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核心提示：
我们现在说将来增速是四、五、六、七、八，取决于行为，取决于我们的企业家怎么行动，取决于我们的政府怎么行动。今天做什么选择，做什么行动，明天就有什么样的未来。中国还有一个可能很好发展的前景，因为这个全球化的大势能没有完全释放，但是面对的挑战也是非常严峻的。
近日，阿拉善SEE 公益机构年会在西安举行，我做了题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问题与挑战》的主题演讲。以下为我的主要观点。
中国经济发展难度大了，但机会也很大
一个大国经济，怎么可以连续多年年增长10% 以上？这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而是跟全球格局有关，很大程度是由于我们的开放（更准确的说是长期封闭然后走向开放），释放了一种战后罕见的潜能。
二战后全球有两个海平面，一个是发达国家组成的高海平面，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低海平面。高海平面的国家间互相投资、互相贸易，创造了一个很高的现代化生活、生产水平。但这两个海平面在战后很长时间内冷战，发达国家跟中国、印度、前苏联等发展中国家是不来往的。发展中国家当时都相信一个理论叫“进口替代”，不引进发达国家的产品，而是在国内空出一块市场来发展民族工业。
当时， 我们国家人均GDP 为200 美元，翻两番才800 美元，而美国当年已经是13500美元。更甚的是，我们是高积累，真正落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口袋里的钱是很少的，这样一来，我们要比人家差了80～100 倍。
中国不开放，经济水平就会降下去；开放后，中国制造的质量稳步上升，中国工人的工资也渐渐向发达国家的工人靠拢。现在，中国人均GDP 跟发达国家相差大概是10 倍。
所以，中国经济的基本前景还是很乐观的，因为中国人还肯学习，学习模式也在改变，不再只是模仿而已，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种叫组合性创新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再跳一步，进行原发性创新，我们的人工还有优势。站在全球舞台来看，两个海平面虽然靠近了，但还有一些潜力，可以再释放10 年、20 年，不过也滋生了一些新的挑战。
从低海平面往上走很开心，但高海平面的国家就陷入麻烦了——他们的资本都外流出去了，投到中国、印度去生产汽车等。发达国家很难受，那往后看5 年、10 年有什么问题？现在其实存在着三个海平面，我们升上来了，后面还有一个海平面起来了，越南的人工费用比我们低，印度的工资比我们低，非洲的工资也比我们低，中国的投资也开始往外走了，搞不好今年中国就是净投资输出国，我们很多资本走了，人却留下了，国内的收入分配问题会更加严重起来。跟过去十五年比，我们经济发展的难度变大了。
中国的发展很快，开始进军有一定技术含量、资本含量的产品领域，比如造车造船等，造出的设备也出口了。在未来的五年时间里，中国一方面可以继续享受低海平面往上升的好处，另一方面，跟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已经升到一定的高位，当年我们怎么对发达国家产生威胁，今天我们也将面临同样的压力。
提高空间经济产能密度生产潜能会很快爆发
阿里巴巴融资以后，其中一个发展方向是，把互联网革命延伸到从农村去，在全国建10万个淘宝村，通过互联网，把村庄这一级的生产、消费，跟整个国家，跟全球联到一起。
其实，农村积聚了一些县城的购买力（ 比如对绿色食品的需求），因为商业通路不够发达，这个购买力被抑制住了，相当于人为提高了储蓄率。农村是有消费力的，需要大家把想办法把它释放出来。
什么叫城镇化？城镇化就是提高经济在空间分布的密度，用农业文明的空间观来看城市化，就是讲密度，即一平方公里装多少人，能够有效地生活在一起，能够有多少产出。
美国85% 的GDP 集中在城市，GDP 只占国土面积的3%，而在我国，空间分布非常散，到处都是房子，积聚度不够，这些城市的城市化率只有50% 左右，并不高，百分之十几的人没有城镇户口，所以很难享受城里人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这一方面对他们不公平，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纽约一平方公里一年创造16 亿美元GDP，香港、新加坡一平方公里为4 亿～5 亿美元，而国内多数大中城市，一平方公里才创造不到1 亿元人民币，这里就隐含着很多机会。以前我们只知道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分布，现在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地方领导，都应建立起空间观。未来5 年、10 年、15 年，空间排布好了，一定空间内的经济产能密度提高了，中国的生产潜能就会很快爆发出来。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未来第二个重大的机会，也是第二个重大的挑战。
品质问题，是我们最大的机会
我们的进口为什么这么猛？现在增长最快的是国外各地货物进口，然后卖给国内市场，当然有人民币汇率升值，购买力提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质量和别人的比起来，粗看差不多，细看差一截。
