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出生于韩国首尔，获得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学位。2012年成为世界银行第12任行长，2016年连任。2019年1月7日，世界银行宣布，金墉于2月1日起不再担任世界银行行长职务。
　　“他就这么离任了，毫无征兆。”2019年1月，时任世界银行（简称世行）行长金墉宣布辞职后，不少世行工作人员都对此感到“非常震惊”。而新行长人选提名已在3月14日截止。金墉为何“早退”？新行长还会是美国人吗？围绕新行长与世行改革，各国还将进行哪些博弈？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再次引人关注。

猜测与特朗普“貌合神离”

　　意外，是金墉最近一次留给公众的印象，意外于他提前3年卸任，意外于他突然转投华尔街。
　　1月7日，世界银行宣布，金墉将于2月1日提前卸任世行行长一职。当天，金墉在世行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他很荣幸能担任世行行长，世行致力于消除极端贫困，并将自己的成就总结为两点：一是为用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国际开发协会基金提供两次补充金;二是获得美国政府支持，为世行增资130亿美元（1美元约合6.7元人民币）。他还表示，随着全球贫困人口的诉求提高，气候变化、流行性疾病、饥荒、难民等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日益增长，世行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金墉的下一站是全球基础设施合伙公司，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私募基金。该公司由前瑞士信贷顶级银行家阿德巴约·奥古纳西管理，专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为此，金墉接受了为期一年的“冷却期”，其间他被禁止與世行开展业务。
　　但金墉也暗示，“降温”一年后，他将与世行密切合作。金墉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有机会加入私营部门是没预料到的，但对我而言，选择这条路，能够对气候变化和改善新兴市场国家基础设施赤字等全球议题产生最大的影响。”此外，金墉还将重新加入“健康伙伴”委员会，它是金墉在30多年前帮助创建的一个非盈利医疗组织。
　　双重意外的背后是必然。关于金墉突然辞职的原因，外界有两种猜测。一种是他与美国特朗普政府“貌合神离”。其实他与特朗普有过“亲密时刻”。2017年德国汉堡G20峰会期间，特朗普双手分别搭着女儿伊万卡和金墉的肩膀合影。当时世行与伊万卡合作了一项女性创业计划，为小企业主提供逾10亿美元融资。特朗普对此赞赏有加，称金墉是一位“朋友”和“伟大的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美国执行董事朱迪·谢尔顿称，特朗普政府上台时，“美国优先”对世行意味着什么，金墉非常清楚，他很快与伊万卡·特朗普合作，“我觉得这很聪明”。
　　但双方深层次的矛盾难以弥合，世行的政策、理念与特朗普存在诸多分歧。世行的优先事项与特朗普的优先事项往往不一致，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参与对外援助事务上。结果，美国是世行第一大股东，特朗普却对世行的价值表示深深怀疑。
　　典型的例子是，为补充对最贫穷的发展中经济体投资所需资金，金墉与特朗普政府进行了一场棘手的谈判。2018年4月，世行决定增加资金，特朗普政府则提出，世行不应该继续对中国等中等收入国家进行大规模放贷，并将世行大幅度减少对华贷款作为增资条件。最终，金墉在提高中国出资比例的同时，承诺缩减对华项目贷款，在最后关头为世行争取到了130亿美元的增资，使世行拥有了一个更加稳定的金融基础。伦敦海外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德鲁·罗杰森表示，许多人以为世行很难获得增资，但事实是它得到了增资。当然，“它规模庞大，业务多元化，正被其所有者拉向各个方向，要做越来越多的事情”。
　　金墉还推动了绿色能源专案的融资计划，大幅削减对煤电的投资支持。2018年12月，世行宣布，将把2021年至2025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资额翻倍至2000亿美元。而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把重振美国煤炭行业作为一项工作重点，并宣布美国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认为气候变化就是一个“骗局”。
　　对金墉离职原因的另一种猜测是与世行内部的领导力危机有关。相比前11位世行行长，金墉是唯一一个没有政治或金融专业背景的“素人”。有媒体曾爆料，在进入世行的头两年，金墉连“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这样的金融常识都搞不清，“外行领导内行”的身份困境让他在机构改革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英国广播公司（BBC）曾评论，自2012年金墉掌管世行以来，内部管理问题频发。削减员工福利引发抵制，政策缺乏透明度，员工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一名世行高级职员表示：“他拙劣的重组已被一件一件地逆转。”世行内部对金墉的抵制如此强烈，以至于世行员工协会在2016年反对金墉竞选连任。即使金墉连任之后，一些员工仍在公开批评金墉的管理风格和对世行的想法。这名高级职员表示：“他性格内向，不善于交际，基本上不引人注目。”
　　无论是何原因导致金墉“早退”，目前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金墉并不是被“赶下台”的，选择离开部分是出于私人原因。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金墉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做准备，把大部分日常管理工作留给了备受尊敬的前欧盟专员、现任世界银行临时行长克里斯塔琳娜·格鲁吉亚娃。

