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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的改革，是教育综合改革中最重要最复杂的改革。”9月4日，在高考改革国家方案公布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这样表述“新高考”。
“四最”之说，让举国上下对此次改革充满了期待，有评述将其与1977年恢复高考类比，认为它将又一次深刻地改变整个国家的人才选拔制度以及民族的命运。
对此，教育界内不少专家对此保持审慎态度。他们认为，这次改革，只是迈出了教育改革包括高考改革的第一步。能否达成最终目标，还要看后续的跟进。
高考1977：改变国家命运
1977年8月下旬，无数知识青年在乡间田头的高音喇叭里听到了这条关乎命运的重大新闻——恢复高考。其实，在此之前，这个消息已经有所风传，当年23岁的金光耀还是安徽黄山脚下的农场知青，一听说消息就心动了：上大学的机会终于来了。“文革”开始时，他只是个五年级的小学生，“文革”中上过3年中学，却几乎没学到什么东西。他和工友们在农场里一边劳动一边谈论怎么复习迎考，当时手头没有资料，他们就让亲人从上海的家里寄来，然后手抄传阅。农场晚上10点以后熄灯，大家就点着油灯继续复习。
国家做出恢复高考的决策时已经是当年的秋天，为尽快落实这条政策，就有了新中国成立至今唯一一次安排在12月的高考。金光耀在安徽参加了考试并过了分数线，却因高血压没通过后来的体检，未能入学。“因祸得福”的是，他又多了半年的复习时间，趁着过年回上海探亲的时间，找当教师的姑妈学英语，又去拜访浙江的亲戚求教数学。1978年的高考，他取得了更好的成绩，考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今天，他已经是复旦历史系的教授，当年的这段史实不仅为他亲身经历，也成了他的研究对象。
在金光耀眼里，论到恢复高考，1977年应该与1978年结合在一起看待。“1977年高考时，‘左’的思潮还没完全退去，报名和录取有些时候还是看出身的。这些老规矩直到1978年才开始真正打破。”最典型的例子，也许莫过北京起重机厂的青年工人刘源。1977年秋天，他把一封信投给了“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信中，他称收信人为“小平叔叔”，并自报家门：他是刘少奇的儿子。“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
10天之后，一封带着处理意见的回函解决了他和另外9名工友高考报名的问题。在考试前一周，他们拿到了1977年北京高考的最后10个考号。第二年初，27岁的刘源收到了北京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而和他在同一时段收到大学录取通知的，还有时年分别为23岁的李克强和28岁的李源潮，前者以国家总理身份在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曾经回忆说，得知被大学录取时，自己正在安徽凤阳的田间锄地。和他们一道入学的，还有全中国27.3万的青年人；参考人数为570万，当时“连印试卷的纸都不够用了”。
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曾回忆，到复旦报到的第一天，迎接他的是一个只有15岁的小姑娘，还是应届生。巨大的年龄落差让李源潮心底“一片沧桑”。“如果说上帝要恩赐的话，我们需要的就是时间。时间流逝了十年，才知道时间之宝贵；因为没有机会能够进学堂，所以才觉得能进学府的不易。”
当时复旦规定，寝室10点半熄灯，这对铆足了劲读书的青年人而言当然无法接受，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学生都吵着说功课做不完，不能让大家都在被窝里打电筒啊。李源潮被选为学生代表专门去找了时任复旦校长的苏步青提意见，结果成功地延长了熄灯时间。他的历史系校友金光耀说，他和同学们都觉得时间被耽误太久了，必须抓紧，入学后看了大量以前只听过名字却没接触过的西方文学名著。当时图书馆里的书是要抢着读的，一天读不完的书，为了不被别人拿走，有同学就玩起了“小把戏”，把它不归还原位而是藏在书架上的偏僻角落，这样第二天一开馆就可以冲进去拿起来接着看了。“大家特别愿意讨论和分享：今天谁又看了什么书，有什么感触。”
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年轻人自然是学到了大量的知识，但在金光耀看来，比这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突破：“从‘文革’中的迷信个人到可以拥有怀疑精神、突破精神，这是一种重生。”同时，他们又有着强烈的紧迫感，做事分外勤奋。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1977级大学生英才辈出。除了前述两位现任的国家领导人外，1977年高考中的胜出者：王小波、易中天、张艺谋……都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恢复高考，让积累了10年的人才“大爆发”，改变了1977级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金光耀对《新民周刊》表示：首先，恢复高考是当时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其次，这项变革由邓小平主推，青年群体是最大受益者，这为邓小平后来推行的全面改革积累了民意基础。“1984年‘小平你好’的标语由大学生打出，绝不是偶然的。”另外，当年恢复高考的一些招考模式，也对后来30多年的高等、基础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前方案：凸显公平诉求
