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中国军人，上至高级将领、下至基层普通官兵，都承认日本鬼子很难打。那么，难在哪里？在战场上，日本鬼子常常以寡敌众，击败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这又是为何？1944年以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败局已定。同年4月，侵华日军却发动了大规模的“1号作战”，打通了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经此一战，国民党军三个战区的部队兵败如山倒，约50万人员与40个师的武器装备损失殆尽、沿线的七个中美空军基地和36个机场被摧毁，更有豫、湘、桂等大片土地再次沦陷。那么，抗战中的最后一次大溃败又从何而来？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后，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却极力上书天皇，请求“应排除屈辱和平，坚决将战争进行到底”。那么，冈村宁次誓死顽抗的底气又从何而来？
　　显然，我们还能举出诸多类似的疑问与例子来。无论你怎样解答，其实都绕不开一个客观事实：侵华日军是一支具有强悍战斗力的军队。而其强悍背后，是一部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由指挥、编制、装备、训练、士气与情报侦察等一系列精良零件装配而成。因此，作为战胜者，承认敌人强悍需要勇气，但这还不够，以敌为师与汲其长处为我所用，是胜者恒强的重要手段，也是战胜者尊重胜利的最好方式。
　　指挥灵活，奇正并用
　　陆军是侵华日军的主力，师团是日军陆军具有确定编制的第一级作战单位，一般由步兵、炮兵、骑兵、工兵和辎重部队等混合编成。其中，除步兵外，炮兵、骑兵、工兵等特种兵也属于直接作战力量，其数量几乎占了师团编成内联队数量的一半。因此，一支强大陆军所要求的火力、突击力、机动力与保障力等，日军师团样样具备，一个也不缺。故日军的陆、空、海军既能联手打大战，单个陆军师团也敢孤军突入，与数倍于己的对手独立作战。如淞沪会战与武汉会战，是日军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进行的两次大规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日军两度大胜，反映出日军是一支由工业国家生产出来的机械化军队，具备了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的能力，这是中国军队所望尘莫及的。如台儿庄作战期间，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与第5师团坂本支队合在一起，总兵力两万余人，与一个师团的兵力相近。在得到部分战车与飞机支援的情况下，竟敢孤军深入，前后与国民党军第五战区的五个军计10个师的兵力对垒。其中，濑谷支队以一个步兵大队、1000余人编成的“台儿庄先遣队”，攻入国民党军一个师防守的台儿庄城，并攻占了近3/4的城池，数度造成整个战局陷于危急境地。后来，日军的这两个支队在陷入重兵围攻时，仍然能大部退走峄县与枣庄地区据守。因惮于日军的火力杀伤，国民党军最终放弃了追歼上述两敌的行动。台儿庄战役虽然大捷，但国民党军伤亡、失踪人员达一万余人，而日军伤亡7000余人。由此可见，侵华日军独立作战能力之强，绝非虚言。
　　精良装备数量多，联合火力杀伤凶狠
　　八一三淞沪会战，是抗战中中日两军精锐部队首次硬碰硬的较量，也是中国军队牺牲最大、战斗最为惨烈的一役。此一役，中国陆、海、空军虽然精华丧失殆尽，但是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春秋大梦。不过，凡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国民党军人，感受最深的是日军陆、海、空、炮的联合火力杀伤凶猛；感受最悲怆的是中国军队武器装备整体落后、火力不济。进攻时，陷入日军的立体火网；防御时，饱受日军的火力轰击。很多参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如陈诚、张发奎等回忆说，战斗激烈时，常常是一个军拉上去顶一周就得撤下来整补；一个师打下来，只能编成一个团；一个团齐装满员地开上去，晚上只回来了几副伙食挑子；一个营打下来，仅能够勉强凑成一个连，一个连上去甚至十多分钟就全连阵亡。在整个会战期间，国民党军以人海填火海，兵员损失达到一天一个师的惨烈程度。
