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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在《龙虫并雕斋诗集》中，有一首《即事》诗，作者写道：
雕龙余事是雕虫，《琐语》重刊继《论丛》。岂计阳春与下里？何妨异曲亦同工？泰山青霭盏胸洁，邺水朱华耀眼红。翰墨生涯存至乐，窗明几净日瞳瞳。
诗中的《琐语》，指的就是王力先生的散文集《龙虫并雕斋琐语》。此书大多写于抗日战争的战火硝烟之中，1949年由上海观察社初版，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重版。这首《即事》诗，写的就是看校样时的感受。可以看出，虽然业有主从之分，但王力先生并不计较“阳春”与“下里”，他追求的是异曲而同工。假如说《龙虫并雕斋论丛》凝聚了他的心血，那么，《龙虫并雕斋琐语》同样是他的“邺水朱华”，心血结晶。而且，正因为这本《琐语》，在语言学家、翻译家、诗人之外，成就了散文家王了一。十年前，笔者曾写有《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梁实秋、钱钟书、王了一》一文，对三位大家的散文成就与艺术风格进行了简略的比较。这里有必要对《琐语》做一些稍为深入的分析。
《琐语》重版时，作者写了一篇《新序》，介绍了这本书的写作经过以及分成五个部分的原因。《序》曰：
这本小册子收集了我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六年所写的小品文。共分五个部分：（一）瓮牖剩墨；（二）龙虫并雕斋琐语（《生活导报》时期）；（三）棕榈轩詹言；（四）龙虫并雕斋琐语（《自由论坛》时期）；（五）清呓集。一九四二年，我因避敌机空袭，搬到昆明远郊龙头村赁房居住。房子既小且陋，楼上楼下四间屋子，总面积不到20平方米，真是可谓“斗室”。土墙有一大条裂缝，我日夜担心房子倒塌下来。所以我在这个农村斗室里写的小品就叫《瓮牖剩墨》。一九四三年我兼任粤秀中学校长，搬回城里，住在这间中学里，房子虽然仍旧陋小，但是比龙头村那房子好多了。小院子里有一棵棕榈树，所以我在这所中学宿舍里写的小品就叫《棕榈轩詹言》，《庄子·齐物论》：“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詹言”就是小品文的意思。这些“小品文”，我把它们叫作“学者散文”，这倒不仅因为作者是学者，而是它们具有较鲜明的学者性，即是具有较强的知识性，或者曰“知性”。它们主要不是用来“表情”，而是用来“达意”，它的主要表现手段不是抒情、写景、叙事，而是说理和议论。它无须像一般的抒情、写景散文那样以情动人，而是要以理服人，以知启人，因此，它要有极强的逻辑性。但它又不是论文，因为它的说理议论不是枯燥的三段论法，而是艺术的谈笑风生，具有极强的幽默感。具体说来，《琐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写作特征：
首先，鲜明的时代特征。《琐语》大约写于抗战期间，而作者又是一名坚持抗日的爱国教授，因而笔下便处处呈现“战时”字样，抗日气氛十分浓郁。《战时的书》《战时的物价》《疏散》《遗散物资》等，一望而知，是写战时生活的。单单两篇《战时的书》和《战时的物价》，便把抗战期间大后方人民物质生活的艰难和精神生活的匮乏写了个淋漓尽致。如写通货膨胀，“如春笋，如初日，如脱手的轻气球，只见其高，不见其低”。人们“日有言，言物价，夜有梦，梦物价”，朋友见面，互报物价，亲戚通信，也是报告物价。问题是你刚刚报告完，物价又涨了。而小地方追赶大城市的物价，“恰像小狗背着斜阳追赶自己的影子”，总也追不上。如果仅仅因了支援前线，物价再涨，人民也并无怨言；而一些“发国难财的人”在那里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却不能不让人咬牙切齿。在这些家伙的操纵下，物价一高再高，而人民大众（尤其工薪阶层）的生活却是一低再低，“全部的进款还不够吃的”。政府也给点“米贴”或“加薪”，然而，加薪和物价飞涨犹如龟兔赛跑，龟是“从容不迫的龟”，而兔却是“不肯睡觉的兔”，所以，“每次加薪都不免让人有杯水车薪之感”。既然果腹尚且不及，买书、教书、做学问当然也成了大问题，只能以过去的那点老本儿“蒙世”了。