文理分科是1977年高考确立的模式之一。金光耀解释说，当时之所以要这么做，是为了适应当时考生基础教育底子不牢的实际情况，以更好地选拔人才。以他自身为例，在“文革”的10年中，他完全没有学过“理化生”方面的任何课程，如果当时要考这些科目，难度实在太大了。文理分科在当时是有效且公平的做法，但经过30多年的发展，如今却成为基础教育的阻碍：以前分科是因为考生偏科，现在却更多是分科造成了偏科。
上海闵行区教育学院院长恽敏霞撰文指出，高中教育不是大学预科，而是国民基础教育的一部分，面向的是大众，应该将普通知识的教育和国民道德的养成当作第一选择。在基础教育阶段大多数学生各门科目之間的学习是有着相当大的关联的，有研究项目通过大数据挖掘，认为数学、语文、英语等科目学习的关联程度超过70%，也就是说，偏科的学生仅是少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偏科也是由文理分科造成的。恽敏霞认为，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保障，高考制度应该面向大多数，在高中阶段过早对学生划分文理科，并不利于学生的真正发展。 “文革”中取消了高考，改为考察出身不考察素质的推荐制入学，取消了分数考核，这实际是对公民考试权的剥夺。恢复高考后，以分数为核心的人才考核体系逐渐建立起来，但这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分分计较”、“唯分数论”的体制带来的是30多年的应试教育，催生了安徽毛坦厂中学、河北衡水中学这样的“超级高考机器”，打击的是学生的活力和创造力。长期以来，全国、各省的高考模式无论怎么改，都逃不出“一考定终生”的性质。在这样的指挥棒下，高中乃至之前的初中和小学想要做到推行真正的素质教育，只是人们美好的愿望而已。虽然“打吊瓶复习高考”、“带病高考”这样的事件总会被指为“不人性”，但对考生而言，这样做就是最大的实际。
“唯分数论”还给腐败留下了滋生空间。体育生、艺术生加分违规操作的黑幕屡屡出现；由于招生权被各地招生办垄断，工作人员的权力寻租也不是新鲜事。
30多年来积累的种种弊端，使得高考改革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诉求。但是，“雷声大，雨点小”却成了教育领域改革令人尴尬的“特色”。一般认为，本轮改革起源于2005年，2010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后，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被正式提上议程。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又强调了高考改革的相关内容。在此期间，教育部曾多次向外界公布方案的发布时间表，但一次次“跳票”。直到今年开学后的三天，才终于给人感觉有点匆忙地公布了这项改革方案，但是正式名称却已从计划中的“总体方案”变成了“实施意见”，也没有经过之前教育部承诺的公开征求意见阶段。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改革组的专家成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向《新民周刊》指出，高考改革方案之所以“难产”，在于各个群体在改革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上就存在不同的诉求：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将“科学选才”放在招考制度改革的第一位，认为高考改革的方向是要成为科学高效的人才选拔制度，要打破“唯分数论”，形成综合多元的评价体系；教育部基教司、学生司等司局的关注重点在于引导中小学的素质教育，落脚点在防止文理偏科、减轻学生负担等；而在学生和家长眼里，公平是放在首位的，他们的诉求实质上是对“分分計较”的总分评价模式的维护。
以教育界的眼光看来，本次出台的“实施意见”显然将维护公平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例如扩大中西部地区、人口大省、贫困地区招生比例，规范高考加分项和自主招生等，“有具体目标和阐述的方面，半数都和公平有关。”杨东平说。
