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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是“贵族园林中的玫瑰”，与马克思“门不当户不对”，但两人志同道合，一生相伴
马克思去世后，人们在他贴胸的口袋里发现了3个人的照片：父亲、妻子、长女。自称“世界公民”的马克思，在把思考和精神放眼于全欧洲、全世界、全人类时，也从未忘记自己的家庭。
马克思初次向燕妮求婚时，只有17岁。不到1年，两人就签订了婚约。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这是一对门不当户不对的恋人：外形上，马克思又黑又矮、其貌不扬，而燕妮有着深褐色的头发、碧蓝色的眼睛，外貌异常美丽，是特里尔公认的舞会女王；年龄上，燕妮比马克思大4岁；阶级上，燕妮是贵族，而马克思是平民，社会地位相差悬殊。
在摘下这朵“贵族园林中的玫瑰”的过程中，马克思得到了姐姐索菲娅的支持。索菲娅是燕妮的闺中密友，常帮弟弟传递情书，甚至邀请他与她们一起出外游玩。“《神探夏洛克》中有一句台词：‘有头脑才是一种特殊的性感。’燕妮正是被马克思的才华所吸引，才有勇气作出嫁给他的决定。她不仅跨越了贵族和平民不能结合的社会鸿沟，还跨越了姐弟恋的观念鸿沟。”钟君说。
这份极不寻常的婚约，是隐瞒着燕妮的家人缔结的。马克思的父母倒是知晓。社会经验丰富的亨利希感慨道，燕妮为了“艰险莫测的未来”，牺牲了所有一切。
年轻的马克思一订完婚，就离开燕妮，回到波恩、柏林继续上学。起初，两人为了瞒过燕妮的家人，无法通信。亨利希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这个善良的、招人喜欢的姑娘一直在遭受痛苦的折磨。她生怕会对你不利，会使你过分劳累。”而马克思则把对燕妮如痴如狂的爱意倾注在自己的诗句里：《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歌之书》。他在诗集上写道，这些诗篇都是献给“我亲爱的、永远爱着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当燕妮收到诗集时，“掉下了悲喜交加的眼泪”。她终生都细心地保存着它们。
从订婚到正式结婚，经过了7年。其间，马克思的父亲与燕妮的父亲都已去世。馬克思在给朋友的信中曾写道：“我的未婚妻为了我而进行了极其激烈的、几乎损害了她的健康的斗争，一方面是反抗她的虔诚主义的贵族亲属……一方面是反抗我自己的家族……因此，多年来我和我的未婚妻经历过许多不必要的严重冲突，这些冲突比许多年龄大两倍而且经常谈论自己的‘生活经验’的人所经历的还要多。”
1842年3月，马克思终于与燕妮确定了结婚计划。燕妮在写给他的信中难掩激动地说：“你现在对于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亲切可爱和珍贵！可是，每当你和我告别时，我总是万分激动，我多么想把你叫回来，以便再次告诉你，我多么爱你，我如何全身心地爱着你。”“如果你此刻能在这里，我亲爱的小卡尔，你在你的调皮而又可爱的姑娘身上会感受到多少幸福啊！”
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与燕妮在克罗茨纳赫办公处登记结婚：“卡尔-马克思先生，哲学博士，现住科隆；J.B.J.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女士，无职业，现住克罗茨纳赫。”从此，马克思夫人，成了燕妮一生的职业。
从布鲁塞尔到巴黎再到伦敦，马克思的家总是无产阶级战士、社会主义活动家、政治流亡者的避难所。这些受到庇佑的人在回忆马克思时，总会饱含深情地提到“马克思夫人”燕妮——