除了专写战时生活的一些篇章外，《琐语》还采取见缝插针的办法，一有机会便顺便写上几笔。比如在《迷信》中，也顺便巧妙揭露了日本侵略者：
日本军人的择日，大约也是从数目字上着眼的。他们特别看重了“八”字。沈阳事变是“九一八”，淞沪之役是“一·二八”，芦沟桥事变是“七七”的深夜发动的，在他们看来也许是“七八”。他轰炸南苑，占据北平，是在七月二十八。甚至第一次轰炸昆明，也择定了九月二十八……日本对英关宣战，却也选定了十二月八日——另一个“一二·八”。
文章本来说的是“咱们中国人并不是世界上最迷信的民族”，但却顺便历数了日本帝国主义一连串的侵略罪行。
除了日寇和汉奸，人们当时最恨的还有那些大发“国难财”的高官显宦（如孔祥熙、宋子文等），《琐语》在这—方面一再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喊出了人民的心声。比如，在《疏散》中作者写下了一句名言：“凡有井水处都是可以发国难财的地方。”这些“发国难财”的权贵们，在损公肥私上的可限行径也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就说“疏散”吧，他们“宁愿在火车轮船上多载几个哈巴狗和几只马桶”，却要尽量“少装公家的东西”，似乎他们的哈巴狗、马桶都比国家财产更重要。
就鲜明的抗战特色而言，《琐语》远远超过了粱实秋先生的《雅舍小品》和钱钟书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更为张爱玲女士的《流言》望尘莫及。前些年，在“张爱玲热”的炒作中，一位作者大笔一挥，这样写道：
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生之空泛，有些委婉过度；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文中无我，枯燥有余，情感不足；王了一的《龙虫并雕斋琐语》失之古雅，力度不够。因此，比较而论，平心而言，张爱玲的散文要高出这几家之上。
这种论断，是相当荒唐可笑的。
其次，《琐语》反映了知性与悟性的高度统一。所谓知性，就是学术性，就是文化、文学修养；所谓悟性，就是对生活的体察，对社会人情的熟谙。如前所说，王力先生既是语言学大家，国学修养十分深厚，青年时代又留学法国，不仅获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也翻译了左拉、乔治桑、小仲马、莫里哀、波特莱尔等著名作家的小说、戏剧、诗歌、散文20余种。这种中西合璧的文学素养，体现在《琐语》中，自然就是渊博和丰厚。但只有渊博和丰厚也未必能写出好散文，作者还必须有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和把握。抗战期间，王力先生由北平到长沙、由桂林到昆明的辗转流徙，使他对国民政府的腐败和战时人民的苦难有了深切的体会，《琐语》中的那些优秀篇章，如《书呆子》《老妈子》《公共汽车》《战时的书》《战时的物价》等之所以那样脍炙人口，正是这种知性和悟性完美结合的结果。 独具一格的幽默风趣，学者的幽默，智者的幽默，“书呆子”战时的“苦幽默”，也是《琐语》的突出特点。如《老妈子》一文所述，在物价飞涨之下，工薪不涨或涨得不成比例的穷教授们，还非要雇个“老妈子”不可，这就出尽了洋相。每月一半的工薪都给了“老妈子”不说，还要处处听从
