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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燃放的12万枚烟花绝大多数都产自萍浏醴地区，那串让人拍案叫绝的“奥运大脚印”也包含其中。
为了庆祝抗战胜利，萍浏醴三地十多支星子灯队伍齐聚麻石冲，举行了一场迄今为止最盛大的星子灯表演，一时间万人空巷。
从1958年开始，醴陵瓷业公司开始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烧制专用瓷器，因此，醴陵釉下五彩瓷又被称作“红色官窑”，名噪一时。
现在的萍浏醴有“三大招牌”。排名第一、最出名的是花炮，其次就是星子灯表演和釉下五彩瓷。花炮自不必说，每年的产量早就位居世界第一；而星子灯表演却很稀奇，它脱胎于烟花，是当地独有的民俗。星子灯表演一般在中秋之夜进行——只见黑暗中人们手执点燃的火药媒子，激情狂舞，随着步法的不断改变，火焰幻化成一个个瑰丽图形，蔚为壮观。
釉下五彩瓷也诞生在萍浏醴地区，现在的产区主要集中在醴陵。釉下五彩瓷号称“新国瓷”，它“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当现代人惊异于釉下五彩瓷的美丽时，可能谁都不会想到它竟与宋代火器“铁火球”有着共同的血脉和源流。
中国花炮的“核心产地”
有资料表明，目前全世界烟花鞭炮总量的六成、全国总量的八成产于萍浏醴地区，因此，萍浏醴又有了中国花炮“核心产地”的称誉。
萍浏醴生产花炮的历史由来已久，大约在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上栗麻石（今萍乡上栗麻石）人李畋用爆竹替唐太宗除妖驱邪，使龙体康复——这是历史上关于萍浏醴花炮的最早记载，而李畋也被后世尊为“花炮祖师”，备受尊崇。直到今天，每逢农历四月十八李畋诞辰，萍浏醴地区很多花炮厂都要停工一天，为祖师庆生。
经过千年发展，到了明末清初时，萍浏醴地区的花炮业开始繁荣兴旺。当地出产的“正鞭”、“八扣”烟花开始远销南洋，在南洋华侨中声誉卓著。据成书于民国年间的萍乡县志《昭萍志略》统计，1931年，仅萍乡上栗一带就分布有花炮作坊400余家，各种商会30余个。也就在此时，萍乡、醴陵两地的花炮行会还出资改善了渌水航运，无数烟花爆竹得以在这里装船驶入湘江，销往全国。
在后来的岁月里，萍浏醴花炮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各个伟大时刻：抗战胜利庆典、新中国开国大典、历次国庆庆典，以及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这届开幕式上燃放的12万枚烟花绝大多数都产自萍浏醴地区，那串让人拍案叫绝的“奥运大脚印”也包含其中。这些璀璨的烟花已成为今天萍浏醴的“招牌”和经济支柱。
为什么烟花生产能在萍浏醴一枝独秀？除了历史起源的因素，更多则要归结于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从地形上看，山地、丘陵占到萍浏醴地区总面积的60%以上，可耕地少，光靠种地显然是养不活如此多的人口的（萍浏醴都是人口密集地，仅浏阳一县就有130多万人），然而天无绝人之路，“花炮祖师”李畋的发明恰好为众人指明了方向。
劳动力充足，再加上当地的原材料丰富——例如，满山的竹木可以用来造纸，制作炮衣；竹林之下就有火硝矿，挖出来就用，连外购的运费都省了。于是，萍浏醴地区的花炮业很快蓬勃兴起。
造花炮是个危险的行当，无论原料还是成品都易燃易爆，稍有不慎便会酿成大祸。而在安全方面，萍浏醴地区却有着天然的优势——这里山陵密集，为各个花炮作坊间提供了遮蔽与隔离，一处起火不至于延烧全局，而大大小小的河汊也带来了消防便利。
花炮生产利润丰厚，自明清以来，萍浏醴地区因做花炮发家的人多如牛毛，仅进入地方志的就有数十位。在萍浏醴很多地方，一部花炮行业史甚至就是地方经济的发展史，比如浏阳，这座僻处湖南东部山区的小县，其城市规模、城市建设不输于中国任何一座中等城市，花炮居功至伟。
星子灯：“烟花之祖”的传奇
