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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9--02
田纳西·威廉斯是二十世纪美国最闻名遐迩的剧作家之一，他曾多次获得普利策奖和戏剧评论奖。本文拟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角度对威廉斯三部代表剧中的个人伦理危机进行分析，展现出被边缘化的南方淑女和看似权威实则悲惨的男性们的命运，探寻威廉斯剧中的伦理观念。
威廉斯笔下的人物常常深陷于个人身份危机，他们遭遇了梦想与现实、人性与兽性、死亡还是生存这一系列艰难的伦理选择，最终还是难以逃脱被边缘化的命运，曾经纯洁高贵的南方淑女已成明日黄花，她们只能成为父权社会的附属品，依靠着他人的善意而生存；而看似权威的南方绅士也只能成为传统社会所认同的男性，他们被物化和非人性化，在个人的伦理危机中艰难求生。
阿曼达、布兰奇和玛吉是威廉斯塑造的最为成功的三位南方女性，面对同样被边缘化的命运，每个人的反应却不尽相同。在《玻璃动物园》中，阿曼达作为一位在种植园经济下成长的典型淑女，也曾有着十七名出身高贵的追求者上门的过去，然而纯真的她选择依靠自己的真爱，却被他无情的抛弃，在窘迫的生活中独自抚养着一对儿女。在穷困潦倒中，阿曼达也竭力维持着南方淑女的体面，她看不惯儿子吃早餐时的狼吞虎咽，告诫他要细细品尝；她在男客人上门之前把家里收拾得焕然一新；在吉姆做客时，她也充分展现出南方的风情和高超的说话艺术。然而，这种体面随着旧南方的凋零早已成为不合时宜的，阿曼达还沉浸在宾客盈门的幻想之中。摇摆在美好幻想与残酷现实之间，阿曼达陷入了伦理身份危机，她是旧南方娇贵矜持的女儿，还是美国梦中的一个虚无的幻影？阿曼达是矛盾的，一方面她常常缅怀着过去的众星捧月的荣光，希望女儿劳拉也保持娇嫩和漂亮，找到一个男人做依靠，一方面她也曾是美国梦的忠实信徒，她相信儿子好好干就会出人头地，也希望劳拉能在商业学校习得一门技术独善其身，在劳拉不得不退学后，她曾绝望的感慨：“我们没有职业——我们已经不想找了，因为它会引起神经性消化不良，那么生活上不依赖别人，又有什么辦法呢？我在南方就看见过这样可悲的情况——忍气吞声的老姑娘靠着姐夫或弟媳的吝啬的恩惠过活——住耗子笼似的小房间，还被亲戚赶来赶去——像无巢之鸟，一辈子都低声下气，吃人家的残羹剩饭”（Williams 8）。讽刺的是，曾经依靠别人却被抛弃的阿曼达在被生活不断的边缘化后放弃了独立的希望，她甚至渴望女儿也能找到别人依靠，被父权社会践踏的她为父权社会主动培育出新的笼中鸟。在上门的绅士吉姆道出他已有未婚妻的实情之后，阿曼达的幻想终于被戳破，她不得不面对自己真实的身份——一个不复光鲜的单身母亲，她主动安慰起心碎的劳拉，此时她“颇有尊严和凄凉的风度”。在幕落这一刻，阿曼达才真正承担起母亲的责任，衷心理解和捍卫了女儿。
《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奇也是没落南方种植主的女儿，她失去了贝尔立夫的土地和庄园，转而投奔她在新奥尔良的妹妹斯蒂拉。虽然被传统社会一次次排斥和流放，布兰奇还没从南方旖旎的旧梦中醒来，她骨子里的虚荣和骄傲使她处处以上等人自居，她瞧不上妹夫斯坦利，用“禽兽”、“猿人”、“石器时代的幸存者”形容他，对他的生活指手画脚。同时也不由自主地被斯坦利身上的原始的兽性因子所吸引，对他尽可能地施展自己的女性魅力，企图在家里获得主导权。与阿曼达境遇相似，布兰奇年轻时也曾凭借自由意志选择了自己的丈夫艾伦，却发现对方是一个同性恋。艾伦死后，她心怀内疚、纵情声色，空虚中渴望找到男性依靠，她和年轻士兵们甚至她十七岁的学生都有着亲密关系，而清教主义的节欲和她渴望放纵自己的想法时刻冲突，布兰奇陷入了是否捍卫南方传统价值的个人伦理危机。寄居在妹妹家后，在鄙夷斯坦利这种粗野男性的同时，布兰奇却寄望于依靠其他男性的善意。