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十年前祷告香港顺利过渡
每一个到香港的人都会来到太平山顶俯瞰维多利亚港的美丽景色。这让我想起，10年前，我也同样站在这里，进行关于香港回归的报道。十年过去了，虽然眼前的景色依旧，但是每个人都清楚香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而身处这改变核心的就是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曾荫权先生。在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他在百忙中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而地点就选择在前港督府，也是现在香港政府的礼宾府。
曾荫权：一个牌子，我从来只买一个牌子的表，买了这个是保值。
采访中我们感受到，每当谈起家人，曾荫权的言语神情都会变得分外亲切。闲谈中，已经63岁的曾荫权说好想早一天抱孙子，但又不好对年轻人太过催促了。 生活中的曾荫权盼望早日扮演祖父的角色，而在40年的公务员生涯中，他其实也在不断适应角色的转换。
一天只关注走一步
1967年，23岁的曾荫权怀揣中学学历敲开了香港公务员队伍的大门，37岁获得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并以优异成绩毕业，此后在香港政坛平步青云。1995年，成为港英政府首位华人财政司司长。虽然是港英政府一手栽培起来的公务员，但面临回归，曾荫权选择继续留在香港。97回归，既有离开母体多年最终得以归属的骄傲，同时也有对未来不安的种种猜测。这种矛盾复杂的心境，在当时香港公务员队伍中普遍存在。
曾荫权：有一段时期，特别是1996年、1997年，很多人讲了，曾荫权一定不能过渡。
杨澜：为什么呢？
曾荫权：他们讲这个人特别英国化，他是英国的角色。还有呢，公务员讲英文，思维是外国人思维。一般的老百姓对这个转变，心里还是有担心的。这个事我们当时要理解的。
杨澜：担心什么呢？
曾荫权：担心有改变，以前没有宪法，现在有宪法；以前是英国人在统治，我们不需要自己管自己的事，现在香港人在做香港的事。做不做得好，领导是新的，特别是外国人对这个事情很多疑问。你看看1995年，《FORTUNE》（《财富》）讲的是香港已死了，“THE DEATH OF HONGKONG”。我现在还没有忘记，外国人对我们的前途有不同的看法。
香港回归后，曾荫权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思维，凭借硬朗果断而又务实应变的执政风格，成为香港政坛“常青树”。无数港人从曾荫权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也萌发对未来的憧憬。在他们看来，曾荫权的成功史，正是千万港人的奋斗史，也是他们所推崇的“香港精神”的真实写照，这使得曾荫权与多出自名门望族的同僚们相比，在普通市民中更具亲和力：2007年3月，曾荫权以超过80%的高得票率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
杨澜：有人说香港的公务员队伍当中也是藏龙卧虎。论个人的形象、政治的技巧、媒体的关系啊，最初您并不是突出的一个，但是最终您登上了香港公务员的顶峰，你认为秘诀在什么地方？
曾荫权：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吧。在美国纽约有个63岁的老人家，他说要走路去几千里外的迈阿密，最后他到达了目的地。当有人问为什么会做到时，他讲，我一天只关注走一步，走一步不需要很大的勇气，走完一步，走第二步、第三步，就这样走完了。我对于我自己几十年来的工作，感觉是一样的。
杨澜：我们知道，从公务员、财长、政务司长、到特首，这中间仍然有一个质的变化，作为一个特首，你必须对香港的发展和规划，有自己的规划和眼光。你从一个接受命令的人要变成一个发布命令的人，这当中对于你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你怎么看待这个变化？
曾荫权：这个变化发生不容易，对我讲是困难的。我一直是四十年的公务员的身份，就是对事情比较客观严肃，还有是用理性的方法。从来不允许自己的感情走进自己的决定，做政策是最需要这种方法。但是做特首的要求是不同的，特别是基层的老百姓，跟你说话，听来的事不太合理，但是对他们讲是十分重要的，所以选举的过程，我做了很多从来没有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派我的政纲传单，跑到人群，跑上楼，每家每家拜访，每家同他谈，听听他对我政纲的意见；还有在情人节当天我都派送花，有的年轻人不接受，他不知道我做什么东西。还有是最后我到巴士上面，用扩音机同香港市民讲话，讲了两次。
回归最大的变化是香港人了解我们是中国人
杨澜：您看时间过得这么快，十年的时间都过去了，回顾这十年，你觉得香港，特别是香港人发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曾荫权：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香港人了解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对我们将来的发展有信心。因为有了我们的坚持，可以维护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这个方位一定可以做很多事情，为国家实现现代化做很多事情。
杨澜：而且我感觉香港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够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曾荫权：我对香港市民有信心，他们有一股很大的力量，他们有永不言败的心理，斗志很强。特别是困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埋怨，诉了很多苦，但是他们继续地做下去。我对香港人有个信任感，我感到代表他们是我的骄傲，所以这几十年有这个一贯的信心跟着我，对我是很大的动力。
临别的时候，曾特首将他身上所佩带的象征着“香港精神”的龙的别针送给了我。到底什么是香港精神呢？有人说英雄不问出处，成功只在眼前，这是香港；也有人说务实、应变、勤奋、精进，这是香港。在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秉持这样的精神，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特别鸣谢阳光文化，本访谈录视频见东方卫视每周二20：00播出的《杨澜访谈录》）
