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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领域，学者徐苹芳，是连普通公众都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位老人的睿智儒雅和博学多识，尤其是正直坦诚、敢怒敢言，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浓重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都源于他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挚爱，源于他对这份遗产的深刻理解与把握。
城市，历来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浓缩的精华，文明高度的集中体现。城市遗存也因而成为历史文化遗产中的骄子。在当今千城一面的城市化浪潮中，唯有各地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古代城市遗存，以其独特的风貌，标识着城市的特点，成为有别于它处的城市名片。
也正是由于其重要性和独特性，关于古代城市的研究，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考古学、历史学和相关学科研究的龙头课题。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正是籍此与中国古代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贡献卓著。
解秘元大都：古今重叠型城址的探索
1960年代初，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团队接手了绘制北京历史地图的任务。
明清北京城的格局延续到了近代，绘制地图并不难，但元代建的大都城有三分之二的面积压在后来的明清北京城下，面貌不清。1 95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赵正之教授即提出了关于元大都城市规划的论点：元大都的中轴线即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基本上是元大都的旧街。这一新论点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例如今天北京内城朝阳门(元齐化门)至东直门(元崇仁门)之间，从南向北排列着22条胡同。这22条胡同的布局，究竟属于元大都的还是明清北京域的规划，赵先生的这个论点能不能成立，元大都的城市布局究竟如何，这在元大都城市规划的研究和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上，都是极重要的关键性问题。
元明清时期虽然遗留下了一些关于北京城的古代文献，但古人缺乏对城市规划的完整概念，而且当时人记当时事，对司空见惯的事多不记录，因此，关于元大都的记载也是片断的，看不出整个城市规划的概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研究古代城市时，考古学的探索便成为古代城市规划研究的重要手段和基础。考古学者的参与，使北京城市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位年轻学者被推到了这一领域的前台。
徐苹芳，1 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不久即开始参与对北京城布局的研究，1 950年代末即发表了关于传世文献中的北京史料的论文。但他与古代城市的正式结缘，还是要到1 960年代主持元大都遗址的勘察与发掘时期。
带着上述学术问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 97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联合组建了元大都考古队，由30岁出头的徐苹芳带领，开始了对元大都的探查工作。为配合地铁工程，北京市开始大规模拆除明清内城城墙和建筑，发掘工作也得以展开。从1 964年到1 974年的十年间，元大都考古队勘查了元大都的城垣、街道、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10余处不同类型的居住遗址和建筑遗存，为复原元大都的城市规划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代城市遗址，就保存形态而言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城市遗址位于乡村旷野，可充分进行考古勘探工作，做大规模的揭露，唐宋以前的城市多属于此类。第二类城市遗址则被压在现代城市之下，古今城市互相重叠，因而很难进行大面积的勘探发掘，唐宋以后的城市多属于此类。元大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元大都考古，是中国首次对古今重叠型城市进行的考古工作，没有可以参考的前例，必须找寻一种适合这类遗址的方法，来进行考古和复原工作。对于中国城市考古学而言，这是个意义重大的挑战。因为古今重叠型城市占了整个中国历史时期城市的后半段，如果找不到适宜的考古方法，就等于是将历史时期城市考古放弃了一半。而如果能找到适宜的方法，则不仅可以解决元大都这一个案，也能够解决唐宋以后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问题。
