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陈冲，原名马祖让。1930年10月生于河北保定。1947年参加革命，1948年进入解放区，在西柏坡受组织安排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1965年编导了大型民族舞剧《凉山巨变》，受到朱德委员长、乌兰夫副总理和罗瑞卿总参谋长的褒奖。2009年荣获中国舞蹈艺术“卓越贡献舞蹈家”称号。编辑多部舞蹈著作，参与编审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被文化部列为“十大集成”之一。
排演进步歌曲遭通缉
我是一名87岁的离休人员，离休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我每当想起在解放前参加学生运动并被通缉，就此进入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的往事，心情仍然激动不已。
在保定读完小学和初中后，我来到设在北平的河北省立北平高级中学（简称冀高）求学。
当时的冀高比较注重传统教育，学习和生活氛围比较沉闷。我的姐姐马祖珍当时在北京大学医学系学习，并且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在姐姐的影响下，我逐渐了解到当时的中国有一个先进的党为老百姓谋福利，并领导人民同专制黑暗的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
在姐姐的鼓励下，我学会了怎么组织进步学生，并成立了冀高的一个进步社团“跋涉”。我们通过搞文化活动做掩护，用进步民主的歌舞来影响同学们。
1948年4月17日是冀高的校庆日，学校举办了师生联欢会。我们“跋涉”社团排演的节目是《生产大合唱》（作曲家冼星海的四大合唱作品之一）。这首歌曲是当时解放区的进步歌曲。国民党当局对这些进步革命歌曲特别紧张，《生产大合唱》无疑也在禁演之列。在当时下决心演出这部来自延安的《生产大合唱》，我们“跋涉”社团是冒了很大风险，也是充满了斗争勇气的。
国民党“三青团”的人认为“跋涉”社团成员是替共产党做宣传的，于是在冀高校庆当日，“三青团”来了很多人，先扯掉舞台上的红花，然后拿着垒球棒乱砸舞台上的演出设备。当时我们的社团成员正在后台化妆，见此状况，我们在几名同学的掩护下跑到宿舍。“三青团”的打手们随后找了过来，一间一间宿舍地叫“马祖让，马祖让出来”，最后找到了我。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一个领头一拳把我打晕了。在倒地的瞬间我听到有人喊，“这就是为共产党宣传的榜样”。他们看我晕倒了，就把我先丢到这里，去找别人。这时有好心同学把我扶起来，其中一个告诉我：“三青团”的人给警备司令部打电话了，要抓人，你赶紧跑。当时学校门口架着机关枪，在两三个同学的掩护下，我来到厕所旁的矮墙头，踩着一个同学的肩膀跳到墙外的酱园子，在酱园子里的人的指点下，我跑出大门，跳上一辆人力三轮车，来到一个关系要好的同学家藏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同学才回到家。他说幸亏我跑了，学校里所有进步同学都被抓进礼堂写检讨书，写完也不让走。警备部当场抓走了几个人。他说我住在他这里也不是办法，警备部正在通缉我。于是，我去北大找到我姐姐马祖珍，她把我藏在北大的一个地方。下午她和几个地下党员回来，告诉我说：“你们冀高的事情上报纸了，《世界日报》已经登了，说有八名共匪逃跑，而你马祖让名列第一位。他们混淆视听，把这件事情故意说成是互殴，说你们互有受伤。”姐姐建议我改名字，其中一个地下党员对我说：“你要继续斩断封建的枷锁，努力向前冲，干脆就叫陈冲吧！”于是从那天起，我改名为陈冲。
姐姐说，警备部查找通缉的进步人士，基本都会来北大、清华找。北大也不是久留之地，先安排我去黄村林业学校我父亲那躲着，后面会及时安排我去解放区。
过了一天多，姐姐跟天津的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有三个人需要去解放区，组织上给我们找了辆胶皮大马车，先去天津，然后按他们接头同志给的路线，从天津经过一天一夜来到沧州。当时为防止别人盘问，我把学生服装换成了当地农民的服装，并剃了光头。到沧州后，等了两三天，然后我们坐大马车到了德州，最后到达河北正定。当时所有国统区的学生投奔解放区都要在正定的华北联合大学（简称华北联大，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进行政治学习和政治审查。