萍浏醴人造花炮的技术天下第一，而玩花炮的手法更是层出不穷，令人拍案叫绝。撇开那些融入了现代高科技的烟花、烟火不谈，已在此地流传了数百年的“星子灯”是最值得一提的。
星子灯起源于元末明初乱世，那时各路豪强并起。其中陈友谅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在江西、湖南一带与元朝军队展开争夺，民众死伤无数，史称“湖南血洗”。而正处在湘赣交界上的萍乡、浏阳、醴陵则首当其冲，十室九空，其凄惨情形可想而知。
战乱过后，萍浏醴地区瘟疫流行，为了遏制疫情，当地民众因地制宜想出了一个绝妙主意。他们从鞭炮作坊找来硫磺、火硝，搓成长条后点燃，顿时火星四射、浓烟滚滚，房前屋后熏一遍后，果然就起到了消毒的作用，瘟疫很快驱散了。由于这种“火药媒子”只会燃烧释放出烟雾和火星，不会爆炸，因此就被人们称作“烟花星子灯”。相传它就是现代烟花的起源。
后来，星子灯被朱元璋引入军队，用于夜间操练阵法——操练时，每个士兵手持一根“火药媒子”演练阵形，这样即使在漆黑的夜晚，士兵也能搞清楚阵形变化过程。今天，在醴陵叶家坳还留有一座当年朱元璋军队的校场，石砌的寨门和城墙至今尚在。朱元璋就在这里用星子灯训练部队，直到一步步当上明朝开国皇帝。
明朝开国后，星子灯由军中回归民间，并逐渐发展为一种娱乐活动。耍星子灯时，为首的一人舞动龙珠，另外7人各举一支夹着多支火药媒子的木耙。他们在龙珠的引导下，边走舞边晃动手中的木耙，随着步伐的变换，火药媒子迸射出的橘亮火光能呈现出许多阵形图案。自诞生之日起，星子灯都一直在以白兔潭、南桥、富里为中心的萍浏醴地区流传。1945年9月，为了庆祝抗战胜利，萍浏醴三地十多支星子灯队伍齐聚麻石冲，举行了一场迄今为止最盛大的星子灯表演，一时间万人空巷。据当年曾观看表演的老人回忆，在所有的表演队伍中，醴陵星子灯最出彩，他们不仅阵行花式多，还能推陈出新摆出“抗战胜利”等字样。后来醴陵星子灯还一直耍到了省城长沙的舞台上，给萍浏醴的花炮匠人们大大争了一把光。
到了现代，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萍浏醴地区越来越发达的经济，星子灯却没落了。从1990年到2005年，十多年时间里，萍浏醴三地无一场星子灯表演，许多星子灯艺人都将手艺默默藏起，变身为花炮技师、炮厂老板，融入经济发展的潮流。直到2007年，一些传统文化学者发出呼吁，希望恢复星子灯传统技艺——出人意料，他们的声音竟得到了社会的热烈回应，不少老艺人“重出江湖”，就连排练、演出费用也被一些热心人士私下“包圆”。2008年中秋，久违的星子灯表演终于重登舞台。
对于星子灯表演的起死回生，醴陵一位民俗学者曾言：“星子灯的起起伏伏，恰恰说明了它的生命力。它是这片土地的产物，几百年来流淌在人们的血脉里，早已成为共同的文化”，而萍浏醴的文化共性，则成为星子灯传承发展的关键。
从炸弹“铁火球”到釉下五彩瓷
萍浏醴地区烧制陶瓷的历史远比做花炮要长，现代考古发掘证明，早在2000年前的东汉时期，萍浏醴大地上就有很多陶窑陶坊分布。
在南宋以前，萍浏醴地区的制陶、花炮这两个行业仿佛两根平行线，互不相交。一直到了南宋末年，宋金、宋蒙交锋之际，一种威力巨大的火器“铁火球”，才将两个行业联系了起来。铁火球类似于今天的重磅炸弹——往一只巨大的中空的瓷胆中填入火药，临敌时点燃投放，爆炸杀伤力惊人。南宋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金军在攻打蕲州（今湖北蕲春）时就遭到守城宋军用铁火球迎头痛击，伤亡惨重。
铁火球的制造需要高超的制瓷和火药冶炼工艺，在当时中国能兼具这两种技术的非萍浏醴莫属，再参考近年的一些考古证据，历史学家们断定，萍浏醴地区在古代中国兵器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到了明代，由于天下安定以及相邻江西景德镇制瓷技术的引进，萍浏醴瓷器逐渐崭露头角，特别是三地中的醴陵，所产瓷器已经形成品牌，拥有很大名气。