“在我3岁的时候母亲便去世了，从小我就多少受到一些冷遇。我一向不习惯同妇女一本正经地交际。可是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位美丽的、高贵的、心地善良的妇女，她既像母亲又像姐姐一样关心我这个在泰晤士河畔流浪的、无亲无友的为自由而战的战士。我深信，幸亏我同这个家庭有了交往，才使我免遭流亡生活的苦难。”
“马克思夫人大概比马克思本人更能管住我们。这位庄重的、高尚的人，虽然待人亲切，然而却很有分寸。她以神奇的威力影响了我们这帮放荡不羁甚至可以说有点粗野的人。”
“社会地位的差别对于她是不存在的。身穿工作服的工人在她家里、在她的餐桌上，受到殷勤而亲切的款待，就好像公爵或王子一样。从各国来的许多工人都享受她的这种款待，而且，我敢断定，那些受到她真诚和亲切招待的人，没有一个会想到他们的女主人是阿盖尔公爵家族的女系后裔，她的哥哥曾经是普鲁士国王的内务大臣。”
燕妮还担负起了马克思秘书的职责。在马克思的小房间里，燕妮低着头，用因病而半瞎的眼睛，誊抄着他那“潦草不清的文章”。而她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燕妮去世前3天，马克思收到了一本杂志，上面刊登了一篇评论，这是在英国发表的第一篇详细介绍马克思最新思想的文章。他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朋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这篇文章使我的亲爱的妻子在最后的日子里得到了一些快乐。你知道，她对这些事情向来多么深切地感兴趣。”
恩格斯在燕妮的墓前致辞时曾感慨，看到一切政党都联合起来反对马克思，对其进行最卑鄙下流的诬蔑，看到所有报刊都不登载马克思的文童，让他在敌人面前陷于孤立无援和手无寸铁的境地，都是令她痛苦的创伤。
“燕妮陪伴了马克思一生。在她晚年时，曾有马克思的战友按照上层社会的习惯，称呼燕妮为‘尊敬的夫人’。结果燕妮很不高兴，她说把一个白发苍苍的无产阶级老战士叫作‘尊敬的夫人’，这不是尊敬，而是一种侮辱。燕妮和马克思拥有共同的信仰，并为此背叛了自己的家族和阶级。真正的爱情，不是物质上的门当户对，而是精神上的势均力敌。”钟君感慨道。
1863年，马克思因为母亲去世回到家乡特里尔。他从那儿写了一封信给燕妮：“每天我都去瞻仰威斯特华伦家的旧居，它比所有的罗马古迹都更吸引我，因为它使我回忆起最幸福的青年时代，它曾收藏过我最珍贵的瑰宝。”那时，燕妮已经49岁，脸上因为患过天花，留有暗红色的疤痕，但依旧是马克思心中的“瑰宝”。
马克思和燕妮一共生有7个孩子，但仅有大女儿小燕妮、二女儿劳拉、小女儿爱琳娜长大成人。黑眼睛、黑卷发的小燕妮酷似父亲，她擅长绘画；长着一头秀美金发和淘气眼睛的劳拉，笑起来与母亲一模一样，她颇有音乐天赋；而最小的爱琳娜是全家的宠儿，有着乌黑发亮的眼睛，以及像父亲一样的活力和决断力，她热爱戏剧表演。她们在学校里时常获得一等奖，能够熟练运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甚至西班牙文。
马克思的敌人把他塑造为阴郁、刻薄、易怒的人，有如雷神一般，冷漠而孤独地坐在奥林匹斯山上。但在女儿们眼中，他有“最欢乐、最愉快的灵魂，身上满溢着幽默和愉悦”，拥有“极好的脾气以及对人无限的同情”。女儿们喜欢叫他的绰号“摩尔（指非洲的摩尔人）”，因为他有黑色的面孔和乌黑的须发。
無论工作多么繁忙，每到周日，马克思都会放下一切，听孩子们指挥。他有时做她们的“马儿”，有时和她们一起用纸船进行“海战”。如果天气好，全家人就会一起去郊游。马克思边走边给孩子们讲故事，路长就拉长，路短就缩短，孩子们听得忘了疲倦。
马克思无法为孩子们提供自己接受过的中产阶级教育，但他的言传身教并不比其他一切教育逊色。他总是与孩子讨论一起读过的书，指点出哪些是精辟的地方，教她们怎样思考和理解。孩子们在少年时期就对近代工人运动产生了浓厚兴趣，从小就在家中参与讨论。她们长大后，都投身为工人阶级解放而进行的宣传工作，并嫁给了志同道合的战友。