元大都虽属于古今重叠型城市，但对考古人来说，幸运的是，它不是完全重叠的。元大都城北部约占三分之一的部分，在明初废弃后变为郊野，直到1950年代，大部分土地仍为农田菜地，这给元大都城的考古保存了很好的场地。于是，徐苹芳率领的考古队，首先在明清北京城的北城垣外、元大都土城内的东北部，即现在的安贞门(今北土城小关)南北大街以东、光熙门(今和平里东)东西大街以北的范围内，用洛阳铲钻探元大都的街道遗迹。
在把探孔内发现的路土实测连接后，发现自光熙门大街向北至北城墙下顺城街之间，正是横排着22条胡同。其排列的方式和间距，都与朝阳门至东直门之间的22条横排胡同相同。以此规律来检视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布局，其规划原则都是相符的。全面的考古钻探，加上与航空照片显示的元代街道痕迹的观察比较，考古队基本上弄清了元大都街道的布局，并证明被明清北京城所沿用的元大都城中、南部分的街道布局，与城北部经考古勘测的街道布局完全相同。
对于叠压在明清北京城下的元大都遗址，由于1 960年代北京曾进行了明清北京城城墙的拆除工作，因此可以直接进行发掘。例如拆除西城墙时，在明清城顶三合土下发现了元代土城顶部的排水措施。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发掘了压在明代箭楼之内的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又在明代北城墙基下，发掘了多处元代的居住遗址。有些遗迹则利用钻探手段进行了勘查(如肃清门和光熙门基址、元大都中轴线位置和金水河的流向等)，并调查了当时保存于地面的遗迹，如数段元大都城墙、元代宫城墙基、元大都给水系统和排水系统等。 对元大都兴废前后北京的城市建设演变过程，徐苹芳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1 960年代，元大都考古队进行了金中都遗址的勘查，探明了外郭城、宫城和皇城的范围，城门的位置，以及主要宫殿、街道等遗迹。此外，他还编有《明清北京城图》(地图出版社，1986年)，总图与附录相配合，考订详实，绘记准确，是研究明清时期北京城布局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主持元大都的考古工作中，徐苹芳对相关现象加以总结，摸索出了这样一条规律： “一个古代城市的街道布局形成以后，是很难作全局性的改变的”。这一规律对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工作意义极大。他在此后的城市研究中，又依据这一特点进行了许多城市布局的复原实践和理论探讨。
他意识到，街道布局是城市规划的骨骼，搞清道路网络还只是复原和研究元大都城的第一步工作。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复原各类重要建筑的分布和城市职能的区分，才能使整个城市面貌重现。他的思路与做法是，首先严格依据元大都街道布局的规律，按照各类重要建筑不同的等级所规定的不同面积，找出在街道布局中所遗留下来的各类建筑的痕迹。同时，尽管史书中关于古代城市的记载失之零散和简略，但在地方志和一些专书中往往记录了旧城的遗迹，有的并画出了相对位置比较准确的城市街巷示意图，将考 古材料与这些文献记载加以整合分析，就可以论证复原当时城市的平面布局。
元大都枢密院址和御史台址的确认就是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一个佳例。
徐苹芳首先根据文献记载(如《永乐大典》所录《析津志》《经世大典》及《元一统志》等)整理出元大都枢密院及御史台的大概位置(如枢密院在保大坊南之大街西，御史台则在澄清坊内东部)及所属坊区的范围四至。其次，再根据文献记载中各类等级建置的不同面积(如枢密院及御史台皆为从一品，面积应为南北占五条胡同，东西占四条胡同)，在所确定的范围四至中找寻与此面积相仿的整体地域，即过去建置在街道布局上遗留至今的痕迹，便可复原过去各类建置的确切位置。而确定了建置的位置，除了对古代城市的考古复原和研究有所帮助外，更能进一步掌握城市布局的先后变化及沿革历史(《元大都枢密院址考》《元大都御史台址考》)。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充分利用文献和旧图所提供的资料，以现存遗迹建筑为点，以可以肯定的旧街道为线，排除后代改建的变异”，从而复原古今重叠型城市布局的考古方法。