“我认为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金墉是韩裔美国人，1959年出生于韩国首尔，5岁时随家人移居美国，一家人生活在爱荷华州的马斯卡廷。金墉的父亲开设了自己的牙科诊所，母亲在爱荷华大学研修博士学位。母亲坚持社会公正的信念，当马斯卡廷街头燃烧着民权和反战运动的热情时，母亲在家中客厅朗读着马丁·路德·金的著作，金墉就坐在一旁聆听。这对他日后的成长影响至深。
　　金墉至今都记得，在他年少时，最受孩子们欢迎的节目是《功夫》。故事讲的是一个少林和尚，一半中国血统，一半美国血统，到美国来寻找他的美国父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爱荷华州的亚洲人并不多，“我们从深层意义上讲，在爱荷华州属于外人，但至少爱欺负人的孩子不招惹我们，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亚洲人都会功夫，就连在高中的橄榄球队，我的位置都是关键的四分卫”。
　　高中毕业后，金墉考入布朗大学。有一天，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父亲问他：“将来你想做什么呢？”金墉说他对哲学和政治学很感兴趣，“我认为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我在考虑从政”。父亲闻后打开车灯，把车开到路边停下，转过身对后座上的金墉说：“好吧，你只要完成了医生实习期，就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金墉明白父亲的苦心，父亲想让他接受漫长的医学院学习和临床实习的历练，体会生死之间的喜悦与残酷。后来，这段经历成为一股强大的推力，支撑金墉面对事业上的一切难关。2013年，已经成为世界银行行长的金墉在美国东北大学同毕业生们分享了这段往事，并说，“我很感谢我的父亲。”
　　从学医开始，金墉的学习和职业生涯就围绕着健康、教育和改善贫困人口生活而展开。在获得哈佛大学医学和人类学博士学位后，金墉开始思考“人类对社会承担责任的本质是什么”。對于这个问题，金墉与同学保罗·法莫认识一致，他们志同道合，一起创建了“健康伙伴”机构。这家机构在全世界1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工作，其使命宣言是在医疗健康上以穷人优先。
　　“健康伙伴”也为金墉开启了新的事业征程，2003年金墉开始主管世界卫生组织的艾滋病工作，并开展了一场“到2005年治疗3万名艾滋病患者”的运动。2009年，金墉正式担任达特茅斯学院的院长，成为常春藤历史上第一位亚裔校长。在此期间，金墉收获了诸多荣誉，比如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提名为“25位最佳领导人”之一、被《时代》周刊提名为“百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等。
　　2012年，金墉获得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成为世行行长候选人，并最终当选，成为1945年世行成立以来首位亚裔行长，并打破了多年来由政府或金融界人士出任世行行长的传统。当时有分析称，尼日利亚和哥伦比亚也提出了人选，奥巴马政府通过力推亚裔人士金墉，一方面示好新兴经济体，另一方面有惊无险地捍卫了美国对世行行长职位的“世袭”。
　　金墉上任后，世行建立起指导其工作的两大目标：到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促进共享繁荣，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底层40%的人口。这期间世行对各国发展优先领域的支持达到国际金融危机前从未有过的水平，并实现了世行援助最贫困国家的基金连续两轮增资破纪录。世行集团还推出了一些创新型金融工具，其中包括解决基础设施需求、预防流行病以及帮助大批遭受气候冲击、冲突和暴力而被迫流离失所的人口的基金。
　　2016年9月，尽管有世行员工协会的反对，但世行执行董事还是一致同意金墉连任，第二任期从2017年7月1日开始，为期5年。