她幻想着她虚拟的追求者谢普能把她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给他写着永远寄不出的信；她在木讷笨拙的米奇面前卖弄风情，装成一个古板保守的姑娘，企图与他组建家庭；甚至在她神志不清时，她仍然寄望于前来押送她去疯人院的陌生医生的善意。尽管被男权社会一次次边缘化，布兰奇还是遵循着南方淑女的守则，主动去依靠着男性。最终，在斯坦利揭露出她的滥交的历史后，她失去了所有的主导权。趁着斯蒂拉生产之际，斯坦利诱奸了布兰奇并撕下如同她精神化身一般的灯罩，将精神崩溃的她送入了疯人院，这位南方淑女被父权社会永远放逐。正如剧中所揭示，欲望的反面是死亡，换言之，欲望也是生命力的象征，布兰奇虽然放浪形骸，却无法完全沉沦为欲望的行尸走肉，等待她的结局也就昭然若揭了。
与传统的南方淑女不同，玛吉可以算是威廉斯笔下一位特立独行的女子，“妩媚中透着凶残，贪婪中流露可怜”。（陈良廷 329） 比起依靠他人，玛吉更相信自己。她从小便过尽苦日子，嫁给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布里克不仅仅是出于真爱，更是怀有对波利特家族庞大的财产的野心。玛吉虽然个性要强，生活无忧，却依然因为无子女人的身份被家庭和社会所边缘化，像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一样坐立不安。剧中背景发生在二战后的婴儿潮时期，到处充斥着生育预示着幸福成功的伦理观念，无子不但意味着婚姻状况不佳，更意味着没有后代能继承家族。在波利特家族掌权人大阿爹身患绝症之际，玛吉的生育问题成了家中所瞩目的头等大事，公婆的期望、哥嫂的觊觎都使得她如坐针毡。玛吉的无子是源于布里克性生活上的不配合，她使出百般手段迫使丈夫就范，最终她在大阿爹面前假装怀孕奠定了自己在家中的地位。玛吉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的一员，能够跳出南方淑女的固定模式，独自采取行动奋起争斗，这无疑为边缘化的南方淑女指出一条新出路。
在当时的父权社会，南方种植园经济已土崩瓦解，南方淑女也已辉煌不再，男性作为既得利益的受益者，也难以摆脱男性的固有身份，被认为应该正常婚恋、养育和继承家族。聂珍钊曾这样阐述文学伦理学：“我们只是企图借助文学还原那个时代的伦理真相，并用那个时代的伦理观念合理解释通过艺术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社会伦理和道德现象”。（聂珍钊 10）《玻璃动物园》的时代背景发生在尚未完全从经济危机中恢复的美国，政府极力宣扬宏大的美国梦，而中下层阶级流动的机会却十分渺茫。主人公汤姆是家中的独子，父亲早年离家出走，他独自承担起了养育家中母亲和跛腿姐姐的重担。在这种社会伦理环境下，汤姆的浪漫主义无处安放，他在制鞋厂枯燥的工作中遥想着诗和远方，并靠劳伦斯的小说和好莱坞电影逃避无趣的现实。他的爱好和理想无人可以倾诉，工厂把他当作一个维持机器运转的小螺丝，母亲阿曼达也只把他当作养家糊口的赚钱机器；劳拉沉溺于老唱片伴奏的玻璃动物园里，更顾不上关心弟弟的精神世界。汤姆陷入了难以抉择理想与现实的个人伦理危机，他找来吉姆作上门客人，企图让吉姆代替他照顾家庭，然而他的努力随着吉姆的离去而付之东流。最终，汤姆步入父亲后尘，离家出走去追寻心中的冒险。尽管他看似从家庭和社会的职责中解放了出来，但他并没有从伦理危机中解脱出来。他想停留下来，却被社会对男性固定印象所束缚，被内疚和悔恨感追逐一生。 《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中的布里克也被要求作为继承人承担起发扬兴旺波利特家族的责任。布里克是家中的小儿子，他曾是一名全国闻名的优秀运动员，是整个家族的骄傲。好友斯基普对布里克心怀爱慕，当他鼓起勇气向他坦白时，却遭对方横眉冷对的挂断电话，从而走上绝路。至此之后，布里克陷入了自我厌恶，每日借酒消愁，等待着脑海中的“咔嗒声”，这个“咔嗒声”正是他当时挂断斯基普电话声音的回想。