这成为进行唐宋以后此类型城市考古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正是由于有了如此坚实的城市考古实践，这位学者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上的声音才更显得语重心长：古今重叠的现代城市中所保留的古代城市遗痕，是这个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也为这个城市保留它自身的历史遗迹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特别是在已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在制定城市规划、保护历史名城时，务必要注意为他们自己生活的城市，多保留一些可供人们考察寻访古代城市历史的痕迹。 “我可以预言，若干年后，一个城市中有没有保留自己历史发展的遗痕，将是这个城市有没有文化的表现。考古学家现在正从事的中国古代城市的考古工作的现实意义也正在于此”。
遗存与文献整合：城市建设和生活的复原
复原及研究古代城市，其材料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成果。而研究历史时期的城市，更须将历史文献学与考古学两方面加以整合。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应当如何利用史料的记载，有哪些考古成果是必须注意的?而在复原城市的布局和各类建置后，又要如何通过整合分析，使城市考古能提升到历史研究的高度呢?徐苹芳通过其研究实例，回答了这些问题。
中国历史时期的城市考古作为历史考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考古发掘的成果必须与史籍记载互证，这可说是中国历史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但在与史互证之前，则必须先对所使用的史料做一清晰的梳理。徐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就有谈及如何分辨、善用史料方法的范例。
在传世文献如《南迁录》《大金国志》《元史新编》和《新元史》中，关于金中都的布局形制存在着一种说法，即金中部在内城和外域间，存在有独立的四个子城。但这种说法，在考古调查和钻探中都得不到任伺验证，而在金中都废毁后的文献记录中，也没有人提到遗迹中有四子城的存在。因此在金中都的布局问题上，在文献和考古材料之间，甚至文献与文献之间，便产生了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追本溯源，将“四子城”一说的史料来源之真伪加以考证。徐苹芳首先列举了《南迁录》一书中诸多与金中都实况不合的记载，并引证自南宋以来(《南迁录》成书于金末)，赵与时《宾退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苏天爵《三史质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著作对《南迁录》一书内容的驳斥。从而可知此书乃迎合当时宋人对金忌惧好奇之心，随意演义之读物，而“四子城”之说更全属编造。其后因《大金国志》一书转抄《南迁录》部分内容，致使“四子城”伪说流传影响至于后世(《金中都“四子城”说辨误》)。
在应用文献史料时，除了要注意伪书伪说外，对于有根据出处的说法，也必须加以辨析。在日本元禄十二年(1 699年)翻刻元泰定二年(1 325年)的《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有两幅“京城之图”“帝京宫阙”图，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金中部图。然而，其中的“帝京宫阙”图，后来被张穆从《永乐大典》中抄出，认为是唐大安宫图。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对同一史料的两种不同解释。
徐苹芳将《事林广记》一书的版本源流加以整理，并考订元刻本成书当在至元年间，而此图之绘制则在南宋。然后上追陈元靓绘制这两幅图的根据，乃是由干道六年(1170年)出使金朝的楼钥《北行日录》和范成大《揽辔录》而来。于是《事林广记》所附两图，可知确为金中都图。而张穆以金中都“帝京宫阙”图为唐大安官图，实乃误认(《南宋人所传金中都图——兼辨<永乐大典>本唐大安宫图之误》)。
徐先生虽为考古学家，但凡是研究所用历史文献，无不穷竟其版本源流。凡史料中所载诸说，无不加以辨析考释。诸多研究充分显示了他在目录学、版本学与历史文献学上的深厚功底，以及学术态度上的一丝不苟。
研究历史时期的城市考古除了需要使用历史文献互证外，对于发掘出土的城市图也不能忽视。因此徐苹芳曾以地下出土的七幅古代城市图为例，说明如何看待这些发现在古代城市研究上的意义(《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城邑图”及其有关地图》)。