这个家庭，经历了斗争、贫困、病痛和死亡，但从未绝望，从未失去笑声。在爱琳娜关于家庭的回忆中，最难忘的一幕是父母一起大笑时的样子：“我还常常看见，他们彼此不敢面对面地看一眼，因为他们知道，只要目光一接触，就会忍不住大笑起来。有时他俩竭力忍住笑，不看对方而看别的东西或人，但最后还是忍不住大笑。这些回忆是多么珍贵啊，就是给我‘几百万’，我也不愿意失去它！”
马克思的生活在人生的最后10年回归了平静。《资本论》第一卷已经出版，巴黎公社的硝烟已经散去，恩格斯已经为马克思一家创造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每天早晨8点，马克思准时起床，坐到餐桌前。清咖啡是每天必备的，报纸也是——不仅有英国的，还有其他国家的报纸，连《罗马尼亚人报》也在其中。夜里他睡得很晚，但并不妨碍他吃完早饭就回到书房开始工作。书被堆放得到处都是，地板上、沙发上、书桌上。外人眼里杂乱不堪的房间，在马克思眼中却自有规律。他从早工作到晚，只有在吃饭或在晴朗的傍晚到附近的荒原散步时，工作才会中断一下。
家人不常来打扰他，但每天下午1点，门铃总会响起。这是恩格斯来了。两个老朋友在书房里来回踱步，探讨问题。从门口到窗前的地毯上有了深深的痕迹，就像草地上的小径一样。
经济忧虑已经过去，公开争论也极少参与，马克思还有时间去培养爱好。每两周他就在家中举行一次莎士比亚作品朗诵会，参加者有燕妮、女儿们，及其他在伦敦的政治流亡者。大家挑选喜欢的角色，朗诵台词。马克思的嗓音低沉，德语口音很重，从不参与朗诵台词，但很喜欢谈论莎士比亚为什么会在德国深受人们的欢迎。此外，马克思开始自学俄语、西班牙语，甚至把演算数学当作消遣，还曾写了一篇关于微积分的论文。
安宁的生活是如此短暂。1878年秋天，马克思第一次写信告诉朋友说，他的妻子“健康情况很不好”。一年后，他又在信中写道：“我妻子的病仍很危险，我自己也远没有完全康复。”在长时间病因不明之后，医生终于判定，燕妮患的是肝癌，“将在可怕的痛苦中慢慢地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马克思几乎停下了一切公开活动，在家中照顾燕妮。他请来伦敦最好的医生，带她去曼彻斯特疗养，想尽办法缓解她的病痛。燕妮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坚强。她在家人面前经常做出快乐的样子，会打起精神去剧院，甚至在病情严重恶化时，还到巴黎去看望两个已婚的女儿。
在燕妮去世前两个月，马克思也病倒了。小女儿爱琳娜日夜照顾着他们。燕妮躺在前面的大房间里，马克思躺在后面的小房间里。这对朝夕相处、相伴了数十载的爱侣，存人生的最后，甚至不能共住在一个房间里。
一天早晨，马克思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状态不错。他艰难地走到她的病床边，欣喜地握着她的手。这一刻，她就像一个年轻的姑娘，而他是一个恋爱中的少年。“他们又恢复了生命的活力，而不像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人和一个即将被病魔夺去生命的老妇。”爱琳娜说。这，就是两人最后的话别。
1881年12月2日，燕妮去世。她“慢慢地沉入梦乡，眼睛比平时更加富于表情，更加美丽，更加明亮”。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她的卡尔说的：“Good（好）。”
15个月后，马克思追上了他志同道合的伴侣、战友、爱人燕妮——1883年3月14日，他在睡梦中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或许，马克思离开得更早——至少恩格斯是这样觉得的。当得知燕妮去世的消息，他立刻赶到马克思家中。这位马克思夫妇一生的挚友，走进房间说了一句几乎使爱琳娜发怒的话：“摩尔也死了。”
