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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建设法制政府、阳光政府、透明政府的重要举措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府的权力运行过程公开透明，就会大大地降低腐败发生的几率”。在4月24日上午10时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张穹如是说。
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举行前4个小时，新华社受权公布了将于2008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该条例3个月前经由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于4月5日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张穹表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制政府、阳光政府、透明政府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的统计，2001年，福建省完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的首次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工作，截至目前，在全国具有地方立法权的地区中，42%的地区已就政府信息公开进行了立法；此番中央政府的举措具备多项意义，其中之一则是规范地方信息公开立法，对尚未立法的地方和中央部委起到督促作用。
而几乎就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的同时，环保总局制定的部门规章——《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在中央政府网站全文公布，这也成为第一个依据条例制定部门信息公开办法的中央机关。
从上游治水
“尽管近年来地方和部门都在推动各种形式的政务公开工作，但许多地方仍然停留在单方面的承诺阶段，甚至在少数地方被当作某种恩赐。”周汉华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有些政府工作人员想公开就公开，不想公开就不公开，想公开多少就公开多少，老百姓没有办法，也没地方说理。”
这位中国社科院政府信息公开课题组组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颁布的有关政务公开的文件很多，但这些红头文件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条例施行之后，约束更为刚性，如果政府机关再随意缩小公开的范围或者拒绝公开应该公开的信息，公众可以通过条例规定的渠道寻求救助。
条例规定：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三)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四)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同时还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政府应在规定的时限内答复。
“现实生活中，大量本应向公众公开的信息并未公开，实际上加剧了一些社会矛盾。”周汉华说，“比如政府的规划、征地拆迁、医院就诊信息等等，都与民众息息相关，不公开将找不到借口。”
如果政府违反了上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提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此前，信息公开并不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之内。
在同日公布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中，不仅政府环境信息需要公开，企业环境信息也被鼓励公开，其中污染严重的企业还被强制要求公开企业环境信息。其界限是：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这些企业的名称、地址、法人；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超总量情况都要被公之于众。同时，“商业秘密”不再是这类企业拒绝公开的理由。
信息公开只是一个点上的突破，条例在面上的突破在于它的倒逼效应。条例规定：政府机关应当准备政府信息目录和公开办事指南，应当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应当在办公地点提供查阅条件，必须在时限内作出答复，应当建立违法责任追究制度等，这“实际上是打开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末端环节，必然会产生倒逼效应，促使政府机关完善整个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制度”。周汉华说。
整体而言，条例折射了政府权力向义务的转变，换言之，从政务公开的主动“承诺”到信息公开的被动执行“条例”，政府行政权力再度受到制约。
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审视，对行政权力的约束也正在从强调事后救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转向事后救济与事前预防(信息公开)并重。
这一预防措施恰好符合了反腐格局演变的大背景。正如前所述：“信息公开有如阳光，正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研究、起草到出台，已历经十数年之久。在后期起草和制定的过程中，知情人士说，中纪委的推动力度最大。
一些人曾经担心，信息公开可能会减弱社会的稳定性，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
但各地实践以及2003年的“非典”教训表明，信息公开不仅没有让这些担心变成现实，反而令社会更加稳定，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效果。
公开与保密
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也有两处涉及到保密制度。
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明确审查的程序和责任行政机关对政府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应该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同时，条例还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公开进行了规范。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表示：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不公开，即是保密
“问题是保密性质和范围如何界定。”周汉华说，“目前的《保密法》，的确存在标准过严、范围过宽的问题。”
事实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起草也与《保密法》有着源头上的关联。1998年，中央酝酿修订1989年开始施行的《保密法》，前期的研究工作是保密工作与信息公开之间的关系。9年之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颁布，《保密法》的修改仍然没有完成，这将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后的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
此外，公开将导致政府权力进一步受到约束，“而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愿意主动受到这种约束。”周汉华说。
此前，美国《信息自由法》尽管在1966年颁布施行，却在施行中受到重重阻力，直到1974年该法修正案通过后，信息才真正“自由”；而在英国，信息自由法案预留了长达5年的准备期，2000年即已通过，2005年才开始施行。相对而言，中国政府的行政权力更为集中，即使条例颁布实施后，信息公开的效果仍待观察。
在阳光立法体系中，信息公开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国际上公认，美国在信息公开方面领先，就中国而言，类似美国的《阳光政府法》《财产申报法》《反腐败法》等都还没有出现。
