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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秦刚是我的堂兄，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在我家里我叫他二哥。他是我伯父秦邦宪（博古）和伯母刘群先的第一个孩子，1930年9月出生于上海。为盼孩子一生刚强，他们为其取名秦刚。此后，伯父知道了秦家家谱到我们这一代男丁应从金字旁，因此，以后出生的秦刚的两个弟弟便先后取名秦钢、秦铁。同理，我的哥哥被父母取名秦铨（高中时他自己改名为秦福铨），弟弟取名秦铭（1935年7月出生），我也被按男丁取名秦锦（后改名秦文）。1930年，我父亲秦邦礼因参加1928年秋家乡无锡农民暴动受国民党政府追捕，被迫逃至上海。兄弟相会，父亲得知了侄子的降生。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形势十分险恶。随着周恩来、陈绍禹（王明）等先后撤离上海，秦邦宪临危受命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负总责。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秦邦宪、陈云工作十分繁忙。这时上海秘密联络站不少已经暴露，必须重新进行调整，设立一些新的联络点，秦邦宪推荐秦邦礼参加陈云领导下的特科工作。从此，我父亲就积极奔走开办起了多家小型商店，为营救被捕同志和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当起了小老板。1931年冬，父亲根据组织要求又建立了从上海到江西瑞金的地下交通线。其间，父亲为掩护其真实身份，需要有一个家庭，就把我奶奶和母亲王静雅从无锡接到了上海。伯父、伯母也就此把襁褓中的小秦刚送到我家，由奶奶和我父母抚养。奶奶对长孙秦刚疼爱至极，为佑其平安长寿，给他起了小名阿土。而且，从我记事起直到秦刚成人后离家北上，多年来奶奶都坚持与秦刚同睡一床。1933年1月，父亲把伯父秦邦宪、陈云通过地下交通线从上海送到江西瑞金后，秦刚就再也没见过他的父亲了。
说起奶奶对孩子的爱就不得不多花点笔墨，介绍一下我奶奶。奶奶秦朱氏，1878年农历二月十四日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比爷爷小8岁，作为填房（继室）嫁入秦家。奶奶很美，身材修长，皮肤白皙，为人坚强，也很聪明，不识字。当年，书香门第的秦家族人是看不起商人女儿的，又加上奶奶婚后长期怀不住孩子多次流产，直到1907年奶奶才顺利生下第一个孩子秦邦宪。此时，她已29岁，爷爷37岁。为保住这个孩子，产后不久，奶奶就迈着小脚从无锡灵山脚下一步一叩首直到山顶灵山大庙烧香祈祷，立下终生誓言，并从此几十年如一日，天天起床后就念经拜佛，晚年眼睛失明了也是如此。因此，当年伯父把小秦刚托付给了她，她真是宝贝得不得了。
从此，秦刚在我们家和我们一起长大，对外我们是一家人。他比秦铨小一岁，所以我和弟弟都叫他二哥。二哥性格内向，脾气温和，从小学习成绩优秀。我们虽然因父亲的工作关系经常搬家、迁徙，但童年趣事也很多，比如一起淘气、一起挨罚。记忆较深的是常常“受骗上当”。我們小时候正处于抗战时期，父亲又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家庭经济来源就靠党的代金供给制，日常生活比较拮据。一年到头作为小孩的我们既无零钱又无零食，只有盼望着过年。母亲王静雅会给每个孩子一些好吃的：一小把花生、几块糖果等。平日里我们都很难得到，大家都珍惜得很，藏着舍不得吃。但每年都是秦铨想出各种花招，如猜谜、赌输赢等，想方设法把我们这点好吃的一点一点地都骗到他手里。我们又非常想玩、想赢，结果年年“受骗上当”，很是无奈；而秦刚则常常会从奶奶那里得到一些补偿。
二