　　那么，国民党军队为何损失如此惨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日两军在精良武器装备数量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以侵华日军一个常设师团（即甲种师团）与中国最精锐的陆军第88师（德械师）相比，两军装备的各种枪炮在性能上互有优长，但在数量上拉开了差距：日军步枪数量是国民党军的1.6倍多，轻重机枪是两倍多，野战重炮是四倍多。在密集火力与重火力杀伤等方面，日军对中国军队构成了成倍的数量优势。此外，日军作战可以得到相当数量的空中火力支援以及坦克冲击的加强，这就使日军在战场上构筑了陆、海、空三军联合火力网。而中国的陆军师以步兵为主，辅以少量的炮兵和工兵，至于汽车和坦克就更谈不上了。由此带来的差距，就是中日军队在战场火力密度相差甚远，中国军队很难在战场上对日军进行火力突击与火力压制，反而基本上被日军所压制。 　　必须指出的是，以上的比较，只是中国少数精锐陆军师与日军师团相比。至于中央军之外的其他中国军队，不仅重武器极少，就连普通枪械都不能满足正常的编制数。如淞沪会战进入守势阶段以后，随着战事日益扩大，川、滇、黔、湘、两广等地方军队陆续前来参战，而这些地方军队的武器装备从总体上看极其简陋落后。例如，参战的黔军第26师，一个步兵连只有三挺机枪，50多支“汉阳造”步枪（由汉阳兵工厂仿造德军1888式毛瑟步枪而得名），而且残缺不全，很多枪有着十几年的枪龄，膛线早已磨光；还有不少枪栓都是松的，得用麻绳系着机柄，以防脱落。而就是这些老枪，在战时也不敢连续射击，否则枪膛发烫，就容易炸膛。因此，面对侵华日军的立体火网，中国军队只能凭借数量优势，以几倍于敌的血肉之躯去与日军拼，牺牲之大、战斗之艰苦，甚至屡屡失利，也就不难理解了。客观地讲，淞沪会战中，国民党军以武器装备上的整体劣势，对抗火力杀伤占据绝对优势的日军，能打三个月、使日军伤亡五万余人，已属不易。
　　作战组织严密，攻防有章法
　　武器是生成战斗力的基础。武器操纵者的战斗技能与战斗意志，对战斗力的生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日军《步兵操典》规定：日军新兵训练三个月中，要有两个月是射击训练。每个月用于实弹射击的子弹：步枪不得低于150发、机枪不得低于300发、每年用于训练的子弹则是1800发。除了多打实弹外，日军的射击训练标准严苛。据原日本关东军士兵、作家五味川纯平回忆，日军射击训练精度要求非常高。其初步要求是，对于300米外的伏靶不仅要五发五中，且至少要有三发的弹着点分布在一个拳头大的面积上。过关后，再对士兵进行各种带有战术背景的射击训练。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日军无疑是在用特种兵射击标准来训练普通士兵。因此，靠子弹“喂出来”的日军士兵，在经过严苛训练后，人人几乎都是狙击手与神枪手。活下来的抗战老兵回忆说，即使遭伏击，坐在行进车上的日军士兵仍能精确射杀我方士兵；即便遭伏击，日军的阵脚也不乱。在军官指挥下，或抢占有利阵位，或组织火力反击，或就地自行展开还击等。在淞沪会战期间，陈诚的第18军之第14师，曾用全师的八门山炮对日军阵地急袭射击三分钟，打出了100多发炮弹。日军炮兵则用声测、双曲线交汇等方法，迅速测出该师炮兵阵地所在位置，几分钟后就进行了压制射击，日军大小炮（包括舰炮）齐射，覆盖了该师炮阵地，其弹着点之准，远超国民党军队的炮兵射击水平。由此可见，侵华日军平时的战术与射击技术等训练，保持着很高的水准。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对比中日两军的训练水平。他说“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而国军“官兵未受严格训练，军纪废弛，战斗力薄弱……新兵未受训练，便仓促开赴前线应战，无异驱羊以喂虎口”。事实上，中国军队因缺少训练，手中精良武器装备在战场上发挥不了太大作用，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打仗不怕死，军国主义教育深入侵渗
　　二战中，日军士兵不怕死的战斗作风是世界公认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国民党军曾经打下过一架日军轰炸机，生俘了五名机组人员。其中一个飞行员，因顽抗被当场击毙；剩下的四个飞行员中，有两个当晚在囚禁处自杀；最后的两个也是拒不交代、顽固抵抗。1944年6月，衡阳保卫战爆发。方先觉率国民党军第10军孤军守城，与攻城的日军第68师团血战20余日，双方死伤均极为惨重。虽然此时日军士兵战斗素质与侵华战争初期相比已有下降，但其凶狠强悍的战斗作风却依然如故。在久攻不克的情况下，日军甚至采用过杀敌一百、自损一千的战术。某夜，日军组织了一个中队的敢死队实施夜袭，却不依惯例打照明弹区分敌我，而是摸黑与第10军官兵搅在一起拼命。因夜暗难以分辨，加上对国军阵地不熟，日军敢死队最终被全部消灭。天亮后，第10军官兵打扫战场时才发现，日军士兵其实很多死于相互误杀。战壕里，到处是日本士兵两两之间将刺刀捅入对方身体而同归于尽的尸体，由此可见日军作战之疯狂，而这同样给第10军带来了极大的人员伤亡。
　　那么，日军士兵不怕死的战斗作风从何而来？这既与日本武士道的文化传承有关，更与日本军国主义刻意培植出来的精神鸦片有关。有日本人曾说，如果日本赢了二战，最应当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为什么？因为日本士兵绝大多数都受过小学教育，而从上小学开始，学生就接受系统完备的军国主义教育，这对于培养日军死战不降的战斗作风，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由于从小就被军国主义教育洗脑入心，日军官兵无论是在中国战场上，还是在太平洋战场上，被围歼时，要么向敌军发起“死亡冲锋”，要么选择自杀，而向敌人投降者寥寥无几。二战末期，美国最终决定先向日本投掷原子弹，而不是直接登陆日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惮于日本在本土进行“玉碎”作战，将会给美军带来巨大人员伤亡。 　　情报侦察缜密细致
