治与管理学院 陕西咸阳
【关键词】西部地区 城镇化 农民 认同危机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3JK0055）。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城镇化不可能孤立进行。有学者指出：城镇化中处理好农民问题，城镇化进程就会事半功倍。反之，则会延缓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和现代化进程。[1]
西部地区城镇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根据美国地理学家J.R.佛里德曼的“核心边缘”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国家都是由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组成。中国的东部具有明显优势，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经济基础相对发达，人力资本聚集效应明显，属于国家发展的核心区域。而中国西部地区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的40%，属于国家发展的边缘区域。
1.西部地区城镇化的现状
据有关资料显示：西部地区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56%，人口占全国的22.8%（2009年），但是，其城镇化水平仅为21.5%，落后全国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这不仅严重阻碍了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制约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城镇分布空间的非均衡性。在西部地区区域内部的城镇化水平是不平衡的。据陕西省统计局提供的最新数据：2012年，陕西省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0.02%，比上年提高2.72个百分点，提升速度在全国31个省市中居第一。[2]内蒙古的城镇化率为 57.7%，而西藏城镇化率仅为22.7%。第二，城镇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不相协调。通过西部地区横纵向对比，我们发现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质与量并不相称，即城镇数量不断增多，城镇规模不断扩大，然而人口素质提升幅度较慢，城镇空间结构分布存在一定问题，城镇规划缺乏前瞻性与长远性，城镇各项配套措施远远不能满足人口数量剧增而产生的各种需求。第三，城镇化发展政府行政色彩浓厚。城镇化的发展不是单纯的政府行政行为，而是应该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但是，在城镇化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不少地区为了追求所谓的城镇化率，不仅盲目增加城镇的数量，扩大城镇的规模，而且只单纯响应国家的宏观指导，而不顾农民的现实需求。这种人为拔高城镇定位的政府行政色彩，加剧了各种矛盾和农民的认同危机。
2.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但是，在西部城镇化的实践中却存在着明显的问题。
⑴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
城镇作为优于农村的集中地，其实质是缩小和消灭城乡差别，最终改变农村落后状态，使农村与城镇同步均衡发展，最后实现城乡一体化。从发达国家城镇化的经验来看，良好的经济发展是城镇化的有力后盾。周一星通过对世界城市化进程分析发现：只有少数国家，比如科威特、新加坡、瑞士、乌拉圭等国家因受某种特殊因素的影响，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外，其余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率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一种十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3]。然而，我们却看到，中国的西部地区因城镇化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其生活水平却低得多，城镇化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不协调的一面。
⑵城镇化的扩张伴随大量社会矛盾的滋生
一些学者指出：交通拥堵、 生活成本提高、大量贫民出现、生态环境破坏等“城市病”是城市过度扩张的结果。马克思也曾这样描述：“在伦敦，拥有一万人以上的贫民窟约有20个，那里的悲惨景象是英国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见的，就说是地狱生活， 也不算过分。这种环境对成年人是令人堕落的，对儿童则有毁灭的作用，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4]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地理条件都不如东部， 这本身制约了西部经济的发展，随着城镇化量的不断扩张，失去土地的农民被置入到城镇时，城镇的经济发展还不足以接纳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面对激烈的竞争，当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时，社会矛盾的滋生成为一种必然。
⑶农民——市民角色的转换并未使其素质得到提升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必然遭受割舍传统的痛苦和面临现代的震荡，其表现之一就是农民——市民化角色的转换。从物质方面看，城镇文明向农村地区的扩散促使了农业生产率提高，广大农村逐步实现了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从封闭向开放、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精神方面看，城镇文明和价值理念向农村的渗透，不仅使农民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产生了一定的变化，更在行为上推动了农民向城镇的流动。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民，在现代化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洪流中，实现了职业、身份的市民化转换。然而，这种角色的转换并未使其传统农村社区居住方式、农民的交往方式、人际关系网络等发生相应变化，这就制约了其综合素质的提升，与城镇化的进程呈现不相协调的一面。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认同危机的困境
城镇化的发展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对于农民而言，这是一种充满喜悦与痛苦的矛盾转变过程。这也必然使农民遭遇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情况。
1.自我身份认同危机
所谓身份，主要是指人的出身和社会地位。在中国，个体社会成员之间的身份是诠释、理解及建构一切社会组织生活的基本依据，并在实践中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中。人总是处于和他人的关系中，“身份”就关乎个体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怎样建立“自身”。因此，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个体的心理过程，是一个连接客观结构与意义世界的综合概念，是个体行动的指南，也是社会运行的基础。[5] 农民作为农业生产劳动者，土地是其赖以生存、生活的永久性基本生产资料，传统农村社区一切活动和利益关系都是建立在以土地为核心的乡村文明基础之上的。 然而，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要以出让赖以生存的土地为代价，支持城镇的发展与建设，可以说，农民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换。面对还不熟悉的城市运行规则和激烈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其情感和价值意义的迷惘感，造成了农民自我身份认同危机的出现。
