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宏的新办公室位于北京东四环老水锥子花鸟鱼虫市场的三楼。穿过熟食和宠物混杂的空间，乘电梯到三层，全部由玻璃隔断的写字间与楼下市井之气宛如两个世界。乐视体育今年年初“单飞”之后，一直急速扩张，这里是乐视暂时的一个过渡办公区。
　　身为乐视体育的首席内容官，刘建宏的办公室并不宽敞，却能让人一眼就感受到作为一个视频网站管理者的特色：进门的写字板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视频网站的专业术语的英文缩写，办公桌上iPad、笔记本电脑架在一起，桌子对面的乐视智能电视正在转播着中网的比赛，他从口袋里掏出刚上市的iPhone6，“四屏”齐全。
　　国庆长假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下午两点半，刘建宏从乐视另一个办公区开完会赶回来，在办公室匆匆扒拉了一份快餐。到乐视体育履新一个月有余，每天14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与他几个月前在央视的轻松自在截然不同。
　　不同的当然不止是状态。摄影师希望他做一个挑衅的动作，他提出看法：“这样是不是显得不够礼貌？”摄影师希望他拿着话筒做激情狂吼的表情，他很直接地拒绝：“那不是我。”最后摄影师有些遗憾没有找到一个新的足球给他踩在脚下，他干脆道：“不需要了，现在足球不再是我的符号了。”

“台长”上岗

　　2014年，46岁的刘建宏做了一个如同1996年从石家庄电视台离职进入央视的选择，把自己一手推进了1999年同时制作着五六个节目的忙碌状态。
　　在央视十八载，从临时工到转正，作为《足球之夜》的创办者之一到一直目送这个节目告别，相比央视体育频道的明星主持人们逐个跳出体制，人们习惯了刘建宏的“坚持”，以至于忘记他也是个不安分的人。
　　尽管在离职后刘建宏一直在媒体采访时拒绝评论自己的老东家、甚至反复强调央视这个平台的特殊性，但他确实不是很多人想象当中那种在体制里终老的人。他是央视第一个以“临时工”身份担任制片的人，在那里干了6年才得到“转正”。他在央视时“一不做官，二不评职称”，用骨子里的自由主义抵制着被体制化。转正后第一次去医院，看到别人有社保卡，自己却没有，一问才知道自己享受的是公费医疗。然而他后来稀里糊涂把报销单据交给财务，人家说报不了，早都过了报销日期了。
　　“那就算了吧。我是一个需要把精力集中起来做事情的人。”他说，后来在央视就没有报销过一分钱医药费。
　　电视上的刘建宏给人感觉沉稳、理性，说话分寸感极强，端着一脸严肃。其实在现实中，他的朋友、同行和后辈都会说“这真的是一个好人”。与一些离开央视、后来将自己更专业化或更娱乐化的解说员相比，刘建宏不能算是洒脱，因为在央视里身兼解说、主持人、记者、编辑、制片，节目生产流程里的每一个环节他都要操心，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宣布离职后，央视主持人足球队特地为他约了一场“告别赛”，作为队长的刘建宏司职后腰，“核心”本色尽显，满场飞奔调度，大声呼喊队友跑位，传出一脚好球或射了一脚门，也会得意地自夸两句。网易副主编颜强和很多知名的足球解说员都会在这支球队“蹭球”，因为刘建宏脾气温和，他们有时会当面戏谑地称他为“球霸”。
　　刘建宏觉得，这时的他才是真实的自己。
　　把自己最好的年华交给央视，岁月让刘建宏从青涩到自信。尽管阅历会让刘建宏偶尔“霸气外露”，但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人社交，人们从不会对他自信的一面觉得有“越位”之嫌。他这样评价自己：“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不会忘记掉我的身份，这种提醒会让人控制得住自己。有些苦出身的人会有报复心理，小时受罪了，人生得补偿，要拼命去攫取点什么，这种心态要不得。”
　　早在七八年前，他就已经有了离开央视的念头：“那个时候只是偶尔会有这种想法，但当时的情况下我也知道自己离不开，只是觉得早晚会离开。”
　　凤凰卫视的何东在请刘建宏做节目时，开门见山地说：你这是“移民”，不是“转会”，因为你现在做的事情完全跟原来不一样了。
　　到乐视履新，被刘建宏视为第二次创业，他会常常告诫自己不要自恃“专业”：“这里跟电视完全是不同的流程生产和传播方式，制作视频的理念都不一样，如果我只是带着既有的理念和经验过来，我觉得我会走弯路，甚至是摔大跟头。”
　　入职初始，刘建宏现在的直属领导、乐视体育CEO雷振剑就对他当工作效率赞赏有加：“我原先想他至少需要两三周、甚至一段时间需要适应，但是他对整个业务的熟悉程度、掌控力太强了。”
　　但刘建宏在电视节目坦诚地对何东说，离开央视后自己还没适应新的节奏，只是被工作裹挟着往前走，每天想那些新的东西想到脑子转不动，有时甚至早上会觉得不起床该有多好。
　　在乐视，“首席内容官”的工作范围也远远超出他最初的预计，从考虑直播设备、搭建直播体系，甚至是落实卫星转播车这样的事情，都是需要他考虑的。乐视也同样需要他的名气进行“公关”，比如乐视需要尝试用4G转播中网，刘建宏就需要亲自把电话打到联通的相关领导那里，希望对方能提供工程师和数据支持——对方一听是他，事情解决的效率就会高上许多。
　　“我越发觉得现在的工作职责有点儿接近于传统电视台台长的角色了。我有个总编室，有个技术团队，这几乎就是电视台的构架了，再加上采访团队、内容团队，全得管——就广告我不管，但是我们还得跟广告和营销密切配合。”刘建宏略带调侃地说。
　　这是采访过程中他难得显示出来一丝轻松的时候。十八年前，刘建宏抛弃主任级别的职务、从石家庄来到北京时，并没有给自己设定具体的目标，只觉得站住脚就好。如今，刘建宏会经常想起那时的状态—迅速上岗，没有喘息之机，央视的“规矩”还不知道，就跟段暄一起被派到上海转播甲A，《足球之夜》开播一个月后进演播室，两个月后变主持，一年后，成了实际的制片人。 　　“当年从石家庄跑出来我并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因为没有在大平台上干过，所以也没有这个自信和底气，就脚踏实地往前走吧。”他说，“今天不同之处是，互联网任何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每天遇到的问题都是新的问题，相似之处是，哪怕互联网一日千里，我也要求自己一步一步去走。扎实一点，这样我才能把事情做得长久，我不会因为环境变了把我这点风格也改变了。”

