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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9日,国民党迁台后的第一项主要基础建设——中部东西横贯公路举行通车典礼。“行政院院长”陈诚和“退辅会主委”蒋经国出席。
这条公路穿越台湾险峻高耸的中央山脉,在修建的过程中,施工方共动员了一万多名“荣民”作为开路工人,其中三百多名“荣民”因工程的艰险而伤亡。
中部东西横贯公路的作用在于将台湾的东西部连了起来,使得台湾东部的发展可以加速,然而对当时的台湾当局来说,修建这条耗资巨大,用工极多的公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用意,那就是安置数量众多的退伍军人。
从1950年起,原本随国民党来台的60万士兵,在台湾实施义务兵役制后,逐步被年轻的本省新兵取代。大批士兵退伍,他们在台湾没有亲人,自己也身无长技,退伍后怎么生活?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就在这个背景下,台湾当局于1954年11月设立了“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以安置和辅导这些退伍士兵转业。一开始,“退辅会”主任由台湾省“主席”严家淦兼任,副主任是蒋经国,而在实际上,严家淦只是挂个虚衔,主要工作都由蒋经国操办。
“荣民”这个指代退伍士兵的概念由此产生,它的全称为“荣誉国民”。
蒋经国在“退辅会”上任不到半年,即为“荣民”们建立了屏东隘寮农场、嘉义大埔农场、宜兰三星农场、花莲寿丰农场、彰化二水农场等,让“荣民”们种植水果和其他一些农产品,能够自食其力。后来,又在屏东、花莲、台南、新竹等地修建了“荣民之家”,安置那些年老的“荣民”。
1956年6月6日,台北的“荣民总医院”在蒋经国的推动下开始兴建,并于三年后投入使用,简称“荣总”,日后这家医院不但成为许多“荣民”看病的地方,也成为国民党许多高层人物的病房,蒋经国遗孀蒋方良在病重时,宋楚瑜即是赴“荣总”探望。
中部东西横贯公路的兴建是蒋经国在“退辅会”干的一件大事。在施工前,蒋经国就带着“荣民弟兄”进山勘测,施工过程中,蒋经国又多次到工地为“荣民弟兄”打气。
为数众多的“荣民”就在这条公路建成后,在山区沿着公路扎下根来,一位“荣民”说:“第一批上山的人,手上只有农场分给我们的约二十棵果树苗,谁能料定未来?在最初几年,种下去的果树都没有收成,只好在田畦间先种蔬菜。”后来这一带成功培植了台湾以前没有的温带水果和高寒地带蔬菜,改写了台湾农业史。日后,这条公路及其旁边优美的山林、连绵的果园,成为台湾的重要旅游带。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回家”成为“荣民”们的共同心声。1949年,他们从大陆各地来到台湾后,时时刻刻都在思念着家乡的亲人,可由于海峡两岸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荣民”们想回家是难上加难。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悲歌《望大陆》正是“荣民”心情的真实写照,他写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1987年,“荣民”集体上街游行、请愿,要求当局开放回大陆探亲。一名“荣民”胸前的牌子上写着两个字“想家”。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他回答,“我离家快40年了,我不愿死在外面,我想回家!”
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1987年11月,蒋经国正式宣布:“基于人道立场,开放老兵探亲。”长达数十年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当年12月,第一批“荣民”踏上了返乡路,台湾红十字会为这场“少小离家老大回”准备了10万份表格,在半个月内就被“荣民”们抢领一空。
那时的“荣民”们都会清晰地记得,蒋介石曾多次向他们允诺:“一定带你们回去”,在那幻想“反攻大陆”的岁月里,每一名士兵都领到了一张“战时授田证”,台湾军方告诉他们,等到“光复”了大陆,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这个“战时授田证”领取一块土地。进入蒋经国时代,“反攻大陆”正式成为历史,“荣民”们把这张“战时授田证”都换成了十几万元的台币补贴。
一部分回乡探亲的“荣民”,则娶了“大陆新娘”回来。由于在部队时待遇微薄且结婚限制严苛,退伍后又和台湾本省人“语言不通”,“荣民”们有许多到老了都还是光棍汉。
“荣民”刘家信就是这样的“老光棍”之一,1949年,国民党的败军路过山东,当年21岁的刘家信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当了兵。1982年,他在服役34年后终于退伍,住进台北的“大我退舍”,这是为老“荣民”准备的集体宿舍,仅在台北,就有16处像“大我退舍”这样的地方。
1988年时,刘家信曾回到山东老家一次,但那时母亲已撒手而去,刘家信用仅有的积蓄,为父母修了坟,为家乡筑了桥,从此断绝了回大陆的念想,回到台湾继续做他的老光棍。
不过,正当刘家信为终生未婚“认命”的时候,一个比他小35岁的“大陆新娘”走进了他的生活,于是刘家信在年近80岁的时候,第一次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从1949年到现在,60个年头过去了,如今仅仅在“大我退舍”,“荣民”的数量就已从高峰时的数千人减少到了800多人,并且他们的年龄大多都已超过80岁。每当一位老“荣民”去世,“大我退舍”就多出来一个空房间。在无情的时间面前,“荣民”这道因特殊历史造就的“台湾图景”,渐渐走向了消失。