他将这七幅城市图依其遗址年代排列，依次为：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画“城邑图”、内蒙古和林格尔汉代壁画墓中的壁画“宁城图” “繁阳县城图”“土军城府合图”“离石城府台图”“武成域图”和朝鲜平安南道顺川郡龙凤里辽东城冢壁画墓中的壁画“辽东城图”，并逐幅对其出土情况、建筑式样、城市布局、建置内容及相关地名进行了考释工作。明确指出这七幅图的主要学术价值在于，它们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图，而且都是地方城市图。在这七幅城市图中，以官吏府合为中心、明确的区域划分、子城的出现、“丁”字形主干道、封闭式市场、东西大街、角楼和女墙等特色，以及以不同建筑图像代表不同建置的绘制方法，都可以与文献及考古资料相互印证。目前中国考古学家尚未对汉代地方城市做大面积和详尽的调查发掘，在考古实例颇少的情况下，这七幅城市图便是唯一可参考的依据。
徐苹芳还尝试将考古成果、文献记载和图像资料加以整合，来复原唐代长安和洛阳两京的城市生活风貌(《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从宫城、皇城到外城，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及考古发掘成果，说明城市中各类建置的日常功能，以具象地认识唐代两京的生活情况。
例如长安大明宫麟德殿，前、中、后三殿相连，殿庭广阔，武则天在此宴请日本遣唐使粟田真人，代宗也在此宴请神策军将士三千五百人，可知麟德殿乃皇帝举行内宴之处。又如洛阳的含嘉仓，据文献记载乃是当时洛阳最大的粮仓，1 969年发现仓城中部和东北部的圆形窖仓250余座，其中6座曾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炭化谷粒，由仓中出土砖铭可知仓的时代多 属武则天时期，含嘉仓的发现更具体说明了洛阳在经济上的重要性。
而两京的外城则由基层单位的“坊”和经济生活集中的“市”所组成。以“市”为例，作者除了透过文献记载，对“市”中的市署机构(如长安西市的市局和平准局)、组织布局(如长安东西两市和洛阳南市的位置与结构)、管理制度等一一加以考证外，更论及长安西市曾进行考古发掘，其中不但发现了酒肆、食店，经卖铁器、陶器、石刻和专卖明器的“凶肆”等遗迹，还在店铺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用骨料、玛瑙、水晶制作的装饰品，料珠、珍珠和少量金饰品，以及大量的骰子，因此推测此店铺可能与长安的胡商和波斯邸有关联。
至于文化生活的部分，则由现存的唐墓壁画、石刻、陶俑、工艺品、佛寺遗址、佛教遗物、西方文化遗物等，结台历史记载，阐述了对唐代的乐舞、雕塑、绘画、宗教、文化交流等情况的具体认识。 由点到面：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宏观认识
在对元大都的深入研究中，徐苹芳指出：一个城市中的街道规划布局，犹如一个人的骨骼，决定了城市规划的平面结构，街道布局与主要建置结合，便构成了这个城市规划的基本内容。而元大都的城市规划，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在唐代封闭式的里坊制破坏以后发展起来的开放式街巷制的典型城市。两种不同布局形式的城市规划，代表着中国社会历史的两个阶段。元大都城市规划三重城套合，开放式街巷制、官署布局从分散到比较集中、市场在宫城之北、左祖右社等五大特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都城的典型(《元大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
从元大都出发，徐先生又对整个古代北京城的发展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战国至西晋之蓟城、唐代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城、元大都城到明清北京城，勾画出了一个城市的演变脉络。由于材料的缺乏，目前对战国至西晋之蓟城只能大致由出土文物，推定其方位在今北京城的西南部。辽南京城可知其四至范围，全城共有八个城门，由四条干道划分为“井”字形的九坊，各坊内再开十字街，这是在唐幽州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金中都城则又扩建了辽南京城，经过考古勘查发掘，可清楚地了解其四至所在，全城共有十三个城门。金中都城在城市规划上的特点是，它一方面在旧城的部分，继承了唐地方州城的封闭坊制，一方面又在扩展的部分模仿宋的汴梁城，采取了新的街巷胡同规划。这种新旧规制并存一城的情况，正是我国古代城市由中期到后期的转型特点。而后由于金中都宫城毁于兵火，元世祖在其东北方规划了新的都城一一大都。到了明代，缩减了元大都的北域，重建了宫城，又扩建了南城，至此今日北京城已定型。明清北京城与元大都相比较，一方面更强调突出宫城的位置与中轴线两侧建筑的对称，以显示出至尊的皇权；另一方面，外城的出现也反映了明中叶后北京工商业者与市民阶层的强大。徐先生进而指出，由于北京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规划的代表，为了总结历史上城市规划的经验，对北京的城市规划应该进行充分的研究(《古代北京的城市规划》)。