“老妈子”的指挥，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老妈子”说了算。这种“主仆易位”，是战时大后方的特有风景，是十分让人哭笑不得的。既然如此，何必再雇“老妈子”？一切自己来岂不更好？然而，教授和太太谁也取代不了“老妈子”，离开“老妈子”就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家将不家、国将不国。所以，教授夫妇们也就只能甘愿忍受尴尬了。再如《公共汽车》的细节描写：
你的头只能靠着一个高个子的脖子，或者一个矮人的头发：你的脚千万莫提起来搔痒，当心再放下去已经失掉地盘了！如果你侥幸是坐着的，你只能仰天长叹，否则另一个人的胸将没有一个安顿处。如果你前面站着一个女子，而你又不够洋化，不肯让座的话，你就只能学个柳下惠，让她坐怀而不乱。单单拥挤，倒还罢了，汽车内的气味更让人无法忍受：
不幸偶然来了几个自从出世以来没有洗过第二次澡，或自从结婚以后没有洗过第二次澡的巢父、许由，在这苍蝇钻不进的人群当中，那非兰非麝的气味儿也就够你消受的。
这些特殊的幽默着实让人忍俊不禁。
充分发挥语言学家的特长，也是《琐语》的重要特色。一是古色古香，古人古事信手拈来，古语古典出神入化。明明是现代散文，但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古典美，给人一种古今交融的美学享受。最突出的是那篇《洪乔主义》，文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晋人殷羡（洪乔）做豫章太守时，京城入托他带的100多封信都被他扔到了水里，他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为致书邮！”《琐语》中有云：“我们读了这一段故事之后，觉得痛快之极。”但“也觉得他有点‘过火’，不近人情”。因为毕竟古代交通不发达，又无邮政，托人捎信情有可原。但今天呢？不然了’不仅交通发达了，又有了专门的邮政，还有什么必要再托人带物、捎信呢？因此，作者主张：“我提倡一种主义：凡是托我们带信的，我们付之一炬（因为不一定绕过一条河，可以不一定要扔在水里），凡是托我们带食物的，水果可以供我们在火车上解渴，腊味可以供我们在旅馆里下饭，若遇着不喜欢吃或不好吃的东西，可以扔在路上，自然有人来拾。吝啬的人我们该使他破财，喜欢占小便宜的人我们该使他吃大亏，这就是我们的‘洪乔主义’。”二是一波三折，极讲章法。文似观山不喜平，古典散文的这一看家本领，《琐语》学习、运用得很恰当。三是缜密、谨严，富于哲理和逻辑。《说话》一文，把日常说话分为六种，条分缕析，井井有条。四是运用多种多样的修辞方式，比喻、对仗、反语，大词小用，排比重叠，都运用得恰到好处。特别一些方言土语的运用，更充分显示了语言学家的功力。比如，作者将“看野眼”（浙江话）一语用入文中，妙趣横生。另外，书中还有许多精辟的结论或自制的“炼话”，发人深省，耐人寻味。比如，一篇名为《闲》的文章可谓妙语连珠：“常人不可以‘好闲’，而圣贤可以‘爱闲’”“一国的元首就应该闲”“身当天下大任的人也应该闲”，这样才能处变不惊，稳操胜算，像历史上的诸葛亮和谢安。“做地方官的人也应该有相当的闲暇。如果你不能闲，不是你毫无办事能力，就是你为刮地皮而忙”。十分糟糕的是，“现在却是郡越僻而官越忙，因为‘天高皇帝远’，正是刮地皮的好机会”。这篇《闲》，纯粹从一个“闲”字写起，条分缕析，却涉及了一系列的国家大事，一系列的民生苦难，语言学家的功力算是充分发挥出来了。