从1931年至1935年五年间，父亲秦邦礼先后开了六家店铺，五家都在上海；在汕头开办的中法药房汕头分药房，是他的第六家店铺，也是当时上海到瑞金地下交通线的交通站。当时从上海到瑞金，途中要经过香港或广州，然后走汕头—三河坝—大埔—永定—上杭—汀州沿线。这条交通线跨越白区、半游击区、苏区，有水路、山路。交通线上设置的交通站，站与站之间没有联系，交通员之间互不相识，所以敌人无法破坏，从1931年到长征前一直畅通。一般情况下，由中央特科安排部分人员住进我父亲开设的联络站里，而后秘密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瑞金）。1933年1月，上海的临时中央做出决定：临时中央的部分机关和人员迁往中央苏区，负责人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刘少奇等人，第二批是张闻天等人，第三批是秦邦宪和陈云。父亲秦邦礼就多次往返于沪汕之间，护送中央负责同志前往苏区。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也是我父亲从上海护送到江西瑞金的，还有陈赓、林伯渠、李维汉、章汉夫等人。通过这条交通线进入瑞金的党员干部达200多人。父亲开的六家店铺更重要的是通过日常经营活动获取利润，为党提供经费，为苏区提供物资，购买布匹、药材、食盐、无线电器材等，为历次反“围剿”斗争做出过很大贡献。当时苏区人口300余万，红军和赤卫队逐步扩大到30余万，生存和战争都需要经济的支持。苏区和白区之间的贸易在秘密交通站和秘密交通线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父亲秦邦礼在白区开店，向苏区输送物资。
1935年1月，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5月31日，中央决定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寻找共产国际代表，汇报遵义会议情况。陈云经重庆抵达上海，与留在上海的秦邦礼取得了联系。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陈云等赴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1935年秋，陈云和父亲秦邦礼（化名方一生）等乘苏联货轮从上海到海参崴，再乘火车到莫斯科。不久，斯大林会见了陈云、秦邦礼以及先行到达的潘汉年、严朴等人，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之后，秦邦礼等留下进入了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父亲受共产国际派遣，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继续经营店铺，布置机关，准备迎接共产国际的代表。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央指示秦邦礼关掉店铺，转回延安。1937年9月底，父亲到达延安，到中央党校任教务干事。
1938年1月，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去香港筹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父亲也在其列，是办事处最早成员之一，并奉命负责在香港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合法公司，他为其起名“联和行”。他在香港安排妥当后，同年春天就把我们一大家子都从上海接到香港。在香港，我们租住在湾仔，房子虽小，但挤在一起，大小四个孩子都很快活。1938年冬或1939年春，伯母刘群先得了产后焦虑症（当时大人们说她得了神经病），常常会无端哭闹、发脾气，既影响工作，也常使伯父不得安宁。后经伯父建议，伯母来到了香港，由父亲安排她到澳门静养。当时我还没正式上学，在家闲耍，父亲就派我随同伯母去澳门，以便外人看来有个家的氛围。记忆中，伯母好像住了两个月左右就离开了。这也是秦刚最后一次和母亲在一起。 轮船在海上行驶了八天。有一天，美国的飞机飞到轮船上空侦察，飞得很低，很久不肯离去。苏联船员拿出苏联国旗，在秦铨、秦刚的帮助下，把旗帜铺在甲板上，飞机看到苏联国旗，就飞走了。轮船驶过东海，在朝鲜和日本之间的朝鲜海峡遇到台风。台风很大，轮船在大海里摇摇晃晃，在台风中行驶了一夜，过了朝鲜海峡就安全了。9月21日，货船到达朝鲜的罗津，之后一行人乘火车到达哈尔滨，高岗、陈云在火车站迎接他们。
到达哈尔滨以后，秦铨、秦刚把我父亲写给陈云的信交给了李富春的夫人蔡畅。不久，陈云便把两个孩子接到办公室。陈云问两个孩子有什么打算，秦铨说：“我想参军。”当时我军在东北剛刚建立了一所航空学校，缺少有文化的学员，陈云安排他进入航校学习。秦刚说：“想继续读书。”陈云安排他到哈尔滨工业院校学习。
