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谈到斯宾诺莎时说：“按才智讲，有些人超过了他，但是在道德方面，他是至高无上的”，他“是伟大哲学家当中人格最高尚、性格最温厚可亲的”。虽然这本书的很多论断让人难以苟同，但关于斯宾诺莎，罗素的话无疑是中肯的。而与罗素比起来，黑格尔对斯宾诺莎的推崇有过之而无不及，黑格尔说：“要达到斯宾诺莎的哲学成就是不容易的，要达到斯宾诺莎的人格是不可能的。”
　　斯宾诺莎出生在一个从西班牙辗转迁居到荷兰的犹太富商家庭。犹太民族，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自古以来虽屡遭劫难，以至于国破家亡、流离失所，却依然维系着顽强的民族自尊心，这种自尊心，有时候表现为一种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例如在宗教问题上，身为一个犹太人，其信仰没有任何可通融之处，他必须奉犹太教，尊《旧约》，还要恪守一些古怪的戒律：在历史上，犹太人反抗迫害所极力维护的通常不过是行割礼的权利。斯宾诺莎青年时期也曾经有过对犹太教的圣洁信仰，他上的学校就是专门为培养犹太拉比建立起来的，因为成绩优异，还曾被教师们一致视为犹太教复兴的希望——希伯来之光。不过，在阅读了《圣经》和一些神学著作后，斯宾诺莎发现，他读的书越多，无法回答的问题也就越多。直到有一天，他接触到笛卡儿的学说，对“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思考，让他开始怀疑起超自然的上帝和天使，他逐渐坚信：上帝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自然本身；神也并不存在，人心中的神只是幻想的产物。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异端思想。于是斯宾诺莎被召到犹太教长老面前。长老们先是许诺提供一大笔年金，换取他对宗教的信仰和忠诚，他拒绝了；尔后，一帮人又威胁要诅咒和杀害他，并真的派出了职业杀手付诸行动，斯宾诺莎幸运地躲过刺杀之后，依然不为所动。最终，在斯宾诺莎二十四岁的时候，通过一套阴森的程序，犹太人不仅开除了他的教籍，还开除了他的族籍，将他驱赶出犹太人生活的社区，家人也与他断绝了关系。后来，父亲临终前，姐姐将斯宾诺莎告上了法庭，法庭判斯宾诺莎胜诉，而他却主动放弃了本应由他继承的财产。
　　斯宾诺莎，独自搬到阿姆斯特丹一个叫莱茵斯堡的地方。他将自己的希伯来文名字“巴鲁赫”（受惠）改为意义相同的拉丁文名字“别涅狄克特”，以示与犹太教的彻底决裂。原以为从此可以平静地生活了，可他发现自己依然不见容于人群——基督徒同样对他恨之入骨。在基督徒眼中，斯宾诺莎不但是一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异族之人，还是一个该死的、无可救药的无神论者，不断有人写信甚至登门发泄对他的愤慨之情。因为不堪打扰，斯宾诺萨只好再次逃到海牙，并且就此过上了隐居生活，他远离人群，有时候甚至好几天都不出门。为了谋生，斯宾诺莎学会了磨制镜片。每天，他都在一间昏暗破旧的作坊里一丝不苟地淬炼、打磨、装配眼镜，猛抬头，就会发现头顶上那些已经蔚为壮观的蜘蛛网……
　　事实上，只要斯宾诺莎愿意，只要他稍微屈就于世俗的功利和权势，他的聪明才智足以使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过上非常体面而安逸的生活。斯宾诺莎虽然广受毁谤和迫害，但也从不乏赏识者和崇拜者。他的学说通过通信的方式传播到欧洲各地，惠更斯、波义耳、莱布尼茨等知识精英向他致敬，不少的富商、王公、贵族、大臣等也一再向他示好。荷兰富商弗里斯去他的住所做客，看到了他的贫寒，愿赠予他大笔钱财，支持他工作，被斯宾诺莎谢绝了，弗里斯在临死前，又执意要将遗产馈赠给他，也被斯宾诺莎拒绝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听说了斯宾诺莎的情况后，也慷慨解囊，许诺给斯宾诺莎一笔丰厚的年金，条件是斯宾诺莎把下一本著作献给他就可以了，斯宾诺莎却说：“金钱，的确是我所需要的，但我只将我的著作献给真理。”