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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菊花是什么样的女人?据李江说,这两年来,国家一有大事他就要去北京接回白菊花,生怕她到天安门等地闹事,而有次接她回来路上,她说:“李镇长,我想打牌。”李镇长想了想,“好,同意”。于是在一个河滩里,几个接访干部陪着白菊花打一通牌后又起程回乡。
认识李江(化名)是几年前他在邓州市委宣传部任职时,小伙子能说会道,左右逢源,很适合在宣传部工作。后来某天,李江在电话中说要到刘集镇任镇长,我们见面就少了。前不久,李江来郑州办事,一见面我深感惊讶,原来洒脱的帅小伙儿变得头发蓬乱,胡须没刮,一个地道的乡下百姓。急问:“乡下再怎么也不至于把李镇长变成这样吧?”李江苦笑着:“唉!还不是一个白菊花上访给闹的!”
白菊花,邓州市刘集乡村民,25岁守寡,一个人含辛茹苦拉扯大一双儿女。2006年,白菊花开始走上上访之路。据李江说,这是他到刘集乡之前发生的事,乡里已给解决过了,原因很简单,是白菊花违法盖房,并占了集体土地,被乡里强行推倒了院墙,后乡政府做出了补偿。2007年8月,白菊花因涉嫌“非访”被南阳市劳动教养所判定劳教一年,被送到郑州市八里河女子劳教所。2008年8月,白菊花从劳教所出来后又到北京上访,多次被北京某派出所训戒,现白菊花就长期居住在北京市菜户营桥旁的菜户园宾馆……
接访VS上访
2010年4月27日下午,记者匆匆赶到北京市菜户园宾馆,简易的宾馆设在菜户营桥南不远处路西,出租车司机怎么也不知道这个宾馆,在指定附近一家刚记海鲜店后,才发现宾馆的招牌。所谓的宾馆由简易的板房组成,约有20间,狭长的走廊被严实的遮阳瓦封起来,在绿色的藤叶装点下倒显出几丝温馨。
老板娘一听记者的同乡口音并听说要找白菊花,立即热情地问:“你是来接白菊花的?白菊花出去还没有回来”。记者说:“不是,只是来看看她”。因了白菊花,记者受到最低房价的待遇。
放下包走出房门,看到一个政府工作人员模样的人坐在走廊下写着什么,从老板娘嘻哈地伸着头想看看什么内容,对方躲避的熟悉程度,可以断定此人对这里很熟,一问才得知是某镇人民政府副书记贵某来接访。贵某急着赶火车,不断地催促着上访人快走,一名50岁左右的男人不情愿地抱怨:“常年背着这个包来上访,包都被背破了,事还没有解决。”贵某并不直接回答,只是催喊着。于是三四个男人跟着他们的贵书记提着包向外走,并有人回头嘻笑着:“下个星期还过来呀!”
看着这群人离开后,宾馆经理阴某毫不客气地说:“我经营这个宾馆多年了,看得多了,这些上访户中,大部分人的问题已解决了,但是这些人并不知足,还要来上访。国家规定属地管理,国家信访局通知各地政府来接人,当地政府部门往往委屈求全给些经济上的补助,但过些时,这些人又跑出来上访,简直是无理取闹嘛!许多人把这当职业了,吃住在这里全由政府埋单,政府为了稳定不得不尽可能妥协。白菊花的事已解决过了,现在非要政府赔偿32万元作为劳教那一年的补偿,还有李大妮、李二妮,县政府领导来谈还不行,非60万元不回。还有河南人在外地打工的,由河南地方政府领回,牵涉异地办案各种程序复杂,事情不好解决,人回去几天还要跑到北京来上访。”
正聊着,又有两位政府工作人员模样的人走来,阴经理急忙站起来招呼:“过来了。”说着就领着两个人走向他们的房间,不一会儿过来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几个人关起门在房里商谈。老板娘说是正在接访。记者问能不能去听听他们是怎么商谈的。老板娘神秘地说“不行”,每次来接访,谈条件都不让外人听的。
精神家园在哪里?
