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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间合作能够达成，需要利益的交集、制度建构以及策略有效性等因素；合作的实现还依赖制裁背叛者所必需的确定的预期和打击能力。因此，探讨合作中集体制裁困境的机理，并给出解决此困境的出路，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国家间能够通过良性互动产生“强互惠性”，并由此线性衍生出利于对行为体作出制裁选择的另外两个变量：声誉感和信任。这三者对于降低国家间制裁成本十分重要。实际上，某些看似与国家利益相悖的合作行为之所以能够反复出现，主要是因为隐藏在国家理性背后的社会属性成为了最关键的激励因素。
关键词：国际合作国际制裁强互惠
国际合作的实现问题历来是制度自由主义者研究和探讨的中心议题。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在《霸权之后》一书中给出了国际制度对促进合作的功能性解释；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则运用计算机模拟竞赛的模型证明了合作的原生性质。在随后他与基欧汉合写的《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取得》一文中，制裁问题被列入了讨论重点。论文提出了行动者的多少与制裁效果的关系问题，阐明了有效互惠的三个条件，即判别背叛者，有能力实施报复，有意愿实施报复。Axelrod R， Keohane R O.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World Politics， Oct 1985，38（1）：235参与合作的行为体越多，通过团体实施惩罚的成本就越高，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逻辑。本文分析的侧重点在于合作中背叛行为处理机制的考察，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从国家有限理性假定出发，以一种国家社会属性的视角，给出降低制裁成本的新解释逻辑。
背叛逻辑下的制裁困境
国际政治学界对于合作较为经典的定义来自于新自由主义者。例如，基欧汉将合作视为通过谈判将各个独立的个体或组织的行动变得相互一致起来；也就是在政策协调过程中，当行为者将他们的行为调整到适应其他行为者现行的或可预料的偏好上时，合作就会出现。[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1这个定义着重强调互动过程，重视共识的关键作用。合作肯定始于利益的交集，且共同利益大于共同分歧。但合作也强调调整、妥协和谈判的力量，这一点直接将其与和谐区分开来。以理性自居的个体，在追求自我利益满足而进行合作的时候，为什么经常导致相对低劣的收益？如被政治学家所熟知的公地悲剧问题。推而广之，为什么在现实主义者眼中，理性国家的合作总是被抱以悲观的态度？
学术上通常把经典的“囚徒困境”模型运用到解释国际合作的问题上来。两个互动行为者应该选择的最佳战略是相互合作的抵赖政策，但从个体自私的角度出发，双方最终选择了收益总和最小的相互背叛策略，从而使寻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与获得总体利益最大化的矛盾凸现出来。因此，如果国家之间在绝对理性的坚硬外壳包裹下进行互动，合作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背叛的动机和害怕受剥削的担心始终左右着理性国家的选择。但这样的假设均是建立在单次博弈的基础上。阿克赛尔罗德通过三轮计算机模拟竞赛证明，只要当双方的互动不是有限多次而是无限多次，且当下一次行动重要性的贴现率至少是前一次的2/3时，“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是稳定可信的。在这种条件下，即便在一个相互背叛的世界里，行为互动的双方如果采取“一报还一报”的策略，便可以使自身在一个集团的多次博弈中获利最大，且让整个集团向着彼此合作的模式进化。[美]罗伯特·阿克赛尔罗德.合作的进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44，66尽管阿克赛尔罗德对人类社会的合作前景报以乐观态度，但仍有问题存在：既然有效的合作基于“一报还一报”的实施，“一报还一报”就必须能够被背叛所激怒，进而采取报复措施，完成一轮博弈。报复的可信性和可实施性就成为关注的重点。令人遗憾地是，也许是为了使理论看起来更为简洁和明确，阿克赛尔罗德并没有在《合作的进化》一书中论证这一环节，不得不说是他在理论建构上的一个缺失。
在军事安全问题已不再始终居于国际关系议事日程首位的今天，一国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缺乏严格的界限，经济手段在各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利用经济制裁达到某些政治目的的外交实践比比皆是。因此，任何一种试图影响他国的经济行动都具有政治性；同样，任何一项政治制裁都会对目标国的经济状况造成冲击。从目前看，经济制裁越来越成为大国和国际组织经常运用的惩罚手段。据统计，在1914年到1998年间国际社会所发生的170多件经济制裁案例中，有150多件发生在二战后，其中仅1990—1998年就发生了50多件。与此同时，经济制裁的成功率在不断下降。1938—1972年间，迫使对方做出让步，达到制裁预定目标的为67%，1973—1990年则下降到22%。即使在两极对抗消失后的90年代，成功率也只有1/4左右。Elliott K A， Hufbauer G C. Ineffectiveness of Economic Sanctions：Same Song， Same Refrain？. Economic Sanctions in the 1990’s. The AmericanEconomic Review， May 1999，89：403 // 转引自阮建平.关于国际经济制裁的理论述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9）：33
传统合作理论认为，无限重复的“囚徒困境”双边博弈，互惠战略（一报还一报）可以作为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行为者合作的有效策略。重复博弈使得潜在的背叛者必须在背叛带来的短期收益与背叛引起的未来长久收益的牺牲之间进行权衡，由于在多次博弈中声誉很重要，因此每一个行动者都将试图通过自身稳定的合作姿态来维持对方的合作。Oye K. Explain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Hypotheses and Strategies. World Politics， Oct 1985，38（1）：13但如果加入惩罚背叛行为的制裁成本变量，制裁能否实现还需考虑如下三点：第一，行为者能够辨别、认同背叛者；第二，他们能够对背叛者进行集中报复；第三，对背叛者存在长期惩罚激励。在行为者很多的情况下，这些条件难以满足：识别背叛者将变得不可能，更不用说能够进行惩罚了；即使可能，也没有合作者愿意扮演警察的角色。在强制其他行为者遵从规则的行动中，每个合作者都希望做“搭便车者”。Axelrod R， Keohane R O.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World Politics， Oct 1985，38（1）：235由于存在诸如国联集体安全式的普遍困境，不能保证有效报复以及报复的威慑性，互惠战略（一报还一报）不能开展，在一个背叛动机横生的世界当中，合作的演化便难以推进。因此，制裁问题是合作可行性研究的重要依据，一旦制裁问题严重或制裁失信，合作就有崩溃的危险。 经典的制度自由主义认为，国际机制能够改变相对交易成本，它们虽然在法律上是不可强制实施的，但它们有助于在一个共同体中被视为共同知识的惯例，行为者遵守它们，不是因为它们是独一无二的、最好的，而是因为其他人也遵守它们。国际制度通过将制裁或惩罚性的条款规范化、合法化，通过将禁止性的内容提高到原则和规则的层次，为各国最终实施制裁提供了可靠的预期，减少了每次遭遇突发危机临时拟定协议的成本。