时间又过了200多年，清光绪年间，湖南凤凰人熊希龄（辛亥革命后担任北洋政府总理）和醴陵举人文俊铎创办了湖南官立瓷业学堂，他们结合当地制瓷传统和外来技术，首创“釉下五彩”烧制工艺。所谓“釉下五彩”，就是用色料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即半成品）上绘制各种纹饰，然后罩以白色透明釉或者其他浅色面釉，入窑高温一次烧成。烧成后，瓷器上的图案便被一层透明釉膜覆盖，表面平滑柔和，晶莹无比。除了外观与众不同，制作“釉下五彩瓷”的瓷土也很有讲究，是专选的湖南雪峰山上的球白泥——球白泥刚挖出时状如鸡蛋，把这个“鸡蛋”剖开，挑出最里层的“蛋黄”碾碎，化成泥浆使用，所以釉下五彩瓷的瓷质相当好，号称“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从此，萍浏醴瓷器一飞冲天。
1909年到1911年，“釉下五彩瓷”分别参展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和意大利都朗国际赛会，连续摘得头魁。1915年，釉下五彩瓷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首次亮相便获得金奖。从这一时期起到上世纪30年代，瓷器与花炮已成为萍浏醴“双璧”，行销全国乃至日本、东南亚各地。
可惜好景不长。后来，由于受到连续十多年湘赣军阀混战的影响，“釉下五彩瓷”由盛转衰。1930年，随着当时规模最大的湖南瓷业制造公司倒闭，“釉下五彩瓷”迅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销声匿迹，直到20多年后才重新恢复生产。关于“釉下五彩瓷”的死而复生，普遍的说法是它得益于毛泽东主席的关注——毛泽东年轻时曾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多次到过浏阳、醴陵地区，对当地生产的陶瓷印象深刻。1956年，毛泽东批示在醴陵成立瓷业公司，从1958年开始，醴陵瓷业公司开始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烧制专用瓷器，因此，醴陵釉下五彩瓷又被称作“红色官窑”，名噪一时。时至今日，釉下五彩瓷仍常被选作国礼赠送外宾，堪称新一代的“国瓷”。
为了庆祝抗战胜利，萍浏醴三地十多支星子灯队伍齐聚麻石冲，举行了一场迄今为止最盛大的星子灯表演，一时间万人空巷。
从1958年开始，醴陵瓷业公司开始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烧制专用瓷器，因此，醴陵釉下五彩瓷又被称作“红色官窑”，名噪一时。
现在的萍浏醴有“三大招牌”。排名第一、最出名的是花炮，其次就是星子灯表演和釉下五彩瓷。花炮自不必说，每年的产量早就位居世界第一；而星子灯表演却很稀奇，它脱胎于烟花，是当地独有的民俗。星子灯表演一般在中秋之夜进行——只见黑暗中人们手执点燃的火药媒子，激情狂舞，随着步法的不断改变，火焰幻化成一个个瑰丽图形，蔚为壮观。
釉下五彩瓷也诞生在萍浏醴地区，现在的产区主要集中在醴陵。釉下五彩瓷号称“新国瓷”，它“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当现代人惊异于釉下五彩瓷的美丽时，可能谁都不会想到它竟与宋代火器“铁火球”有着共同的血脉和源流。
中国花炮的“核心产地”
有资料表明，目前全世界烟花鞭炮总量的六成、全国总量的八成产于萍浏醴地区，因此，萍浏醴又有了中国花炮“核心产地”的称誉。
萍浏醴生产花炮的历史由来已久，大约在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上栗麻石（今萍乡上栗麻石）人李畋用爆竹替唐太宗除妖驱邪，使龙体康复——这是历史上关于萍浏醴花炮的最早记载，而李畋也被后世尊为“花炮祖师”，备受尊崇。直到今天，每逢农历四月十八李畋诞辰，萍浏醴地区很多花炮厂都要停工一天，为祖师庆生。
经过千年发展，到了明末清初时，萍浏醴地区的花炮业开始繁荣兴旺。当地出产的“正鞭”、“八扣”烟花开始远销南洋，在南洋华侨中声誉卓著。据成书于民国年间的萍乡县志《昭萍志略》统计，1931年，仅萍乡上栗一带就分布有花炮作坊400余家，各种商会30余个。也就在此时，萍乡、醴陵两地的花炮行会还出资改善了渌水航运，无数烟花爆竹得以在这里装船驶入湘江，销往全国。