这条公路穿越台湾险峻高耸的中央山脉,在修建的过程中,施工方共动员了一万多名“荣民”作为开路工人,其中三百多名“荣民”因工程的艰险而伤亡。
中部东西横贯公路的作用在于将台湾的东西部连了起来,使得台湾东部的发展可以加速,然而对当时的台湾当局来说,修建这条耗资巨大,用工极多的公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用意,那就是安置数量众多的退伍军人。
从1950年起,原本随国民党来台的60万士兵,在台湾实施义务兵役制后,逐步被年轻的本省新兵取代。大批士兵退伍,他们在台湾没有亲人,自己也身无长技,退伍后怎么生活?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就在这个背景下,台湾当局于1954年11月设立了“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以安置和辅导这些退伍士兵转业。一开始,“退辅会”主任由台湾省“主席”严家淦兼任,副主任是蒋经国,而在实际上,严家淦只是挂个虚衔,主要工作都由蒋经国操办。
“荣民”这个指代退伍士兵的概念由此产生,它的全称为“荣誉国民”。
蒋经国在“退辅会”上任不到半年,即为“荣民”们建立了屏东隘寮农场、嘉义大埔农场、宜兰三星农场、花莲寿丰农场、彰化二水农场等,让“荣民”们种植水果和其他一些农产品,能够自食其力。后来,又在屏东、花莲、台南、新竹等地修建了“荣民之家”,安置那些年老的“荣民”。
1956年6月6日,台北的“荣民总医院”在蒋经国的推动下开始兴建,并于三年后投入使用,简称“荣总”,日后这家医院不但成为许多“荣民”看病的地方,也成为国民党许多高层人物的病房,蒋经国遗孀蒋方良在病重时,宋楚瑜即是赴“荣总”探望。
中部东西横贯公路的兴建是蒋经国在“退辅会”干的一件大事。在施工前,蒋经国就带着“荣民弟兄”进山勘测,施工过程中,蒋经国又多次到工地为“荣民弟兄”打气。
为数众多的“荣民”就在这条公路建成后,在山区沿着公路扎下根来,一位“荣民”说:“第一批上山的人,手上只有农场分给我们的约二十棵果树苗,谁能料定未来?在最初几年,种下去的果树都没有收成,只好在田畦间先种蔬菜。”后来这一带成功培植了台湾以前没有的温带水果和高寒地带蔬菜,改写了台湾农业史。日后,这条公路及其旁边优美的山林、连绵的果园,成为台湾的重要旅游带。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回家”成为“荣民”们的共同心声。1949年,他们从大陆各地来到台湾后,时时刻刻都在思念着家乡的亲人,可由于海峡两岸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荣民”们想回家是难上加难。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悲歌《望大陆》正是“荣民”心情的真实写照,他写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1987年,“荣民”集体上街游行、请愿,要求当局开放回大陆探亲。一名“荣民”胸前的牌子上写着两个字“想家”。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他回答,“我离家快40年了,我不愿死在外面,我想回家!”
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1987年11月,蒋经国正式宣布:“基于人道立场,开放老兵探亲。”长达数十年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当年12月,第一批“荣民”踏上了返乡路,台湾红十字会为这场“少小离家老大回”准备了10万份表格,在半个月内就被“荣民”们抢领一空。
那时的“荣民”们都会清晰地记得,蒋介石曾多次向他们允诺:“一定带你们回去”,在那幻想“反攻大陆”的岁月里,每一名士兵都领到了一张“战时授田证”,台湾军方告诉他们,等到“光复”了大陆,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这个“战时授田证”领取一块土地。进入蒋经国时代,“反攻大陆”正式成为历史,“荣民”们把这张“战时授田证”都换成了十几万元的台币补贴。
一部分回乡探亲的“荣民”,则娶了“大陆新娘”回来。由于在部队时待遇微薄且结婚限制严苛,退伍后又和台湾本省人“语言不通”,“荣民”们有许多到老了都还是光棍汉。
“荣民”刘家信就是这样的“老光棍”之一,1949年,国民党的败军路过山东,当年21岁的刘家信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当了兵。1982年,他在服役34年后终于退伍,住进台北的“大我退舍”,这是为老“荣民”准备的集体宿舍,仅在台北,就有16处像“大我退舍”这样的地方。
1988年时,刘家信曾回到山东老家一次,但那时母亲已撒手而去,刘家信用仅有的积蓄,为父母修了坟,为家乡筑了桥,从此断绝了回大陆的念想,回到台湾继续做他的老光棍。
不过,正当刘家信为终生未婚“认命”的时候,一个比他小35岁的“大陆新娘”走进了他的生活,于是刘家信在年近80岁的时候,第一次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从1949年到现在,60个年头过去了,如今仅仅在“大我退舍”,“荣民”的数量就已从高峰时的数千人减少到了800多人,并且他们的年龄大多都已超过80岁。每当一位老“荣民”去世,“大我退舍”就多出来一个空房间。在无情的时间面前,“荣民”这道因特殊历史造就的“台湾图景”,渐渐走向了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