最后，《琐语》对于国民的劣根性的举发，也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内容。尽管王力先生是以“含泪的微笑”举发国民的愚昧、落后、因循守旧，但读者的感受并不轻松。掩卷深思，就只有“泪”和“痛”了。比如《迷信》所写中国人的迷信，可谓怵目惊心，从“造神”（道教之“文昌帝君”、佛教之“送子观音”）、“造鬼”（“人死为鬼”，鬼死为堑）、自封大官、擅发“护照”和“阴币（元宝和钞票）”、“戳肉撑炉”之类的“苦肉计”，到烤吃“胞衣”以求子，求子之后又戴项圈、戴金锁，甚至像牛一般以铜穿鼻，直至“麻衣相法”、算八字、“金钱课”，应有尽有，不愧为中国民间迷信大全。这样一些精神枷锁牢牢地捆绑着中国人民，试问，中国怎么可能不停滞？中国人又怎么可能不愚昧？而这种愚昧，也正是《琐语》针砭的一大对象。《琐语》中有一篇《劝菜》，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文日：
中国有一件事最是以表示合作精神的，就是吃饭。十个或十二个人共一盘菜，共一碗汤。酒席上讲究同时起筷子，同时把菜夹到嘴里去，只差不曾嚼出同一的节奏来。
这种“多人同食”尚不足奇，奇的是“食中有让”。起先是“消极地让”，就是让人先夹菜，让人吃好东西；后来就发展为“积极地让”，也就是“劝菜”。此风以“妇女界最为殷勤，非把菜送到你的饭碗里去不可”。开始，有“劝菜”资格的是主人，发展到后来，自认为主人至亲好友的人也取得了这种资格。于是乎，“劝菜”之风愈演愈烈，“有时候一块‘好菜’被十双筷子传观，‘周游列国’之后，却又物归原主！”这样一来不要紧，一块好菜就可以沾上八九个人的唾液。如果其中_人有传染病，同席者便都休想逃脱。这究竟是一种美德还是一种陋习呢？有这种陋习四处蔓延，欲求中国人健康长寿，岂可得乎？抑恶扬善，鞭笞国民劣根性，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大课题，梁启超提倡最力，鲁迅表现最深。王力先生的上述篇章，也作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
建国后，王力先生未能再写出《琐语》那样的散文集，零星写出的仅有十余篇。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从略了。至于某些篇章的“掉书袋”倾向，因在《战时散文三大家》一文中有所批评，这里也不再重复了。（全文完）
在《龙虫并雕斋诗集》中，有一首《即事》诗，作者写道：
雕龙余事是雕虫，《琐语》重刊继《论丛》。岂计阳春与下里？何妨异曲亦同工？泰山青霭盏胸洁，邺水朱华耀眼红。翰墨生涯存至乐，窗明几净日瞳瞳。
诗中的《琐语》，指的就是王力先生的散文集《龙虫并雕斋琐语》。此书大多写于抗日战争的战火硝烟之中，1949年由上海观察社初版，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重版。这首《即事》诗，写的就是看校样时的感受。可以看出，虽然业有主从之分，但王力先生并不计较“阳春”与“下里”，他追求的是异曲而同工。假如说《龙虫并雕斋论丛》凝聚了他的心血，那么，《龙虫并雕斋琐语》同样是他的“邺水朱华”，心血结晶。而且，正因为这本《琐语》，在语言学家、翻译家、诗人之外，成就了散文家王了一。十年前，笔者曾写有《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梁实秋、钱钟书、王了一》一文，对三位大家的散文成就与艺术风格进行了简略的比较。这里有必要对《琐语》做一些稍为深入的分析。
《琐语》重版时，作者写了一篇《新序》，介绍了这本书的写作经过以及分成五个部分的原因。《序》曰：
这本小册子收集了我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六年所写的小品文。共分五个部分：（一）瓮牖剩墨；（二）龙虫并雕斋琐语（《生活导报》时期）；（三）棕榈轩詹言；（四）龙虫并雕斋琐语（《自由论坛》时期）；（五）清呓集。一九四二年，我因避敌机空袭，搬到昆明远郊龙头村赁房居住。房子既小且陋，楼上楼下四间屋子，总面积不到20平方米，真是可谓“斗室”。土墙有一大条裂缝，我日夜担心房子倒塌下来。所以我在这个农村斗室里写的小品就叫《瓮牖剩墨》。一九四三年我兼任粤秀中学校长，搬回城里，住在这间中学里，房子虽然仍旧陋小，但是比龙头村那房子好多了。