薛某,武陟县某公司下岗职工。记者感兴趣的是她一脸的笑,她不像其他上访户那样给人感觉苦大仇深、满脸的痛苦。她一个人很悠闲地躺在床上看着电视剧,见记者进屋,还热情地打招呼,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给信访局局长说权再大也迈不过天。我的案子牵出了十几个腐败官员,我要继续告下去,让他们不得好下场。因为他们不能代表政府,只是他们的关系网大罢了。我就不相信国家的资产被个别人侵占,他们可以在政法委书记的庇护下联合黑社会对我们商户大打出手,把我老公打成精神病,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
据她介绍,她原是某公司的职工,前些年,国家改制,她和老公下了岗,利用自家便利条件开了饭店,饮食服务公司原经理把公司卖给了房地产公司开发商品房,且不给下岗职工购买养老保险,使下岗人员无饭吃,并多次打砸她家的饭店,目的是赶她家离开盖商品房。现在她的两个孩子一个在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她的老公已成了精神病,整天自言自语,总是疑心有人要害他,什么也做不了。而薛某上访这几年已花去了几万元家产,她说亏得前几年开饭店有点积蓄。她上访已总结出经验,她说她现在不到国家信访局去了,直接投信,直接向国家领导人投信,总有一位领导人会看到她的诉状的。
薛某给记者说这些事时,一直面带微笑,她说,“我的事让现任信访局长很感慨,他说你们为什么不站在她的角度考虑?你们拍拍自己的良心想想啊!她说她第一次来北京上访,为了躲避接她回去的人,住在桥下40多天,那是怎样的非人生活啊,回去也不解决问题”。“其实刚开始事情并不大,结果是事越来越大,也许是神让我来惩处恶人的,让我来做这个抓腐败分子的大将军,那我不能不做呵”。说着她把左手向上抬了抬。记者注意到她这个动作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不时出现,就好奇地问:“你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她答:“就是收了。有几个冤的人今天判了死缓,是我让他们活下来的。”
这是4月28日上午,从薛某房里出来,记者等着那个白菊花,想看看那个和李江斗智斗勇的白菊花是什么样的女人。据李江说,这两年来,国家一有大事他就要去北京接回白菊花,生怕她到天安门等地闹事,而有次接她回来路上,她说:“李镇长,我想打牌。”李镇长想了想,“好,同意”。于是在一个河滩里,几个接访干部陪着白菊花打一通牌后又起程回乡。而为了缓解矛盾,李江又想法给白菊花介绍了个儿媳妇,现在媳妇进了家门后跟随她儿子去广州打工,女儿也嫁了人在外地工作。留下白菊花一个人,李江又做工作说:“再给你也介绍个老公吧,还是吃国家粮的,中不中?”于是,小车载着白菊花到了邓州市,李江凭着自己在宣传部工作多年的余热,给白菊花找了个单身的退休工人。白菊花坐在车里,隔着车窗相了亲:“李镇长,中是中,不过政府赔我32万元后,我再嫁过来。”
下午,同学开车过来,坐在车里,记者看着三三两两从大门口出进的妇人们,不时上前询问哪位是白菊花。
在等得失望时,听到两个女人很大嗓门地站在宾馆门前说着话,记者走过去问:“请问白菊花回来没有?”
对方答:“你找她干啥?”
“不干啥,就是过来看看她。”
“你是谁?俺就是白菊花。”
“您就是啊,那就请大姐上车,咱们聊一会吧,外面风这么大。”
“不去,我才不上你的车呢?万一又把我拉回去了咋办?”