进入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
在华北联合大学，正常的政治学习和政治审查大都需要半年时间，而由于我是国民党当局公开通缉的“共匪”，组织上很快找我谈话，让我进入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我当时有些懵，我问同我谈话的同志，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是不是要去延安。他告诉我说，早就不在延安了，现在在石家庄郊区。于是我接受了这项新的工作任务，坐了一天的马车来到西柏坡。在西柏坡党中央的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来到东柏坡，也就是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所
在地。
中共中央组织部当时有两个处：一个秘书处，一个干部处。在这里工作的同志都是团级以上干部。当时我被安排到干部处，每天的工作主要是抄写、填卡片、为团级以上干部建立档案。
每天的工作是忙碌而充实的，过了一段时间，北平解放。各单位分别坐卡车来到北平。组织上要求所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摘掉胸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牌子，挂上“劳动大学”的牌子。来到北平后，我先随中央机关在香山待了一段时间，后来进城。我们单位就此搬到西单商场旁边的一个大院里办公。
排演《红旗腰鼓》，
隨二野文工团进军大西南
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时，我还不到20岁，觉得整天的抄写工作有些枯燥。一天，第二野战军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来中央组织部汇报工作。他住在组织部招待所，于是我问他二野有没有文工团体。当时张政委说，二野有文工团。我说我对部队文艺工作有兴趣，不知道二野是否还要人，请求他把我带走。张政委说，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多好啊！再说你要跟我走的话，要你们中央组织部放人才行。
那时中央党校恰好有十几名毕业生分到我们组织部。我提出想到军队工作的请求后，领导很快同意了。于是我随着张政委来到武汉。
到武汉后，张政委安排我到文工团。文工团的同志看我是从中央组织部来的，就让我做他们的指导员。我说我来部队就是想参加基层文艺工作的。 当时几个野战军区都成立了舞蹈队，我被任命为二野文工团三队分队长，也就是舞蹈队长。舞蹈队的成员大都是南京军政干校的学生。
在从武汉进军大西南途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我们二野部队到了宜昌，我们决定演出自己创作的节目《红旗腰鼓》庆祝。演出效果很好，现场人山人海，受到宜昌人民的欢迎。
我军大部队继续沿长江水路进军，长江右岸是解放军，左岸是国民党。我们一边打，他们一边跑，就这样打到了重庆。大家在朝天门休整了一天，第二天一早开始入城，我们舞蹈队准备好《红旗腰鼓》，走在部队的最前面。一开始城里人比较少，后来听到腰鼓还有镲的声音，观看的人越来越多。四川人在此之前没有见过腰鼓秧歌，特别喜欢。这一次，我们表演的《红旗腰鼓》被评为进军西南三等功、文艺二等奖。
西南采风，编导舞剧《凉山巨变》
我们文工团三队队长朱东林很有眼光，说我们要有反映民族精神、民族变化和西南地区特色的舞蹈。他要求我们到昆明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学习民族舞蹈，用舞蹈记载天翻地覆的变化。
重庆到昆明的路不好走，土匪盘踞。于是军队派大卡车送我们去，长枪班在前面开路，机枪班在后面掩护。军队给我们舞蹈队也发了崭新的步枪和整箱的弹药，以防土匪来袭。
这一段路走了50多天。到昆明后，又很快到了更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接触到彝族、哈尼族、傣族、藏族、侗族、瑶族等同胞。我们看到很多少数民族过着原始社会刀耕火种的生活，他们发自内心地欢迎和拥护新社会。