布里克对待朋友态度的冷酷与当时的社会伦理环境有关，当时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社会舆论把同性恋塑造成行为不端的娘娘腔，认为他们道德败坏。布里克也是恐同中的一员，他大学时便放逐过联谊会的同性恋同学； 尽管他受益于种植园的原主人杰克·斯特劳和彼得·奥契洛的财产，却因为他们的同性恋身份认为他们是一对“下流胚”。布里克难以面对斯基普的真实性向，更不用说自己的真实伦理身份，他陷入了个人伦理危机，变成了一个浑浑噩噩的酒鬼，与妻子玛吉的床笫之欢也戛然而止。然而，家庭和社会都要求他尽到男性的职责，父亲的不久于人世、妻子的步步紧逼更是让他戴上了道德的枷锁，想要置身事外的布里克不得不回到传统轨道，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第三幕时玛吉借假装怀孕之际，用酒与布里克谈判想要假戏真做，布里克露出怪迷人的忧伤的笑容：“要是弄假成真了岂不可笑？”（Williams 188）这句话正是布里克对自己被边缘化的命运感到无能为力的一种自嘲，他最终为自己所谓的使命而搭上了自己的人生。
《欲望号街车》中的斯坦利可以说是另一个极端，他是一个波兰籍的美国人，粗野强悍、冷酷无情。斯坦利的平民身份常常被出身南方贵族的布兰奇所轻视，认为他没有良好的教养和对于美的追求，想要在家中边缘化他。聂珍钊曾说过：“人仍是现代社会中由理性和兽性结合而成的斯芬克斯怪兽，但是现代人似乎没有像俄狄浦斯一样破解斯芬克斯的谜语，往往不能通过理性控制兽性而真正使自己从兽中解放出来”。（聂珍钊 19）斯坦利的身上正有着兽性的一面，他行为举止都像一头野兽，在欲望方面也不加掩饰。他用原始的欲望维持着他的婚姻，支配着斯蒂拉为他料理生活琐事，甚至在他打了斯蒂拉之后，她还是屈从于欲望甘心回家。斯坦利身上偶尔也会闪现人性的一面，在斯蒂拉离家出走后，他露出了软弱的样子，哭得像个孩子一样在楼下大喊她的名字。在斯蒂拉回来后，斯坦利便认定布兰奇是入侵他们的空间、破坏他们感情的元凶，在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伦理选择之间，他选择了遵从他的原始欲望，打破了乱伦的伦理禁忌，狠狠地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羞辱了布兰奇，捍卫了自己在家中的统治地位。斯坦利看似赢得了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然而他听凭原始本能的驱使迷失了自己的人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精神上非人性化和边缘化，更是一首时代的悲歌。
在严苛的社会伦理环境下，无论南方淑女还是南方绅士都是南方种植园经济下的产物，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随波逐流，等待着他们的是被边缘化、被物化，甚至死亡的命运。他们的个人伦理危机不但是家庭伦理危机的缩影，更是社会伦理危机的体现。威廉斯借由剧中人物坎坷的命运，表现了他对现存伦理环境的抨击和对符合人性伦理观的渴望，同时他也为边缘化身份人群指出了一条解决之策，即迅速适应社会并依靠自己去奋起争斗，走出属于自己的时代之路。
参考文献：
[1]Bigsby， C. W. E. Modern American Drama [M]. 1945-199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刘国枝. 田纳西·威廉斯与南方绅士的异化[J].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3]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 外国文学研究， 2011.