“指望一部条例解决信息公开的所有问题并不现实。”周汉华说。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府的权力运行过程公开透明，就会大大地降低腐败发生的几率”。在4月24日上午10时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张穹如是说。
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举行前4个小时，新华社受权公布了将于2008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该条例3个月前经由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于4月5日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张穹表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制政府、阳光政府、透明政府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的统计，2001年，福建省完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的首次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工作，截至目前，在全国具有地方立法权的地区中，42%的地区已就政府信息公开进行了立法；此番中央政府的举措具备多项意义，其中之一则是规范地方信息公开立法，对尚未立法的地方和中央部委起到督促作用。
而几乎就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的同时，环保总局制定的部门规章——《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在中央政府网站全文公布，这也成为第一个依据条例制定部门信息公开办法的中央机关。
从上游治水
“尽管近年来地方和部门都在推动各种形式的政务公开工作，但许多地方仍然停留在单方面的承诺阶段，甚至在少数地方被当作某种恩赐。”周汉华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有些政府工作人员想公开就公开，不想公开就不公开，想公开多少就公开多少，老百姓没有办法，也没地方说理。”
这位中国社科院政府信息公开课题组组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颁布的有关政务公开的文件很多，但这些红头文件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条例施行之后，约束更为刚性，如果政府机关再随意缩小公开的范围或者拒绝公开应该公开的信息，公众可以通过条例规定的渠道寻求救助。
条例规定：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三)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四)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同时还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政府应在规定的时限内答复。
“现实生活中，大量本应向公众公开的信息并未公开，实际上加剧了一些社会矛盾。”周汉华说，“比如政府的规划、征地拆迁、医院就诊信息等等，都与民众息息相关，不公开将找不到借口。”
如果政府违反了上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提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此前，信息公开并不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之内。
在同日公布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中，不仅政府环境信息需要公开，企业环境信息也被鼓励公开，其中污染严重的企业还被强制要求公开企业环境信息。其界限是：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这些企业的名称、地址、法人；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超总量情况都要被公之于众。同时，“商业秘密”不再是这类企业拒绝公开的理由。
信息公开只是一个点上的突破，条例在面上的突破在于它的倒逼效应。条例规定：政府机关应当准备政府信息目录和公开办事指南，应当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应当在办公地点提供查阅条件，必须在时限内作出答复，应当建立违法责任追究制度等，这“实际上是打开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末端环节，必然会产生倒逼效应，促使政府机关完善整个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制度”。周汉华说。
整体而言，条例折射了政府权力向义务的转变，换言之，从政务公开的主动“承诺”到信息公开的被动执行“条例”，政府行政权力再度受到制约。
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审视，对行政权力的约束也正在从强调事后救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转向事后救济与事前预防(信息公开)并重。
这一预防措施恰好符合了反腐格局演变的大背景。正如前所述：“信息公开有如阳光，正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研究、起草到出台，已历经十数年之久。在后期起草和制定的过程中，知情人士说，中纪委的推动力度最大。
一些人曾经担心，信息公开可能会减弱社会的稳定性，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
但各地实践以及2003年的“非典”教训表明，信息公开不仅没有让这些担心变成现实，反而令社会更加稳定，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效果。
公开与保密
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也有两处涉及到保密制度。
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明确审查的程序和责任行政机关对政府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应该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同时，条例还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公开进行了规范。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表示：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不公开，即是保密
“问题是保密性质和范围如何界定。”周汉华说，“目前的《保密法》，的确存在标准过严、范围过宽的问题。”
事实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起草也与《保密法》有着源头上的关联。1998年，中央酝酿修订1989年开始施行的《保密法》，前期的研究工作是保密工作与信息公开之间的关系。9年之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颁布，《保密法》的修改仍然没有完成，这将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后的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
此外，公开将导致政府权力进一步受到约束，“而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愿意主动受到这种约束。”周汉华说。
此前，美国《信息自由法》尽管在1966年颁布施行，却在施行中受到重重阻力，直到1974年该法修正案通过后，信息才真正“自由”；而在英国，信息自由法案预留了长达5年的准备期，2000年即已通过，2005年才开始施行。相对而言，中国政府的行政权力更为集中，即使条例颁布实施后，信息公开的效果仍待观察。
在阳光立法体系中，信息公开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国际上公认，美国在信息公开方面领先，就中国而言，类似美国的《阳光政府法》《财产申报法》《反腐败法》等都还没有出现。
“指望一部条例解决信息公开的所有问题并不现实。”周汉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