在后来的岁月里，萍浏醴花炮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各个伟大时刻：抗战胜利庆典、新中国开国大典、历次国庆庆典，以及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这届开幕式上燃放的12万枚烟花绝大多数都产自萍浏醴地区，那串让人拍案叫绝的“奥运大脚印”也包含其中。这些璀璨的烟花已成为今天萍浏醴的“招牌”和经济支柱。
为什么烟花生产能在萍浏醴一枝独秀？除了历史起源的因素，更多则要归结于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从地形上看，山地、丘陵占到萍浏醴地区总面积的60%以上，可耕地少，光靠种地显然是养不活如此多的人口的（萍浏醴都是人口密集地，仅浏阳一县就有130多万人），然而天无绝人之路，“花炮祖师”李畋的发明恰好为众人指明了方向。
劳动力充足，再加上当地的原材料丰富——例如，满山的竹木可以用来造纸，制作炮衣；竹林之下就有火硝矿，挖出来就用，连外购的运费都省了。于是，萍浏醴地区的花炮业很快蓬勃兴起。
造花炮是个危险的行当，无论原料还是成品都易燃易爆，稍有不慎便会酿成大祸。而在安全方面，萍浏醴地区却有着天然的优势——这里山陵密集，为各个花炮作坊间提供了遮蔽与隔离，一处起火不至于延烧全局，而大大小小的河汊也带来了消防便利。
花炮生产利润丰厚，自明清以来，萍浏醴地区因做花炮发家的人多如牛毛，仅进入地方志的就有数十位。在萍浏醴很多地方，一部花炮行业史甚至就是地方经济的发展史，比如浏阳，这座僻处湖南东部山区的小县，其城市规模、城市建设不输于中国任何一座中等城市，花炮居功至伟。
星子灯：“烟花之祖”的传奇
萍浏醴人造花炮的技术天下第一，而玩花炮的手法更是层出不穷，令人拍案叫绝。撇开那些融入了现代高科技的烟花、烟火不谈，已在此地流传了数百年的“星子灯”是最值得一提的。
星子灯起源于元末明初乱世，那时各路豪强并起。其中陈友谅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在江西、湖南一带与元朝军队展开争夺，民众死伤无数，史称“湖南血洗”。而正处在湘赣交界上的萍乡、浏阳、醴陵则首当其冲，十室九空，其凄惨情形可想而知。
战乱过后，萍浏醴地区瘟疫流行，为了遏制疫情，当地民众因地制宜想出了一个绝妙主意。他们从鞭炮作坊找来硫磺、火硝，搓成长条后点燃，顿时火星四射、浓烟滚滚，房前屋后熏一遍后，果然就起到了消毒的作用，瘟疫很快驱散了。由于这种“火药媒子”只会燃烧释放出烟雾和火星，不会爆炸，因此就被人们称作“烟花星子灯”。相传它就是现代烟花的起源。
后来，星子灯被朱元璋引入军队，用于夜间操练阵法——操练时，每个士兵手持一根“火药媒子”演练阵形，这样即使在漆黑的夜晚，士兵也能搞清楚阵形变化过程。今天，在醴陵叶家坳还留有一座当年朱元璋军队的校场，石砌的寨门和城墙至今尚在。朱元璋就在这里用星子灯训练部队，直到一步步当上明朝开国皇帝。
明朝开国后，星子灯由军中回归民间，并逐渐发展为一种娱乐活动。耍星子灯时，为首的一人舞动龙珠，另外7人各举一支夹着多支火药媒子的木耙。他们在龙珠的引导下，边走舞边晃动手中的木耙，随着步伐的变换，火药媒子迸射出的橘亮火光能呈现出许多阵形图案。自诞生之日起，星子灯都一直在以白兔潭、南桥、富里为中心的萍浏醴地区流传。1945年9月，为了庆祝抗战胜利，萍浏醴三地十多支星子灯队伍齐聚麻石冲，举行了一场迄今为止最盛大的星子灯表演，一时间万人空巷。据当年曾观看表演的老人回忆，在所有的表演队伍中，醴陵星子灯最出彩，他们不仅阵行花式多，还能推陈出新摆出“抗战胜利”等字样。后来醴陵星子灯还一直耍到了省城长沙的舞台上，给萍浏醴的花炮匠人们大大争了一把光。
到了现代，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萍浏醴地区越来越发达的经济，星子灯却没落了。从1990年到2005年，十多年时间里，萍浏醴三地无一场星子灯表演，许多星子灯艺人都将手艺默默藏起，变身为花炮技师、炮厂老板，融入经济发展的潮流。直到2007年，一些传统文化学者发出呼吁，希望恢复星子灯传统技艺——出人意料，他们的声音竟得到了社会的热烈回应，不少老艺人“重出江湖”，就连排练、演出费用也被一些热心人士私下“包圆”。2008年中秋，久违的星子灯表演终于重登舞台。