[4]赵冬梅. 田纳西·威廉斯笔下南方淑女之消亡[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9--02
田纳西·威廉斯是二十世纪美国最闻名遐迩的剧作家之一，他曾多次获得普利策奖和戏剧评论奖。本文拟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角度对威廉斯三部代表剧中的个人伦理危机进行分析，展现出被边缘化的南方淑女和看似权威实则悲惨的男性们的命运，探寻威廉斯剧中的伦理观念。
威廉斯笔下的人物常常深陷于个人身份危机，他们遭遇了梦想与现实、人性与兽性、死亡还是生存这一系列艰难的伦理选择，最终还是难以逃脱被边缘化的命运，曾经纯洁高贵的南方淑女已成明日黄花，她们只能成为父权社会的附属品，依靠着他人的善意而生存；而看似权威的南方绅士也只能成为传统社会所认同的男性，他们被物化和非人性化，在个人的伦理危机中艰难求生。
阿曼达、布兰奇和玛吉是威廉斯塑造的最为成功的三位南方女性，面对同样被边缘化的命运，每个人的反应却不尽相同。在《玻璃动物园》中，阿曼达作为一位在种植园经济下成长的典型淑女，也曾有着十七名出身高贵的追求者上门的过去，然而纯真的她选择依靠自己的真爱，却被他无情的抛弃，在窘迫的生活中独自抚养着一对儿女。在穷困潦倒中，阿曼达也竭力维持着南方淑女的体面，她看不惯儿子吃早餐时的狼吞虎咽，告诫他要细细品尝；她在男客人上门之前把家里收拾得焕然一新；在吉姆做客时，她也充分展现出南方的风情和高超的说话艺术。然而，这种体面随着旧南方的凋零早已成为不合时宜的，阿曼达还沉浸在宾客盈门的幻想之中。摇摆在美好幻想与残酷现实之间，阿曼达陷入了伦理身份危机，她是旧南方娇贵矜持的女儿，还是美国梦中的一个虚无的幻影？阿曼达是矛盾的，一方面她常常缅怀着过去的众星捧月的荣光，希望女儿劳拉也保持娇嫩和漂亮，找到一个男人做依靠，一方面她也曾是美国梦的忠实信徒，她相信儿子好好干就会出人头地，也希望劳拉能在商业学校习得一门技术独善其身，在劳拉不得不退学后，她曾绝望的感慨：“我们没有职业——我们已经不想找了，因为它会引起神经性消化不良，那么生活上不依赖别人，又有什么辦法呢？我在南方就看见过这样可悲的情况——忍气吞声的老姑娘靠着姐夫或弟媳的吝啬的恩惠过活——住耗子笼似的小房间，还被亲戚赶来赶去——像无巢之鸟，一辈子都低声下气，吃人家的残羹剩饭”（Williams 8）。讽刺的是，曾经依靠别人却被抛弃的阿曼达在被生活不断的边缘化后放弃了独立的希望，她甚至渴望女儿也能找到别人依靠，被父权社会践踏的她为父权社会主动培育出新的笼中鸟。在上门的绅士吉姆道出他已有未婚妻的实情之后，阿曼达的幻想终于被戳破，她不得不面对自己真实的身份——一个不复光鲜的单身母亲，她主动安慰起心碎的劳拉，此时她“颇有尊严和凄凉的风度”。在幕落这一刻，阿曼达才真正承担起母亲的责任，衷心理解和捍卫了女儿。
《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奇也是没落南方种植主的女儿，她失去了贝尔立夫的土地和庄园，转而投奔她在新奥尔良的妹妹斯蒂拉。虽然被传统社会一次次排斥和流放，布兰奇还没从南方旖旎的旧梦中醒来，她骨子里的虚荣和骄傲使她处处以上等人自居，她瞧不上妹夫斯坦利，用“禽兽”、“猿人”、“石器时代的幸存者”形容他，对他的生活指手画脚。同时也不由自主地被斯坦利身上的原始的兽性因子所吸引，对他尽可能地施展自己的女性魅力，企图在家里获得主导权。与阿曼达境遇相似，布兰奇年轻时也曾凭借自由意志选择了自己的丈夫艾伦，却发现对方是一个同性恋。艾伦死后，她心怀内疚、纵情声色，空虚中渴望找到男性依靠，她和年轻士兵们甚至她十七岁的学生都有着亲密关系，而清教主义的节欲和她渴望放纵自己的想法时刻冲突，布兰奇陷入了是否捍卫南方传统价值的个人伦理危机。寄居在妹妹家后，在鄙夷斯坦利这种粗野男性的同时，布兰奇却寄望于依靠其他男性的善意。