　　中外战争史表明，情报工作的优劣、得失与高下，对于战争决策、作战部署乃至最后的战争胜负，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因情报工作细致缜密，日本军方对清军情况已经了如指掌，甚至“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每一省可以抽调多少人出来作战”，为日本最终赢得战争胜利打通了制胜捷径。后来有清朝官员总结到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使倭人着着领先，而我处处落后”。这在一定意义上揭示出日军甲午之胜，先胜在情报上。自明治维新以来，由于日军在对外扩张战争中，屡屡尝到收集情报带来的甜头，故其对于情报工作非常重视。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数十年间，日本在中国加紧了对未来预定战场的情报侦察。据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所编写的《大本营陆军部》记载，1923年日军制订了对中国的作战计划设想要点。根据此要点，1925年，日军参谋本部作战科长畑俊六大佐率参谋本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作战科等一行人员，乘军舰用一个月的时间，对上海至汉口的登陆点逐段进行侦察，这为以后日军进攻淞沪、武汉等要地，摸清兵要地志情况做了准备。1932年，日本刚刚完成《热河省兵要地志》，次年，日本关东军即向热河进犯，引发了长城抗战。据该《兵要地志》所载，日军对预定作战方向如开鲁、承德、林西、多伦、赤峰、喜峰口、北平等地的地形、道路、道路附近的舍营及露营的可能性、输送力、气象卫生、通信等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为在寒区作战，该《兵要地志》甚至对冬季携行帐篷内不同时刻的温度进行测试。可见，日军平时的情报侦察收集有多细致。1931年6月，日本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秘密潜入中国兴安岭地区，进行兵要地志调查，被中国军队缴获。被查获表册三份：一册为调查兴安区中国屯垦军的兵力，包括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驻屯地点、营房景况等；一册是调查蒙旗、县人口等；另一册是调查地方风土情况，如土壤、水源、气候等。中村只是日军进行预定战场侦察的冰山一角，而在全中国没有被抓获的日谍，尚不知有多少。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更是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进行情报侦察，可以说无孔不入、用尽其力。仅举两例，便可窥见一斑。八一三淞沪会战时，国民党军主力之一—陆军第74军第51师奉调由遥远的陕南汉中，赴淞沪参战。当该师自宝鸡乘火车奔赴上海始，走到哪便被日军飞机炸到哪，甚至夜间刚到南京蒲口车站，即遭到日军飞机的准确轰炸。该师指挥官甚觉蹊跷，联想到部队开拔前，驻地意大利神父突然请饭一事，随即向上级汇报请求调查。经过调查，果然证实驻地该教堂是一个潜伏的国际间谍组织，与日本情报机关有联系，查获武器、通信电台、往来文书等，铁证如山。由此可以推测，日军对国民党军队在全国的部署情况、担负的任务、行动时间等重要军事情报都早有了解与掌握。又如，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国民党第72军将司令部设在中山大道一号桥附近的观音堂，一时成为记者、地方热心人士探访慰劳的目标。时任军长孙元良有所预感，即命令军司令部进行转移。刚一离开，日军舰炮即对准观音堂射击，整个观音堂被夷为平地。其后，该军司令部被迫像捉迷藏式地移动，但敌炮火总是如影随形地跟了上来。从这些例子中，都能看出日军视情报侦察为战争制胜的捷径，力图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战争胜利，故其始终高度重视情报侦察工作。日军不仅拥有很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而且还拥有很强的情报分析能力，这是值得对手注意学习的长处。
　　虽然侵华日军作战水平高、能力强，但其对中国发动的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从侵略中国第一天起，就遭到中国人民的奋起抵抗，最终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难逃失败投降的结局。
　　（编辑 姚建萍）
　　（作者王晓辉是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教授；尹君是国防大学研究生院17队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