但国际机制不能明显改善制裁困境。原因在于虽然相互联系的议题网络能够降低行为者违背协议的可能性，但它没有改变国家成本-收益的评价体系，国家间利益的差异性表明各国对于同一事态的反应从根本上是大相径庭的。制度可以由于促成了某些利益的交集，弥合这种分裂的态度，因为随着制度成为惯例，国家的参与成本递减，相对收益扩大。但当面临制裁问题时，国家不得不重新评估集体行动的得失，由于频繁的制裁可能面临着未来损失的叠加以及现状的改变，因而未被涉及到核心利益的国家通常对制裁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这样做的结果是经常使较大的国际组织陷于决策瘫痪的境地，这一点对于大国来讲更加明显。詹姆斯·费伦（James D. Fearon）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国际机制在影响交易成本方面具有很大启示。他认为，未来长期的收益能够使达成国际协议更加容易，但也会促使国家的谈判陷入僵局，难以实现合作。由于国际机制为未来某一领域的合作与互动创造了更加可靠的预期，国家就更加希望在谈判中多获得利益以谋求长期优势地位，合作的协议更难达成。Fearon J D. Bargaining， Enforce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pring 1998，52（2）：270271这样，国际机制便面临着悖论：即虽然削减了再次缔约成本，但增加了初次谈判成本。由于制裁条款常常处于协议争论的核心位置，因此，国际机制间接增大了制裁成本。
降低制裁成本的操作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有限理性理论认为，行为者受到信息处理能力的局限和认识能力的局限，不能使用全部信息，更不能充分利用信息，因此其所做出的决策至多仅能达到满意的程度，而非利益的最大化。本文进一步认为，有限理性还应包括对于理性主义与利己主义概念的重要区分。理性假设并不等于利己主义假设，更不等于人的攻击天性假设。实际上，乐于合作且道德高尚的人常常会根据公平原则行事，虽然他试图将自己的预期效应最大化，但他并不是自私自利的，因为他将别人的偏好纳入自己的效用函数中。“利他主义者和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可能同最粗俗的实利主义者和彻头彻尾的恶霸一样，都可能是理性的，他们违反的是利己主义的假设，而不是理性这个假设。”[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5在研究个体行为时，我们要以客体自己的价值观作为判断标准。所以，理性与否并不只有一个标准，还涉及行为体的认同、身份以及行为体不同观念所赋予理性不同的内容，使他们根据自己的身份利益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从而最终影响选择和行为。夏建平.认同与国际合作.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115因而，本文对于国家对外本质的观察是整体主义的，也是具有社会属性的。明确了这一层面，我们将在降低制裁成本问题上做如下假设：“强互惠”、国家声誉与国家信任三种社会属性的变量应该并且常常出现在广泛的国家间互动当中。正是这种理性的利他主义实现了合作意义上的“利他惩罚”，使得报复更具可操作性，降低了制裁成本。
1“强互惠”与制裁成本
桑塔费学派将“强互惠”概念引入经济学当中。所谓强互惠行为，就是我首先和别人合作，如果对方背叛合作，哪怕这种背叛不是针对我，我也要进行惩罚，甚至不惜花费巨大的个人成本，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正义感。强互惠能抑制团体中的背叛、逃避责任和“搭便车”行为，从而有效提高团体成员的福利水平。由于实施对合作中背叛行为的制裁需要个人承担成本，且不能在团体收益中得到额外补偿，因此这种行为也被称为“利他惩罚”（Altruistic Punishment）。据此，我们可以尝试将“强互惠”的解释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如果假设国家具有利他惩罚动机，也就是说国家能够在一些层面的互动中暂且放下成本-收益的标尺，摆脱集体行动困境，来寻求广泛的合作，那么国家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根据霍布斯的观点，国家之间的初始互动很可能由于“丛林法则”陷入冲突，但这并不是国家交往的全部内容。历史进程加深，国家终究要面临许多共同的利益，譬如自然的压力，这就需要国家的合作实现互补优势。如果国家第一次合作就获得了合作剩余，理性的国家便会认识到合作比相互背叛更好，会逐渐朝着合作趋势演化。随着成功的历史记忆越来越多，合作的范围和力度越来越深，当国家间偶然出现的利他惩罚在抵制不利的自然局势和战争危险时凸显出特别有利的优势时，国家会演化出趋社会情感。这种情感不是预先设定的，也不是天生的，它来自长期的交往和社会化，也来自建构主义所说的“自我约束”。实际上，温特已经注意到，自我约束减弱了群体内部选择不利于利他主义者的可能性，因此在群体之间竞争中有利于选择利他主义者。[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345350
根据利他惩罚的观点，某些国家由于对背叛行为极为愤懑，十分同情遇害方，且对于自身可能存在的退缩行为感到羞辱，于是便会不顾成本地打击背叛者和搭车者，惩罚不做贡献的成员，力图提高集团整体福利水平。如果国家带有这类情绪制定决策，那么现实和潜在的损益所体现的效用就会大大改变。比如，尽管实际的损失额大于制裁收益，但羞辱感的存在使得国家对于反国际社会道德的行为极度厌恶，进而在客观价值的评价上同正常情况相比会有所出入。这时的净损失额被主观缩小，集团成员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倾向于通过集体惩罚抑制不合作行为的产生。普遍有羞辱感的族群将以有限的成本维持一种较高的合作水平并通过群体选择得到扩张，羞辱感于是成为了一种节省成本的群内惩罚的方法。[美]赫伯特·金迪斯，萨缪·鲍尔斯.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63有限理性的国家为了展示出更高的合作率，提高了实施惩罚的社会效用，从根本上降低了绝对制裁成本。实际上，这样的效应是双向的，道德感增加了制裁的可操作性，制裁国通过向目标国施加制裁也为国际社会展示了遵守国际道义的重要性。从理性主义视角出发，共同体中成员交往的概率比较高，因此他们会以善意的方式对待对方，以避免未来的不良反应。成员之间的互动越全面，惩罚机会主义者的机会就越多，也就是所谓的“报复效应”。Bowles S， Gintis H. The Moral Economy of Communities： Structured Popul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Prosocial Norm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1998：6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确立假设一：国家间由于广泛而良性的交往和互动所演化的利他惩罚情感，能够降低绝对制裁成本。 2声誉与制裁成本
国家之间的声誉问题之所以重要，从本质上看在于国家间互动的不确定性。在国际合作当中，国家存在背叛动机：或破坏已签署的协议，或通过“搭便车”来做一个机会主义者，从而引发集体行动困境。对此，声誉能够部分解决问题。只要一系列议题是相互关联的，只要行为者以过去的先例为行动基础，那么拥有良好的声誉对于利己主义者而言就是极有价值的。在非集权化的条件下，政府决定和谁、以何种条件达成协议，很大部分取决于它们对参与者信守诺言的意愿和能力的预计。良好的声誉使得政府易于加入可从中受益的国际机制，而那些声誉不佳者则要付出难以达成协议的代价。[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5从实践看，声誉改变了国家的战略选择，也改变了“承诺”和“背叛”的心理效用。在核算收益-成本时，国家经常既会通盘考量当下行为的未来影响，也会对未来可能的声誉收益贴现到当下进行计算。国家因为考虑声誉使得行为更具可预期性，也建构了无政府结构下有秩序社会的形成。
与“强互惠”视角相类似，声誉变量也能够较好地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一个珍视声誉的国家在采取行动前会考虑其长远的影响，并将影响进行贴现，进而重新估算成本-收益问题。尽管对背叛者实施惩罚需要付出代价，但良好的声誉容易使国家得到寻求已久的软权力，更多的双边或多边交往机会，以及更大的可信性威慑。因此，伴随着遵守规则所产生的制裁行为，国家将得到一部分额外收益，这类收益犹如金融产品一样是必须在未来才能够享有的，且很大程度上具有升值的前景，以至于足以抵消掉目前的代价。声誉变量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决策者是否具有大战略眼光，能够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中做出选择。当一国为了赢得国际形象而主动打击体系内的背叛者以提高国际合作水平时，眼前的制裁成本便会相对降低，尽管此时其他国家并非认同这种行为。