除此之外，最明显的是高考文理不分科、“3 3”的科目改革。在原来的改革方案里，达到“科学选才”目的非常重要的手段“招考分离”，最后出台时只有模糊的一两句原则表述，没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教育改革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复杂工程，中央将目前百姓最迫切的关注的公平问题作为首先解决的重点，也是合理的。”杨东平评论。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李越认为，公平和效率是高考改革的两个方向，它们虽不是完全背离，但也并非同一方向，是存在夹角的。“目前的改革方案明显在公平方面力度很大，而效率方面则远远没有达到教育界的预期。‘实施意见’与‘总体方案’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他和杨东平都认同的是，教育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高效地培养和选拔人才。
最佳模式：“以改革促进改革”
高考科目不分文理，改为语数外加学生自选的3门高中学业水平折算的分数计入总成绩，在一些学生和家长看来，这是解放了学生的兴趣，扩大了知识面。不过，杨东平和李越的共同看法是，这还是没有改变“总分评价”模式。
“维持总分评价模式就还是没有推翻‘唯分数论’。”李越说。他表示，总分评价模式所遵循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评价程序上是公平的，但是在我国的实际情况中，会因为各地区各群体在经济、社会、教育资源上的巨大差异，造成评价结果的过分不平等。仅仅是扩大招生名额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优质教育资源总是稀缺的，扩招反而会让在优质资源上的竞争更加激烈；在这种竞争里，弱势群体是不可能有优势的，只能靠政策倾斜，而倾斜在实质上又冲击了总分评价模式的程序公平。这种悖论在模式不变的情况下很难解决。
杨东平指出，高考是选拔性的考试，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是合格性的考试，两种不同性质的考试分数加在一起，其科学性值得商榷。
他和李越都推荐的一种综合考核模式是，不同类型高校根据自身办学理念和学科专业的要求，自主确定采用的考试类型、成绩门槛和其他评价要求，形成多样化的录取标准，不再单纯以总分决定录取。例如，高职专科院校可以考察学生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并进行职业适应性面试；一般本科院校可以考察学生的基本学习能力考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而高水平大学的考核模式可以是“基本学习能力考试 指定科目考试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 高校自主面试”。
“考什么、文理分不分科，算是高考改革的核心问题吗？”在杨东平看来，高考改革不能只停留在科目改革上，重点在于高校要有招生权，也就是实现招考分离：考试由国家统一组织，招生由高校自主决定。
杨东平所在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于今年7月公布了一个民间版的高考改革方案，名为《以招生录取制度改革为重点，推进高考制度改革的建议》。该方案提出：国家教育考试中心作为专业化考试机构，负责全国统一高考的命题。省级招办转变职能，考试报名的责任交给考试中心，制定具体招生政策、评价考生的权力还给高校，取消控制学生志愿和投档的权力。在高校实行自主招生后，成为为高校和考生服务、管理和监督的机构，通过网络系统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撑，保障高考安全和考试公平。
在高校方面，该方案建议学校成立由社会人士和家长代表参加的招生委员会，制定《招生章程》和《招生违规处理办法》，对院系招生工作进行监督和问责。招生和录取工作由教师组成的院系招生工作组负责。高校向社会公开评价指标、评分标准和录取程序，招生录取过程接受社会监督，包括采用录像等手段记录录取过程。
他表示，当前政府之所以不向高校放权，一方面是因为招办垄断招生权力，形成了既得利益；另一方面是因为高校的公信力不足、且自身也是行政化的官本位机构，改革的积极性不足。李越也指出，招考分离的推动，需要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现代高校制度的建立。“不然，作为一个行政机构，为了完成招生任务肯定会选择最简单的方法——按总分从高到低录取，而不是为了选拔优质人才而采取多元、复杂的考核体系。”
这就成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杨东平认为，相关部门和社会不能因为担心自主招生可能出问题就不放权，不放权高校就永远“长不大”。在他看来，“招生权明明白白是高校的自主权。”
他建议，按照他设想的高校自主招生可以在少数治理水平较高、重视自身声誉的大学先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
对于有人将本次高考改革与1977年恢复高考相比的论点，杨东平认为，目前的方案只是改革的启动、破冰，在30多年应试教育强大的壁垒和既得利益集团面前，攻坚很难，“希望它一出来就‘高大上’，这是不实际的。”李越则表示，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个奠基性的变革，而2014年的改革需要可持续的、稳定的制度设计。“高考改革的目标，不能寄希望于单靠这次改革就能达到。将来还必须有多次的改革。这只是一个开始，远远没有结束。”
