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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兰，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却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秘密隐藏了40年……
当年，毛泽东主席曾下令在此研制中国第一颗代号为“596”的原子弹，从1958年开始研制到1996年暂停核试验的38年中，我国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
神秘消失的军校学员
1958年8月3日，商丘步校的20多名党员突然接到上级指示，任何人不许与外界联系，也不许问去哪里干什么，紧跟领队乔广林乘火车出发就行了。他们在乔广林的带领下出河南，过陕西，进甘肃，一路上火车票都是分段买的，最后悄悄到达酒泉。随后又乘车来到敦煌扎寨设营，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由中央特别调遣到敦煌搞原子弹试验基地的先遣队。
今年67岁的崔克锋老人就是随后到达敦煌的，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来仍然记忆犹新。
当时，商丘步校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都觉得是不是要打仗啦？大家感到十分的蹊跷。
8月9日，崔克锋也接到了校务部的通知：回宿舍收拾行装随时准备出发。
8月10日，商丘步校的副校长张志善带领崔克锋等100多名教官、学员按照战备的要求荷枪实弹地坐上了闷罐车一路向西。经过5天5夜的长途颠簸，闷罐车在酒泉附近的小站上停下不走了，然后换乘汽车到敦煌。大家从山清水秀的中原大地来到一望无际的沙漠、戈壁一下子傻眼了，这哪里是打仗啊，简直是来受罪的！大家人心惶惶不知如何是好，但军人的职责告诉自己必须听从命令。
张志善副校长动员说，我们如今组成的是勘测大队，主要的任务是地质勘测。尽管大家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但是8月敦煌的38度的高温还是让这些年轻的战士们脸上、胳膊上都晒脱了一层皮，大家脚上穿的都是军用胶鞋，一天工作下来脚上磨出了血泡、水泡。晚上脱掉鞋子血水、汗水混在一起，一双脚泡得像田鸡腿。
大家都是经过层层政审把关，久经锻炼的军人，吃苦受罪大家不怕，军人应该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流血牺牲，可我们这算什么？大家心里开始打鼓，也有人开始嘀咕。
到了8月底，张志善副校长在敦煌新落成的电影院里给大家道出的实情无疑是注射了一支兴奋剂。张志善用洪亮、铿锵有力的声音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们正在从事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业，我们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建造原子弹、氢弹的试验靶场。
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大家沸腾了，掌声雷动，都觉得自己职责神圣，心里感到幸福、幸运。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勘测，得到的答案是，在这里建试验场只能进行两万吨级TNT当量的原子弹试验。而且离莫高窟千佛洞太近，如果这里建原子弹试验场，那些珍贵的文物将毁于一旦。况且，美国已经试验了1500吨TNT当量的氢弹了。勘测大队随即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指示决定在1959年春季勘测大队西进罗布泊。
此时，正是罗布泊马兰花盛开的季节，蓝盈盈、黄灿灿的马兰花向战士们张开笑脸迎接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张蕴钰将军就给基地起了一个诗一般的名字——马兰。
马兰基地确定后，中央陆陆续续地从内地调来了工程兵、汽车兵、警卫兵，以及地方单位里的技术尖子……
所有来参加基地建设的人，按照纪律要求一律不能和自己家人通信联系，就这样他们从原单位和父母、妻儿亲人的身边神秘地消失了。父母盼子归盼白了头；妻子望夫回流干了泪，嘴里骂着负心汉，心里却惦记着你在他乡可平安。到了1960年才允许官兵们给家里写信，可信的内容都说是出差，执行军事任务，一切都很好。信写好后要经过有关部门检查。让所有的基地建设者及家属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这趟差一出就是40年！
元首专列上没有元首