颠覆电视

　　“央视是他永远的家，央视成就了他，可刘建宏的足球梦想媒体梦想，却未必还能为这个家所兼容。”熟悉刘建宏的网易副主编颜强这样评价刘建宏的跳槽。
　　刘建宏选择乐视体育作为自己人生下半场的主场，或许是诸多选择中的一个必然结果。
　　从1996年到北京开始，互联网就开始进入了刘建宏的生活，从论坛到门户体育频道，刘建宏一直关注着互联网对体育传播的影响力。“2008年前后我就意识到大势不可避免了，只不过是时间快慢而已。”他说，“所以那时我就有意识开始跟互联网有一些合作，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想看看互联网到底能干什么。”
　　刘建宏说自己并不是个技术控，但文科专业出身的他对各种新技术的出现一直保持着好奇，喜欢琢磨怎么把它们用进电视。
　　“3年前的《足球之夜》是全国第一个有微信号的栏目，你可以去问腾讯的团队，当时我们就提出来上微信号，用二维码，跟观众互动。”刘建宏说，“但只能说，在那种体制里面，好多事你想到了但你未见得能做出来，比如我在《足球之夜》改版的时候曾设想过让球迷来解说他们的比赛，我在网络上编辑好一段60秒的画面，请球迷用微信语音的方式传过来，筛选说得好的，在节目里就可以配合画面播出了，比如来段9比1，我请上海球迷和北京球迷都来配一配，那出来的效果完全是不一样的。”
　　到乐视体育上任第一天，刘建宏开始梳理每一个细分的团队，就在我们采访的前一天，他已经把乐视体育的“生产结构”完成了“事业部”式的改革。
　　他掰着指头开始讲述他“重新”梳理好的架构：“国内足球、国际足球、篮球、高尔夫、网球、F1、综合，7条线。我还有一个新闻编辑部，第8条线，技术部，第9条线。我还有一个总编室。现在，PC端、pad端、手机端，安卓、IOS、windows系统，所有47个端口，我们把所有的人都覆盖到了。”
　　刘建宏说自己在解说岗位上“从不愿意被吐槽、到不怕被吐槽、再到引领被吐槽”，这样包容的心态显然有助于他思考网络解说未来的形态。乐视有个年轻的解说曾在球赛中为生日那天登场的球员唱起生日歌，刘建宏说，这放在央视肯定是“播出事故”了，但他对此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一是他觉得发展中的事情还不能盖棺定论，二是“我不能轻易地去上来就给人把刺全给掰了，那样的话他长不大了”。
　　现在他的团队里工作人员已经过百，他还计划为旗下的主持人们搭建自己的“支持团队”，不要让他们像央视的同行那样被早早透支。他说他在乐视做节目，要像出版界的名人“老六”张立宪说的那样：有料、有趣、有种，绝不做下三滥的节目。
　　“网络视频本身还是一个新的东西，体育网络视频的传播更是一个新的东西。也许会有一个试错的过程吧，我尽量让自己少错点。”刘建宏说。
　　刘建宏的“野心”还远不只在乐视体育这个平台上“科隆”出一个电视体育的模样。当记者问他，将现阶段的工作梳理完成后，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坚定地吐出两个字：“直播！”
　　“开玩笑说，前两天刘翔领结婚证，我觉得这种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现场直播的，我们的运动员会有很多活动，比如李娜退役，我们不可能先去拍，回来再编，我们就直接让你看直播了。”
　　在他的规划里，将来乐视体育的资讯平台将每天24小时视频滚动，受众通过点击APP，每天都可以看到正在进行的体育事件。
　　谈到得意处，刘建宏也会设想自己搞定一切闲下来时，重返解说一线：“当然挑中国队的比赛解说。”
　　很明显，互联网体育的上升，与以央视为代表的电视体育必有交锋。在仁川亚运会开幕的那个周末，刘建宏事先发了一条微博：“今晚你可以选择亚运会，也可以选择中超、西甲、英超和F1。前者请选择央视，后者请来乐视！”发这条微博时，他微博上的身份介绍还是“央视体育频道著名足球评论员”，现在变成了“慢跑人生，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