我们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还是价格竞争，没有往品质竞争这个方向进步的力量。当然，现在开始有好的苗头，国内最新的某款手机评价是很好的，拿它的各项技术尺度等再往后看5年，我看苹果够呛。其他一些信奉好品质的企业家也开始有了，但是不够多。
华为现在主要收入来自全球，主要利润来自境外，不是靠低价，而是靠品质、靠想法，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机会。中国很多产能看似充足，实际上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过剩”的很多东西，品质还不够好，总是差那么一点点，真是对不起消费者。
我们现在就是低品质、高速度的经济发展，还破坏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也不够好，因为没有品质意识。德国人做任何东西都精益求精，日本人也是，而我们还是悠久的农业文明的特点，大而化之，差不多就行了。这里头有大问题，也有大机会，如果能把品质意识提高一点点，不一定只注重高速度，那么就会有很高品质的经济增长，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三个大问题。当品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创新的问题就重要了。 创新首先要从教育做起
创新，首先是想法的创新。中国这么多人怎么没有创新的想法呢？我们的教育要好好反省。我自己就在这个领域工作，原本以应试为重心的教育方式，如果不从现在开始认真改，会把很多天才的想法扼杀掉。
我最近研究城市，去了爱丁堡（当年英国启蒙革命的所在地，经验主义的发源地）。拿苏格兰来说，那真叫穷山恶水，十七世纪之前那个地方还很野蛮，可后来就是几个脑袋改变了她——亚当·斯密的老师从爱尔兰，把一些新想法带到了苏格兰，当地的市长、商人，愿意用一些钱支持思想活动，就是这样的条件。
当时爱丁堡5 万人，整个苏格兰100 万人，7.7 万平方公里，比我们今天重庆市还要小，却产生了多少东西，产生多少思想家、创造家、发明家！我们熟悉的亚当·斯密在爱丁堡，机器革命、产业革命也在爱丁堡。盘尼西林是爱丁堡人发明的，要是没有它，全人类的期望寿命值怎么会提高到今天的水平；取款机来自爱丁堡，指纹识别来自苏格兰人，大家都爱的高尔夫球也是苏格兰人发明的，听说还是放羊的时候发明的。我去了以后感触很深，咱们这么大的国土，7.7 万平方公里的地方有的是，为什么不能形成一个孕育创意的摇篮，让想法层出不穷？这是更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克服了，我们的人才供应就没有问题了。
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
在我看来，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你看这一波反腐，老百姓评价挺好的，我个人评价也挺好。可是这件事情上真正要靠的不是抓人、拉人，而是要建立起一套体制，一种文化，可那谈何容易。现在，一个官出问题，一批企业家就跟着出问题；一批企业家出了问题，一批官员也跟着出问题。其实这些官员和企业家我们都认识，也不是都没有做过好事情，可不知是文化错了、氛围错了还是风气错了，他们一个接一个都掉进去了。可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政商关系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来呢？无数人讨论市场应该干什么，政府应该干什么，我却认为政府和市场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
问题就在市场当中的政府，权力的边界怎么划，这对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国是很大的挑战。政府太弱是不行的，怎么来处理纠纷？谁都不听它的，它发个房产证你也可以作废，东到哪儿、西到哪儿，大家可以改，政府要这样，这个市场就垮台了。政府要非常强才行，可是政府真要很强，谁管得了政府呢？这就是市场里政府的麻烦，你怎么通过一套程序让政府非常强，同时又在轨道上运行，这个问题我们几千年来都没有解决的很好，两头摆，一会儿壮大了权力，不行了，就起义、造反、重来一遍，我们没有走上一条既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又让这个权力不出这个轨道的边界。
现在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从底层来看，受我们的文化影响，很多人觉得官就得这样，就是应该有一些特权，如果这个问题能往前解决一步，中国就会解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官场很多人就可以解放出来，企业界也可以解放许多人。
中国为什么创新不足，产品质量不足？以我的观察，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时间和精力没有放在产品上，没有放在技术上，没有放在市场上，却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官场上。问题是，不放在这上头还真不行，你不放你的对手放，你就要输。这是每个人都不想要，但每个人都陷进去的一场游戏。