对于从小在香港、广州、湛江等中国南方城市长大的秦铨、秦刚来说，从香港一下子来到中国的最北方，语言和生活习惯都成了问题。秦铨还好，进了部队这个大家庭，又是陈云介绍的，部队领导和组织都会加以关照，战友们也会互相帮助。秦刚进的是原国民党时期创办的老大学，入学时就是一名普通的学生。三个多月后，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秦刚转学到北平。其间，秦刚和继母张越霞以及秦钢、新华、秦铁等弟妹相认、相聚了。但是，难堪的是，无论在学校、家里，只会说粤语的秦刚和说普通话的同学、说陕北话的弟妹们（在延安长大），因彼此语言不能很好沟通，深入交流比较困难，难以建立较深的感情。生活习惯上，秦刚对北方的饭食又吃不惯；学习上，工科需要自备的一些绘图用的学习工具等也无人给配，困难很多。当时，北平刚解放，百废待兴，伯母张越霞工作繁忙，孩子又多（6个孩子中，刘群先生的孩子就有5个，解放后都先后回到了张越霞身边），一大家子经济上也不宽裕。因此，也无暇顾及和过问秦刚遇到的这些生活和学习中的困难。秦刚从对他呵护、宠爱有加的奶奶和婶婶处（在国统区）转而投身到了这充满革命气息的环境中，需要独自面对各种困难，不适应的地方很多，心情也可想而知。
1951年冬，我从昆明调干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2年，父亲也从香港调回北京工作。在父亲的带领下，我在北京见到了伯母张越霞和秦钢等堂弟妹，但没有见到秦刚，只从他们口中知道秦刚得了肺结核。50年代初期，肺结核是一种很可怕的病，缺乏有效的药物，其传染性很强。为了不传染他人，秦刚被终年隔离在北戴河肺结核病疗养院里。几年间，孤独、无助、抑郁，使他失去了生的欲望。1956年，秦刚在北戴河不幸去世。天资聪颖、学习努力、为人温和善良的二哥秦刚就这样去天国和父母团聚去了。暑假我回上海母亲王静雅（解放后已离开父亲，工作也调到了上海）处度假时，我和她说到秦刚去世的事。母亲很怅然地说：“要是他留在我身边，他不会死的。”这句话一直烙在我的心里。是的，二哥秦刚本不该就这么走了。我永远深深地怀念他！
秦刚是我的堂兄，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在我家里我叫他二哥。他是我伯父秦邦宪（博古）和伯母刘群先的第一个孩子，1930年9月出生于上海。为盼孩子一生刚强，他们为其取名秦刚。此后，伯父知道了秦家家谱到我们这一代男丁应从金字旁，因此，以后出生的秦刚的两个弟弟便先后取名秦钢、秦铁。同理，我的哥哥被父母取名秦铨（高中时他自己改名为秦福铨），弟弟取名秦铭（1935年7月出生），我也被按男丁取名秦锦（后改名秦文）。1930年，我父亲秦邦礼因参加1928年秋家乡无锡农民暴动受国民党政府追捕，被迫逃至上海。兄弟相会，父亲得知了侄子的降生。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形势十分险恶。随着周恩来、陈绍禹（王明）等先后撤离上海，秦邦宪临危受命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负总责。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秦邦宪、陈云工作十分繁忙。这时上海秘密联络站不少已经暴露，必须重新进行调整，设立一些新的联络点，秦邦宪推荐秦邦礼参加陈云领导下的特科工作。从此，我父亲就积极奔走开办起了多家小型商店，为营救被捕同志和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当起了小老板。1931年冬，父亲根据组织要求又建立了从上海到江西瑞金的地下交通线。其间，父亲为掩护其真实身份，需要有一个家庭，就把我奶奶和母亲王静雅从无锡接到了上海。伯父、伯母也就此把襁褓中的小秦刚送到我家，由奶奶和我父母抚养。奶奶对长孙秦刚疼爱至极，为佑其平安长寿，给他起了小名阿土。而且，从我记事起直到秦刚成人后离家北上，多年来奶奶都坚持与秦刚同睡一床。1933年1月，父亲把伯父秦邦宪、陈云通过地下交通线从上海送到江西瑞金后，秦刚就再也没见过他的父亲了。