马克思去世后，人们在他贴胸的口袋里发现了3个人的照片：父亲、妻子、长女。自称“世界公民”的马克思，在把思考和精神放眼于全欧洲、全世界、全人类时，也从未忘记自己的家庭。
“门不当户不对”的恋人
马克思初次向燕妮求婚时，只有17岁。不到1年，两人就签订了婚约。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这是一对门不当户不对的恋人：外形上，马克思又黑又矮、其貌不扬，而燕妮有着深褐色的头发、碧蓝色的眼睛，外貌异常美丽，是特里尔公认的舞会女王；年龄上，燕妮比马克思大4岁；阶级上，燕妮是贵族，而马克思是平民，社会地位相差悬殊。
在摘下这朵“贵族园林中的玫瑰”的过程中，马克思得到了姐姐索菲娅的支持。索菲娅是燕妮的闺中密友，常帮弟弟传递情书，甚至邀请他与她们一起出外游玩。“《神探夏洛克》中有一句台词：‘有头脑才是一种特殊的性感。’燕妮正是被马克思的才华所吸引，才有勇气作出嫁给他的决定。她不仅跨越了贵族和平民不能结合的社会鸿沟，还跨越了姐弟恋的观念鸿沟。”钟君说。
这份极不寻常的婚约，是隐瞒着燕妮的家人缔结的。马克思的父母倒是知晓。社会经验丰富的亨利希感慨道，燕妮为了“艰险莫测的未来”，牺牲了所有一切。
年轻的马克思一订完婚，就离开燕妮，回到波恩、柏林继续上学。起初，两人为了瞒过燕妮的家人，无法通信。亨利希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这个善良的、招人喜欢的姑娘一直在遭受痛苦的折磨。她生怕会对你不利，会使你过分劳累。”而马克思则把对燕妮如痴如狂的爱意倾注在自己的诗句里：《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歌之书》。他在诗集上写道，这些诗篇都是献给“我亲爱的、永远爱着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当燕妮收到诗集时，“掉下了悲喜交加的眼泪”。她终生都细心地保存着它们。
从订婚到正式结婚，经过了7年。其间，马克思的父亲与燕妮的父亲都已去世。馬克思在给朋友的信中曾写道：“我的未婚妻为了我而进行了极其激烈的、几乎损害了她的健康的斗争，一方面是反抗她的虔诚主义的贵族亲属……一方面是反抗我自己的家族……因此，多年来我和我的未婚妻经历过许多不必要的严重冲突，这些冲突比许多年龄大两倍而且经常谈论自己的‘生活经验’的人所经历的还要多。”
1842年3月，马克思终于与燕妮确定了结婚计划。燕妮在写给他的信中难掩激动地说：“你现在对于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亲切可爱和珍贵！可是，每当你和我告别时，我总是万分激动，我多么想把你叫回来，以便再次告诉你，我多么爱你，我如何全身心地爱着你。”“如果你此刻能在这里，我亲爱的小卡尔，你在你的调皮而又可爱的姑娘身上会感受到多少幸福啊！”
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与燕妮在克罗茨纳赫办公处登记结婚：“卡尔-马克思先生，哲学博士，现住科隆；J.B.J.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女士，无职业，现住克罗茨纳赫。”从此，马克思夫人，成了燕妮一生的职业。
她背叛了自己的家族和阶级
从布鲁塞尔到巴黎再到伦敦，马克思的家总是无产阶级战士、社会主义活动家、政治流亡者的避难所。这些受到庇佑的人在回忆马克思时，总会饱含深情地提到“马克思夫人”燕妮——
“在我3岁的时候母亲便去世了，从小我就多少受到一些冷遇。我一向不习惯同妇女一本正经地交际。可是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位美丽的、高贵的、心地善良的妇女，她既像母亲又像姐姐一样关心我这个在泰晤士河畔流浪的、无亲无友的为自由而战的战士。我深信，幸亏我同这个家庭有了交往，才使我免遭流亡生活的苦难。”