每一个到香港的人都会来到太平山顶俯瞰维多利亚港的美丽景色。这让我想起，10年前，我也同样站在这里，进行关于香港回归的报道。十年过去了，虽然眼前的景色依旧，但是每个人都清楚香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而身处这改变核心的就是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曾荫权先生。在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他在百忙中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而地点就选择在前港督府，也是现在香港政府的礼宾府。
曾荫权：一个牌子，我从来只买一个牌子的表，买了这个是保值。
采访中我们感受到，每当谈起家人，曾荫权的言语神情都会变得分外亲切。闲谈中，已经63岁的曾荫权说好想早一天抱孙子，但又不好对年轻人太过催促了。 生活中的曾荫权盼望早日扮演祖父的角色，而在40年的公务员生涯中，他其实也在不断适应角色的转换。
一天只关注走一步
1967年，23岁的曾荫权怀揣中学学历敲开了香港公务员队伍的大门，37岁获得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并以优异成绩毕业，此后在香港政坛平步青云。1995年，成为港英政府首位华人财政司司长。虽然是港英政府一手栽培起来的公务员，但面临回归，曾荫权选择继续留在香港。97回归，既有离开母体多年最终得以归属的骄傲，同时也有对未来不安的种种猜测。这种矛盾复杂的心境，在当时香港公务员队伍中普遍存在。
曾荫权：有一段时期，特别是1996年、1997年，很多人讲了，曾荫权一定不能过渡。
杨澜：为什么呢？
曾荫权：他们讲这个人特别英国化，他是英国的角色。还有呢，公务员讲英文，思维是外国人思维。一般的老百姓对这个转变，心里还是有担心的。这个事我们当时要理解的。
杨澜：担心什么呢？
曾荫权：担心有改变，以前没有宪法，现在有宪法；以前是英国人在统治，我们不需要自己管自己的事，现在香港人在做香港的事。做不做得好，领导是新的，特别是外国人对这个事情很多疑问。你看看1995年，《FORTUNE》（《财富》）讲的是香港已死了，“THE DEATH OF HONGKONG”。我现在还没有忘记，外国人对我们的前途有不同的看法。
香港回归后，曾荫权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思维，凭借硬朗果断而又务实应变的执政风格，成为香港政坛“常青树”。无数港人从曾荫权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也萌发对未来的憧憬。在他们看来，曾荫权的成功史，正是千万港人的奋斗史，也是他们所推崇的“香港精神”的真实写照，这使得曾荫权与多出自名门望族的同僚们相比，在普通市民中更具亲和力：2007年3月，曾荫权以超过80%的高得票率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
杨澜：有人说香港的公务员队伍当中也是藏龙卧虎。论个人的形象、政治的技巧、媒体的关系啊，最初您并不是突出的一个，但是最终您登上了香港公务员的顶峰，你认为秘诀在什么地方？
曾荫权：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吧。在美国纽约有个63岁的老人家，他说要走路去几千里外的迈阿密，最后他到达了目的地。当有人问为什么会做到时，他讲，我一天只关注走一步，走一步不需要很大的勇气，走完一步，走第二步、第三步，就这样走完了。我对于我自己几十年来的工作，感觉是一样的。
杨澜：我们知道，从公务员、财长、政务司长、到特首，这中间仍然有一个质的变化，作为一个特首，你必须对香港的发展和规划，有自己的规划和眼光。你从一个接受命令的人要变成一个发布命令的人，这当中对于你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你怎么看待这个变化？
曾荫权：这个变化发生不容易，对我讲是困难的。我一直是四十年的公务员的身份，就是对事情比较客观严肃，还有是用理性的方法。从来不允许自己的感情走进自己的决定，做政策是最需要这种方法。但是做特首的要求是不同的，特别是基层的老百姓，跟你说话，听来的事不太合理，但是对他们讲是十分重要的，所以选举的过程，我做了很多从来没有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派我的政纲传单，跑到人群，跑上楼，每家每家拜访，每家同他谈，听听他对我政纲的意见；还有在情人节当天我都派送花，有的年轻人不接受，他不知道我做什么东西。还有是最后我到巴士上面，用扩音机同香港市民讲话，讲了两次。
回归最大的变化是香港人了解我们是中国人
杨澜：您看时间过得这么快，十年的时间都过去了，回顾这十年，你觉得香港，特别是香港人发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曾荫权：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香港人了解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对我们将来的发展有信心。因为有了我们的坚持，可以维护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这个方位一定可以做很多事情，为国家实现现代化做很多事情。
杨澜：而且我感觉香港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够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曾荫权：我对香港市民有信心，他们有一股很大的力量，他们有永不言败的心理，斗志很强。特别是困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埋怨，诉了很多苦，但是他们继续地做下去。我对香港人有个信任感，我感到代表他们是我的骄傲，所以这几十年有这个一贯的信心跟着我，对我是很大的动力。
临别的时候，曾特首将他身上所佩带的象征着“香港精神”的龙的别针送给了我。到底什么是香港精神呢？有人说英雄不问出处，成功只在眼前，这是香港；也有人说务实、应变、勤奋、精进，这是香港。在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秉持这样的精神，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特别鸣谢阳光文化，本访谈录视频见东方卫视每周二20：00播出的《杨澜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