“四最”之说，让举国上下对此次改革充满了期待，有评述将其与1977年恢复高考类比，认为它将又一次深刻地改变整个国家的人才选拔制度以及民族的命运。
对此，教育界内不少专家对此保持审慎态度。他们认为，这次改革，只是迈出了教育改革包括高考改革的第一步。能否达成最终目标，还要看后续的跟进。
高考1977：改变国家命运
1977年8月下旬，无数知识青年在乡间田头的高音喇叭里听到了这条关乎命运的重大新闻——恢复高考。其实，在此之前，这个消息已经有所风传，当年23岁的金光耀还是安徽黄山脚下的农场知青，一听说消息就心动了：上大学的机会终于来了。“文革”开始时，他只是个五年级的小学生，“文革”中上过3年中学，却几乎没学到什么东西。他和工友们在农场里一边劳动一边谈论怎么复习迎考，当时手头没有资料，他们就让亲人从上海的家里寄来，然后手抄传阅。农场晚上10点以后熄灯，大家就点着油灯继续复习。
国家做出恢复高考的决策时已经是当年的秋天，为尽快落实这条政策，就有了新中国成立至今唯一一次安排在12月的高考。金光耀在安徽参加了考试并过了分数线，却因高血压没通过后来的体检，未能入学。“因祸得福”的是，他又多了半年的复习时间，趁着过年回上海探亲的时间，找当教师的姑妈学英语，又去拜访浙江的亲戚求教数学。1978年的高考，他取得了更好的成绩，考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今天，他已经是复旦历史系的教授，当年的这段史实不仅为他亲身经历，也成了他的研究对象。
在金光耀眼里，论到恢复高考，1977年应该与1978年结合在一起看待。“1977年高考时，‘左’的思潮还没完全退去，报名和录取有些时候还是看出身的。这些老规矩直到1978年才开始真正打破。”最典型的例子，也许莫过北京起重机厂的青年工人刘源。1977年秋天，他把一封信投给了“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信中，他称收信人为“小平叔叔”，并自报家门：他是刘少奇的儿子。“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
10天之后，一封带着处理意见的回函解决了他和另外9名工友高考报名的问题。在考试前一周，他们拿到了1977年北京高考的最后10个考号。第二年初，27岁的刘源收到了北京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而和他在同一时段收到大学录取通知的，还有时年分别为23岁的李克强和28岁的李源潮，前者以国家总理身份在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曾经回忆说，得知被大学录取时，自己正在安徽凤阳的田间锄地。和他们一道入学的，还有全中国27.3万的青年人；参考人数为570万，当时“连印试卷的纸都不够用了”。
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曾回忆，到复旦报到的第一天，迎接他的是一个只有15岁的小姑娘，还是应届生。巨大的年龄落差让李源潮心底“一片沧桑”。“如果说上帝要恩赐的话，我们需要的就是时间。时间流逝了十年，才知道时间之宝贵；因为没有机会能够进学堂，所以才觉得能进学府的不易。”
当时复旦规定，寝室10点半熄灯，这对铆足了劲读书的青年人而言当然无法接受，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学生都吵着说功课做不完，不能让大家都在被窝里打电筒啊。李源潮被选为学生代表专门去找了时任复旦校长的苏步青提意见，结果成功地延长了熄灯时间。他的历史系校友金光耀说，他和同学们都觉得时间被耽误太久了，必须抓紧，入学后看了大量以前只听过名字却没接触过的西方文学名著。当时图书馆里的书是要抢着读的，一天读不完的书，为了不被别人拿走，有同学就玩起了“小把戏”，把它不归还原位而是藏在书架上的偏僻角落，这样第二天一开馆就可以冲进去拿起来接着看了。“大家特别愿意讨论和分享：今天谁又看了什么书，有什么感触。”
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年轻人自然是学到了大量的知识，但在金光耀看来，比这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突破：“从‘文革’中的迷信个人到可以拥有怀疑精神、突破精神，这是一种重生。”同时，他们又有着强烈的紧迫感，做事分外勤奋。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1977级大学生英才辈出。除了前述两位现任的国家领导人外，1977年高考中的胜出者：王小波、易中天、张艺谋……都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恢复高考，让积累了10年的人才“大爆发”，改变了1977级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金光耀对《新民周刊》表示：首先，恢复高考是当时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其次，这项变革由邓小平主推，青年群体是最大受益者，这为邓小平后来推行的全面改革积累了民意基础。“1984年‘小平你好’的标语由大学生打出，绝不是偶然的。”另外，当年恢复高考的一些招考模式，也对后来30多年的高等、基础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前方案：凸显公平诉求