在巴拉丁选帝侯卡尔·路德维希的授意下，德国海德堡大学曾邀请斯宾诺莎担任哲学教授，并允许他自由讲学，自由著述，但希望他“不会滥用这种自由去触犯大家所信奉的宗教”。斯宾诺莎回应说：“我不知道应当把那种哲学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之内，才不至于被认为触犯大家所信奉的宗教”，便没有接受聘请。
　　斯宾诺莎认为，一个人只要受外在的影响，就是处于奴役状态。为了保持思想的独立，他选择了清贫。而就是在如此艰难和简朴的条件下，他仍然坚持哲学思考和科学研究。就着一盏豆油灯，他先后写出了《知性改进论》、《神学政治论》、《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伦理学》等著作。这些书的遭遇和作者的遭遇一样，厄运连连。很少有哲学家像斯宾诺莎这样因个人的学说（中世纪的阿伯拉尔或许是仅有的另一例）而备受摧残。斯宾诺莎在生前只出版过两部著作，一部是以真名发表的《笛卡儿哲学原理》，另一部是以匿名方式出版的《神学政治论》。《神学政治论》一问世就被列为禁书，教会人士还上告政府要求对作者进行制裁。斯宾诺莎的代表作《伦理学》，在他死后十年才得以出版，并且在出版之后以一种怪诞的方式被教会和政府封杀了一百多年：可以阅读，不得引用，如果引用，也必须是出自一种批评和谩骂的语气。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谁对斯宾诺莎这个人和他的书说一个好字都会被教会认为是一种罪过，人们都唾弃且耻于提起他。
　　斯宾诺莎一生都在鼓吹言论自由与宗教宽容，可惜至死都没有被他所处的那个俗世所宽容。也许错在他生不逢时：十七世纪的欧洲仍然处于黑暗时期，这个时代的天才们注定要为他们超越于时代付出代价，所以布鲁诺才会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伽利略才会受审，要求悔过并放弃自己的主张；笛卡儿才会终其一生小心翼翼，走中庸之道，对一些有违正统教义的观点秘而不宣。
　　斯宾诺莎四十五岁死于肺结核。房龙在《宽容》里谈到斯宾诺莎英年早逝时说：“半成品镜头上的玻璃末感染了他的肺，一六七七年，他孑然一身孤独地死去。”不过，死亡对于斯宾诺莎，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斯宾诺莎的名言是：“人类的心灵不会随着肉体的消亡而完全消亡，它的某一部分仍将永存。”的确，斯宾诺莎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影响了后来欧洲大陆的主要哲学家，如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尼采等等。
　　斯宾诺莎死后，一位教士在他的画像上心怀痛恨地写下：“面带愁容的受谴责的形象。”而黑格尔则评价道：“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的忧郁面貌，而且温和善良，他诚然受到谴责，但并不是受一种消极的非难，而是受舆论的积极非难。这种非难是出于人们的错误和毫无头脑的激情。”距黑格尔去世不到半个世纪的一八七七年，世人终于以行动为斯宾诺莎正名。在为纪念斯宾诺莎逝世二百周年的塑像募集资金时，从世界各地寄来的捐款，人数之众，范围之广，史无前例。法国哲学家欧内斯特·雷南在雕像揭幕式上说：“也许这里展示的是曾经有过的神的真实的影像。”
　　（《斯宾诺莎读本》，斯宾诺莎著，洪汉鼎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二○○七年版，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