十八大以后提出这个问题，中国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能不能往前走一步，让有效的国家同时受监督、有效的权力同时受制衡。权力在笼子里头，不能放在笼子外头想咬谁咬谁，要有规矩，要有法制，这个问题讲起来很抽象，但跟我们所有的日常的活动息息相关。
这个领域的潜力是巨大的，每个人都可以开出一些问题的单子来，我开出就四个问题，中国在全球怎么定位？我们发展和开放都有20年了，两个海平面变成了三个海平面、四个海平面，应该怎么定位自己？既要受其利，也要防其害。第二，我们的空间资源、城市化、密度集聚，怎么把巨大的潜力释放出来；第三，我们的产品质量，产品质量背后需要有创意的想法来支撑，就是创新科学，我们有过灿烂悠久的古代文明，跟欧洲一样，但与欧洲相比还缺少三个东西，没有文艺复兴，没有科学革命，没有近代启蒙运动，所以存在着差距。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也是有问题的，最了不起的是歌星而不是科学家，今天，科学家斗不斗得过歌星，卖张票就知道了，差太多了。
最后一条就是我们的官民关系，市场发展少不了国家权力，没有这个中间第三方服务，市场的产权基础、市场的秩序和市场的竞争都是空想。完全不要政府的市场是空想的，可是政府要参与市场监管，弱了不行，太强了也不行。必须要承认我们成就的同时也有巨大的问题，如果能好好解决，是有可能构造我们未来的。
很好的发展前景，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最后讲讲新常态，我仔细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说要适应新常态。新常态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投资银行家先提出来的，意思是别急急忙忙以为可以回去，回不去了，就是零左右的增长。其实，这个估计到目前为止被证明是错的，美国现在都是三到四的增长，就业不太好，但是经济增长还不错，为什么？两个海平面的效果。哪家公司真按当年零到一的增长来做投资布局的话，会输得一塌糊涂。
习总讲的是适应新常态，是把心态先调过来，你这么调过来以后，将来什么叫新常态？我的看法不取决于经济学家的预测，我们现在说将来增速是四、五、六、七、八，取决于行为，取决于我们的企业家怎么行动，取决于我们的政府怎么行动。今天做什么选择，做什么行动，明天就有什么样的未来。中国还有一个可能很好发展的前景，因为这个全球化的大势能没有完全释放，但是面对的挑战也是非常严峻的。
我们现在说将来增速是四、五、六、七、八，取决于行为，取决于我们的企业家怎么行动，取决于我们的政府怎么行动。今天做什么选择，做什么行动，明天就有什么样的未来。中国还有一个可能很好发展的前景，因为这个全球化的大势能没有完全释放，但是面对的挑战也是非常严峻的。
近日，阿拉善SEE 公益机构年会在西安举行，我做了题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问题与挑战》的主题演讲。以下为我的主要观点。
中国经济发展难度大了，但机会也很大
一个大国经济，怎么可以连续多年年增长10% 以上？这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而是跟全球格局有关，很大程度是由于我们的开放（更准确的说是长期封闭然后走向开放），释放了一种战后罕见的潜能。
二战后全球有两个海平面，一个是发达国家组成的高海平面，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低海平面。高海平面的国家间互相投资、互相贸易，创造了一个很高的现代化生活、生产水平。但这两个海平面在战后很长时间内冷战，发达国家跟中国、印度、前苏联等发展中国家是不来往的。发展中国家当时都相信一个理论叫“进口替代”，不引进发达国家的产品，而是在国内空出一块市场来发展民族工业。
当时， 我们国家人均GDP 为200 美元，翻两番才800 美元，而美国当年已经是13500美元。更甚的是，我们是高积累，真正落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口袋里的钱是很少的，这样一来，我们要比人家差了80～100 倍。
中国不开放，经济水平就会降下去；开放后，中国制造的质量稳步上升，中国工人的工资也渐渐向发达国家的工人靠拢。现在，中国人均GDP 跟发达国家相差大概是10 倍。
所以，中国经济的基本前景还是很乐观的，因为中国人还肯学习，学习模式也在改变，不再只是模仿而已，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种叫组合性创新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再跳一步，进行原发性创新，我们的人工还有优势。站在全球舞台来看，两个海平面虽然靠近了，但还有一些潜力，可以再释放10 年、20 年，不过也滋生了一些新的挑战。
从低海平面往上走很开心，但高海平面的国家就陷入麻烦了——他们的资本都外流出去了，投到中国、印度去生产汽车等。发达国家很难受，那往后看5 年、10 年有什么问题？现在其实存在着三个海平面，我们升上来了，后面还有一个海平面起来了，越南的人工费用比我们低，印度的工资比我们低，非洲的工资也比我们低，中国的投资也开始往外走了，搞不好今年中国就是净投资输出国，我们很多资本走了，人却留下了，国内的收入分配问题会更加严重起来。跟过去十五年比，我们经济发展的难度变大了。