记者因为好不容易找到白菊花而满心喜悦,看着眼前这位身穿黑蓝衣服、50岁左右壮实的农村妇女,顾不上她言语中的抵触:“白大姐,我是李江的朋友,来京办事顺便看看您,李镇长很想让您回去,您看您家也不顾地也不种的,大家都很担心。”
白菊花气哼哼地说:“乡里不赔偿我劳教一年的损失,我是不回去的,一个劳改犯回去让人笑话,我就是要讨个说法。”
记者:“您看您有啥解不开的结?这岁数了,该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了呀。”
白菊花满脸的激愤情绪,眼神中带着泪丝哽咽着喊:“我现在就这样了,不回去了,我就等着政府给个答复,我现在连国家信访局都不去了,如果政府不给个答复,我身上的刀片还有成箱的农药都准备好了,遗书也写好了,给这些上访者每人一份。”
……
在记者的劝说下,白菊花终于面色温和下来,她依赖地看着记者说:“你回去给李江捎个话,让他给个解决,我就回去,这日子我也不想过啊!”
症结何在?
河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校的华小鹏教授说:“像白菊花这种情况,只有她申请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劳教一年的决定,才能要求政府赔偿,否则政府没有法律依据赔偿。如果当地政府为了一时平安而拿钱解决了此事,那么还有更多的白菊花们上访。可以说个别人已超出法律规定和要求,而好多人就是认为政府无所不能,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出现纠纷时不到法院解决,而是围堵政府门,要求政府解决,而我国的信访管理办法,又是属地管理,谁的人谁领走,政府往往没有原则地解决,先领走人,但解决不了事情。”
在法治社会,还有这么多信访案件,而大部分都是因宅基地、耕地等纠纷引起的。是我们的百姓不懂法,还是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现象?华小鹏颇为感慨地说:“在我国,法律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而农村最需要法律的地方却无人深入去做工作,使全民普法流于形式。”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朝聚教授直言:“造成许多信访案件积压信访户越级上访,这是国家机制出现的问题,我们各级信访部门只能起到桥梁作用并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和古时的老百姓一到上面告状就能解决问题是不一样的。现在各级政府部门并没有权力解决问题,而相关的职能部门反应迟钝,司法程序不完善,司法援助不到位,使有問题的中下层百姓只能越级上访,找政府解决问题,政府为了稳定就一方面妥协一方面围追堵截,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认识李江(化名)是几年前他在邓州市委宣传部任职时,小伙子能说会道,左右逢源,很适合在宣传部工作。后来某天,李江在电话中说要到刘集镇任镇长,我们见面就少了。前不久,李江来郑州办事,一见面我深感惊讶,原来洒脱的帅小伙儿变得头发蓬乱,胡须没刮,一个地道的乡下百姓。急问:“乡下再怎么也不至于把李镇长变成这样吧?”李江苦笑着:“唉!还不是一个白菊花上访给闹的!”
白菊花,邓州市刘集乡村民,25岁守寡,一个人含辛茹苦拉扯大一双儿女。2006年,白菊花开始走上上访之路。据李江说,这是他到刘集乡之前发生的事,乡里已给解决过了,原因很简单,是白菊花违法盖房,并占了集体土地,被乡里强行推倒了院墙,后乡政府做出了补偿。2007年8月,白菊花因涉嫌“非访”被南阳市劳动教养所判定劳教一年,被送到郑州市八里河女子劳教所。2008年8月,白菊花从劳教所出来后又到北京上访,多次被北京某派出所训戒,现白菊花就长期居住在北京市菜户营桥旁的菜户园宾馆……
接访VS上访
2010年4月27日下午,记者匆匆赶到北京市菜户园宾馆,简易的宾馆设在菜户营桥南不远处路西,出租车司机怎么也不知道这个宾馆,在指定附近一家刚记海鲜店后,才发现宾馆的招牌。所谓的宾馆由简易的板房组成,约有20间,狭长的走廊被严实的遮阳瓦封起来,在绿色的藤叶装点下倒显出几丝温馨。
老板娘一听记者的同乡口音并听说要找白菊花,立即热情地问:“你是来接白菊花的?白菊花出去还没有回来”。记者说:“不是,只是来看看她”。因了白菊花,记者受到最低房价的待遇。
放下包走出房门,看到一个政府工作人员模样的人坐在走廊下写着什么,从老板娘嘻哈地伸着头想看看什么内容,对方躲避的熟悉程度,可以断定此人对这里很熟,一问才得知是某镇人民政府副书记贵某来接访。贵某急着赶火车,不断地催促着上访人快走,一名50岁左右的男人不情愿地抱怨:“常年背着这个包来上访,包都被背破了,事还没有解决。”贵某并不直接回答,只是催喊着。于是三四个男人跟着他们的贵书记提着包向外走,并有人回头嘻笑着:“下个星期还过来呀!”