以一种发展的视角，我们可以推导出声誉具有社会演化的特点，并可以被内化为国家应有的社会情感。由一系列诚信行动所构成的国家声誉经常能演化成某种潜在规范，而且规范一旦形成便具有支配地位，成为柔性制度约束。例如，信守国际协议的规则，限制国际政治中暴力冲突的规则，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规则等。这些国际共处规则之所以能够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取得国际道德准则地位，最终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在于长期的国际关系实践表明，尊奉这些原则的国家可以在善与恶的价值评判中获得胜利，最终成为其他国家效仿和追随的楷模。相反，如果违背规则就会给出一种关于个体类型的信号，使得违背规范并不仅仅是背叛者和其他人为这一行为付出的代价，它还包含了重要的信息——关于背叛者未来在各种不同环境下的信息。信号原理使声誉对制裁成本减低产生了叠加效应，信号在社会中广泛传递的同时加速了个体观念的主观建构，国家出于同样的理由更加重视国际规则和国际共同价值的作用。就像“欧洲协调”迟早要被“民族主义”取代一样，当某些观念开始根植国家政治文化的时候，推翻与此趋势相左的背叛者是毫不留情的。曾毅.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与政治制度研究的新方向.学海，2012（4）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确立假设二：声誉改变国家当下行为的心理评价并建构了规范，能够降低相对制裁成本。
3信任与制裁成本
国际关系学界关于信任分类的探讨基本是围绕工具信任和情绪信任展开的。从个体角度出发，一个人之所以信任他者，可能出于不同的动机，如我与某人采取的合作行动是处在具体的环境和情势下的，彼此的信任建立是为了达成特定的目标；或者完全是从一种心理状态出发，由于认同某人，在互动过程中具备了深厚的感情联系基础，而愿意相信某人。前者是基于利益的信任，或称工具性信任，后者以愿望为主导，或称情绪性信任。尹继武.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概念与联盟信任类型.国际论坛，2008（2）：5759与“利他惩罚”和声誉问题有所不同的是，信任变量能够更加彻底地解决集体制裁问题。因为它不但可以为行为者提供“激励机制”，促使个体按照集体利益行动，而且能够让行为者更容易地识别背叛，进而打击背叛者。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从工具性信任视角出发，阐释理性信任如何降低制裁问题中的刚性成本。本文把识别和打击背叛者能力所花费的成本定义为刚性成本，把集体行动困境造成的成本定义为柔性成本。如果假定国家间的互信合作是建立在战略考量和短期国家利益基础之上，那么就可以从逻辑上推断，这种信任有利于增加对背叛者的认知能力和打击能力。进而，我们引入情绪性信任来阐释如何降低柔性制裁成本问题。尽管战略性联盟提高了国家的制裁能力，但这并没有解决理性国家在集团中行动面临的短视和投机倾向，以及猜疑和敌视盟友的本质。然而，群体中成员身份和认同的变化会推动信任产生以下三种效应，抑制“搭便车”行为的产生。
第一，基于认同的信任使得敌友身份更加明确，国家在惩罚背叛者的时候会较少考虑消耗的制裁成本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较少考虑相对收益，更多考虑绝对收益。因为即使一国获得相对优势，盟国也相信他不会将此应用于危及和侵害自身安全。联盟内部氛围体现为乐观的合作情绪而非竞争性。第二，在一个已经形成良好认同的集体中，个体可能认为，集体的其他成员以相似的方式认识一个既定的信任困境并将以相似的方式行动。也就是说，关于群体其他成员如何解释困境，共同的分类（身份）可能夸大一致性的判断，这些关于相似性和一致性的假设因而为臆想的行动提供了基础，它减少了这种被认知到的风险，即个体是唯一根据集体来思维和行动的人。[美]罗德里克·克雷默，汤姆·泰勒.组织中的信任.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493彼此信任的个体在组织中达成心理契约，帮助成员解除被“搭便车”的心理障碍，也就是被利用的恐惧。第三，奥尔森认为，只有一个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会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为。集团行动的实现只有通过选择性地面对集团个体的激励，而不是对整个集团不加区别。[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1建立在情感认同基础上的信任感能够为个体采取集体行动提供一组激励机制，尽管这些激励来自于心理和社会而非经济上的。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假定，国家之间建立的信任感可以部分地解决制裁问题，降低制裁成本。而情绪性信任则因为同时降低了刚性成本和柔性成本使这种效果更加明显，制裁更加可信，背叛行为较少发生。基于此，本文确立假设三：群体内部建立的信任增强了个体确认和打击背叛者的能力和决心，降低了刚性和柔性制裁成本。
实际上，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的因果关系：国家由于生存压力或者提升福利水平的需要演化出来趋社会情感，趋社会情感中强烈的道德感和羞辱感迫使国家注重声誉的维持，良好的声誉又是国家信任产生的重要条件（如图所示）。可见，国家在长期而广泛的交往中具有逐步克服自身利己主义本质的趋势，对制裁可信性的合理解释就是此种趋势最显著的表现。
伊朗核制裁的验证
自从2002年12月美国商用卫星发现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正在秘密建造两个核设施以来，伊朗核问题便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至今长达10年的时间里，伊朗因核问题受到以美国为首的众多大国数次经济封锁和制裁。伊朗核问题的焦点是伊朗坚称其核计划是为了和平开发核能还是获得核武器，从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的看法上产生了巨大分歧。纵观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制裁伊朗的行动，虽然美国采取敌视伊朗的政策，并辅之以政治打压与经济封锁的基本方略，但由于许多大国在伊朗拥有重要利益，因此它们对制裁伊朗不同程度地有所保留，由此使得各国在制裁伊朗时很难真正形成合力。集体制裁的困境在处理伊朗核问题上尽显无疑。
尽管如此，通过梳理伊朗核问题逐步解决的路径，我们可以发现在广泛和频繁的互动和演化进程中，两种有利于主要国家达成一致的趋势越来越清晰。其一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对于伊朗核问题的看法由存在较大分歧到达成基本共识。2010年6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2票赞同、1票弃权、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第1929号决议。这也是自2006年12月以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四份含有制裁伊朗内容的决议。与以往相比，这份决议体现出一种趋同的趋势：中国、俄罗斯与西方大国在关于解决伊朗核问题上首次达成基本一致，即希望通过制裁、威慑等措施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前；其二是尽管欧盟在与伊朗的交往过程中显示出其外交上的独立性和务实风格，有意摆脱美国的影响，在总体上反对动武和进行实质性制裁，但主要欧洲大国在对待伊朗核危机问题上均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英、法、德三国能够通过集体行动对伊朗实施压力，而不是各自行事，进而使得制裁更具可信性和威慑力。我们分析这两种趋势形成的非利益性因素，也就是验证前文中降低制裁成本基本假设的合理性和适用性，以证明国家间演化出的“强互惠”、声誉感和信任对于制裁结果的影响。