小院子里有一棵棕榈树，所以我在这所中学宿舍里写的小品就叫《棕榈轩詹言》，《庄子·齐物论》：“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詹言”就是小品文的意思。这些“小品文”，我把它们叫作“学者散文”，这倒不仅因为作者是学者，而是它们具有较鲜明的学者性，即是具有较强的知识性，或者曰“知性”。它们主要不是用来“表情”，而是用来“达意”，它的主要表现手段不是抒情、写景、叙事，而是说理和议论。它无须像一般的抒情、写景散文那样以情动人，而是要以理服人，以知启人，因此，它要有极强的逻辑性。但它又不是论文，因为它的说理议论不是枯燥的三段论法，而是艺术的谈笑风生，具有极强的幽默感。具体说来，《琐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写作特征：
首先，鲜明的时代特征。《琐语》大约写于抗战期间，而作者又是一名坚持抗日的爱国教授，因而笔下便处处呈现“战时”字样，抗日气氛十分浓郁。《战时的书》《战时的物价》《疏散》《遗散物资》等，一望而知，是写战时生活的。单单两篇《战时的书》和《战时的物价》，便把抗战期间大后方人民物质生活的艰难和精神生活的匮乏写了个淋漓尽致。如写通货膨胀，“如春笋，如初日，如脱手的轻气球，只见其高，不见其低”。人们“日有言，言物价，夜有梦，梦物价”，朋友见面，互报物价，亲戚通信，也是报告物价。问题是你刚刚报告完，物价又涨了。而小地方追赶大城市的物价，“恰像小狗背着斜阳追赶自己的影子”，总也追不上。如果仅仅因了支援前线，物价再涨，人民也并无怨言；而一些“发国难财的人”在那里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却不能不让人咬牙切齿。在这些家伙的操纵下，物价一高再高，而人民大众（尤其工薪阶层）的生活却是一低再低，“全部的进款还不够吃的”。政府也给点“米贴”或“加薪”，然而，加薪和物价飞涨犹如龟兔赛跑，龟是“从容不迫的龟”，而兔却是“不肯睡觉的兔”，所以，“每次加薪都不免让人有杯水车薪之感”。既然果腹尚且不及，买书、教书、做学问当然也成了大问题，只能以过去的那点老本儿“蒙世”了。
除了专写战时生活的一些篇章外，《琐语》还采取见缝插针的办法，一有机会便顺便写上几笔。比如在《迷信》中，也顺便巧妙揭露了日本侵略者：
日本军人的择日，大约也是从数目字上着眼的。他们特别看重了“八”字。沈阳事变是“九一八”，淞沪之役是“一·二八”，芦沟桥事变是“七七”的深夜发动的，在他们看来也许是“七八”。他轰炸南苑，占据北平，是在七月二十八。甚至第一次轰炸昆明，也择定了九月二十八……日本对英关宣战，却也选定了十二月八日——另一个“一二·八”。
文章本来说的是“咱们中国人并不是世界上最迷信的民族”，但却顺便历数了日本帝国主义一连串的侵略罪行。
除了日寇和汉奸，人们当时最恨的还有那些大发“国难财”的高官显宦（如孔祥熙、宋子文等），《琐语》在这—方面一再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喊出了人民的心声。比如，在《疏散》中作者写下了一句名言：“凡有井水处都是可以发国难财的地方。”这些“发国难财”的权贵们，在损公肥私上的可限行径也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就说“疏散”吧，他们“宁愿在火车轮船上多载几个哈巴狗和几只马桶”，却要尽量“少装公家的东西”，似乎他们的哈巴狗、马桶都比国家财产更重要。
就鲜明的抗战特色而言，《琐语》远远超过了粱实秋先生的《雅舍小品》和钱钟书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更为张爱玲女士的《流言》望尘莫及。前些年，在“张爱玲热”的炒作中，一位作者大笔一挥，这样写道：