对于星子灯表演的起死回生，醴陵一位民俗学者曾言：“星子灯的起起伏伏，恰恰说明了它的生命力。它是这片土地的产物，几百年来流淌在人们的血脉里，早已成为共同的文化”，而萍浏醴的文化共性，则成为星子灯传承发展的关键。
从炸弹“铁火球”到釉下五彩瓷
萍浏醴地区烧制陶瓷的历史远比做花炮要长，现代考古发掘证明，早在2000年前的东汉时期，萍浏醴大地上就有很多陶窑陶坊分布。
在南宋以前，萍浏醴地区的制陶、花炮这两个行业仿佛两根平行线，互不相交。一直到了南宋末年，宋金、宋蒙交锋之际，一种威力巨大的火器“铁火球”，才将两个行业联系了起来。铁火球类似于今天的重磅炸弹——往一只巨大的中空的瓷胆中填入火药，临敌时点燃投放，爆炸杀伤力惊人。南宋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金军在攻打蕲州（今湖北蕲春）时就遭到守城宋军用铁火球迎头痛击，伤亡惨重。
铁火球的制造需要高超的制瓷和火药冶炼工艺，在当时中国能兼具这两种技术的非萍浏醴莫属，再参考近年的一些考古证据，历史学家们断定，萍浏醴地区在古代中国兵器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到了明代，由于天下安定以及相邻江西景德镇制瓷技术的引进，萍浏醴瓷器逐渐崭露头角，特别是三地中的醴陵，所产瓷器已经形成品牌，拥有很大名气。
时间又过了200多年，清光绪年间，湖南凤凰人熊希龄（辛亥革命后担任北洋政府总理）和醴陵举人文俊铎创办了湖南官立瓷业学堂，他们结合当地制瓷传统和外来技术，首创“釉下五彩”烧制工艺。所谓“釉下五彩”，就是用色料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即半成品）上绘制各种纹饰，然后罩以白色透明釉或者其他浅色面釉，入窑高温一次烧成。烧成后，瓷器上的图案便被一层透明釉膜覆盖，表面平滑柔和，晶莹无比。除了外观与众不同，制作“釉下五彩瓷”的瓷土也很有讲究，是专选的湖南雪峰山上的球白泥——球白泥刚挖出时状如鸡蛋，把这个“鸡蛋”剖开，挑出最里层的“蛋黄”碾碎，化成泥浆使用，所以釉下五彩瓷的瓷质相当好，号称“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从此，萍浏醴瓷器一飞冲天。
1909年到1911年，“釉下五彩瓷”分别参展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和意大利都朗国际赛会，连续摘得头魁。1915年，釉下五彩瓷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首次亮相便获得金奖。从这一时期起到上世纪30年代，瓷器与花炮已成为萍浏醴“双璧”，行销全国乃至日本、东南亚各地。
可惜好景不长。后来，由于受到连续十多年湘赣军阀混战的影响，“釉下五彩瓷”由盛转衰。1930年，随着当时规模最大的湖南瓷业制造公司倒闭，“釉下五彩瓷”迅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销声匿迹，直到20多年后才重新恢复生产。关于“釉下五彩瓷”的死而复生，普遍的说法是它得益于毛泽东主席的关注——毛泽东年轻时曾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多次到过浏阳、醴陵地区，对当地生产的陶瓷印象深刻。1956年，毛泽东批示在醴陵成立瓷业公司，从1958年开始，醴陵瓷业公司开始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烧制专用瓷器，因此，醴陵釉下五彩瓷又被称作“红色官窑”，名噪一时。时至今日，釉下五彩瓷仍常被选作国礼赠送外宾，堪称新一代的“国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