第一，“强互惠”角度。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签署国，理应严格遵守和履行自己的诺言。但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对抗美、以的考虑，伊朗决心发展被国际社会严禁扩散的敏感技术——铀浓缩技术，此举引起了中东局势的巨大震动和不稳定，遭到众多国家的质疑，也为美国进一步介入阿拉伯世界提供了借口。对于多数国家来讲，即便是对伊朗采取较为缓和的经济制裁活动，也会面临着使本国和世界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正如伊朗某高官表示，如果作为进口大国的伊朗遭受经济制裁，那么制裁将对世界消费品市场造成320亿美元的损失。此外，伊朗作为欧佩克第二大石油生产国，平均日出口石油300万桶，经济制裁将导致欧佩克原油出口量减少10%。刘强.伊朗：国际战略地位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100而这必然导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涨。2007年，受美国制裁伊朗的影响，纽约原油价格创历史新高，每桶超过92美元，2008年更是涨到了100美元。另一方面，伊朗扼守着世界油库即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具有同各大国进行角力的资本。今年年初伊美相互制裁的博弈使全球原油价格再次出现波动正验证了这一点。衡量损益两方面，我们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制裁伊朗获利大于成本，特别是在不能完全明晰伊朗发展核技术意图的情形下。但“5+1磋商”仍被有关国家矢志不渝地坚持下去，联合国制裁伊朗的决议也未见停息。可见，主要大国作为一个整体实施制裁伊朗这一集体行动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国际社会的基本规范，遏制核武器的使用和扩散，保证国际法的权威性。在这一过程，中俄两国由消极制裁到积极制裁的转变体现了“强互惠”更为普遍的意义；而美国最终同意融入到经济制裁的体系之中暂缓军事打击，则说明国家之间的互动可以实现利他惩罚，重塑利益，理性地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基本正义和繁荣成为绝大多数国家最值得追求的道德。
第二，声誉角度。自从伊朗公开宣称已经开始进行核研发活动以来，它在国际社会中的整体角色就转变成了核不扩散体系的“背叛者”。伊朗由单独面对美国的敌视发展到面对主流国际舆论的压力，其所受制裁的力度和广泛性也由此强化。美国和欧盟国家鉴于伊朗以往行为所塑造的不良形象，将其贴上了“无赖”、“邪恶”的标签，造成了伊朗在国际战略层面的全盘被动，这是声誉在制裁伊朗问题上的第一重作用。其次，安理会中的主要国家之所以对伊朗进行制裁，很大程度上在于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先例，对别国潜在的涉核行为起到可信的威慑作用。中俄两国在联合国四次制裁决议中态度的转变也是一种寻求声誉的表现。中国从2003年起明示要做负责任的大国，要为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同自身能力相匹配的贡献。为了建构良好的声誉，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达尔富尔问题、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上发挥了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而要赢得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就必须肩负起更多的责任，这从短期来看并不符合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哲学，但良好声誉的长期效应会在以后的国际交往中显现出来。中国逐步推进制裁伊朗的行动，客观地讲并不符合中伊两国关系的发展状况，特别是考虑从伊朗进口石油的份额占到中国进口总量的11%这一背景，但却有利于中国更主动地融入国际体系，彰显其负责任大国形象。俄罗斯是所有大国中在伊朗利益最广泛的国家，也是唯一同伊朗开展民用核合作的国家，因此在制裁伊朗问题上，俄面临的机会成本最高。但俄却在近期对此问题发生了态度上的变化，除了美国、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长期压力之外，很难排除俄想借机重塑在欧亚地区形象，以改善俄美关系的意图。 第三，信任角度。德法英三个欧盟国家在形成信任感上无疑具有先天优势。首先，浸淫在基督教文明和相互通融的历史文化之中的德法英三国具有共同的欧洲观念，认同感强烈。其次，伊朗核问题造成的威胁足以辐射整个欧洲，因此使欧洲国家确立了共同的敌人。再次，美国历来将伊朗核问题外包给欧洲的态度客观上增进了欧洲各国间在此问题上的交往，互惠的叠加效应得以显现。在欧洲三国中，英国在伊朗的利益最小——因为它不从伊朗进口石油，法国次之，德国最大。但英国并没有为此而疏远欧洲伙伴而紧跟美国，而是同传统盟友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平衡好美、欧、伊的关系。相应地，德国也没有因为在伊朗有着巨大的能源利益而阻止欧盟内部对伊朗的制裁行动。尽管存在较高的制裁成本，欧洲也面临着自断油路的风险，相互信任避免了各国猜疑和对可能倾轧的担心，加之欧盟超国家机制能够为统一行动提供制度保证，因此，制裁伊朗的决策分歧在欧洲内部较小。中国和俄罗斯在近期的表现也是交往程度加深的结果。从2006年到2010年，联合国安理会实施的四次制裁行动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交流观点、消除误解、确认立场并最终达成共识创造了条件。中俄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差异较大，且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发展好同伊朗的关系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但因为在持续的政治对话当中各国增加了互信，中俄逐渐展现出较之以前更为灵活的立场，由消极制裁转变为积极制裁，由提出笼统的制裁计划到清晰地表述制裁内容和目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因为六国意见趋向统一而更具可信性。
结论
国际合作作为国际政治互动中最为常见的形式之一，历来是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在无政府状态下，理性的国家间合作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考量的。国家间能够达成合作，必须建构对背叛者实施制裁的确定的预期和打击能力，否则，频繁的背叛意图将使合作即便能够偶然实现也难以长久持续。本文主要探讨了合作中集体制裁困境的机理，通过赋予国家社会属性，给出了解决困境的三个基本假设，并用伊朗核制裁问题进行了验证。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首先，国家间由于广泛而良性的交往和互动所演化的“强互惠”情感，能够降低绝对制裁成本；其次，声誉改变国家当下行为的心理评价并建构了规范，能够降低相对制裁成本；第三，群体内部建立的信任增强了个体确认和打击背叛者的能力和决心，降低了刚性和柔性制裁成本。其学理性意义在于部分解决了自由主义者关于达成合作关键环节——如何实施制裁的论证，运用弱理性主义的模式，从国家社会属性上出发寻找降低制裁成本的手段，这或许能够被看作在解释这一问题上方法论的突破；同时，将社会学中利他主义、“强互惠”理念融入进国家本质的讨论当中，脱离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国家自私理性的看法，使理性概念更加真实、丰富和灵活，为制裁更具操作性建构了理论前提。本文尽管解决了一部分理论问题，但也留下了有待解决的方面。如关于国家间权力对比对合作效果的影响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之内，这是由选择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决定的。本文假定所有国家权力大体均等，国家的背叛意图源自个体逐利行为而非结构因素。如何将权力视角整合进行为体背叛动机的考察当中，也许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理路。