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生之空泛，有些委婉过度；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文中无我，枯燥有余，情感不足；王了一的《龙虫并雕斋琐语》失之古雅，力度不够。因此，比较而论，平心而言，张爱玲的散文要高出这几家之上。
这种论断，是相当荒唐可笑的。
其次，《琐语》反映了知性与悟性的高度统一。所谓知性，就是学术性，就是文化、文学修养；所谓悟性，就是对生活的体察，对社会人情的熟谙。如前所说，王力先生既是语言学大家，国学修养十分深厚，青年时代又留学法国，不仅获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也翻译了左拉、乔治桑、小仲马、莫里哀、波特莱尔等著名作家的小说、戏剧、诗歌、散文20余种。这种中西合璧的文学素养，体现在《琐语》中，自然就是渊博和丰厚。但只有渊博和丰厚也未必能写出好散文，作者还必须有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和把握。抗战期间，王力先生由北平到长沙、由桂林到昆明的辗转流徙，使他对国民政府的腐败和战时人民的苦难有了深切的体会，《琐语》中的那些优秀篇章，如《书呆子》《老妈子》《公共汽车》《战时的书》《战时的物价》等之所以那样脍炙人口，正是这种知性和悟性完美结合的结果。 独具一格的幽默风趣，学者的幽默，智者的幽默，“书呆子”战时的“苦幽默”，也是《琐语》的突出特点。如《老妈子》一文所述，在物价飞涨之下，工薪不涨或涨得不成比例的穷教授们，还非要雇个“老妈子”不可，这就出尽了洋相。每月一半的工薪都给了“老妈子”不说，还要处处听从
“老妈子”的指挥，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老妈子”说了算。这种“主仆易位”，是战时大后方的特有风景，是十分让人哭笑不得的。既然如此，何必再雇“老妈子”？一切自己来岂不更好？然而，教授和太太谁也取代不了“老妈子”，离开“老妈子”就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家将不家、国将不国。所以，教授夫妇们也就只能甘愿忍受尴尬了。再如《公共汽车》的细节描写：
你的头只能靠着一个高个子的脖子，或者一个矮人的头发：你的脚千万莫提起来搔痒，当心再放下去已经失掉地盘了！如果你侥幸是坐着的，你只能仰天长叹，否则另一个人的胸将没有一个安顿处。如果你前面站着一个女子，而你又不够洋化，不肯让座的话，你就只能学个柳下惠，让她坐怀而不乱。单单拥挤，倒还罢了，汽车内的气味更让人无法忍受：
不幸偶然来了几个自从出世以来没有洗过第二次澡，或自从结婚以后没有洗过第二次澡的巢父、许由，在这苍蝇钻不进的人群当中，那非兰非麝的气味儿也就够你消受的。
这些特殊的幽默着实让人忍俊不禁。
充分发挥语言学家的特长，也是《琐语》的重要特色。一是古色古香，古人古事信手拈来，古语古典出神入化。明明是现代散文，但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古典美，给人一种古今交融的美学享受。最突出的是那篇《洪乔主义》，文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晋人殷羡（洪乔）做豫章太守时，京城入托他带的100多封信都被他扔到了水里，他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为致书邮！”《琐语》中有云：“我们读了这一段故事之后，觉得痛快之极。”但“也觉得他有点‘过火’，不近人情”。因为毕竟古代交通不发达，又无邮政，托人捎信情有可原。但今天呢？不然了’不仅交通发达了，又有了专门的邮政，还有什么必要再托人带物、捎信呢？