中国的发展很快，开始进军有一定技术含量、资本含量的产品领域，比如造车造船等，造出的设备也出口了。在未来的五年时间里，中国一方面可以继续享受低海平面往上升的好处，另一方面，跟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已经升到一定的高位，当年我们怎么对发达国家产生威胁，今天我们也将面临同样的压力。
提高空间经济产能密度生产潜能会很快爆发
阿里巴巴融资以后，其中一个发展方向是，把互联网革命延伸到从农村去，在全国建10万个淘宝村，通过互联网，把村庄这一级的生产、消费，跟整个国家，跟全球联到一起。
其实，农村积聚了一些县城的购买力（ 比如对绿色食品的需求），因为商业通路不够发达，这个购买力被抑制住了，相当于人为提高了储蓄率。农村是有消费力的，需要大家把想办法把它释放出来。
什么叫城镇化？城镇化就是提高经济在空间分布的密度，用农业文明的空间观来看城市化，就是讲密度，即一平方公里装多少人，能够有效地生活在一起，能够有多少产出。
美国85% 的GDP 集中在城市，GDP 只占国土面积的3%，而在我国，空间分布非常散，到处都是房子，积聚度不够，这些城市的城市化率只有50% 左右，并不高，百分之十几的人没有城镇户口，所以很难享受城里人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这一方面对他们不公平，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纽约一平方公里一年创造16 亿美元GDP，香港、新加坡一平方公里为4 亿～5 亿美元，而国内多数大中城市，一平方公里才创造不到1 亿元人民币，这里就隐含着很多机会。以前我们只知道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分布，现在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地方领导，都应建立起空间观。未来5 年、10 年、15 年，空间排布好了，一定空间内的经济产能密度提高了，中国的生产潜能就会很快爆发出来。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未来第二个重大的机会，也是第二个重大的挑战。
品质问题，是我们最大的机会
我们的进口为什么这么猛？现在增长最快的是国外各地货物进口，然后卖给国内市场，当然有人民币汇率升值，购买力提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质量和别人的比起来，粗看差不多，细看差一截。
我们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还是价格竞争，没有往品质竞争这个方向进步的力量。当然，现在开始有好的苗头，国内最新的某款手机评价是很好的，拿它的各项技术尺度等再往后看5年，我看苹果够呛。其他一些信奉好品质的企业家也开始有了，但是不够多。
华为现在主要收入来自全球，主要利润来自境外，不是靠低价，而是靠品质、靠想法，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机会。中国很多产能看似充足，实际上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过剩”的很多东西，品质还不够好，总是差那么一点点，真是对不起消费者。
我们现在就是低品质、高速度的经济发展，还破坏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也不够好，因为没有品质意识。德国人做任何东西都精益求精，日本人也是，而我们还是悠久的农业文明的特点，大而化之，差不多就行了。这里头有大问题，也有大机会，如果能把品质意识提高一点点，不一定只注重高速度，那么就会有很高品质的经济增长，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三个大问题。当品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创新的问题就重要了。 创新首先要从教育做起
创新，首先是想法的创新。中国这么多人怎么没有创新的想法呢？我们的教育要好好反省。我自己就在这个领域工作，原本以应试为重心的教育方式，如果不从现在开始认真改，会把很多天才的想法扼杀掉。
我最近研究城市，去了爱丁堡（当年英国启蒙革命的所在地，经验主义的发源地）。拿苏格兰来说，那真叫穷山恶水，十七世纪之前那个地方还很野蛮，可后来就是几个脑袋改变了她——亚当·斯密的老师从爱尔兰，把一些新想法带到了苏格兰，当地的市长、商人，愿意用一些钱支持思想活动，就是这样的条件。
当时爱丁堡5 万人，整个苏格兰100 万人，7.7 万平方公里，比我们今天重庆市还要小，却产生了多少东西，产生多少思想家、创造家、发明家！我们熟悉的亚当·斯密在爱丁堡，机器革命、产业革命也在爱丁堡。盘尼西林是爱丁堡人发明的，要是没有它，全人类的期望寿命值怎么会提高到今天的水平；取款机来自爱丁堡，指纹识别来自苏格兰人，大家都爱的高尔夫球也是苏格兰人发明的，听说还是放羊的时候发明的。我去了以后感触很深，咱们这么大的国土，7.7 万平方公里的地方有的是，为什么不能形成一个孕育创意的摇篮，让想法层出不穷？这是更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克服了，我们的人才供应就没有问题了。