少数民族喜欢唱歌跳舞。他们经常在月光很亮的夜晚，生起篝火开始跳舞。我们看到他们表演的跳脚舞、烟盒舞、藏族骑兵队舞、哈尼跳弦舞等各种特色舞蹈，有的是即兴创作，有的是一首曲子一个舞蹈，不重复。我们跟当地老艺人学习他们的舞蹈，学得很用功，取得一定成效。
回重庆时恰逢五一，我们举办了西南少数民族舞蹈红5月公演，把文工团采风学习的成绩向首长和西南军民汇报。记得当时我们演出的地点在重庆大剧场，贺龙带来的西北战斗剧社（战斗文工团的前身）也进行了演出。当时刘伯承、贺龙、陈赓、李达、陈锡联等首长都看了我们的演出，现场掌声如雷，取得很好的效果。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军区准备撤销，所以各文工团进京组成了总政治部文工团。我进京比较早，报到的时候，总政治部文工团只有四五个人，由我担任教研组长。工作一段时间后，大军区没有撤销，西南军区又让我们回去，于是我带着舞蹈队的同志回到成都，顺便把在北京学习的荷花舞、采茶舞也带了回去。
刚回到成都，就有一个重要的接待表演任务。贺龙当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他亲自接待陪同来访客人。我们演出了当时全国盛行的荷花舞、采茶舞，贺老总看完却发了火，说不要跳全国流行的舞蹈，因为这些都是学别人的，要跳自己创作的舞蹈，这样才有西南的民族特色。
没过多久，我们又奉调进入空政歌舞团，我在歌舞团继续做编导和教研组长。紧接着我又被调到成立不久的中央民族歌舞团。当时大凉山刚和平解放，彝族同胞从奴隶社会解放出来，分得了土地。中央民族歌舞团领导觉得我对西南地区比较了解，对民族舞蹈也比较熟悉，于是派我去采风。
我了解到，解放前的大凉山地区属于奴隶社会，那里的奴隶特别贫苦，没有人身自由，任由土司打骂买卖。当时红军要过大凉山边境，小叶丹（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对红军比较友好，通过彝汉结盟，让红军过了凉山。一些彝族的穷苦人也参加了红军，其中一人后来做了解放军的一名团长。根据这一采风情况，我编导了舞剧《凉山巨变》，里面穿插了这一人物形象。
剧情是这样的。1935年，四川大凉山彝族正处于野蛮的奴隶社会。阿虞要卖掉安家娃子（即由主子配婚成家的奴隶）木基，适逢红军长征路过凉山，木基趁此逃脱，投奔了红军。阿虞大怒，将其父扔下山涧，将其母顶替出卖，只剩下他的小妹阿果，做了锅庄娃子（家奴）。汉根铁匠（被奴隶主抢来的汉族奴隶）给予了阿果和另一个孤儿克达以亲人般的关爱。23年后（1958年），木基已成为解放军的一名团长，进驻凉山，领导民主改革，解放奴隶。阿虞表面拥护，暗中将阿果等奴隶投入地牢，并藏匿枪支，准备叛乱。阿果在地牢中率众奴隶写下血书，揭露阿虞的阴谋，智勇的克达将血书送给解放军。民主改革大会上，在老铁匠的协助下，木基搬出搜查来的奴隶主隐藏的枪支、刑具，严斥阿虞，令其改弦更张，释放奴隶。事后，阿虞锁绑阿果等奴隶至深山，挑起叛乱。在解放军的帮助下，老铁匠、克达等组成第一支奴隶武装——凉山彝族自卫队，在深山老林中经过激烈战斗，平息了叛乱。阿果与木基兄妹团圆，凉山奴隶解放了，他们“一步登天”，立即成立农业互助组，成为社会主义凉山的主人。这种社会的“巨变”，被史学家称为“历史的飞跃”。
1965年4月9日，《凉山巨变》在北京民族宫礼堂首演，乌兰夫副总理、罗瑞卿总参谋长等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罗瑞卿总参谋长接见了演职人员并合影留念。5月，受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请，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演出了这部舞剧，朱德委员长等出席观看了演出。6月，罗瑞卿总参谋长指示驻京的陆、海、空机关和部队观摩该舞剧，当作“民族团结教育課”。10月，该舞剧作为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的中央代表团主要节目赴藏演出。藏族同胞看到剧中奴隶的遭遇时深有感触，潸然泪下。
1974年，我离开舞蹈编导岗位，调入人民音乐出版社，走上舞蹈作品编辑之路。那时我对编辑工作一无所知，在社里领导和同事们手把手的帮助下，我在几个月后就编辑出版了舞蹈书。后来，在副总编辑潘奇的支持和帮助下，我被委以重任，编辑了两套前所未有的舞蹈丛书——《舞蹈知识丛书》和《民族传统舞蹈选丛书》。这些实践经验，为我后来担任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副主编兼总编辑部主任工作提供了支持和保证，也为我后来的编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编辑 王雪）