文理分科是1977年高考确立的模式之一。金光耀解释说，当时之所以要这么做，是为了适应当时考生基础教育底子不牢的实际情况，以更好地选拔人才。以他自身为例，在“文革”的10年中，他完全没有学过“理化生”方面的任何课程，如果当时要考这些科目，难度实在太大了。文理分科在当时是有效且公平的做法，但经过30多年的发展，如今却成为基础教育的阻碍：以前分科是因为考生偏科，现在却更多是分科造成了偏科。
上海闵行区教育学院院长恽敏霞撰文指出，高中教育不是大学预科，而是国民基础教育的一部分，面向的是大众，应该将普通知识的教育和国民道德的养成当作第一选择。在基础教育阶段大多数学生各门科目之間的学习是有着相当大的关联的，有研究项目通过大数据挖掘，认为数学、语文、英语等科目学习的关联程度超过70%，也就是说，偏科的学生仅是少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偏科也是由文理分科造成的。恽敏霞认为，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保障，高考制度应该面向大多数，在高中阶段过早对学生划分文理科，并不利于学生的真正发展。 “文革”中取消了高考，改为考察出身不考察素质的推荐制入学，取消了分数考核，这实际是对公民考试权的剥夺。恢复高考后，以分数为核心的人才考核体系逐渐建立起来，但这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分分计较”、“唯分数论”的体制带来的是30多年的应试教育，催生了安徽毛坦厂中学、河北衡水中学这样的“超级高考机器”，打击的是学生的活力和创造力。长期以来，全国、各省的高考模式无论怎么改，都逃不出“一考定终生”的性质。在这样的指挥棒下，高中乃至之前的初中和小学想要做到推行真正的素质教育，只是人们美好的愿望而已。虽然“打吊瓶复习高考”、“带病高考”这样的事件总会被指为“不人性”，但对考生而言，这样做就是最大的实际。
“唯分数论”还给腐败留下了滋生空间。体育生、艺术生加分违规操作的黑幕屡屡出现；由于招生权被各地招生办垄断，工作人员的权力寻租也不是新鲜事。
30多年来积累的种种弊端，使得高考改革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诉求。但是，“雷声大，雨点小”却成了教育领域改革令人尴尬的“特色”。一般认为，本轮改革起源于2005年，2010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后，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被正式提上议程。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又强调了高考改革的相关内容。在此期间，教育部曾多次向外界公布方案的发布时间表，但一次次“跳票”。直到今年开学后的三天，才终于给人感觉有点匆忙地公布了这项改革方案，但是正式名称却已从计划中的“总体方案”变成了“实施意见”，也没有经过之前教育部承诺的公开征求意见阶段。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改革组的专家成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向《新民周刊》指出，高考改革方案之所以“难产”，在于各个群体在改革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上就存在不同的诉求：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将“科学选才”放在招考制度改革的第一位，认为高考改革的方向是要成为科学高效的人才选拔制度，要打破“唯分数论”，形成综合多元的评价体系；教育部基教司、学生司等司局的关注重点在于引导中小学的素质教育，落脚点在防止文理偏科、减轻学生负担等；而在学生和家长眼里，公平是放在首位的，他们的诉求实质上是对“分分計较”的总分评价模式的维护。
以教育界的眼光看来，本次出台的“实施意见”显然将维护公平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例如扩大中西部地区、人口大省、贫困地区招生比例，规范高考加分项和自主招生等，“有具体目标和阐述的方面，半数都和公平有关。”杨东平说。
除此之外，最明显的是高考文理不分科、“3 3”的科目改革。在原来的改革方案里，达到“科学选才”目的非常重要的手段“招考分离”，最后出台时只有模糊的一两句原则表述，没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教育改革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复杂工程，中央将目前百姓最迫切的关注的公平问题作为首先解决的重点，也是合理的。”杨东平评论。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李越认为，公平和效率是高考改革的两个方向，它们虽不是完全背离，但也并非同一方向，是存在夹角的。“目前的改革方案明显在公平方面力度很大，而效率方面则远远没有达到教育界的预期。‘实施意见’与‘总体方案’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他和杨东平都认同的是，教育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高效地培养和选拔人才。