1964年7月7日，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还有3个月的时间，总政、空军、海军、装备兵、工程兵、二炮，各路人马一批一批、一拨一拨地通过兵站运来坦克、大炮、装甲车等重武器以及猴子、兔子、老鼠等动物作为原子弹爆炸试验用的效应物。为了高度保密，做效应物用的战斗机、大型军舰不便运输就在沙漠就地组装制造。
由于试验场最初的设计规划是由前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前苏联专家撤走后，我专家在此基础上重新设计完成。由于场区内上万人在不分昼夜地布置爆炸用的效应物，美苏的侦察卫星不停地在罗布泊上空收集情报。而试验前运送核弹更是一项高度机密和高度安全性的工作。参加运输的同志们各司其职不准越位，不准参与份外工作，更不能随便打探不该自己知道的消息。
运输期间的天气，湿度，车辆的颠簸，震动都关系到核弹的安全。运输专列从内地出发后，为了防止起火花沿途检验车辆用的小铁锤都换成了黄铜锤。专列的安全要求是按照毛泽东主席视察工作乘坐的元首专列的安全标准执行的。
当专列到达新疆境内指定的停靠站后，新疆军区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公安厅的领导亲自守夜查岗。当天晚上，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在接见运输核弹的全体同志时，只是向全体同志问候辛苦了，涉及核弹的字眼一句都未提及。
次日，空军某部选择了最佳天气时段将核弹运往马兰临时机场。为了将核弹运往马兰还曾发生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小故事。空军某部为了将核弹安全无误地运抵马兰，空军的一位首长乘机往返乌鲁木齐到马兰航线多次进行查看。一次查航中遇到老鹰，飞机差点遇险，如果是运输核弹问题就大了。
垒鸡圈的核专家
马兰基地有栋“将军楼”，此楼因曾住过8位院士和29位科技将军而得名。1987年，机关和研究所迁走后，基地将“将军楼”无偿地交给了那音克乡的牧民们居住。当地人还叫它红山村，在这里一批批有志青年把自己几十年的大好时光献给了共和国的国防事业，用最落后的生产方式制造了前无古人的人间奇迹。
在这里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老军工鲁红斌，对当年制造核试验加工厂后来西迁罗布泊的情景记忆犹新。
1964年初，基地的各项建设正处在如火如荼的阶段，也正是大量需要各类科技人才的关键时期。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国务院一声令下，国家所属17个部委直属的厂矿全部开绿灯挑选优秀技术人才，数百名优秀科技人才从全国各地迅速集结到北京东郊的外国语学院。到了1966年6月，试验加工厂、研究所一同西迁马兰。鲁红斌就是那时随大队人马迁驻红山村的。
刚来到时，大家都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天气炎热得简直就像是进了一个大蒸笼，空气干燥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而远处的山巅却终年积雪不化。一年四季的蔬菜仅仅是大白菜、土豆和大葱，这些还得自己去种。在红山村后来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年轻人结婚要准备的不是彩礼、婚纱和新房，而是先修一片菜地，挖一个菜窖，垒一个鸡圈。后来有人戏称我们是垒鸡圈的核专家。
尽管生活如此艰苦，可是大家一想到是为了造原子弹，也就干劲十足了。
巧借西风只为第一爆
天气变化对核试验来讲事关成败，如果天气预报不准确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也是无法挽回的。为了核试验的需要，有关部门决定在罗布泊建立一个气象站。
1960年11月7日，一辆前苏联生产的嘎斯车载着10名气象战士在沙漠中奔跑了3天才到达指定的地点。经过战士们两天的努力，罗布泊平阳里气象站成立了。
1960年11月12日8时，罗布泊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气象资料诞生了。
1964年3月，基地给气象站下达了一项任务，要在102米高的铁架上安装原子弹爆炸前测试温度、压力、湿度以及风向用的仪器。任务落在了观测员刘宝才和姜海鹏身上，两位年轻的战士面对高耸入云而又狭窄的铁架傻眼了。他们从来没有爬过如此的高度，心理承受能力、身体承受能力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他们一想到是为了原子弹试验，就每天坚持试爬，逐渐增加高度，在爆前7个月时间里他们爬塔90多次，在5级以上大风中爬塔近30次。