整理者：陈冲外甥，中咨院
民族文化公益研究所所长
排演进步歌曲遭通缉
我是一名87岁的离休人员，离休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我每当想起在解放前参加学生运动并被通缉，就此进入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的往事，心情仍然激动不已。
在保定读完小学和初中后，我来到设在北平的河北省立北平高级中学（简称冀高）求学。
当时的冀高比较注重传统教育，学习和生活氛围比较沉闷。我的姐姐马祖珍当时在北京大学医学系学习，并且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在姐姐的影响下，我逐渐了解到当时的中国有一个先进的党为老百姓谋福利，并领导人民同专制黑暗的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
在姐姐的鼓励下，我学会了怎么组织进步学生，并成立了冀高的一个进步社团“跋涉”。我们通过搞文化活动做掩护，用进步民主的歌舞来影响同学们。
1948年4月17日是冀高的校庆日，学校举办了师生联欢会。我们“跋涉”社团排演的节目是《生产大合唱》（作曲家冼星海的四大合唱作品之一）。这首歌曲是当时解放区的进步歌曲。国民党当局对这些进步革命歌曲特别紧张，《生产大合唱》无疑也在禁演之列。在当时下决心演出这部来自延安的《生产大合唱》，我们“跋涉”社团是冒了很大风险，也是充满了斗争勇气的。
国民党“三青团”的人认为“跋涉”社团成员是替共产党做宣传的，于是在冀高校庆当日，“三青团”来了很多人，先扯掉舞台上的红花，然后拿着垒球棒乱砸舞台上的演出设备。当时我们的社团成员正在后台化妆，见此状况，我们在几名同学的掩护下跑到宿舍。“三青团”的打手们随后找了过来，一间一间宿舍地叫“马祖让，马祖让出来”，最后找到了我。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一个领头一拳把我打晕了。在倒地的瞬间我听到有人喊，“这就是为共产党宣传的榜样”。他们看我晕倒了，就把我先丢到这里，去找别人。这时有好心同学把我扶起来，其中一个告诉我：“三青团”的人给警备司令部打电话了，要抓人，你赶紧跑。当时学校门口架着机关枪，在两三个同学的掩护下，我来到厕所旁的矮墙头，踩着一个同学的肩膀跳到墙外的酱园子，在酱园子里的人的指点下，我跑出大门，跳上一辆人力三轮车，来到一个关系要好的同学家藏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同学才回到家。他说幸亏我跑了，学校里所有进步同学都被抓进礼堂写检讨书，写完也不让走。警备部当场抓走了几个人。他说我住在他这里也不是办法，警备部正在通缉我。于是，我去北大找到我姐姐马祖珍，她把我藏在北大的一个地方。下午她和几个地下党员回来，告诉我说：“你们冀高的事情上报纸了，《世界日报》已经登了，说有八名共匪逃跑，而你马祖让名列第一位。他们混淆视听，把这件事情故意说成是互殴，说你们互有受伤。”姐姐建议我改名字，其中一个地下党员对我说：“你要继续斩断封建的枷锁，努力向前冲，干脆就叫陈冲吧！”于是从那天起，我改名为陈冲。
姐姐说，警备部查找通缉的进步人士，基本都会来北大、清华找。北大也不是久留之地，先安排我去黄村林业学校我父亲那躲着，后面会及时安排我去解放区。
过了一天多，姐姐跟天津的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有三个人需要去解放区，组织上给我们找了辆胶皮大马车，先去天津，然后按他们接头同志给的路线，从天津经过一天一夜来到沧州。当时为防止别人盘问，我把学生服装换成了当地农民的服装，并剃了光头。到沧州后，等了两三天，然后我们坐大马车到了德州，最后到达河北正定。当时所有国统区的学生投奔解放区都要在正定的华北联合大学（简称华北联大，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进行政治学习和政治审查。
进入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