说起奶奶对孩子的爱就不得不多花点笔墨，介绍一下我奶奶。奶奶秦朱氏，1878年农历二月十四日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比爷爷小8岁，作为填房（继室）嫁入秦家。奶奶很美，身材修长，皮肤白皙，为人坚强，也很聪明，不识字。当年，书香门第的秦家族人是看不起商人女儿的，又加上奶奶婚后长期怀不住孩子多次流产，直到1907年奶奶才顺利生下第一个孩子秦邦宪。此时，她已29岁，爷爷37岁。为保住这个孩子，产后不久，奶奶就迈着小脚从无锡灵山脚下一步一叩首直到山顶灵山大庙烧香祈祷，立下终生誓言，并从此几十年如一日，天天起床后就念经拜佛，晚年眼睛失明了也是如此。因此，当年伯父把小秦刚托付给了她，她真是宝贝得不得了。
从此，秦刚在我们家和我们一起长大，对外我们是一家人。他比秦铨小一岁，所以我和弟弟都叫他二哥。二哥性格内向，脾气温和，从小学习成绩优秀。我们虽然因父亲的工作关系经常搬家、迁徙，但童年趣事也很多，比如一起淘气、一起挨罚。记忆较深的是常常“受骗上当”。我們小时候正处于抗战时期，父亲又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家庭经济来源就靠党的代金供给制，日常生活比较拮据。一年到头作为小孩的我们既无零钱又无零食，只有盼望着过年。母亲王静雅会给每个孩子一些好吃的：一小把花生、几块糖果等。平日里我们都很难得到，大家都珍惜得很，藏着舍不得吃。但每年都是秦铨想出各种花招，如猜谜、赌输赢等，想方设法把我们这点好吃的一点一点地都骗到他手里。我们又非常想玩、想赢，结果年年“受骗上当”，很是无奈；而秦刚则常常会从奶奶那里得到一些补偿。
二
从1931年至1935年五年间，父亲秦邦礼先后开了六家店铺，五家都在上海；在汕头开办的中法药房汕头分药房，是他的第六家店铺，也是当时上海到瑞金地下交通线的交通站。当时从上海到瑞金，途中要经过香港或广州，然后走汕头—三河坝—大埔—永定—上杭—汀州沿线。这条交通线跨越白区、半游击区、苏区，有水路、山路。交通线上设置的交通站，站与站之间没有联系，交通员之间互不相识，所以敌人无法破坏，从1931年到长征前一直畅通。一般情况下，由中央特科安排部分人员住进我父亲开设的联络站里，而后秘密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瑞金）。1933年1月，上海的临时中央做出决定：临时中央的部分机关和人员迁往中央苏区，负责人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刘少奇等人，第二批是张闻天等人，第三批是秦邦宪和陈云。父亲秦邦礼就多次往返于沪汕之间，护送中央负责同志前往苏区。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也是我父亲从上海护送到江西瑞金的，还有陈赓、林伯渠、李维汉、章汉夫等人。通过这条交通线进入瑞金的党员干部达200多人。父亲开的六家店铺更重要的是通过日常经营活动获取利润，为党提供经费，为苏区提供物资，购买布匹、药材、食盐、无线电器材等，为历次反“围剿”斗争做出过很大贡献。当时苏区人口300余万，红军和赤卫队逐步扩大到30余万，生存和战争都需要经济的支持。苏区和白区之间的贸易在秘密交通站和秘密交通线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父亲秦邦礼在白区开店，向苏区输送物资。
1935年1月，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5月31日，中央决定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寻找共产国际代表，汇报遵义会议情况。陈云经重庆抵达上海，与留在上海的秦邦礼取得了联系。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陈云等赴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1935年秋，陈云和父亲秦邦礼（化名方一生）等乘苏联货轮从上海到海参崴，再乘火车到莫斯科。不久，斯大林会见了陈云、秦邦礼以及先行到达的潘汉年、严朴等人，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之后，秦邦礼等留下进入了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父亲受共产国际派遣，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继续经营店铺，布置机关，准备迎接共产国际的代表。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央指示秦邦礼关掉店铺，转回延安。1937年9月底，父亲到达延安，到中央党校任教务干事。
