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时势的力量常常会比人的意志强。所谓时来运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撇开其中循环的历史观，仅就其所强调的人的意志拗不过客观的“势”而言，说的倒是有道理的。这一点，我觉得明显可以从近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的讨论中得到印证。
　　大约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思想界的这个“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如果说此前的80年代是新启蒙的时代，强调打破封闭的国门、向世界看齐，那么90年代中期以后，则宣告了向中国文化传统回归的时代开始了。新儒学吃香，国学热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受到质疑，似乎中国现代社会的道德滑坡、乃至社会动荡，应当由新文化运动承担责任，而中国新诗达不到唐诗宋词的水平，又是胡适们搞的白话文运动惹的祸。循着这样的退回传统文化本位的思路，学术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许多问题进行了重新评价，有的可以说是陡然逆转的。像王富仁说的，在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关系上，一些学者认为依照晚清文学发展的自然趋势，中国文学会走向新生，因而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姿态是有问题的；鲁迅对晚清谴责小说的评价是不公正的，茅盾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批评也是过于武断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反对者林纾之间，我们对林纾抱有更多的同情，在“学衡派”与胡适们的冲突问题上，又有人认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反而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则是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产物，背离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句话，形势的发展似乎要通过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激进变革，把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拉回到中国固有传统的道路上去，按中国传统自然发展的思路和标准来重新审视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化变革和文学新变。
　　这样的时势变化，在上个世纪任何一个时期都难以想象。它的要害，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开始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放弃了从前的激进主义思维模式，不再把革命的那一套简单地搬用到和平建设的时代，即所谓“告别革命”，开始强调社会利益关系的平衡，强调中国本位的立场。这，对外是为了抗衡西方话语霸权，对内是为了凝聚人心，保障社会的和谐发展。不过以“改革”的旗帜取代“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不是否定革命的历史，只是对革命历史进行了新的解释，并替革命的意义表达找到了一种能被现在民众更容易接受的形式，比如一般性地强调它代表了历史进步的趋势，认为它既符合时代潮流，又体现民族的利益，而不再过分地渲染它的阶级对立的内容了。对革命的历史和意义进行这种新的解释，显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它的一个结果，就是使建立在革命合法性基础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遭遇了重大的挑战，开始要为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的革命进行新的辩护。
　　挑战来自多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把现代作家创作的古典诗词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理由是这些古诗词是现代人写的，虽然采取了古典的形式，但表达的却是现代人的思想和情感。这看起来是有道理的，现代人写的古典诗词怎么可能不表现现代人的思想和情感呢?随便找一下，即可发现许多现代作家在创作现代的文学作品时，也常常写一些古典诗词，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这列举起来将会是一串长长的名单。我们在研究这些作家时，也时常引用他们的一些古典诗词来证明其作为现代人的理想和怀抱。写古典诗词最具影响力的是一些革命领袖，毛泽东、朱德、董必武、陈毅、叶剑英等，都写得一手好诗词，而尤以毛泽东的成就为杰出。毛泽东以其诗人才能，气吞山河。雄视古今，写出了一个共产党领袖的阔大胸怀和非凡气势。虽然这些现代的诗人，都说过青年人不宜学写古体诗词，他们当然更不会主张要把这些今人写的古体诗词纳入现代文学史，但今天的学者似乎有理由可以理直气壮地把它们写进现代文学史。权威性的学术刊物已经发文章提出了现代人写的古典诗词应该入史的问题，重要的学术会议上有德高望重的学者不断呼吁要把现代人写的古典诗词纳入现代文学史，国家社科基金批准了现代人写的古典诗词研究项目，如果反对古典诗词入史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建者一辈的学者还在世，他们一定会惊讶于世事逆转的迅速，真可谓世事难料也。
　　现代人写的古典诗词能不能研究?当然要研究。现代人写的古典诗词能不能入史?我认为要慎重。中国现代文学是从语言形式到思想情感内容都革新了的文学，它与中国古代文学是不同的，两者各有自己的标准，不能互相错用。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是相对于整个古代文学而言的。它不是一个朝代的文学，而是相对于古代文学的一种新的文学，它的根本点是现代性。这个现代性，不仅要表现在思想情感内容上，也必然地要表现在作品的语言形式上。语言形式，不是纯粹的形式，而是有意味的形式。古典的形式是会限制现代人的思想情感表达的，它不能完全表达现代诗所能表达的内容，或者即使表达了，也难以达到现代诗所表达的那种效果。至于表达的艺术水平，也许现代诗比不上唐诗宋词，但那是两种标准，不能混为一谈。现代诗要完善，要提高艺术表现力，要吸收唐诗宋词的艺术营养，但不可能回到唐诗宋词的道路上去了。这是由现代普遍应用的白话语言所决定的，也是现代生活内容所决定的。现代人可以写古典诗词，但古典诗词的形式不能全面充分地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情感，更确切地说，它不能取代现代诗的地位，代替现代诗来表达现代人所要表达的东西。
　　我们还应该看到，现代人写古典诗词，一般是写来明志的或用来唱和的，并没有发表的打算。这些诗人有很好的古典文学底子，当情动于中难以自抑时，按他们熟练掌握的那一套格律写出诗来，带有一点自娱或娱人的意味。他们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是被古典的形式规范过的，是现代人的情感，但又符合古典的形式，因而不免带上了格律所铸成的类型化的色彩，与现代人所要求的彻底的个性化有了距离。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反对年轻人学写古体诗词。
　　主张把现代人写的古典诗词写入文学史，本是出于一种好心，为的是拓展现代文学的学科领域，或者是为了倡导一种多元格局的文学史观，来保证现代人的多元的价值选择，这背后显然存在着一种基于历史经验教训而追求民主自由的良好意愿。但这些学人似乎太专注于他们要为其争取历史权利的这些现代的古典诗词本身了。似乎只要把这些古典诗词纳入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就做到了多元融合，实现了价值平等的理想，可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那就是即使把这些现代人写的古典诗词纳入了现代文学史，那又怎么了?我不得不坦率地说破，那也仅仅是展现这种古典诗词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死亡之旅，与这些学人坚持多元价值、为这些古典诗词争取平等地位的初衷相去太远了!原因很简单，新文学发生期的一些作家大多都能写古典诗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登上文坛的一些作家也有一些能写古典诗词，如果要把现代人写的古典诗词纳入现代文学史，主要涉及的是这一批人。他们以后的作家呢?绝大多数都不会写古典诗词了，越往后会写的人越少，虽然不能说此后不再有会写古典诗词的诗人了，有个别专门的人才或许仍能写一手很漂亮的古典诗词，但那肯定是极个别的人，对整个文坛已经不会产生任何真正的影响了，而绝大多数的人，哪怕文化水平很高，是再不可能写中规中矩的古典诗词的。所以你要把现代人写的古典诗词写进现代文学史，也只能写到上个世纪中叶登上文坛的那一代，再往后你想写也写不成，再想为古典诗词争取平等的地位，也无能为力了。这不是展现古典诗词这一形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死亡又是什么?如果这样，再怎么坚持要把现代人写的古典诗词纳入现代文学史，又有多大的意义?
　　时势是难以抗拒的。不过时势有它自己的规定性，如果我们利用而没有把握准确，虽然出于好心，到后来也可能事与愿违的。一代自有一代的文学，古典诗词在唐宋时期达到辉煌的高峰，作为一种文体，它的退出当下文学史视野是一个历史的选择，本无遗憾，也不影响这种体裁在文学史上仍然活着。
　　
　　(本文编辑　杨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