最佳模式：“以改革促进改革”
高考科目不分文理，改为语数外加学生自选的3门高中学业水平折算的分数计入总成绩，在一些学生和家长看来，这是解放了学生的兴趣，扩大了知识面。不过，杨东平和李越的共同看法是，这还是没有改变“总分评价”模式。
“维持总分评价模式就还是没有推翻‘唯分数论’。”李越说。他表示，总分评价模式所遵循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评价程序上是公平的，但是在我国的实际情况中，会因为各地区各群体在经济、社会、教育资源上的巨大差异，造成评价结果的过分不平等。仅仅是扩大招生名额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优质教育资源总是稀缺的，扩招反而会让在优质资源上的竞争更加激烈；在这种竞争里，弱势群体是不可能有优势的，只能靠政策倾斜，而倾斜在实质上又冲击了总分评价模式的程序公平。这种悖论在模式不变的情况下很难解决。
杨东平指出，高考是选拔性的考试，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是合格性的考试，两种不同性质的考试分数加在一起，其科学性值得商榷。
他和李越都推荐的一种综合考核模式是，不同类型高校根据自身办学理念和学科专业的要求，自主确定采用的考试类型、成绩门槛和其他评价要求，形成多样化的录取标准，不再单纯以总分决定录取。例如，高职专科院校可以考察学生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并进行职业适应性面试；一般本科院校可以考察学生的基本学习能力考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而高水平大学的考核模式可以是“基本学习能力考试 指定科目考试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 高校自主面试”。
“考什么、文理分不分科，算是高考改革的核心问题吗？”在杨东平看来，高考改革不能只停留在科目改革上，重点在于高校要有招生权，也就是实现招考分离：考试由国家统一组织，招生由高校自主决定。
杨东平所在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于今年7月公布了一个民间版的高考改革方案，名为《以招生录取制度改革为重点，推进高考制度改革的建议》。该方案提出：国家教育考试中心作为专业化考试机构，负责全国统一高考的命题。省级招办转变职能，考试报名的责任交给考试中心，制定具体招生政策、评价考生的权力还给高校，取消控制学生志愿和投档的权力。在高校实行自主招生后，成为为高校和考生服务、管理和监督的机构，通过网络系统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撑，保障高考安全和考试公平。
在高校方面，该方案建议学校成立由社会人士和家长代表参加的招生委员会，制定《招生章程》和《招生违规处理办法》，对院系招生工作进行监督和问责。招生和录取工作由教师组成的院系招生工作组负责。高校向社会公开评价指标、评分标准和录取程序，招生录取过程接受社会监督，包括采用录像等手段记录录取过程。
他表示，当前政府之所以不向高校放权，一方面是因为招办垄断招生权力，形成了既得利益；另一方面是因为高校的公信力不足、且自身也是行政化的官本位机构，改革的积极性不足。李越也指出，招考分离的推动，需要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现代高校制度的建立。“不然，作为一个行政机构，为了完成招生任务肯定会选择最简单的方法——按总分从高到低录取，而不是为了选拔优质人才而采取多元、复杂的考核体系。”
这就成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杨东平认为，相关部门和社会不能因为担心自主招生可能出问题就不放权，不放权高校就永远“长不大”。在他看来，“招生权明明白白是高校的自主权。”
他建议，按照他设想的高校自主招生可以在少数治理水平较高、重视自身声誉的大学先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
对于有人将本次高考改革与1977年恢复高考相比的论点，杨东平认为，目前的方案只是改革的启动、破冰，在30多年应试教育强大的壁垒和既得利益集团面前，攻坚很难，“希望它一出来就‘高大上’，这是不实际的。”李越则表示，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个奠基性的变革，而2014年的改革需要可持续的、稳定的制度设计。“高考改革的目标，不能寄希望于单靠这次改革就能达到。将来还必须有多次的改革。这只是一个开始，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