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
在我看来，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你看这一波反腐，老百姓评价挺好的，我个人评价也挺好。可是这件事情上真正要靠的不是抓人、拉人，而是要建立起一套体制，一种文化，可那谈何容易。现在，一个官出问题，一批企业家就跟着出问题；一批企业家出了问题，一批官员也跟着出问题。其实这些官员和企业家我们都认识，也不是都没有做过好事情，可不知是文化错了、氛围错了还是风气错了，他们一个接一个都掉进去了。可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政商关系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来呢？无数人讨论市场应该干什么，政府应该干什么，我却认为政府和市场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
问题就在市场当中的政府，权力的边界怎么划，这对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国是很大的挑战。政府太弱是不行的，怎么来处理纠纷？谁都不听它的，它发个房产证你也可以作废，东到哪儿、西到哪儿，大家可以改，政府要这样，这个市场就垮台了。政府要非常强才行，可是政府真要很强，谁管得了政府呢？这就是市场里政府的麻烦，你怎么通过一套程序让政府非常强，同时又在轨道上运行，这个问题我们几千年来都没有解决的很好，两头摆，一会儿壮大了权力，不行了，就起义、造反、重来一遍，我们没有走上一条既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又让这个权力不出这个轨道的边界。
现在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从底层来看，受我们的文化影响，很多人觉得官就得这样，就是应该有一些特权，如果这个问题能往前解决一步，中国就会解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官场很多人就可以解放出来，企业界也可以解放许多人。
中国为什么创新不足，产品质量不足？以我的观察，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时间和精力没有放在产品上，没有放在技术上，没有放在市场上，却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官场上。问题是，不放在这上头还真不行，你不放你的对手放，你就要输。这是每个人都不想要，但每个人都陷进去的一场游戏。
十八大以后提出这个问题，中国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能不能往前走一步，让有效的国家同时受监督、有效的权力同时受制衡。权力在笼子里头，不能放在笼子外头想咬谁咬谁，要有规矩，要有法制，这个问题讲起来很抽象，但跟我们所有的日常的活动息息相关。
这个领域的潜力是巨大的，每个人都可以开出一些问题的单子来，我开出就四个问题，中国在全球怎么定位？我们发展和开放都有20年了，两个海平面变成了三个海平面、四个海平面，应该怎么定位自己？既要受其利，也要防其害。第二，我们的空间资源、城市化、密度集聚，怎么把巨大的潜力释放出来；第三，我们的产品质量，产品质量背后需要有创意的想法来支撑，就是创新科学，我们有过灿烂悠久的古代文明，跟欧洲一样，但与欧洲相比还缺少三个东西，没有文艺复兴，没有科学革命，没有近代启蒙运动，所以存在着差距。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也是有问题的，最了不起的是歌星而不是科学家，今天，科学家斗不斗得过歌星，卖张票就知道了，差太多了。
最后一条就是我们的官民关系，市场发展少不了国家权力，没有这个中间第三方服务，市场的产权基础、市场的秩序和市场的竞争都是空想。完全不要政府的市场是空想的，可是政府要参与市场监管，弱了不行，太强了也不行。必须要承认我们成就的同时也有巨大的问题，如果能好好解决，是有可能构造我们未来的。
很好的发展前景，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最后讲讲新常态，我仔细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说要适应新常态。新常态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投资银行家先提出来的，意思是别急急忙忙以为可以回去，回不去了，就是零左右的增长。其实，这个估计到目前为止被证明是错的，美国现在都是三到四的增长，就业不太好，但是经济增长还不错，为什么？两个海平面的效果。哪家公司真按当年零到一的增长来做投资布局的话，会输得一塌糊涂。
习总讲的是适应新常态，是把心态先调过来，你这么调过来以后，将来什么叫新常态？我的看法不取决于经济学家的预测，我们现在说将来增速是四、五、六、七、八，取决于行为，取决于我们的企业家怎么行动，取决于我们的政府怎么行动。今天做什么选择，做什么行动，明天就有什么样的未来。中国还有一个可能很好发展的前景，因为这个全球化的大势能没有完全释放，但是面对的挑战也是非常严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