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总结2013年的中国经济学界的时尚，“改革红利”无疑是不容错过的主题词。
　　“红利”二字，意译自英文的Bonus或者Extra dividend，直译成中文的意思只能叫“额外津贴”或“额外股息”。而装进经济领域的口袋中大致就是：在预期固定收益之外的意外惊喜。
　　有了这个基础，李克强总理在十八大闭幕后随即召开的改革座谈会上提出的“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就变得容易理解了。改革制定了预期的目标，达成的目标就叫“改革成果”。而只有取得了超出预期成果的部分，才算“改革红利”。
　　很好的例子是中国改革的标志——深圳。
　　仅仅三十余年的时间，深圳取得的丰硕而闪亮的经济成果是惊人甚至是惊世的。但从宏观经济领域考量，都只能称之为辉煌的“改革成果”，因为我们能够对其预期。
　　但深圳之于中国宏观经济的意义远非如此，而在于其示范和典型的力量，更在于其经济体制那前无古人的改变。
　　随着深圳的成功，全国随即建立了14个沿海经济特区，覆盖了整个东部沿海，甚至奠定了整个计划经济变革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成功经验。这种制度化的、体制化的成果，远远超出了改革启动时的预期。而将这种创新的丰硕成果归入“改革红利”，当之无愧。
　　而今天的部分经济学家却混淆或者糊涂地抹去了“改革成果”和“改革紅利”之间的界限。他们完全忽视了人口的增减并非仅仅为产生经济效益的单一前提，而只是一味地享用Demographicwindow（人口机会窗口期）概念，将劳动者应该得到的工资收入、享受的社会福利都简单的归入了“红利”范畴，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生活之美、社会之美、制度之美，依赖的是十三亿双勤劳的双手，依赖的是脚踏实地的决策团队，依赖的是全心全意为百姓谋利益的实际行动。把这些一点一滴用汗水和艰辛创造的巨大成绩，一古脑儿地划入“红利”，或许并非严肃的学术态度。
　　从逻辑上讲，“改革红利”本身的不可预期性已经决定了我们不必刻意地去将其一段段细分，一个个追寻。试想如果这些“红利”都是可预测的，是计划内的，那么为什么不将这些一段段与一个个列入政府的目标之中？
　　笔者认为，研究可预期的改革成果，无疑比研究不可预期的单一红利更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谈论百姓努力创造的改革成果，无疑比谈论人们未必真正明白的“改革红利”，更符合“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的根本原则。
　　改革红利，人见人爱。但是，用汗水去编织每天瞧得见的锦绣，是不是更显得温暖而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