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一首歌唱响一座城，一座城唱出一段情。这首饱含深情的《七子之歌》自1999年传唱至今，讲述着澳门与祖国血脉相连的情感，见证着澳门回归之路，也串联起每一位中华儿女的澳门情结。
　　澳门历来是中国领土，但自1553年起，被葡萄牙非法占据达446年。不过，相较于鸦片战争后才被英国占据的香港，收回澳门的主权和管治权却不那么复杂。因为香港问题是英国政府先后通过3个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政府割让和租借香港的土地造成的。澳门方面，虽然在鸦片战争后葡萄牙政府也曾向清政府提出一些不平等条约，使其管治权合法化，但其承认澳门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国，葡方只是“永驻管理”，这为中方提供了有利于收回澳门的前提。
　　1999年12月20日零时，当五星红旗在澳门夜空高高飘扬的那一刻，《七子之歌》的旋律响彻神州大地，离散400多年的游子——澳门，正式跨入了“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新时代。
　　沧海变桑田！现在的澳门是一个繁华的澳门、一个充满生机的澳门、一个和谐的澳门！

446个春秋的屈辱记忆

　　澳门的历史，写在光怪陆离的地名上：苏亚雷斯博士大马路、罅些喇提督马路、嘉乐庇总督大桥……一串串葡萄牙人的名字，提醒着澳门曾被西方殖民者强占的屈辱记忆。
　　澳门以前是个小渔村。澳门及其附近盛产蚝，蚝壳内壁光亮如镜，澳门因此也被称为蚝镜，后人把这个名称改为较文雅的“濠镜”，也称濠镜澳。清乾隆年间出版的《澳门纪略》中说：“濠镜之名，著于《明史》。东西五六里、南北半之，有南北二湾，可以泊船。或曰南北二湾，规圆如镜，故曰濠镜。”
　　澳门，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澳门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已隶属于南海郡番禺县，其后多个朝代，先后划入官郡、南海县、东莞县。1152年，归属新建立的香山县。
　　1553年，葡萄牙人在准备登上澳门时托言商船被风浪冲击而裂，货物被浸泡，要求借地晾晒，并贿赂地方官吏汪柏，取得了停靠澳门码头进行贸易的权利。葡萄牙人至此，询问当地人此地何名，渔民指着已存世69年的中式庙宇答曰：妈阁。从此，澳门多了一个新名字：MACAU。1557年，葡萄牙人正式在澳门定居。1582年，中葡订澳门借地协约。
　　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后，葡萄牙派代表与清朝钦差大臣爱新觉罗·耆英谈判，要求豁免地租银，并由葡萄牙军队驻防澳门半岛。清政府断然拒绝葡萄牙的要求，但维持已给予葡萄牙的各样优待。
　　1862年葡萄牙曾与清政府草签《中葡和好贸易条约》，欲将澳门地区转为葡萄牙之属地，但被发现而告终。直至1886年，葡萄牙与英国代表藉鸦片缉私征税的合作与清政府谈判。1887年，清政府与葡萄牙先后签订了《中葡里斯本草约》《友好通商条约》，条约列明：“由中国坚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于是，清政府将澳门的管治权拱手相让。为避免主权彻底丧失，清政府保留了将澳门让与他国的权力，葡萄牙若想将澳门让与他国，必须经过中国同意。

不容许把殖民主义尾巴拖到下世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便开始为香港与澳门的主权问题采取外交行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于1972年3月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地化委员会申明中国政府的立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葡萄牙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国要对被占领的领土恢复执行主权的问题，而完全不是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的问题，更不是使其获得独立的问题。”同年11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决议案，将香港和澳门于殖民地名单剔除，此举为中国和平解决香港与澳门的主权问题制造了有利的背景条件。
　　1979年2月8日，葡萄牙与台湾当局断绝“邦交”，随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交换建交公报。虽然未在建交公报上提到澳门问题，实质上该问题是秘密谈判的重点，也达成了《澳门地位秘密协议》，该协议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交还日期和方式以后由两国谈判决定。
　　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埃内亚斯应邀访华，中葡两国领导人就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进行了讨论，“双方同意于近期内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澳门问题举行谈判。”5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埃亚内斯时说：“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国建交时已经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姬鹏飞在6月11日指出，“解决澳门问题可以采取香港模式，但是澳门有澳门的具体情况，也不能照搬。总之，我们要通过同葡萄牙政府谈判，合理解决澳门问题。”关于收回澳门的时间实际也有3种考虑：一是早于香港，二是同时收回，三是晚于香港，错开一点。邓小平倾向于第三种考虑，但是主张必须在20世纪内解决。这是在中葡谈判开始前就已经确定了的。
　　从1986年6月至1987年3月，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北京举行了两个阶段的4轮会谈，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当时中方代表团团长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葡方代表团团长是驻华大使鲁伊·梅迪纳。1979年中葡双方就澳门的主权问题已达成了谅解，因此与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不同，主权问题上双方未有过分歧。总的说来，中葡在1986年6月、9月及10月的前3轮谈判比较顺利，但随后双方在澳门回归的时间问题上有分歧。