“马克思夫人大概比马克思本人更能管住我们。这位庄重的、高尚的人，虽然待人亲切，然而却很有分寸。她以神奇的威力影响了我们这帮放荡不羁甚至可以说有点粗野的人。”
“社会地位的差别对于她是不存在的。身穿工作服的工人在她家里、在她的餐桌上，受到殷勤而亲切的款待，就好像公爵或王子一样。从各国来的许多工人都享受她的这种款待，而且，我敢断定，那些受到她真诚和亲切招待的人，没有一个会想到他们的女主人是阿盖尔公爵家族的女系后裔，她的哥哥曾经是普鲁士国王的内务大臣。”
燕妮还担负起了马克思秘书的职责。在马克思的小房间里，燕妮低着头，用因病而半瞎的眼睛，誊抄着他那“潦草不清的文章”。而她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燕妮去世前3天，马克思收到了一本杂志，上面刊登了一篇评论，这是在英国发表的第一篇详细介绍马克思最新思想的文章。他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朋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这篇文章使我的亲爱的妻子在最后的日子里得到了一些快乐。你知道，她对这些事情向来多么深切地感兴趣。”
恩格斯在燕妮的墓前致辞时曾感慨，看到一切政党都联合起来反对马克思，对其进行最卑鄙下流的诬蔑，看到所有报刊都不登载马克思的文童，让他在敌人面前陷于孤立无援和手无寸铁的境地，都是令她痛苦的创伤。
“燕妮陪伴了马克思一生。在她晚年时，曾有马克思的战友按照上层社会的习惯，称呼燕妮为‘尊敬的夫人’。结果燕妮很不高兴，她说把一个白发苍苍的无产阶级老战士叫作‘尊敬的夫人’，这不是尊敬，而是一种侮辱。燕妮和马克思拥有共同的信仰，并为此背叛了自己的家族和阶级。真正的爱情，不是物质上的门当户对，而是精神上的势均力敌。”钟君感慨道。
1863年，马克思因为母亲去世回到家乡特里尔。他从那儿写了一封信给燕妮：“每天我都去瞻仰威斯特华伦家的旧居，它比所有的罗马古迹都更吸引我，因为它使我回忆起最幸福的青年时代，它曾收藏过我最珍贵的瑰宝。”那时，燕妮已经49岁，脸上因为患过天花，留有暗红色的疤痕，但依旧是马克思心中的“瑰宝”。
“摩尔”与“马儿”
马克思和燕妮一共生有7个孩子，但仅有大女儿小燕妮、二女儿劳拉、小女儿爱琳娜长大成人。黑眼睛、黑卷发的小燕妮酷似父亲，她擅长绘画；长着一头秀美金发和淘气眼睛的劳拉，笑起来与母亲一模一样，她颇有音乐天赋；而最小的爱琳娜是全家的宠儿，有着乌黑发亮的眼睛，以及像父亲一样的活力和决断力，她热爱戏剧表演。她们在学校里时常获得一等奖，能够熟练运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甚至西班牙文。
马克思的敌人把他塑造为阴郁、刻薄、易怒的人，有如雷神一般，冷漠而孤独地坐在奥林匹斯山上。但在女儿们眼中，他有“最欢乐、最愉快的灵魂，身上满溢着幽默和愉悦”，拥有“极好的脾气以及对人无限的同情”。女儿们喜欢叫他的绰号“摩尔（指非洲的摩尔人）”，因为他有黑色的面孔和乌黑的须发。
無论工作多么繁忙，每到周日，马克思都会放下一切，听孩子们指挥。他有时做她们的“马儿”，有时和她们一起用纸船进行“海战”。如果天气好，全家人就会一起去郊游。马克思边走边给孩子们讲故事，路长就拉长，路短就缩短，孩子们听得忘了疲倦。
马克思无法为孩子们提供自己接受过的中产阶级教育，但他的言传身教并不比其他一切教育逊色。他总是与孩子讨论一起读过的书，指点出哪些是精辟的地方，教她们怎样思考和理解。孩子们在少年时期就对近代工人运动产生了浓厚兴趣，从小就在家中参与讨论。她们长大后，都投身为工人阶级解放而进行的宣传工作，并嫁给了志同道合的战友。