（责任编辑：张业亮）
关键词：国际合作国际制裁强互惠
国际合作的实现问题历来是制度自由主义者研究和探讨的中心议题。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在《霸权之后》一书中给出了国际制度对促进合作的功能性解释；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则运用计算机模拟竞赛的模型证明了合作的原生性质。在随后他与基欧汉合写的《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取得》一文中，制裁问题被列入了讨论重点。论文提出了行动者的多少与制裁效果的关系问题，阐明了有效互惠的三个条件，即判别背叛者，有能力实施报复，有意愿实施报复。Axelrod R， Keohane R O.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World Politics， Oct 1985，38（1）：235参与合作的行为体越多，通过团体实施惩罚的成本就越高，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逻辑。本文分析的侧重点在于合作中背叛行为处理机制的考察，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从国家有限理性假定出发，以一种国家社会属性的视角，给出降低制裁成本的新解释逻辑。
背叛逻辑下的制裁困境
国际政治学界对于合作较为经典的定义来自于新自由主义者。例如，基欧汉将合作视为通过谈判将各个独立的个体或组织的行动变得相互一致起来；也就是在政策协调过程中，当行为者将他们的行为调整到适应其他行为者现行的或可预料的偏好上时，合作就会出现。[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1这个定义着重强调互动过程，重视共识的关键作用。合作肯定始于利益的交集，且共同利益大于共同分歧。但合作也强调调整、妥协和谈判的力量，这一点直接将其与和谐区分开来。以理性自居的个体，在追求自我利益满足而进行合作的时候，为什么经常导致相对低劣的收益？如被政治学家所熟知的公地悲剧问题。推而广之，为什么在现实主义者眼中，理性国家的合作总是被抱以悲观的态度？
学术上通常把经典的“囚徒困境”模型运用到解释国际合作的问题上来。两个互动行为者应该选择的最佳战略是相互合作的抵赖政策，但从个体自私的角度出发，双方最终选择了收益总和最小的相互背叛策略，从而使寻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与获得总体利益最大化的矛盾凸现出来。因此，如果国家之间在绝对理性的坚硬外壳包裹下进行互动，合作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背叛的动机和害怕受剥削的担心始终左右着理性国家的选择。但这样的假设均是建立在单次博弈的基础上。阿克赛尔罗德通过三轮计算机模拟竞赛证明，只要当双方的互动不是有限多次而是无限多次，且当下一次行动重要性的贴现率至少是前一次的2/3时，“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是稳定可信的。在这种条件下，即便在一个相互背叛的世界里，行为互动的双方如果采取“一报还一报”的策略，便可以使自身在一个集团的多次博弈中获利最大，且让整个集团向着彼此合作的模式进化。[美]罗伯特·阿克赛尔罗德.合作的进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44，66尽管阿克赛尔罗德对人类社会的合作前景报以乐观态度，但仍有问题存在：既然有效的合作基于“一报还一报”的实施，“一报还一报”就必须能够被背叛所激怒，进而采取报复措施，完成一轮博弈。报复的可信性和可实施性就成为关注的重点。令人遗憾地是，也许是为了使理论看起来更为简洁和明确，阿克赛尔罗德并没有在《合作的进化》一书中论证这一环节，不得不说是他在理论建构上的一个缺失。
在军事安全问题已不再始终居于国际关系议事日程首位的今天，一国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缺乏严格的界限，经济手段在各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利用经济制裁达到某些政治目的的外交实践比比皆是。因此，任何一种试图影响他国的经济行动都具有政治性；同样，任何一项政治制裁都会对目标国的经济状况造成冲击。从目前看，经济制裁越来越成为大国和国际组织经常运用的惩罚手段。据统计，在1914年到1998年间国际社会所发生的170多件经济制裁案例中，有150多件发生在二战后，其中仅1990—1998年就发生了50多件。与此同时，经济制裁的成功率在不断下降。1938—1972年间，迫使对方做出让步，达到制裁预定目标的为67%，1973—1990年则下降到22%。即使在两极对抗消失后的90年代，成功率也只有1/4左右。Elliott K A， Hufbauer G C. Ineffectiveness of Economic Sanctions：Same Song， Same Refrain？. Economic Sanctions in the 1990’s. The AmericanEconomic Review， May 1999，89：403 // 转引自阮建平.关于国际经济制裁的理论述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9）：33
传统合作理论认为，无限重复的“囚徒困境”双边博弈，互惠战略（一报还一报）可以作为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行为者合作的有效策略。重复博弈使得潜在的背叛者必须在背叛带来的短期收益与背叛引起的未来长久收益的牺牲之间进行权衡，由于在多次博弈中声誉很重要，因此每一个行动者都将试图通过自身稳定的合作姿态来维持对方的合作。Oye K. Explain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Hypotheses and Strategies. World Politics， Oct 1985，38（1）：13但如果加入惩罚背叛行为的制裁成本变量，制裁能否实现还需考虑如下三点：第一，行为者能够辨别、认同背叛者；第二，他们能够对背叛者进行集中报复；第三，对背叛者存在长期惩罚激励。在行为者很多的情况下，这些条件难以满足：识别背叛者将变得不可能，更不用说能够进行惩罚了；即使可能，也没有合作者愿意扮演警察的角色。在强制其他行为者遵从规则的行动中，每个合作者都希望做“搭便车者”。Axelrod R， Keohane R O.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World Politics， Oct 1985，38（1）：235由于存在诸如国联集体安全式的普遍困境，不能保证有效报复以及报复的威慑性，互惠战略（一报还一报）不能开展，在一个背叛动机横生的世界当中，合作的演化便难以推进。因此，制裁问题是合作可行性研究的重要依据，一旦制裁问题严重或制裁失信，合作就有崩溃的危险。 经典的制度自由主义认为，国际机制能够改变相对交易成本，它们虽然在法律上是不可强制实施的，但它们有助于在一个共同体中被视为共同知识的惯例，行为者遵守它们，不是因为它们是独一无二的、最好的，而是因为其他人也遵守它们。国际制度通过将制裁或惩罚性的条款规范化、合法化，通过将禁止性的内容提高到原则和规则的层次，为各国最终实施制裁提供了可靠的预期，减少了每次遭遇突发危机临时拟定协议的成本。
但国际机制不能明显改善制裁困境。原因在于虽然相互联系的议题网络能够降低行为者违背协议的可能性，但它没有改变国家成本-收益的评价体系，国家间利益的差异性表明各国对于同一事态的反应从根本上是大相径庭的。制度可以由于促成了某些利益的交集，弥合这种分裂的态度，因为随着制度成为惯例，国家的参与成本递减，相对收益扩大。但当面临制裁问题时，国家不得不重新评估集体行动的得失，由于频繁的制裁可能面临着未来损失的叠加以及现状的改变，因而未被涉及到核心利益的国家通常对制裁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这样做的结果是经常使较大的国际组织陷于决策瘫痪的境地，这一点对于大国来讲更加明显。詹姆斯·费伦（James D. Fearon）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国际机制在影响交易成本方面具有很大启示。他认为，未来长期的收益能够使达成国际协议更加容易，但也会促使国家的谈判陷入僵局，难以实现合作。由于国际机制为未来某一领域的合作与互动创造了更加可靠的预期，国家就更加希望在谈判中多获得利益以谋求长期优势地位，合作的协议更难达成。Fearon J D. Bargaining， Enforce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pring 1998，52（2）：270271这样，国际机制便面临着悖论：即虽然削减了再次缔约成本，但增加了初次谈判成本。由于制裁条款常常处于协议争论的核心位置，因此，国际机制间接增大了制裁成本。