61岁的戴维孝是基地的气象专家，他揭开了气象对核试验至关重要的秘密，罗布泊地区一年之中刮东北风较多，如果爆炸后是东北风，马兰基地人员及周围群众将有生命危险。核试验必须选择在晴天无云，零前（爆炸前）12小时无雷电，零后（爆炸后）12～24小时内3米/秒的西风下进行，有了微弱的西风才能将爆炸放射出来的粉尘吹进东边规定的10.2万平方公里的沙漠沾染区内。
一次核试验前，连续几天的东北风刮个不停，指挥部及全体参加试验的人员都急了，打电话问戴维孝试验能否如期进行，他都认真地回答说能！
核试验的当天上午上级领导都已到达了试验场，可东风仍刮个不停，试验总指挥再也坐不住了，乘车亲自到气象站找戴维孝，得到的答案仍旧是“能够按期进行”。
爆前2小时奇迹终于出现了，东北风突然变成西风，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
赵永福是极少数参加核试验至今还留在基地的老兵之一。爆前赵永福是工程兵，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一座山的背后，离爆心约百公里。爆前部队要求每人都戴一副墨镜，由于人多镜少部队就给他们一截胶片当墨镜用。人们都蹲在防护战壕里，背向爆心。突然，随着一声地动山摇般的爆炸声，眼前一片夺目的强光，大家转过身去，透过墨镜或胶片望去，只见蘑菇云冉冉升起。“爆炸成功了！我们有原子弹了！”人们欢呼雀跃，把帽子抛向空中挥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们永远地记住这一刻，共和国永远地记住了这一刻：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
国家元首心系氢弹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就在这时，毛泽东主席又作出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马兰基地的成千上万名科技工作者感受到了国家元首这个命令的历史内涵和全国人民真诚的期盼。为此，核武器研究所制定了“1100”计划，即一次研制出能装上导弹头、TNT当量不少于100万吨的氢弹的计划。
核物理专家提出了利用原子弹引爆氢弹的理论方案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一场论证会议在青海湖畔秘密进行，参加这次论证会的有时任国防科委二局局长的胡若嘏、核武器研究所所长吴际霖、国防二机部副总长刘西尧、李觉等领导及专家。经过多次的研究论证才确定氢弹的研究制作方案。
正当氢弹的科技攻关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文革”的浪潮席卷而来，波及了大批参加研制的专家。一夜间大字报雨后春笋般地贴满了核武器研究所的大楼，周光召、邓稼先、钱三强等一批科学家被冠以“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而榜上有名。
就在这危急关头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紧急下令派重兵把守研究所的办公区及宿舍区，并指示一切从事军事机密研究的专家名字不准上大字报。研究工作仍然不间断地进行着。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氢弹空投的试验准备工作也接近尾声。
1967年2月负责氢弹试验工作的聂荣臻元帅被攻击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即使这样，各项准备工作在聂帅的支持下仍然正常地进行着。
离氢弹试验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兰州军区在敦煌等地区设了指挥所，统一指挥甘肃，陕西，宁夏地区的安全防护工作。铁道部组织了4列火车，在试验零时前在玉门、哈密区间待命；总后勤部和国防科委抽调300余辆汽车集结在敦煌地区待命；卫生部、总后勤部抽调50名医务人员组成医疗队赶赴敦煌、安西、柳园地区。
氢弹试验“零”时定在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整，聂帅亲临场区指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惊心动魄的时刻到了，可是意外却发生了，承担空投任务的飞机在报时令响后，仍在空中盘旋，氢弹没能按时投下。
负责投弹的机长徐克江事后分析原因说，由于当时机组人员心情紧张，加上机械故障，导致了氢弹没能在预定的零时投下。
电波传到中南海，周总理立即指示罗布泊指挥所：请告诉飞行员，要沉着冷静，不要紧张。
再次投弹，在湛蓝的天空中氢弹被高速飞行的飞机抛出。一声巨响，升腾起白色的蘑菇云，突然间强烈的白光亮彻天宇，天空中出现了两个太阳……
这时，各种速报数据源源不断地向指挥所传来，当聂帅得知这次试验当量不少于300万吨时激动地说：“300万吨，够了，够了！”
正在北京焦急等候试验结果的胡若嘏接到基地的喜讯，连夜会同有关人员起草了《新闻公报》。