在华北联合大学，正常的政治学习和政治审查大都需要半年时间，而由于我是国民党当局公开通缉的“共匪”，组织上很快找我谈话，让我进入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我当时有些懵，我问同我谈话的同志，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是不是要去延安。他告诉我说，早就不在延安了，现在在石家庄郊区。于是我接受了这项新的工作任务，坐了一天的马车来到西柏坡。在西柏坡党中央的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来到东柏坡，也就是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所
在地。
中共中央组织部当时有两个处：一个秘书处，一个干部处。在这里工作的同志都是团级以上干部。当时我被安排到干部处，每天的工作主要是抄写、填卡片、为团级以上干部建立档案。
每天的工作是忙碌而充实的，过了一段时间，北平解放。各单位分别坐卡车来到北平。组织上要求所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摘掉胸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牌子，挂上“劳动大学”的牌子。来到北平后，我先随中央机关在香山待了一段时间，后来进城。我们单位就此搬到西单商场旁边的一个大院里办公。
排演《红旗腰鼓》，
隨二野文工团进军大西南
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时，我还不到20岁，觉得整天的抄写工作有些枯燥。一天，第二野战军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来中央组织部汇报工作。他住在组织部招待所，于是我问他二野有没有文工团体。当时张政委说，二野有文工团。我说我对部队文艺工作有兴趣，不知道二野是否还要人，请求他把我带走。张政委说，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多好啊！再说你要跟我走的话，要你们中央组织部放人才行。
那时中央党校恰好有十几名毕业生分到我们组织部。我提出想到军队工作的请求后，领导很快同意了。于是我随着张政委来到武汉。
到武汉后，张政委安排我到文工团。文工团的同志看我是从中央组织部来的，就让我做他们的指导员。我说我来部队就是想参加基层文艺工作的。 当时几个野战军区都成立了舞蹈队，我被任命为二野文工团三队分队长，也就是舞蹈队长。舞蹈队的成员大都是南京军政干校的学生。
在从武汉进军大西南途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我们二野部队到了宜昌，我们决定演出自己创作的节目《红旗腰鼓》庆祝。演出效果很好，现场人山人海，受到宜昌人民的欢迎。
我军大部队继续沿长江水路进军，长江右岸是解放军，左岸是国民党。我们一边打，他们一边跑，就这样打到了重庆。大家在朝天门休整了一天，第二天一早开始入城，我们舞蹈队准备好《红旗腰鼓》，走在部队的最前面。一开始城里人比较少，后来听到腰鼓还有镲的声音，观看的人越来越多。四川人在此之前没有见过腰鼓秧歌，特别喜欢。这一次，我们表演的《红旗腰鼓》被评为进军西南三等功、文艺二等奖。
西南采风，编导舞剧《凉山巨变》
我们文工团三队队长朱东林很有眼光，说我们要有反映民族精神、民族变化和西南地区特色的舞蹈。他要求我们到昆明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学习民族舞蹈，用舞蹈记载天翻地覆的变化。
重庆到昆明的路不好走，土匪盘踞。于是军队派大卡车送我们去，长枪班在前面开路，机枪班在后面掩护。军队给我们舞蹈队也发了崭新的步枪和整箱的弹药，以防土匪来袭。
这一段路走了50多天。到昆明后，又很快到了更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接触到彝族、哈尼族、傣族、藏族、侗族、瑶族等同胞。我们看到很多少数民族过着原始社会刀耕火种的生活，他们发自内心地欢迎和拥护新社会。
少数民族喜欢唱歌跳舞。他们经常在月光很亮的夜晚，生起篝火开始跳舞。我们看到他们表演的跳脚舞、烟盒舞、藏族骑兵队舞、哈尼跳弦舞等各种特色舞蹈，有的是即兴创作，有的是一首曲子一个舞蹈，不重复。我们跟当地老艺人学习他们的舞蹈，学得很用功，取得一定成效。
