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因“山东非法疫苗事件”再度成为公共话题，牵动着亿万家庭。从疫苗的演进历史来回望，这一事件或可理解为防疫医学的发展之痛，需得用发展的思维来解决。
　　先秦时期，人们对于流行病的认识，都一体地将疾病的发生归结为由于不顺应天道而造成的惩罚，是天假手疫病，对人施以警告。所以，这一时期多巫蛊之术，重视驱邪，而不注意内治。《周礼·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专门的驱疫鬼者。
　　医学的发展让人们的巫术驱邪观念渐渐淡薄下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隔离”治疗的方法在汉代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成为一种制度。尽管开始使用“隔离”这一方法时，有诸多不同的争议和声音，比如认为此方法残酷、不仁，但对防疫的科学态度，最终慢慢成了主流认识。据《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可能是文字记录最早的政府防疫行动，而萧齐时期设置的六疾馆，专门收治病患，是免费医疗的雏形。
　　“疫苗”这一概念在官方和民间语境中的出现，今天考来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历史时间。在与疾病斗争的长期过程中，人们观察到有些患过传染病而康复的人，一般不再患同样的疾病，比如狂犬病：“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葛洪在他这本名为《肘后方》的医学笔记中所记录的，就是防止狂犬病传染而制作“疫苗”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便来源于人们对疫病传染途径的长期观察。这种“以毒攻毒”的防治疫病传染的方法，不能不说是先人的智慧。
　　两宋时期，一些医者已经学会采用“种花”法来预防天花，就是采取轻症天花病例的病变材料，用于保护易感者抗重症的天花，这个称为“痘苗”的东西，就是疫苗的最早形态。后来这种“种花技术”先后传到俄国、日本、朝鲜、土耳其以及英国等国家。
　　两宋时期发明的“种花术”，让后世得享福惠。清初，康熙小时候因未出痘而被隔离于紫禁城外，这让他对传染病的可怕有了切肤的认识，因此，对天花的预防接种自然特别重视。帝国掌权者出于自身经历而加大防疫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使得有清一代的疫苗接种制度空前完善。即位之后，当他知道种人痘可预防天花时，便下诏征集种痘医师，并加以考选。公元1682年，康熙下令各地种痘，并下达圣训：“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此举惠泽万民，难怪康熙语多自负。
　　乾隆时期编撰的《御纂医宗金鉴》则首次将“幼科种痘心法要旨”收入卷中，种痘法由此标准化。公元1741年，清代世医张琰写作并刊行了《种痘全书》，详细论述了痘疹的发病规律和诊治大法，并论述种鼻痘之法，使人痘接种法得以全面推广。书中记载：“种痘者八九千人，其莫救者二三十耳。”致死率只有0.33%，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确属了不起的医学成就。为此，法国哲学家伏尔泰高度赞扬人痘接种：“我听说100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样的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和人痘接种的先进性同步，清代也发生过对公众造成重大危害的假药、劣质疫苗事件，这些事件虽然官方正史并未记录，但民间笔记有记载，如19世纪60年代的“无效牛痘疫苗事件”，当时的笔记是这样记载的：行医者使用的牛痘苗并不总是健康的，在种痘后天花发作的病例很常见。庸医为获得更大收益使用变质或是无效的牛痘疫苗，甚至以人痘取代牛痘，在广州的种痘书籍和新闻报道中很常见，这些作法不只在广州，更遍布全国。
　　从历史的发展观来看，医学在进步，对疫苗的认识以及对疫苗各环节的监管也必然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