降低制裁成本的操作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有限理性理论认为，行为者受到信息处理能力的局限和认识能力的局限，不能使用全部信息，更不能充分利用信息，因此其所做出的决策至多仅能达到满意的程度，而非利益的最大化。本文进一步认为，有限理性还应包括对于理性主义与利己主义概念的重要区分。理性假设并不等于利己主义假设，更不等于人的攻击天性假设。实际上，乐于合作且道德高尚的人常常会根据公平原则行事，虽然他试图将自己的预期效应最大化，但他并不是自私自利的，因为他将别人的偏好纳入自己的效用函数中。“利他主义者和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可能同最粗俗的实利主义者和彻头彻尾的恶霸一样，都可能是理性的，他们违反的是利己主义的假设，而不是理性这个假设。”[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5在研究个体行为时，我们要以客体自己的价值观作为判断标准。所以，理性与否并不只有一个标准，还涉及行为体的认同、身份以及行为体不同观念所赋予理性不同的内容，使他们根据自己的身份利益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从而最终影响选择和行为。夏建平.认同与国际合作.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115因而，本文对于国家对外本质的观察是整体主义的，也是具有社会属性的。明确了这一层面，我们将在降低制裁成本问题上做如下假设：“强互惠”、国家声誉与国家信任三种社会属性的变量应该并且常常出现在广泛的国家间互动当中。正是这种理性的利他主义实现了合作意义上的“利他惩罚”，使得报复更具可操作性，降低了制裁成本。
1“强互惠”与制裁成本
桑塔费学派将“强互惠”概念引入经济学当中。所谓强互惠行为，就是我首先和别人合作，如果对方背叛合作，哪怕这种背叛不是针对我，我也要进行惩罚，甚至不惜花费巨大的个人成本，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正义感。强互惠能抑制团体中的背叛、逃避责任和“搭便车”行为，从而有效提高团体成员的福利水平。由于实施对合作中背叛行为的制裁需要个人承担成本，且不能在团体收益中得到额外补偿，因此这种行为也被称为“利他惩罚”（Altruistic Punishment）。据此，我们可以尝试将“强互惠”的解释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如果假设国家具有利他惩罚动机，也就是说国家能够在一些层面的互动中暂且放下成本-收益的标尺，摆脱集体行动困境，来寻求广泛的合作，那么国家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根据霍布斯的观点，国家之间的初始互动很可能由于“丛林法则”陷入冲突，但这并不是国家交往的全部内容。历史进程加深，国家终究要面临许多共同的利益，譬如自然的压力，这就需要国家的合作实现互补优势。如果国家第一次合作就获得了合作剩余，理性的国家便会认识到合作比相互背叛更好，会逐渐朝着合作趋势演化。随着成功的历史记忆越来越多，合作的范围和力度越来越深，当国家间偶然出现的利他惩罚在抵制不利的自然局势和战争危险时凸显出特别有利的优势时，国家会演化出趋社会情感。这种情感不是预先设定的，也不是天生的，它来自长期的交往和社会化，也来自建构主义所说的“自我约束”。实际上，温特已经注意到，自我约束减弱了群体内部选择不利于利他主义者的可能性，因此在群体之间竞争中有利于选择利他主义者。[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345350
根据利他惩罚的观点，某些国家由于对背叛行为极为愤懑，十分同情遇害方，且对于自身可能存在的退缩行为感到羞辱，于是便会不顾成本地打击背叛者和搭车者，惩罚不做贡献的成员，力图提高集团整体福利水平。如果国家带有这类情绪制定决策，那么现实和潜在的损益所体现的效用就会大大改变。比如，尽管实际的损失额大于制裁收益，但羞辱感的存在使得国家对于反国际社会道德的行为极度厌恶，进而在客观价值的评价上同正常情况相比会有所出入。这时的净损失额被主观缩小，集团成员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倾向于通过集体惩罚抑制不合作行为的产生。普遍有羞辱感的族群将以有限的成本维持一种较高的合作水平并通过群体选择得到扩张，羞辱感于是成为了一种节省成本的群内惩罚的方法。[美]赫伯特·金迪斯，萨缪·鲍尔斯.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63有限理性的国家为了展示出更高的合作率，提高了实施惩罚的社会效用，从根本上降低了绝对制裁成本。实际上，这样的效应是双向的，道德感增加了制裁的可操作性，制裁国通过向目标国施加制裁也为国际社会展示了遵守国际道义的重要性。从理性主义视角出发，共同体中成员交往的概率比较高，因此他们会以善意的方式对待对方，以避免未来的不良反应。成员之间的互动越全面，惩罚机会主义者的机会就越多，也就是所谓的“报复效应”。Bowles S， Gintis H. The Moral Economy of Communities： Structured Popul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Prosocial Norm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1998：6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确立假设一：国家间由于广泛而良性的交往和互动所演化的利他惩罚情感，能够降低绝对制裁成本。 2声誉与制裁成本
国家之间的声誉问题之所以重要，从本质上看在于国家间互动的不确定性。在国际合作当中，国家存在背叛动机：或破坏已签署的协议，或通过“搭便车”来做一个机会主义者，从而引发集体行动困境。对此，声誉能够部分解决问题。只要一系列议题是相互关联的，只要行为者以过去的先例为行动基础，那么拥有良好的声誉对于利己主义者而言就是极有价值的。在非集权化的条件下，政府决定和谁、以何种条件达成协议，很大部分取决于它们对参与者信守诺言的意愿和能力的预计。良好的声誉使得政府易于加入可从中受益的国际机制，而那些声誉不佳者则要付出难以达成协议的代价。[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5从实践看，声誉改变了国家的战略选择，也改变了“承诺”和“背叛”的心理效用。在核算收益-成本时，国家经常既会通盘考量当下行为的未来影响，也会对未来可能的声誉收益贴现到当下进行计算。国家因为考虑声誉使得行为更具可预期性，也建构了无政府结构下有秩序社会的形成。
与“强互惠”视角相类似，声誉变量也能够较好地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一个珍视声誉的国家在采取行动前会考虑其长远的影响，并将影响进行贴现，进而重新估算成本-收益问题。尽管对背叛者实施惩罚需要付出代价，但良好的声誉容易使国家得到寻求已久的软权力，更多的双边或多边交往机会，以及更大的可信性威慑。因此，伴随着遵守规则所产生的制裁行为，国家将得到一部分额外收益，这类收益犹如金融产品一样是必须在未来才能够享有的，且很大程度上具有升值的前景，以至于足以抵消掉目前的代价。声誉变量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决策者是否具有大战略眼光，能够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中做出选择。当一国为了赢得国际形象而主动打击体系内的背叛者以提高国际合作水平时，眼前的制裁成本便会相对降低，尽管此时其他国家并非认同这种行为。