当晚11时30分，毛泽东主席亲自审批的《新闻公报》飞向全球：在历时两年8个月的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
当年，毛泽东主席曾下令在此研制中国第一颗代号为“596”的原子弹，从1958年开始研制到1996年暂停核试验的38年中，我国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
神秘消失的军校学员
1958年8月3日，商丘步校的20多名党员突然接到上级指示，任何人不许与外界联系，也不许问去哪里干什么，紧跟领队乔广林乘火车出发就行了。他们在乔广林的带领下出河南，过陕西，进甘肃，一路上火车票都是分段买的，最后悄悄到达酒泉。随后又乘车来到敦煌扎寨设营，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由中央特别调遣到敦煌搞原子弹试验基地的先遣队。
今年67岁的崔克锋老人就是随后到达敦煌的，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来仍然记忆犹新。
当时，商丘步校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都觉得是不是要打仗啦？大家感到十分的蹊跷。
8月9日，崔克锋也接到了校务部的通知：回宿舍收拾行装随时准备出发。
8月10日，商丘步校的副校长张志善带领崔克锋等100多名教官、学员按照战备的要求荷枪实弹地坐上了闷罐车一路向西。经过5天5夜的长途颠簸，闷罐车在酒泉附近的小站上停下不走了，然后换乘汽车到敦煌。大家从山清水秀的中原大地来到一望无际的沙漠、戈壁一下子傻眼了，这哪里是打仗啊，简直是来受罪的！大家人心惶惶不知如何是好，但军人的职责告诉自己必须听从命令。
张志善副校长动员说，我们如今组成的是勘测大队，主要的任务是地质勘测。尽管大家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但是8月敦煌的38度的高温还是让这些年轻的战士们脸上、胳膊上都晒脱了一层皮，大家脚上穿的都是军用胶鞋，一天工作下来脚上磨出了血泡、水泡。晚上脱掉鞋子血水、汗水混在一起，一双脚泡得像田鸡腿。
大家都是经过层层政审把关，久经锻炼的军人，吃苦受罪大家不怕，军人应该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流血牺牲，可我们这算什么？大家心里开始打鼓，也有人开始嘀咕。
到了8月底，张志善副校长在敦煌新落成的电影院里给大家道出的实情无疑是注射了一支兴奋剂。张志善用洪亮、铿锵有力的声音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们正在从事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业，我们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建造原子弹、氢弹的试验靶场。
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大家沸腾了，掌声雷动，都觉得自己职责神圣，心里感到幸福、幸运。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勘测，得到的答案是，在这里建试验场只能进行两万吨级TNT当量的原子弹试验。而且离莫高窟千佛洞太近，如果这里建原子弹试验场，那些珍贵的文物将毁于一旦。况且，美国已经试验了1500吨TNT当量的氢弹了。勘测大队随即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指示决定在1959年春季勘测大队西进罗布泊。
此时，正是罗布泊马兰花盛开的季节，蓝盈盈、黄灿灿的马兰花向战士们张开笑脸迎接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张蕴钰将军就给基地起了一个诗一般的名字——马兰。
马兰基地确定后，中央陆陆续续地从内地调来了工程兵、汽车兵、警卫兵，以及地方单位里的技术尖子……
所有来参加基地建设的人，按照纪律要求一律不能和自己家人通信联系，就这样他们从原单位和父母、妻儿亲人的身边神秘地消失了。父母盼子归盼白了头；妻子望夫回流干了泪，嘴里骂着负心汉，心里却惦记着你在他乡可平安。到了1960年才允许官兵们给家里写信，可信的内容都说是出差，执行军事任务，一切都很好。信写好后要经过有关部门检查。让所有的基地建设者及家属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这趟差一出就是40年！
元首专列上没有元首
1964年7月7日，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还有3个月的时间，总政、空军、海军、装备兵、工程兵、二炮，各路人马一批一批、一拨一拨地通过兵站运来坦克、大炮、装甲车等重武器以及猴子、兔子、老鼠等动物作为原子弹爆炸试验用的效应物。为了高度保密，做效应物用的战斗机、大型军舰不便运输就在沙漠就地组装制造。