世界银行，美国行长？

　　金墉离开，谁来接任？一场博弈正在进行。最严肃的探讨莫过于，未来还要继续“世界银行，美国行长”的模式吗？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考虑到特朗普对多边机构的深切怀疑，金墉的离任很可能引发一场辩论，即几十年来由美国政府指定世行行长的传统是否应该继续。
　　二战后，为了重建国际经济秩序，减少世界贫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应运而生。如今，两大国际机构临街而立，距离白宫也仅仅几个街区，并且一直维持着“美国人掌管世行，欧洲人掌管IMF”这一不成文的规定。但面对区域发展银行、有关国家双边贷款、涵盖私人来源的资本等日益激烈的多方位竞争，世行的影响力已经减弱。
　　世行按股份公司原则设立，重要事项需会员国投票决定，投票权的大小与会员国认购的股份成正比。美国是世行最大股东，投票权占比约16%。由于世行重大决策必须得到85%的支持率才能通过，因此美国拥有唯一的一票否决权。这意味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继任人选产生有巨大影响力。
　　金墉离职后，世行董事会启动了遴选程序，称遴选过程将保证“公开、择优、透明”。有分析称，这意味着遴选过程不一定要与国籍挂钩。另一方面，经过各种版本的角逐人选名单之后，特朗普于2月提出了候选人——现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负责国际时政事务的大卫·马尔帕斯。美国《政要》杂志称，这一提名清晰传达了特朗普希望掌控世行这一国际金融机构的意图。
　　马尔帕斯曾对特朗普提出的减税以及减少监管等措施表示鼎力支持。在质疑国际合作方面，马尔帕斯也和特朗普甚为合拍。2017年，马尔帕斯曾公开表示，多边主义实际上已经走得太远了，偏离了“有限政府的价值、自由和法律治理”的既定轨道;诸如世行之类的全球性机构规模正在扩大，更具“侵略性”。《金融时报》称，选择这样的马尔帕斯为继任世行行长，是美国为抵拒全球主义下的一步棋。
　　接下来，马尔帕斯还需得到世行12名董事会成员的认可。尽管传统上世行行长都由美国“内定”，也不排除出现其他有力竞争者的可能。据悉，尼日利亚经济学家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卢旺达经济学家、非洲开发银行前行长唐纳德·卡贝鲁卡以及印尼财政部长斯里·穆里亚尼·英德拉瓦蒂都是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可能人选。 　　近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实力增强，一些支持多边体制的国家寻求国际机构改革，主张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表决权。印度央行前行长、著名经济学家古拉姆·拉詹说，如果世行、IMF等机构想要变得更具吸引力，就必须结束由美国人担任世行行长、欧洲人担任IMF总裁的惯例。从世行投票权分配看，2010年第二阶段投票权改革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让渡了一定投票权，但美欧的主导地位没有根本改变。前世行官员、现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认为，如果其他国家试图阻止美国提名，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游戏，我的直觉是，美国总统提名人获得批准的可能性非常大”。
　　新行长上任后将面临更大挑战，即如何在维护美国利益和推动世行改革之间取得微妙平衡。金墉的继任者需要在一个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公平行事，同时要对世行实施重大结构性改革。

中国落座世行“成人桌”

　　2014年，金墉到访湖南考察城市发展项目，他兴致勃勃地体验了长株潭“两型”社会实验区建设展览馆内的“驾船冲浪”游戏。2016年，他来中国参加G20峰会，杭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8年11月5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金墉专门点赞贵州脱贫攻坚，“贵州的案例有着巨大的启发性”。前一天，他刚刚参观了贵阳市的一家养老服务中心。
　　金墉还高度肯定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成就，并一再表示，世行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准备为一些有兴趣的成员提供支持，帮助其从“一带一路”项目中获得最大化的发展利益。
　　中国与世行合作近40年来，共同为全球减贫与发展付出努力。翻看成绩单，从农产品供应大省吉林的食品安全体系建设，到推进江苏供水和污水服务，从四川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到青海西宁改善生态环境提升防洪抗灾能力……世行与中国的合作项目几乎覆盖了中国所有省份，涉及城市发展、交通、教育、节能、卫生等众多领域。

　　近40年来，与世行的合作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的资金，在推动中国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也发挥了显著作用。此外，中国通过发挥股东国作用，不断扩大对世行重大决策的影响，引导世行的政策和业务向着更加客观公正的方向发展，营造有利于全球共同发展的外部环境。
　　2008年5月，林毅夫被任命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这是世行第一次任命来自发展中国家人士担任此职。隨后林毅夫又成为首个担任世行高级副行长的中国人。如今，世行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杨少林是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截至2018年底，世行中国籍职员近500人，占比约为3%，在所有成员国中位列第三。
　　2010年，世行通过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位于美国和日本之后。2018年4月，世行宣布实行最新一轮增资计划，将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提高至5.7%。彭博社评论称，中国在世界银行落座“成人桌”。
　　“了解中国走过的道路、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影响，可以为那些希望在他们国家取得类似成就的决策者提供参考。”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副行长维多利亚·克瓦对《环球人物》记者表示。她说，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40年来，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克瓦称，中国现在离消除极端贫困只有一步之遥。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等合作伙伴一道，制定了一系列解决贫困问题的具体方案。
　　世界银行去年10月公布《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排名大幅上升30多位，从第78位上升到第46位，进入世界排名前50的经济体之列。克瓦表示，高质量的商业环境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世界银行将高兴地继续支持各国政府通过知识共享、政策建议和技术援助，分享世界各地最好的改革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