以一种发展的视角，我们可以推导出声誉具有社会演化的特点，并可以被内化为国家应有的社会情感。由一系列诚信行动所构成的国家声誉经常能演化成某种潜在规范，而且规范一旦形成便具有支配地位，成为柔性制度约束。例如，信守国际协议的规则，限制国际政治中暴力冲突的规则，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规则等。这些国际共处规则之所以能够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取得国际道德准则地位，最终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在于长期的国际关系实践表明，尊奉这些原则的国家可以在善与恶的价值评判中获得胜利，最终成为其他国家效仿和追随的楷模。相反，如果违背规则就会给出一种关于个体类型的信号，使得违背规范并不仅仅是背叛者和其他人为这一行为付出的代价，它还包含了重要的信息——关于背叛者未来在各种不同环境下的信息。信号原理使声誉对制裁成本减低产生了叠加效应，信号在社会中广泛传递的同时加速了个体观念的主观建构，国家出于同样的理由更加重视国际规则和国际共同价值的作用。就像“欧洲协调”迟早要被“民族主义”取代一样，当某些观念开始根植国家政治文化的时候，推翻与此趋势相左的背叛者是毫不留情的。曾毅.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与政治制度研究的新方向.学海，2012（4）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确立假设二：声誉改变国家当下行为的心理评价并建构了规范，能够降低相对制裁成本。
3信任与制裁成本
国际关系学界关于信任分类的探讨基本是围绕工具信任和情绪信任展开的。从个体角度出发，一个人之所以信任他者，可能出于不同的动机，如我与某人采取的合作行动是处在具体的环境和情势下的，彼此的信任建立是为了达成特定的目标；或者完全是从一种心理状态出发，由于认同某人，在互动过程中具备了深厚的感情联系基础，而愿意相信某人。前者是基于利益的信任，或称工具性信任，后者以愿望为主导，或称情绪性信任。尹继武.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概念与联盟信任类型.国际论坛，2008（2）：5759与“利他惩罚”和声誉问题有所不同的是，信任变量能够更加彻底地解决集体制裁问题。因为它不但可以为行为者提供“激励机制”，促使个体按照集体利益行动，而且能够让行为者更容易地识别背叛，进而打击背叛者。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从工具性信任视角出发，阐释理性信任如何降低制裁问题中的刚性成本。本文把识别和打击背叛者能力所花费的成本定义为刚性成本，把集体行动困境造成的成本定义为柔性成本。如果假定国家间的互信合作是建立在战略考量和短期国家利益基础之上，那么就可以从逻辑上推断，这种信任有利于增加对背叛者的认知能力和打击能力。进而，我们引入情绪性信任来阐释如何降低柔性制裁成本问题。尽管战略性联盟提高了国家的制裁能力，但这并没有解决理性国家在集团中行动面临的短视和投机倾向，以及猜疑和敌视盟友的本质。然而，群体中成员身份和认同的变化会推动信任产生以下三种效应，抑制“搭便车”行为的产生。
第一，基于认同的信任使得敌友身份更加明确，国家在惩罚背叛者的时候会较少考虑消耗的制裁成本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较少考虑相对收益，更多考虑绝对收益。因为即使一国获得相对优势，盟国也相信他不会将此应用于危及和侵害自身安全。联盟内部氛围体现为乐观的合作情绪而非竞争性。第二，在一个已经形成良好认同的集体中，个体可能认为，集体的其他成员以相似的方式认识一个既定的信任困境并将以相似的方式行动。也就是说，关于群体其他成员如何解释困境，共同的分类（身份）可能夸大一致性的判断，这些关于相似性和一致性的假设因而为臆想的行动提供了基础，它减少了这种被认知到的风险，即个体是唯一根据集体来思维和行动的人。[美]罗德里克·克雷默，汤姆·泰勒.组织中的信任.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493彼此信任的个体在组织中达成心理契约，帮助成员解除被“搭便车”的心理障碍，也就是被利用的恐惧。第三，奥尔森认为，只有一个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会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为。集团行动的实现只有通过选择性地面对集团个体的激励，而不是对整个集团不加区别。[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1建立在情感认同基础上的信任感能够为个体采取集体行动提供一组激励机制，尽管这些激励来自于心理和社会而非经济上的。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假定，国家之间建立的信任感可以部分地解决制裁问题，降低制裁成本。而情绪性信任则因为同时降低了刚性成本和柔性成本使这种效果更加明显，制裁更加可信，背叛行为较少发生。基于此，本文确立假设三：群体内部建立的信任增强了个体确认和打击背叛者的能力和决心，降低了刚性和柔性制裁成本。
实际上，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的因果关系：国家由于生存压力或者提升福利水平的需要演化出来趋社会情感，趋社会情感中强烈的道德感和羞辱感迫使国家注重声誉的维持，良好的声誉又是国家信任产生的重要条件（如图所示）。可见，国家在长期而广泛的交往中具有逐步克服自身利己主义本质的趋势，对制裁可信性的合理解释就是此种趋势最显著的表现。
伊朗核制裁的验证
自从2002年12月美国商用卫星发现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正在秘密建造两个核设施以来，伊朗核问题便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至今长达10年的时间里，伊朗因核问题受到以美国为首的众多大国数次经济封锁和制裁。伊朗核问题的焦点是伊朗坚称其核计划是为了和平开发核能还是获得核武器，从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的看法上产生了巨大分歧。纵观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制裁伊朗的行动，虽然美国采取敌视伊朗的政策，并辅之以政治打压与经济封锁的基本方略，但由于许多大国在伊朗拥有重要利益，因此它们对制裁伊朗不同程度地有所保留，由此使得各国在制裁伊朗时很难真正形成合力。集体制裁的困境在处理伊朗核问题上尽显无疑。
尽管如此，通过梳理伊朗核问题逐步解决的路径，我们可以发现在广泛和频繁的互动和演化进程中，两种有利于主要国家达成一致的趋势越来越清晰。其一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对于伊朗核问题的看法由存在较大分歧到达成基本共识。2010年6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2票赞同、1票弃权、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第1929号决议。这也是自2006年12月以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四份含有制裁伊朗内容的决议。与以往相比，这份决议体现出一种趋同的趋势：中国、俄罗斯与西方大国在关于解决伊朗核问题上首次达成基本一致，即希望通过制裁、威慑等措施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前；其二是尽管欧盟在与伊朗的交往过程中显示出其外交上的独立性和务实风格，有意摆脱美国的影响，在总体上反对动武和进行实质性制裁，但主要欧洲大国在对待伊朗核危机问题上均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英、法、德三国能够通过集体行动对伊朗实施压力，而不是各自行事，进而使得制裁更具可信性和威慑力。我们分析这两种趋势形成的非利益性因素，也就是验证前文中降低制裁成本基本假设的合理性和适用性，以证明国家间演化出的“强互惠”、声誉感和信任对于制裁结果的影响。