看着这群人离开后,宾馆经理阴某毫不客气地说:“我经营这个宾馆多年了,看得多了,这些上访户中,大部分人的问题已解决了,但是这些人并不知足,还要来上访。国家规定属地管理,国家信访局通知各地政府来接人,当地政府部门往往委屈求全给些经济上的补助,但过些时,这些人又跑出来上访,简直是无理取闹嘛!许多人把这当职业了,吃住在这里全由政府埋单,政府为了稳定不得不尽可能妥协。白菊花的事已解决过了,现在非要政府赔偿32万元作为劳教那一年的补偿,还有李大妮、李二妮,县政府领导来谈还不行,非60万元不回。还有河南人在外地打工的,由河南地方政府领回,牵涉异地办案各种程序复杂,事情不好解决,人回去几天还要跑到北京来上访。”
正聊着,又有两位政府工作人员模样的人走来,阴经理急忙站起来招呼:“过来了。”说着就领着两个人走向他们的房间,不一会儿过来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几个人关起门在房里商谈。老板娘说是正在接访。记者问能不能去听听他们是怎么商谈的。老板娘神秘地说“不行”,每次来接访,谈条件都不让外人听的。
精神家园在哪里?
薛某,武陟县某公司下岗职工。记者感兴趣的是她一脸的笑,她不像其他上访户那样给人感觉苦大仇深、满脸的痛苦。她一个人很悠闲地躺在床上看着电视剧,见记者进屋,还热情地打招呼,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给信访局局长说权再大也迈不过天。我的案子牵出了十几个腐败官员,我要继续告下去,让他们不得好下场。因为他们不能代表政府,只是他们的关系网大罢了。我就不相信国家的资产被个别人侵占,他们可以在政法委书记的庇护下联合黑社会对我们商户大打出手,把我老公打成精神病,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
据她介绍,她原是某公司的职工,前些年,国家改制,她和老公下了岗,利用自家便利条件开了饭店,饮食服务公司原经理把公司卖给了房地产公司开发商品房,且不给下岗职工购买养老保险,使下岗人员无饭吃,并多次打砸她家的饭店,目的是赶她家离开盖商品房。现在她的两个孩子一个在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她的老公已成了精神病,整天自言自语,总是疑心有人要害他,什么也做不了。而薛某上访这几年已花去了几万元家产,她说亏得前几年开饭店有点积蓄。她上访已总结出经验,她说她现在不到国家信访局去了,直接投信,直接向国家领导人投信,总有一位领导人会看到她的诉状的。
薛某给记者说这些事时,一直面带微笑,她说,“我的事让现任信访局长很感慨,他说你们为什么不站在她的角度考虑?你们拍拍自己的良心想想啊!她说她第一次来北京上访,为了躲避接她回去的人,住在桥下40多天,那是怎样的非人生活啊,回去也不解决问题”。“其实刚开始事情并不大,结果是事越来越大,也许是神让我来惩处恶人的,让我来做这个抓腐败分子的大将军,那我不能不做呵”。说着她把左手向上抬了抬。记者注意到她这个动作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不时出现,就好奇地问:“你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她答:“就是收了。有几个冤的人今天判了死缓,是我让他们活下来的。”
这是4月28日上午,从薛某房里出来,记者等着那个白菊花,想看看那个和李江斗智斗勇的白菊花是什么样的女人。据李江说,这两年来,国家一有大事他就要去北京接回白菊花,生怕她到天安门等地闹事,而有次接她回来路上,她说:“李镇长,我想打牌。”李镇长想了想,“好,同意”。于是在一个河滩里,几个接访干部陪着白菊花打一通牌后又起程回乡。而为了缓解矛盾,李江又想法给白菊花介绍了个儿媳妇,现在媳妇进了家门后跟随她儿子去广州打工,女儿也嫁了人在外地工作。留下白菊花一个人,李江又做工作说:“再给你也介绍个老公吧,还是吃国家粮的,中不中?”于是,小车载着白菊花到了邓州市,李江凭着自己在宣传部工作多年的余热,给白菊花找了个单身的退休工人。白菊花坐在车里,隔着车窗相了亲:“李镇长,中是中,不过政府赔我32万元后,我再嫁过来。”