她幻想着她虚拟的追求者谢普能把她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给他写着永远寄不出的信；她在木讷笨拙的米奇面前卖弄风情，装成一个古板保守的姑娘，企图与他组建家庭；甚至在她神志不清时，她仍然寄望于前来押送她去疯人院的陌生医生的善意。尽管被男权社会一次次边缘化，布兰奇还是遵循着南方淑女的守则，主动去依靠着男性。最终，在斯坦利揭露出她的滥交的历史后，她失去了所有的主导权。趁着斯蒂拉生产之际，斯坦利诱奸了布兰奇并撕下如同她精神化身一般的灯罩，将精神崩溃的她送入了疯人院，这位南方淑女被父权社会永远放逐。正如剧中所揭示，欲望的反面是死亡，换言之，欲望也是生命力的象征，布兰奇虽然放浪形骸，却无法完全沉沦为欲望的行尸走肉，等待她的结局也就昭然若揭了。
与传统的南方淑女不同，玛吉可以算是威廉斯笔下一位特立独行的女子，“妩媚中透着凶残，贪婪中流露可怜”。（陈良廷 329） 比起依靠他人，玛吉更相信自己。她从小便过尽苦日子，嫁给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布里克不仅仅是出于真爱，更是怀有对波利特家族庞大的财产的野心。玛吉虽然个性要强，生活无忧，却依然因为无子女人的身份被家庭和社会所边缘化，像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一样坐立不安。剧中背景发生在二战后的婴儿潮时期，到处充斥着生育预示着幸福成功的伦理观念，无子不但意味着婚姻状况不佳，更意味着没有后代能继承家族。在波利特家族掌权人大阿爹身患绝症之际，玛吉的生育问题成了家中所瞩目的头等大事，公婆的期望、哥嫂的觊觎都使得她如坐针毡。玛吉的无子是源于布里克性生活上的不配合，她使出百般手段迫使丈夫就范，最终她在大阿爹面前假装怀孕奠定了自己在家中的地位。玛吉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的一员，能够跳出南方淑女的固定模式，独自采取行动奋起争斗，这无疑为边缘化的南方淑女指出一条新出路。
在当时的父权社会，南方种植园经济已土崩瓦解，南方淑女也已辉煌不再，男性作为既得利益的受益者，也难以摆脱男性的固有身份，被认为应该正常婚恋、养育和继承家族。聂珍钊曾这样阐述文学伦理学：“我们只是企图借助文学还原那个时代的伦理真相，并用那个时代的伦理观念合理解释通过艺术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社会伦理和道德现象”。（聂珍钊 10）《玻璃动物园》的时代背景发生在尚未完全从经济危机中恢复的美国，政府极力宣扬宏大的美国梦，而中下层阶级流动的机会却十分渺茫。主人公汤姆是家中的独子，父亲早年离家出走，他独自承担起了养育家中母亲和跛腿姐姐的重担。在这种社会伦理环境下，汤姆的浪漫主义无处安放，他在制鞋厂枯燥的工作中遥想着诗和远方，并靠劳伦斯的小说和好莱坞电影逃避无趣的现实。他的爱好和理想无人可以倾诉，工厂把他当作一个维持机器运转的小螺丝，母亲阿曼达也只把他当作养家糊口的赚钱机器；劳拉沉溺于老唱片伴奏的玻璃动物园里，更顾不上关心弟弟的精神世界。汤姆陷入了难以抉择理想与现实的个人伦理危机，他找来吉姆作上门客人，企图让吉姆代替他照顾家庭，然而他的努力随着吉姆的离去而付之东流。最终，汤姆步入父亲后尘，离家出走去追寻心中的冒险。尽管他看似从家庭和社会的职责中解放了出来，但他并没有从伦理危机中解脱出来。他想停留下来，却被社会对男性固定印象所束缚，被内疚和悔恨感追逐一生。 《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中的布里克也被要求作为继承人承担起发扬兴旺波利特家族的责任。布里克是家中的小儿子，他曾是一名全国闻名的优秀运动员，是整个家族的骄傲。好友斯基普对布里克心怀爱慕，当他鼓起勇气向他坦白时，却遭对方横眉冷对的挂断电话，从而走上绝路。至此之后，布里克陷入了自我厌恶，每日借酒消愁，等待着脑海中的“咔嗒声”，这个“咔嗒声”正是他当时挂断斯基普电话声音的回想。