由于试验场最初的设计规划是由前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前苏联专家撤走后，我专家在此基础上重新设计完成。由于场区内上万人在不分昼夜地布置爆炸用的效应物，美苏的侦察卫星不停地在罗布泊上空收集情报。而试验前运送核弹更是一项高度机密和高度安全性的工作。参加运输的同志们各司其职不准越位，不准参与份外工作，更不能随便打探不该自己知道的消息。
运输期间的天气，湿度，车辆的颠簸，震动都关系到核弹的安全。运输专列从内地出发后，为了防止起火花沿途检验车辆用的小铁锤都换成了黄铜锤。专列的安全要求是按照毛泽东主席视察工作乘坐的元首专列的安全标准执行的。
当专列到达新疆境内指定的停靠站后，新疆军区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公安厅的领导亲自守夜查岗。当天晚上，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在接见运输核弹的全体同志时，只是向全体同志问候辛苦了，涉及核弹的字眼一句都未提及。
次日，空军某部选择了最佳天气时段将核弹运往马兰临时机场。为了将核弹运往马兰还曾发生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小故事。空军某部为了将核弹安全无误地运抵马兰，空军的一位首长乘机往返乌鲁木齐到马兰航线多次进行查看。一次查航中遇到老鹰，飞机差点遇险，如果是运输核弹问题就大了。
垒鸡圈的核专家
马兰基地有栋“将军楼”，此楼因曾住过8位院士和29位科技将军而得名。1987年，机关和研究所迁走后，基地将“将军楼”无偿地交给了那音克乡的牧民们居住。当地人还叫它红山村，在这里一批批有志青年把自己几十年的大好时光献给了共和国的国防事业，用最落后的生产方式制造了前无古人的人间奇迹。
在这里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老军工鲁红斌，对当年制造核试验加工厂后来西迁罗布泊的情景记忆犹新。
1964年初，基地的各项建设正处在如火如荼的阶段，也正是大量需要各类科技人才的关键时期。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国务院一声令下，国家所属17个部委直属的厂矿全部开绿灯挑选优秀技术人才，数百名优秀科技人才从全国各地迅速集结到北京东郊的外国语学院。到了1966年6月，试验加工厂、研究所一同西迁马兰。鲁红斌就是那时随大队人马迁驻红山村的。
刚来到时，大家都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天气炎热得简直就像是进了一个大蒸笼，空气干燥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而远处的山巅却终年积雪不化。一年四季的蔬菜仅仅是大白菜、土豆和大葱，这些还得自己去种。在红山村后来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年轻人结婚要准备的不是彩礼、婚纱和新房，而是先修一片菜地，挖一个菜窖，垒一个鸡圈。后来有人戏称我们是垒鸡圈的核专家。
尽管生活如此艰苦，可是大家一想到是为了造原子弹，也就干劲十足了。
巧借西风只为第一爆
天气变化对核试验来讲事关成败，如果天气预报不准确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也是无法挽回的。为了核试验的需要，有关部门决定在罗布泊建立一个气象站。
1960年11月7日，一辆前苏联生产的嘎斯车载着10名气象战士在沙漠中奔跑了3天才到达指定的地点。经过战士们两天的努力，罗布泊平阳里气象站成立了。
1960年11月12日8时，罗布泊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气象资料诞生了。
1964年3月，基地给气象站下达了一项任务，要在102米高的铁架上安装原子弹爆炸前测试温度、压力、湿度以及风向用的仪器。任务落在了观测员刘宝才和姜海鹏身上，两位年轻的战士面对高耸入云而又狭窄的铁架傻眼了。他们从来没有爬过如此的高度，心理承受能力、身体承受能力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他们一想到是为了原子弹试验，就每天坚持试爬，逐渐增加高度，在爆前7个月时间里他们爬塔90多次，在5级以上大风中爬塔近30次。
61岁的戴维孝是基地的气象专家，他揭开了气象对核试验至关重要的秘密，罗布泊地区一年之中刮东北风较多，如果爆炸后是东北风，马兰基地人员及周围群众将有生命危险。核试验必须选择在晴天无云，零前（爆炸前）12小时无雷电，零后（爆炸后）12～24小时内3米/秒的西风下进行，有了微弱的西风才能将爆炸放射出来的粉尘吹进东边规定的10.2万平方公里的沙漠沾染区内。