1938年1月，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去香港筹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父亲也在其列，是办事处最早成员之一，并奉命负责在香港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合法公司，他为其起名“联和行”。他在香港安排妥当后，同年春天就把我们一大家子都从上海接到香港。在香港，我们租住在湾仔，房子虽小，但挤在一起，大小四个孩子都很快活。1938年冬或1939年春，伯母刘群先得了产后焦虑症（当时大人们说她得了神经病），常常会无端哭闹、发脾气，既影响工作，也常使伯父不得安宁。后经伯父建议，伯母来到了香港，由父亲安排她到澳门静养。当时我还没正式上学，在家闲耍，父亲就派我随同伯母去澳门，以便外人看来有个家的氛围。记忆中，伯母好像住了两个月左右就离开了。这也是秦刚最后一次和母亲在一起。 轮船在海上行驶了八天。有一天，美国的飞机飞到轮船上空侦察，飞得很低，很久不肯离去。苏联船员拿出苏联国旗，在秦铨、秦刚的帮助下，把旗帜铺在甲板上，飞机看到苏联国旗，就飞走了。轮船驶过东海，在朝鲜和日本之间的朝鲜海峡遇到台风。台风很大，轮船在大海里摇摇晃晃，在台风中行驶了一夜，过了朝鲜海峡就安全了。9月21日，货船到达朝鲜的罗津，之后一行人乘火车到达哈尔滨，高岗、陈云在火车站迎接他们。
到达哈尔滨以后，秦铨、秦刚把我父亲写给陈云的信交给了李富春的夫人蔡畅。不久，陈云便把两个孩子接到办公室。陈云问两个孩子有什么打算，秦铨说：“我想参军。”当时我军在东北剛刚建立了一所航空学校，缺少有文化的学员，陈云安排他进入航校学习。秦刚说：“想继续读书。”陈云安排他到哈尔滨工业院校学习。
对于从小在香港、广州、湛江等中国南方城市长大的秦铨、秦刚来说，从香港一下子来到中国的最北方，语言和生活习惯都成了问题。秦铨还好，进了部队这个大家庭，又是陈云介绍的，部队领导和组织都会加以关照，战友们也会互相帮助。秦刚进的是原国民党时期创办的老大学，入学时就是一名普通的学生。三个多月后，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秦刚转学到北平。其间，秦刚和继母张越霞以及秦钢、新华、秦铁等弟妹相认、相聚了。但是，难堪的是，无论在学校、家里，只会说粤语的秦刚和说普通话的同学、说陕北话的弟妹们（在延安长大），因彼此语言不能很好沟通，深入交流比较困难，难以建立较深的感情。生活习惯上，秦刚对北方的饭食又吃不惯；学习上，工科需要自备的一些绘图用的学习工具等也无人给配，困难很多。当时，北平刚解放，百废待兴，伯母张越霞工作繁忙，孩子又多（6个孩子中，刘群先生的孩子就有5个，解放后都先后回到了张越霞身边），一大家子经济上也不宽裕。因此，也无暇顾及和过问秦刚遇到的这些生活和学习中的困难。秦刚从对他呵护、宠爱有加的奶奶和婶婶处（在国统区）转而投身到了这充满革命气息的环境中，需要独自面对各种困难，不适应的地方很多，心情也可想而知。
1951年冬，我从昆明调干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2年，父亲也从香港调回北京工作。在父亲的带领下，我在北京见到了伯母张越霞和秦钢等堂弟妹，但没有见到秦刚，只从他们口中知道秦刚得了肺结核。50年代初期，肺结核是一种很可怕的病，缺乏有效的药物，其传染性很强。为了不传染他人，秦刚被终年隔离在北戴河肺结核病疗养院里。几年间，孤独、无助、抑郁，使他失去了生的欲望。1956年，秦刚在北戴河不幸去世。天资聪颖、学习努力、为人温和善良的二哥秦刚就这样去天国和父母团聚去了。暑假我回上海母亲王静雅（解放后已离开父亲，工作也调到了上海）处度假时，我和她说到秦刚去世的事。母亲很怅然地说：“要是他留在我身边，他不会死的。”这句话一直烙在我的心里。是的，二哥秦刚本不该就这么走了。我永远深深地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