布里克对待朋友态度的冷酷与当时的社会伦理环境有关，当时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社会舆论把同性恋塑造成行为不端的娘娘腔，认为他们道德败坏。布里克也是恐同中的一员，他大学时便放逐过联谊会的同性恋同学； 尽管他受益于种植园的原主人杰克·斯特劳和彼得·奥契洛的财产，却因为他们的同性恋身份认为他们是一对“下流胚”。布里克难以面对斯基普的真实性向，更不用说自己的真实伦理身份，他陷入了个人伦理危机，变成了一个浑浑噩噩的酒鬼，与妻子玛吉的床笫之欢也戛然而止。然而，家庭和社会都要求他尽到男性的职责，父亲的不久于人世、妻子的步步紧逼更是让他戴上了道德的枷锁，想要置身事外的布里克不得不回到传统轨道，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第三幕时玛吉借假装怀孕之际，用酒与布里克谈判想要假戏真做，布里克露出怪迷人的忧伤的笑容：“要是弄假成真了岂不可笑？”（Williams 188）这句话正是布里克对自己被边缘化的命运感到无能为力的一种自嘲，他最终为自己所谓的使命而搭上了自己的人生。
《欲望号街车》中的斯坦利可以说是另一个极端，他是一个波兰籍的美国人，粗野强悍、冷酷无情。斯坦利的平民身份常常被出身南方贵族的布兰奇所轻视，认为他没有良好的教养和对于美的追求，想要在家中边缘化他。聂珍钊曾说过：“人仍是现代社会中由理性和兽性结合而成的斯芬克斯怪兽，但是现代人似乎没有像俄狄浦斯一样破解斯芬克斯的谜语，往往不能通过理性控制兽性而真正使自己从兽中解放出来”。（聂珍钊 19）斯坦利的身上正有着兽性的一面，他行为举止都像一头野兽，在欲望方面也不加掩饰。他用原始的欲望维持着他的婚姻，支配着斯蒂拉为他料理生活琐事，甚至在他打了斯蒂拉之后，她还是屈从于欲望甘心回家。斯坦利身上偶尔也会闪现人性的一面，在斯蒂拉离家出走后，他露出了软弱的样子，哭得像个孩子一样在楼下大喊她的名字。在斯蒂拉回来后，斯坦利便认定布兰奇是入侵他们的空间、破坏他们感情的元凶，在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伦理选择之间，他选择了遵从他的原始欲望，打破了乱伦的伦理禁忌，狠狠地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羞辱了布兰奇，捍卫了自己在家中的统治地位。斯坦利看似赢得了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然而他听凭原始本能的驱使迷失了自己的人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精神上非人性化和边缘化，更是一首时代的悲歌。
在严苛的社会伦理环境下，无论南方淑女还是南方绅士都是南方种植园经济下的产物，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随波逐流，等待着他们的是被边缘化、被物化，甚至死亡的命运。他们的个人伦理危机不但是家庭伦理危机的缩影，更是社会伦理危机的体现。威廉斯借由剧中人物坎坷的命运，表现了他对现存伦理环境的抨击和对符合人性伦理观的渴望，同时他也为边缘化身份人群指出了一条解决之策，即迅速适应社会并依靠自己去奋起争斗，走出属于自己的时代之路。
参考文献：
[1]Bigsby， C. W. E. Modern American Drama [M]. 1945-199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刘国枝. 田纳西·威廉斯与南方绅士的异化[J].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3]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 外国文学研究， 2011.
[4]赵冬梅. 田纳西·威廉斯笔下南方淑女之消亡[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