第一，“强互惠”角度。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签署国，理应严格遵守和履行自己的诺言。但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对抗美、以的考虑，伊朗决心发展被国际社会严禁扩散的敏感技术——铀浓缩技术，此举引起了中东局势的巨大震动和不稳定，遭到众多国家的质疑，也为美国进一步介入阿拉伯世界提供了借口。对于多数国家来讲，即便是对伊朗采取较为缓和的经济制裁活动，也会面临着使本国和世界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正如伊朗某高官表示，如果作为进口大国的伊朗遭受经济制裁，那么制裁将对世界消费品市场造成320亿美元的损失。此外，伊朗作为欧佩克第二大石油生产国，平均日出口石油300万桶，经济制裁将导致欧佩克原油出口量减少10%。刘强.伊朗：国际战略地位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100而这必然导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涨。2007年，受美国制裁伊朗的影响，纽约原油价格创历史新高，每桶超过92美元，2008年更是涨到了100美元。另一方面，伊朗扼守着世界油库即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具有同各大国进行角力的资本。今年年初伊美相互制裁的博弈使全球原油价格再次出现波动正验证了这一点。衡量损益两方面，我们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制裁伊朗获利大于成本，特别是在不能完全明晰伊朗发展核技术意图的情形下。但“5+1磋商”仍被有关国家矢志不渝地坚持下去，联合国制裁伊朗的决议也未见停息。可见，主要大国作为一个整体实施制裁伊朗这一集体行动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国际社会的基本规范，遏制核武器的使用和扩散，保证国际法的权威性。在这一过程，中俄两国由消极制裁到积极制裁的转变体现了“强互惠”更为普遍的意义；而美国最终同意融入到经济制裁的体系之中暂缓军事打击，则说明国家之间的互动可以实现利他惩罚，重塑利益，理性地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基本正义和繁荣成为绝大多数国家最值得追求的道德。
第二，声誉角度。自从伊朗公开宣称已经开始进行核研发活动以来，它在国际社会中的整体角色就转变成了核不扩散体系的“背叛者”。伊朗由单独面对美国的敌视发展到面对主流国际舆论的压力，其所受制裁的力度和广泛性也由此强化。美国和欧盟国家鉴于伊朗以往行为所塑造的不良形象，将其贴上了“无赖”、“邪恶”的标签，造成了伊朗在国际战略层面的全盘被动，这是声誉在制裁伊朗问题上的第一重作用。其次，安理会中的主要国家之所以对伊朗进行制裁，很大程度上在于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先例，对别国潜在的涉核行为起到可信的威慑作用。中俄两国在联合国四次制裁决议中态度的转变也是一种寻求声誉的表现。中国从2003年起明示要做负责任的大国，要为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同自身能力相匹配的贡献。为了建构良好的声誉，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达尔富尔问题、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上发挥了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而要赢得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就必须肩负起更多的责任，这从短期来看并不符合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哲学，但良好声誉的长期效应会在以后的国际交往中显现出来。中国逐步推进制裁伊朗的行动，客观地讲并不符合中伊两国关系的发展状况，特别是考虑从伊朗进口石油的份额占到中国进口总量的11%这一背景，但却有利于中国更主动地融入国际体系，彰显其负责任大国形象。俄罗斯是所有大国中在伊朗利益最广泛的国家，也是唯一同伊朗开展民用核合作的国家，因此在制裁伊朗问题上，俄面临的机会成本最高。但俄却在近期对此问题发生了态度上的变化，除了美国、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长期压力之外，很难排除俄想借机重塑在欧亚地区形象，以改善俄美关系的意图。 第三，信任角度。德法英三个欧盟国家在形成信任感上无疑具有先天优势。首先，浸淫在基督教文明和相互通融的历史文化之中的德法英三国具有共同的欧洲观念，认同感强烈。其次，伊朗核问题造成的威胁足以辐射整个欧洲，因此使欧洲国家确立了共同的敌人。再次，美国历来将伊朗核问题外包给欧洲的态度客观上增进了欧洲各国间在此问题上的交往，互惠的叠加效应得以显现。在欧洲三国中，英国在伊朗的利益最小——因为它不从伊朗进口石油，法国次之，德国最大。但英国并没有为此而疏远欧洲伙伴而紧跟美国，而是同传统盟友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平衡好美、欧、伊的关系。相应地，德国也没有因为在伊朗有着巨大的能源利益而阻止欧盟内部对伊朗的制裁行动。尽管存在较高的制裁成本，欧洲也面临着自断油路的风险，相互信任避免了各国猜疑和对可能倾轧的担心，加之欧盟超国家机制能够为统一行动提供制度保证，因此，制裁伊朗的决策分歧在欧洲内部较小。中国和俄罗斯在近期的表现也是交往程度加深的结果。从2006年到2010年，联合国安理会实施的四次制裁行动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交流观点、消除误解、确认立场并最终达成共识创造了条件。中俄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差异较大，且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发展好同伊朗的关系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但因为在持续的政治对话当中各国增加了互信，中俄逐渐展现出较之以前更为灵活的立场，由消极制裁转变为积极制裁，由提出笼统的制裁计划到清晰地表述制裁内容和目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因为六国意见趋向统一而更具可信性。
结论
国际合作作为国际政治互动中最为常见的形式之一，历来是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在无政府状态下，理性的国家间合作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考量的。国家间能够达成合作，必须建构对背叛者实施制裁的确定的预期和打击能力，否则，频繁的背叛意图将使合作即便能够偶然实现也难以长久持续。本文主要探讨了合作中集体制裁困境的机理，通过赋予国家社会属性，给出了解决困境的三个基本假设，并用伊朗核制裁问题进行了验证。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首先，国家间由于广泛而良性的交往和互动所演化的“强互惠”情感，能够降低绝对制裁成本；其次，声誉改变国家当下行为的心理评价并建构了规范，能够降低相对制裁成本；第三，群体内部建立的信任增强了个体确认和打击背叛者的能力和决心，降低了刚性和柔性制裁成本。其学理性意义在于部分解决了自由主义者关于达成合作关键环节——如何实施制裁的论证，运用弱理性主义的模式，从国家社会属性上出发寻找降低制裁成本的手段，这或许能够被看作在解释这一问题上方法论的突破；同时，将社会学中利他主义、“强互惠”理念融入进国家本质的讨论当中，脱离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国家自私理性的看法，使理性概念更加真实、丰富和灵活，为制裁更具操作性建构了理论前提。本文尽管解决了一部分理论问题，但也留下了有待解决的方面。如关于国家间权力对比对合作效果的影响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之内，这是由选择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决定的。本文假定所有国家权力大体均等，国家的背叛意图源自个体逐利行为而非结构因素。如何将权力视角整合进行为体背叛动机的考察当中，也许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理路。
（责任编辑：张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