下午,同学开车过来,坐在车里,记者看着三三两两从大门口出进的妇人们,不时上前询问哪位是白菊花。
在等得失望时,听到两个女人很大嗓门地站在宾馆门前说着话,记者走过去问:“请问白菊花回来没有?”
对方答:“你找她干啥?”
“不干啥,就是过来看看她。”
“你是谁?俺就是白菊花。”
“您就是啊,那就请大姐上车,咱们聊一会吧,外面风这么大。”
“不去,我才不上你的车呢?万一又把我拉回去了咋办?”
记者因为好不容易找到白菊花而满心喜悦,看着眼前这位身穿黑蓝衣服、50岁左右壮实的农村妇女,顾不上她言语中的抵触:“白大姐,我是李江的朋友,来京办事顺便看看您,李镇长很想让您回去,您看您家也不顾地也不种的,大家都很担心。”
白菊花气哼哼地说:“乡里不赔偿我劳教一年的损失,我是不回去的,一个劳改犯回去让人笑话,我就是要讨个说法。”
记者:“您看您有啥解不开的结?这岁数了,该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了呀。”
白菊花满脸的激愤情绪,眼神中带着泪丝哽咽着喊:“我现在就这样了,不回去了,我就等着政府给个答复,我现在连国家信访局都不去了,如果政府不给个答复,我身上的刀片还有成箱的农药都准备好了,遗书也写好了,给这些上访者每人一份。”
……
在记者的劝说下,白菊花终于面色温和下来,她依赖地看着记者说:“你回去给李江捎个话,让他给个解决,我就回去,这日子我也不想过啊!”
症结何在?
河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校的华小鹏教授说:“像白菊花这种情况,只有她申请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劳教一年的决定,才能要求政府赔偿,否则政府没有法律依据赔偿。如果当地政府为了一时平安而拿钱解决了此事,那么还有更多的白菊花们上访。可以说个别人已超出法律规定和要求,而好多人就是认为政府无所不能,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出现纠纷时不到法院解决,而是围堵政府门,要求政府解决,而我国的信访管理办法,又是属地管理,谁的人谁领走,政府往往没有原则地解决,先领走人,但解决不了事情。”
在法治社会,还有这么多信访案件,而大部分都是因宅基地、耕地等纠纷引起的。是我们的百姓不懂法,还是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现象?华小鹏颇为感慨地说:“在我国,法律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而农村最需要法律的地方却无人深入去做工作,使全民普法流于形式。”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朝聚教授直言:“造成许多信访案件积压信访户越级上访,这是国家机制出现的问题,我们各级信访部门只能起到桥梁作用并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和古时的老百姓一到上面告状就能解决问题是不一样的。现在各级政府部门并没有权力解决问题,而相关的职能部门反应迟钝,司法程序不完善,司法援助不到位,使有問题的中下层百姓只能越级上访,找政府解决问题,政府为了稳定就一方面妥协一方面围追堵截,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