　　1986年11月，周南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里斯本进行访问，葡萄牙政府却改变原先表态，提出要将澳门回归时间放到下世纪初，引起中方的强烈反对。邓小平坚决地要求：“澳门必须在本世纪内收回，不能容许葡萄牙把它在澳门这条殖民主义尾巴拖到下一个世纪。”
　　面对中方不可动摇的坚定立场，葡方不得不作出反应，软化了原有立场，强调加强葡萄牙与中国友好合作关系有“极大重要性”，并向我方作出友好表示。葡连续两次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由总统亲自主持，讨论长达数小时，最终接受了中国1999年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方案。周南接受采访时回忆：当时葡方又提出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2月31日交还澳门。中方提出，这个日期太临近新年，而且葡萄牙也有圣诞节假期，还是错开为好。最终葡方同意了中方的主张，在圣诞节前的12月20日交接。
　　之后双方于1987年3月的第四轮谈判达成了各项共识。同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将在1999年12月20日恢复行使对澳门的主权。从此，澳门进入了过渡期。日本《每日新闻》称赞：“具有长期殖民地历史的澳门归还给中国，在亚洲解放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应该赢得历史性的评价。”

过渡时期一波三折的见证

　　澳门当时在葡萄牙的管治之下，中国政府无法在澳门设立官方机构，因此借用新华社的名义开展澳门主权回归的相关工作。
　　1989年底，宗光耀被派往澳门工作，先后担任新华社澳门分社副社长、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1993年3月1日，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澳门基本法》（草案）——在送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前，宗光耀曾受委托向澳葡政府通报澳门基本法（草案）的有关情况，并交换意见。
　　听完宗光耀介绍基本法草案后，葡萄牙驻澳门总督韦奇立说：“葡方一直很关心澳门基本法的起草，也提出过一些意见或建议，有的还被采纳了。如果基本法文稿还能修改的话，那么我觉得序言写得不好。第一句话说澳门是中国的领土，这没有问题。而紧接着的第二句就说葡萄牙占领了澳门。‘占领’两个字，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違背了今天中葡两国的友好关系。中方领导人一再声称，解决澳门问题不算历史旧账，着眼未来，向前看。而澳门基本法序言一开头就表现出要算历史旧账的架势。1999年，我和我的同事都会离开澳门返回里斯本，而大批土生葡人怎么办呢？他们将成为‘侵略者’的后代，随时会受到惩罚，遭打击报复。他们的日子会很不好过，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把‘16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这句删除，序言就很完美了。”
　　宗光耀强调：“16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这是历史事实，无需争辩。长达400多年的历史，用‘逐步占领’4个字一笔带过，既叙述了历史的真实面目，又充分体现了不纠缠历史旧账、维护中葡友好的格局。序言中用的‘占领’两个字，是相当中性的词汇，而没有用‘侵占’‘侵略’一类强烈的字眼。我说，能想出用‘占领’这样中性的、温和的字眼概括澳门400多年恩恩怨怨的历史，是起草委员会的高度智慧和良苦用心。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更谈不上有日后打击葡人的伏笔。”宗光耀注意到，澳督频频点头，便止住了这个话题。
　　当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澳门基本法》获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接受采访时，宗光耀说，自己与澳督之间尽管有些大是大非上的摩擦，但是并不影响两人的私人交往。
　　宗光耀记得1997年8月初的一天，接到澳葡政府政务司高树维的邀请，约他到办公室一叙。交流中，高树维说：“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是很成功的，但是我们澳门的政权交接仪式不必要仿照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做法。不必搞降旗、升旗的形式。深更半夜搞降旗、升旗，全世界都没有，惹人笑话，认为你我都是精神病。还有，如果政权交接有降旗、升旗仪式，升中国国旗时现场的嘉宾和观众都会鼓掌、欢呼，我也会鼓掌的。而降葡萄牙国旗时人们如何办？我们葡国人听到掌声会高兴吗？我自己就不愿看到这个场面。不搞降旗、升旗，增加音乐、歌舞节目，气氛会更为喜庆。”高树维的话突然停了下来，似乎是想听听宗光耀的反应。
　　接受笔者采访时，宗光耀回忆说：“当时，我对他讲，关于降旗、升旗的事，这是一个仪式，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葡国管治澳门的时代的结束，将澳门交还给中国政府。像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标志性的、国与国之间的重大事件，仅有两国领导人的讲话是不够的。唱歌跳舞气氛喜庆欢快，也不能代替国旗的角色。同是一面国旗，在特定场合的升降，它的含义也有所不同——例如，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升起的五星红旗与我们每天早晨升起的五星红旗的意义是不完全一样的。我能理解政务司先生对降旗时场上可能会有掌声的忧虑。葡方不乐意有掌声，我看这并不难解决，我可以做这个工作——把降旗、升旗紧凑连在一起，待中国的国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升起，全场鼓掌、欢呼。人们可以理解，这个掌声是为降旗、升旗的重要程序胜利完成而鼓的，不单是为中国国旗和澳门区旗的升起而鼓的。高树维一听，很开心。”
　　事后，宗光耀向上级汇报了同高树维谈话的详细情况。“高树维应该也及时向澳督转述了我的观点。在以后的中葡双方磋商中，葡方未就降旗、升旗、不请外国嘉宾等问题提出异议。也许是他们认为理由不充分，没必要提出。”