回重庆时恰逢五一，我们举办了西南少数民族舞蹈红5月公演，把文工团采风学习的成绩向首长和西南军民汇报。记得当时我们演出的地点在重庆大剧场，贺龙带来的西北战斗剧社（战斗文工团的前身）也进行了演出。当时刘伯承、贺龙、陈赓、李达、陈锡联等首长都看了我们的演出，现场掌声如雷，取得很好的效果。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军区准备撤销，所以各文工团进京组成了总政治部文工团。我进京比较早，报到的时候，总政治部文工团只有四五个人，由我担任教研组长。工作一段时间后，大军区没有撤销，西南军区又让我们回去，于是我带着舞蹈队的同志回到成都，顺便把在北京学习的荷花舞、采茶舞也带了回去。
刚回到成都，就有一个重要的接待表演任务。贺龙当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他亲自接待陪同来访客人。我们演出了当时全国盛行的荷花舞、采茶舞，贺老总看完却发了火，说不要跳全国流行的舞蹈，因为这些都是学别人的，要跳自己创作的舞蹈，这样才有西南的民族特色。
没过多久，我们又奉调进入空政歌舞团，我在歌舞团继续做编导和教研组长。紧接着我又被调到成立不久的中央民族歌舞团。当时大凉山刚和平解放，彝族同胞从奴隶社会解放出来，分得了土地。中央民族歌舞团领导觉得我对西南地区比较了解，对民族舞蹈也比较熟悉，于是派我去采风。
我了解到，解放前的大凉山地区属于奴隶社会，那里的奴隶特别贫苦，没有人身自由，任由土司打骂买卖。当时红军要过大凉山边境，小叶丹（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对红军比较友好，通过彝汉结盟，让红军过了凉山。一些彝族的穷苦人也参加了红军，其中一人后来做了解放军的一名团长。根据这一采风情况，我编导了舞剧《凉山巨变》，里面穿插了这一人物形象。
剧情是这样的。1935年，四川大凉山彝族正处于野蛮的奴隶社会。阿虞要卖掉安家娃子（即由主子配婚成家的奴隶）木基，适逢红军长征路过凉山，木基趁此逃脱，投奔了红军。阿虞大怒，将其父扔下山涧，将其母顶替出卖，只剩下他的小妹阿果，做了锅庄娃子（家奴）。汉根铁匠（被奴隶主抢来的汉族奴隶）给予了阿果和另一个孤儿克达以亲人般的关爱。23年后（1958年），木基已成为解放军的一名团长，进驻凉山，领导民主改革，解放奴隶。阿虞表面拥护，暗中将阿果等奴隶投入地牢，并藏匿枪支，准备叛乱。阿果在地牢中率众奴隶写下血书，揭露阿虞的阴谋，智勇的克达将血书送给解放军。民主改革大会上，在老铁匠的协助下，木基搬出搜查来的奴隶主隐藏的枪支、刑具，严斥阿虞，令其改弦更张，释放奴隶。事后，阿虞锁绑阿果等奴隶至深山，挑起叛乱。在解放军的帮助下，老铁匠、克达等组成第一支奴隶武装——凉山彝族自卫队，在深山老林中经过激烈战斗，平息了叛乱。阿果与木基兄妹团圆，凉山奴隶解放了，他们“一步登天”，立即成立农业互助组，成为社会主义凉山的主人。这种社会的“巨变”，被史学家称为“历史的飞跃”。
1965年4月9日，《凉山巨变》在北京民族宫礼堂首演，乌兰夫副总理、罗瑞卿总参谋长等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罗瑞卿总参谋长接见了演职人员并合影留念。5月，受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请，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演出了这部舞剧，朱德委员长等出席观看了演出。6月，罗瑞卿总参谋长指示驻京的陆、海、空机关和部队观摩该舞剧，当作“民族团结教育課”。10月，该舞剧作为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的中央代表团主要节目赴藏演出。藏族同胞看到剧中奴隶的遭遇时深有感触，潸然泪下。
1974年，我离开舞蹈编导岗位，调入人民音乐出版社，走上舞蹈作品编辑之路。那时我对编辑工作一无所知，在社里领导和同事们手把手的帮助下，我在几个月后就编辑出版了舞蹈书。后来，在副总编辑潘奇的支持和帮助下，我被委以重任，编辑了两套前所未有的舞蹈丛书——《舞蹈知识丛书》和《民族传统舞蹈选丛书》。这些实践经验，为我后来担任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副主编兼总编辑部主任工作提供了支持和保证，也为我后来的编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编辑 王雪）
整理者：陈冲外甥，中咨院
民族文化公益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