因此，作者主张：“我提倡一种主义：凡是托我们带信的，我们付之一炬（因为不一定绕过一条河，可以不一定要扔在水里），凡是托我们带食物的，水果可以供我们在火车上解渴，腊味可以供我们在旅馆里下饭，若遇着不喜欢吃或不好吃的东西，可以扔在路上，自然有人来拾。吝啬的人我们该使他破财，喜欢占小便宜的人我们该使他吃大亏，这就是我们的‘洪乔主义’。”二是一波三折，极讲章法。文似观山不喜平，古典散文的这一看家本领，《琐语》学习、运用得很恰当。三是缜密、谨严，富于哲理和逻辑。《说话》一文，把日常说话分为六种，条分缕析，井井有条。四是运用多种多样的修辞方式，比喻、对仗、反语，大词小用，排比重叠，都运用得恰到好处。特别一些方言土语的运用，更充分显示了语言学家的功力。比如，作者将“看野眼”（浙江话）一语用入文中，妙趣横生。另外，书中还有许多精辟的结论或自制的“炼话”，发人深省，耐人寻味。比如，一篇名为《闲》的文章可谓妙语连珠：“常人不可以‘好闲’，而圣贤可以‘爱闲’”“一国的元首就应该闲”“身当天下大任的人也应该闲”，这样才能处变不惊，稳操胜算，像历史上的诸葛亮和谢安。“做地方官的人也应该有相当的闲暇。如果你不能闲，不是你毫无办事能力，就是你为刮地皮而忙”。十分糟糕的是，“现在却是郡越僻而官越忙，因为‘天高皇帝远’，正是刮地皮的好机会”。这篇《闲》，纯粹从一个“闲”字写起，条分缕析，却涉及了一系列的国家大事，一系列的民生苦难，语言学家的功力算是充分发挥出来了。
最后，《琐语》对于国民的劣根性的举发，也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内容。尽管王力先生是以“含泪的微笑”举发国民的愚昧、落后、因循守旧，但读者的感受并不轻松。掩卷深思，就只有“泪”和“痛”了。比如《迷信》所写中国人的迷信，可谓怵目惊心，从“造神”（道教之“文昌帝君”、佛教之“送子观音”）、“造鬼”（“人死为鬼”，鬼死为堑）、自封大官、擅发“护照”和“阴币（元宝和钞票）”、“戳肉撑炉”之类的“苦肉计”，到烤吃“胞衣”以求子，求子之后又戴项圈、戴金锁，甚至像牛一般以铜穿鼻，直至“麻衣相法”、算八字、“金钱课”，应有尽有，不愧为中国民间迷信大全。这样一些精神枷锁牢牢地捆绑着中国人民，试问，中国怎么可能不停滞？中国人又怎么可能不愚昧？而这种愚昧，也正是《琐语》针砭的一大对象。《琐语》中有一篇《劝菜》，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文日：
中国有一件事最是以表示合作精神的，就是吃饭。十个或十二个人共一盘菜，共一碗汤。酒席上讲究同时起筷子，同时把菜夹到嘴里去，只差不曾嚼出同一的节奏来。
这种“多人同食”尚不足奇，奇的是“食中有让”。起先是“消极地让”，就是让人先夹菜，让人吃好东西；后来就发展为“积极地让”，也就是“劝菜”。此风以“妇女界最为殷勤，非把菜送到你的饭碗里去不可”。开始，有“劝菜”资格的是主人，发展到后来，自认为主人至亲好友的人也取得了这种资格。于是乎，“劝菜”之风愈演愈烈，“有时候一块‘好菜’被十双筷子传观，‘周游列国’之后，却又物归原主！”这样一来不要紧，一块好菜就可以沾上八九个人的唾液。如果其中_人有传染病，同席者便都休想逃脱。这究竟是一种美德还是一种陋习呢？有这种陋习四处蔓延，欲求中国人健康长寿，岂可得乎？抑恶扬善，鞭笞国民劣根性，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大课题，梁启超提倡最力，鲁迅表现最深。王力先生的上述篇章，也作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
建国后，王力先生未能再写出《琐语》那样的散文集，零星写出的仅有十余篇。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从略了。至于某些篇章的“掉书袋”倾向，因在《战时散文三大家》一文中有所批评，这里也不再重复了。（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