游子顺利回到祖国的怀抱

　　1999年12月19日17时，在澳门警察乐队所奏响的葡萄牙国歌声中，葡国国旗从澳督府楼顶的旗杆处降落。随后，降旗手将降下的葡国旗折叠好后送到第127任澳督韦奇立的手中，韦奇立接过国旗并紧紧抱在胸前，面向嘉宾再次致意，望着天空及澳督府仍挂着的葡萄牙国徽深深鞠躬后便离开澳督府。 　　深夜，位于澳门新口岸刚刚建成的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灯火通明，举世瞩目的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
　　23時42分，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开始。23时58分，在葡萄牙国歌声中，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开始缓缓降下。
　　12月20日零时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46秒后，两面旗帜同时升到旗杆顶端，猎猎飘扬。至此，中葡两国政府完成了澳门政权的交接。
　　交接仪式大厅里掌声如潮，经久不息。无数的照相机、摄像机的镜头记录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无数的电波将这一重大消息传遍大江南北，传遍世界各地。
　　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贺一诚回忆说：“当时，我作为工商界的代表在现场参加了政权交接仪式。我很激动，因为澳门人是有家国情怀的，我们从小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解放军驻澳部队进城那天，澳门老百姓到街头去迎接，大家都很兴奋。人们都盼望回归祖国，回归的时候大家都感觉熬出头了，那时候心情格外激动。”
　　澳门作为中国最后一块外国殖民管治的地区，回归的意义不言而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象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当日依法从珠海拱北口岸进驻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何厚铧临时办公室所在地——大丰银行大楼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特区区旗；《澳门日报》于凌晨1点抢发了第一份回归报道号外；街头的澳门警察，全部佩戴了澳门特区新警徽和新帽徽，取代了原先带有葡萄牙色彩的旧警徽……
　　从分离于外的“游子”到回归祖国成立特区、重新纳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从博彩业“一家独大”到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澳门这个几百年前的小渔村，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战略步伐成长、巨变，演绎沧海变桑田。回归后，绝大部分澳门华人终于享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身份，无数个澳门人开始在内地与澳门的史册中大笔挥墨，在改革开放的红利中砥砺前行。首家“三来一补”的合资企业、首家合资酒店、首家合作客运汽车公司等项目都能看到澳门人的身影。
　　回归以来，澳门社会保障制度渐趋完备，居民幸福感不断提升。澳门这块“弹丸之地”，不论是经济总量、财政收入、生产总值或人均GDP都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澳门的成绩可圈可点，治安好了、口袋有钱了、生活获得感提升了。有澳门居民说：“今日之澳门，是一个幸福指数不断刷新的地方。到海外旅游时，每次出示中国澳门特区的护照，都会觉得特别骄傲和自豪。”他们强调，自己是澳门回归祖国的受益者，并表示将继续珍惜、重视和守护澳门特区至今取得的安定繁荣，感恩国家，爱护澳门，继续齐心合力建设美好家园。

　　这么多年来，澳门出色地实践了“一国两制”，保持稳定繁荣，发展多元文化，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如今更成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闪亮的“盛世莲花”。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治港治澳制度体系，不仅符合政治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必将有助于“一国两制”航船行稳致远。澳门成为当之无愧的成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热土”，为“一国两制”实践提供了澳门模式、澳门方案、澳门智慧和澳门经验。面向未来，澳门正积极把握重大机遇，搭乘国家发展的快车，按照国家所需、澳门所长的定位，为国家改革开放再出发继续贡献澳门的力量，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再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