2.思想观念认同危机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已变化，西部地区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得到空前的解放与更新，呈现出多样、多元、多变的特点。然而，西部地区城镇化像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化一样，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被动城市化的过程，即：农民主观上不愿意被城镇化或还没做好城镇化的准备，但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无法抵挡或逃避城镇化强大力量的冲击，由此不得不放弃农业生产方式和乡村生活方式，最终被置入到城镇之中，无奈地完成生活空间上从乡村到城市、社会身份上从农民到市民的巨大转变和艰难抉择。被置入城镇化进程之中，农民的思想信仰、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等都出现了困惑与迷惘，由此呈现出科学正确思想与偏颇错误思想的相互交织，高尚文明思想与低级庸俗思想的共存。比如，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众多的农民对一些封建迷信、宗教崇拜等保持依恋，从而构建一种对走向没落村庄的记忆，以此去维系对原先社区民众的情感，增强对曾生活过农村社区的认同感。
3.行为选择认同危机
近年来我们发现，随着城镇化进程中的加快，农民行为非理性、过激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期，各类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化，如城镇化中的环境保护问题；政府经营城镇过程中的征地与补偿；政府在批租土地、设立开发区中，通过低价征收土地和高价批租土地的方式获得巨大收益等问题比比皆是。但是，当这种利益博弈最终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时，那么这种利益的调整就为社会的剧烈冲突埋下了伏笔。比如2012年2月14日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揉谷镇姜嫄村农民烧毁村支部办公室事件，就是因为农民怀疑村干部私分土地承包款，而他们也曾多次向相关政府部门反映情况，但都未引起重视，直到事件发生，造成村委会损失十几万元。[6]事实上，城镇化进程中，每一种非理性事件的出现看似偶然，其实在其背后都有必然的因素，特别是当利益分配不公，农民话语权较小并且利益表达机制不顺畅时他们才会转而通过过激行为来发泄不满。
化解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认同危机的出路
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表明，越是多样化的社会，就越需要重塑与整合其社会成员的观念。积极有效促进农民认同危机的调适，就能避免农民认同危机的出现，从而为城镇化进程创造良好条件。
1.整合农民的价值认同
价值认同是指价值主体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对话、沟通、交往、互动，不断调适自身的价值结构以顺应社会价值规范的过程。它表现为社会成员对社会共同的价值规范的一种自觉接受、自觉遵循的态度，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够以某种社会共同的价值要求作为标准来规范自己的活动，并使之内化为自己实际行为的自觉的价值取向。[7] 随着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日渐加快，传统农民的角色不断向现代农民转换，农民的价值观念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他们的需求层次也相应地提高，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物质性需求的增加，而是更加渴望先进的城镇文明的熏陶，更加渴望能够融入到城镇的洪流之中。
针对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作为价值主体思想观念趋于多元的现实，要通过培养和提高农民的辨别力、判断力、选择力和批判力，使他们能够在多元价值取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在比较中学会选择，特别是能够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排除各种信息干扰，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念，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
2.促进农民的政治认同
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政治认同不仅包括农民对党在农村执政权获得途径的认同、行使过程的认同，还包括执政效果的认同，主要表现为党给农民带来的实际利益的认同，即党是否能够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和是否拥有增进农民利益的执政能力。在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大规模征用，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个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土地如何实现可持续利用，失去土地的农民如何保障他们的根本利益，如何让城镇化中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增收等等问题就成为了当前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新问题。
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农民整体素质较低，这从根本上制约着农民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管理的水平。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会削弱农民对党和政府的认同，从而导致农民信任危机的出现。所以，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促进农民的政治认同，关键在于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能够符合最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策，并且能有效保障农民的权益。这不仅是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而且对于西部地区的政治稳定与和平秩序起着重要的作用。
3.重建农民的文化认同
城镇化进程不仅改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环境、农民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而且也导致了农村传统的伦理道德失范、社会正义感淡化、责任感义务感消弭、是非观荣辱观混乱，失去了精神家园的农民心灵处于游离状态，这就需要从根本上重建农民的文化认同。
亨廷顿指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重构农民的文化认同，就是在保留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帮助农民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导下，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文化。正如德国学者李斯特指出：“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的人们拥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荣誉’；他们……‘一起缅怀过去，憧憬未来’，‘荣辱与共’。共同体中的人们不论身处何地，都会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情怀。”其实，不管是农民现代意识的增强还是文明观念的提升都需要借助文化的内聚力来维护本体身份的连续过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民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现代性超越，使其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积极的推动者，从而更好地接纳城镇文明，融入城镇。
参考文献：
[1]陈锡文.孤立城镇化不可持续[EB/OL].中国投资咨询网，2012-03-26.
[2]陈刚.陕西省城镇化率突破50%[EB/OL].新华网，2013-02-12，09：26.
[3]吴晓燕，赵普兵. 城市化：比较中的路径探索[J].吉首大学学报， 2013（05）：30-39.
[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28.
[5]刘冬梅.统筹城乡视野下农民工身份认同重塑与调适[J].农业经济，2010（02）：78-79.
[6]马小茹，张全省.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及预防处置策略[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1）：16-21.
[7]于江，钟玉海.论“认同”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J].求实，2010（12）：97-100.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政治与管理学院 陕西咸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