一次核试验前，连续几天的东北风刮个不停，指挥部及全体参加试验的人员都急了，打电话问戴维孝试验能否如期进行，他都认真地回答说能！
核试验的当天上午上级领导都已到达了试验场，可东风仍刮个不停，试验总指挥再也坐不住了，乘车亲自到气象站找戴维孝，得到的答案仍旧是“能够按期进行”。
爆前2小时奇迹终于出现了，东北风突然变成西风，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
赵永福是极少数参加核试验至今还留在基地的老兵之一。爆前赵永福是工程兵，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一座山的背后，离爆心约百公里。爆前部队要求每人都戴一副墨镜，由于人多镜少部队就给他们一截胶片当墨镜用。人们都蹲在防护战壕里，背向爆心。突然，随着一声地动山摇般的爆炸声，眼前一片夺目的强光，大家转过身去，透过墨镜或胶片望去，只见蘑菇云冉冉升起。“爆炸成功了！我们有原子弹了！”人们欢呼雀跃，把帽子抛向空中挥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们永远地记住这一刻，共和国永远地记住了这一刻：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
国家元首心系氢弹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就在这时，毛泽东主席又作出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马兰基地的成千上万名科技工作者感受到了国家元首这个命令的历史内涵和全国人民真诚的期盼。为此，核武器研究所制定了“1100”计划，即一次研制出能装上导弹头、TNT当量不少于100万吨的氢弹的计划。
核物理专家提出了利用原子弹引爆氢弹的理论方案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一场论证会议在青海湖畔秘密进行，参加这次论证会的有时任国防科委二局局长的胡若嘏、核武器研究所所长吴际霖、国防二机部副总长刘西尧、李觉等领导及专家。经过多次的研究论证才确定氢弹的研究制作方案。
正当氢弹的科技攻关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文革”的浪潮席卷而来，波及了大批参加研制的专家。一夜间大字报雨后春笋般地贴满了核武器研究所的大楼，周光召、邓稼先、钱三强等一批科学家被冠以“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而榜上有名。
就在这危急关头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紧急下令派重兵把守研究所的办公区及宿舍区，并指示一切从事军事机密研究的专家名字不准上大字报。研究工作仍然不间断地进行着。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氢弹空投的试验准备工作也接近尾声。
1967年2月负责氢弹试验工作的聂荣臻元帅被攻击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即使这样，各项准备工作在聂帅的支持下仍然正常地进行着。
离氢弹试验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兰州军区在敦煌等地区设了指挥所，统一指挥甘肃，陕西，宁夏地区的安全防护工作。铁道部组织了4列火车，在试验零时前在玉门、哈密区间待命；总后勤部和国防科委抽调300余辆汽车集结在敦煌地区待命；卫生部、总后勤部抽调50名医务人员组成医疗队赶赴敦煌、安西、柳园地区。
氢弹试验“零”时定在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整，聂帅亲临场区指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惊心动魄的时刻到了，可是意外却发生了，承担空投任务的飞机在报时令响后，仍在空中盘旋，氢弹没能按时投下。
负责投弹的机长徐克江事后分析原因说，由于当时机组人员心情紧张，加上机械故障，导致了氢弹没能在预定的零时投下。
电波传到中南海，周总理立即指示罗布泊指挥所：请告诉飞行员，要沉着冷静，不要紧张。
再次投弹，在湛蓝的天空中氢弹被高速飞行的飞机抛出。一声巨响，升腾起白色的蘑菇云，突然间强烈的白光亮彻天宇，天空中出现了两个太阳……
这时，各种速报数据源源不断地向指挥所传来，当聂帅得知这次试验当量不少于300万吨时激动地说：“300万吨，够了，够了！”
正在北京焦急等候试验结果的胡若嘏接到基地的喜讯，连夜会同有关人员起草了《新闻公报》。
当晚11时30分，毛泽东主席亲自审批的《新闻公报》飞向全球：在历时两年8个月的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