这个家庭，经历了斗争、贫困、病痛和死亡，但从未绝望，从未失去笑声。在爱琳娜关于家庭的回忆中，最难忘的一幕是父母一起大笑时的样子：“我还常常看见，他们彼此不敢面对面地看一眼，因为他们知道，只要目光一接触，就会忍不住大笑起来。有时他俩竭力忍住笑，不看对方而看别的东西或人，但最后还是忍不住大笑。这些回忆是多么珍贵啊，就是给我‘几百万’，我也不愿意失去它！”
最后的10年
马克思的生活在人生的最后10年回归了平静。《资本论》第一卷已经出版，巴黎公社的硝烟已经散去，恩格斯已经为马克思一家创造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每天早晨8点，马克思准时起床，坐到餐桌前。清咖啡是每天必备的，报纸也是——不仅有英国的，还有其他国家的报纸，连《罗马尼亚人报》也在其中。夜里他睡得很晚，但并不妨碍他吃完早饭就回到书房开始工作。书被堆放得到处都是，地板上、沙发上、书桌上。外人眼里杂乱不堪的房间，在马克思眼中却自有规律。他从早工作到晚，只有在吃饭或在晴朗的傍晚到附近的荒原散步时，工作才会中断一下。
家人不常来打扰他，但每天下午1点，门铃总会响起。这是恩格斯来了。两个老朋友在书房里来回踱步，探讨问题。从门口到窗前的地毯上有了深深的痕迹，就像草地上的小径一样。
经济忧虑已经过去，公开争论也极少参与，马克思还有时间去培养爱好。每两周他就在家中举行一次莎士比亚作品朗诵会，参加者有燕妮、女儿们，及其他在伦敦的政治流亡者。大家挑选喜欢的角色，朗诵台词。马克思的嗓音低沉，德语口音很重，从不参与朗诵台词，但很喜欢谈论莎士比亚为什么会在德国深受人们的欢迎。此外，马克思开始自学俄语、西班牙语，甚至把演算数学当作消遣，还曾写了一篇关于微积分的论文。
安宁的生活是如此短暂。1878年秋天，马克思第一次写信告诉朋友说，他的妻子“健康情况很不好”。一年后，他又在信中写道：“我妻子的病仍很危险，我自己也远没有完全康复。”在长时间病因不明之后，医生终于判定，燕妮患的是肝癌，“将在可怕的痛苦中慢慢地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马克思几乎停下了一切公开活动，在家中照顾燕妮。他请来伦敦最好的医生，带她去曼彻斯特疗养，想尽办法缓解她的病痛。燕妮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坚强。她在家人面前经常做出快乐的样子，会打起精神去剧院，甚至在病情严重恶化时，还到巴黎去看望两个已婚的女儿。
在燕妮去世前两个月，马克思也病倒了。小女儿爱琳娜日夜照顾着他们。燕妮躺在前面的大房间里，马克思躺在后面的小房间里。这对朝夕相处、相伴了数十载的爱侣，存人生的最后，甚至不能共住在一个房间里。
一天早晨，马克思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状态不错。他艰难地走到她的病床边，欣喜地握着她的手。这一刻，她就像一个年轻的姑娘，而他是一个恋爱中的少年。“他们又恢复了生命的活力，而不像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人和一个即将被病魔夺去生命的老妇。”爱琳娜说。这，就是两人最后的话别。
1881年12月2日，燕妮去世。她“慢慢地沉入梦乡，眼睛比平时更加富于表情，更加美丽，更加明亮”。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她的卡尔说的：“Good（好）。”
15个月后，马克思追上了他志同道合的伴侣、战友、爱人燕妮——1883年3月14日，他在睡梦中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或许，马克思离开得更早——至少恩格斯是这样觉得的。当得知燕妮去世的消息，他立刻赶到马克思家中。这位马克思夫妇一生的挚友，走进房间说了一句几乎使爱琳娜发怒的话：“摩尔也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