通观徐苹芳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我们看到了一个由城址的个案研究到对古代城市发展演变过程进行宏观把握的清晰的研究脉络。除了前述的元大都、金中都之外，徐先生还曾主持唐宋扬州城和杭州南宋临安城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此后研究触角下及明清北京城，上推至秦汉都城乃至先秦时期的城址，最后形成了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规律的系统认识。
他认为，中国古代城市产生以后，发展到近代，根据其规划布局之不同和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明清。这与中国古代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个时期是相符合的。简言之，夏商西周时期的都城是以帝王的宫殿和祖先的宗庙为主体的城市，东周时期“两域制”的城市规划是商和西周向秦汉城市过渡的一种形式；秦汉时期的都城以帝王宫室为主体，这一阶段出现了以衙署为中心的地方行政城市；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城市，逐步发展成为完备的封闭式里坊制城市；从唐代末期到北宋前期，封闭式里坊制逐渐为开放式街巷制所代替，这一时期还首次出现了经济类型的城市。这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大变化，标志着中国社会历史已迈入另一个新阶段。
这四个阶段各有其特点，集中反映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同时，也明显地表现出贯穿于中国古代城市历史上的一个特质，即以政治为城市规划设计的最高原则，不论是都城还是地方城市，都是政治统治中心。经济在这些城市中是从属于政治的。只有到宋元以后，社会经济发展，经济的比重才逐渐增加，汴梁和临安才出现商业繁盛，奢侈浮华的都市生活景象。在地方城市中更出现了纯粹以经济生活为主的城镇。这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和传统的城市完全不同(《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
中国古代城市考古，还只是徐苹芳先生广博的研究视野中的一个领域。他不是为了考古而考古，不满足于对遗迹现象的发现与描述，而是将其升华到古史重建的高度。作为考古学者，他从田野考古的精微处做起，建构起了一套历史时期城市考古的方法；作为优秀的史学家，他始终怀有重建中国古史体系的学术抱负。由是，这样的学术思想，贯穿于他城市考古及其他领域研究的全过程，甚至成为他的毕生追求。丰厚扎实的中国历史考古学研究功底，使得他可以由已知推未知，将古史研究的视野从古代城市上升到对文明社会的形成和历史发展进程的把握，最终建构起了自己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总体观。
“今天，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正面临如何承担科学地阐述中国历史进入文明社会的研究任务。中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要充分利用中国考古学的新发现及其研究成果，阐明中国文明起源和文明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这将对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作出重要的贡献” (《中国文明的形成》序言)。
这就是学者徐苹芳对中国文明史研究的前瞻与期许。
城市，历来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浓缩的精华，文明高度的集中体现。城市遗存也因而成为历史文化遗产中的骄子。在当今千城一面的城市化浪潮中，唯有各地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古代城市遗存，以其独特的风貌，标识着城市的特点，成为有别于它处的城市名片。
也正是由于其重要性和独特性，关于古代城市的研究，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考古学、历史学和相关学科研究的龙头课题。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正是籍此与中国古代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贡献卓著。
解秘元大都：古今重叠型城址的探索
1960年代初，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团队接手了绘制北京历史地图的任务。
明清北京城的格局延续到了近代，绘制地图并不难，但元代建的大都城有三分之二的面积压在后来的明清北京城下，面貌不清。1 95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赵正之教授即提出了关于元大都城市规划的论点：元大都的中轴线即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基本上是元大都的旧街。这一新论点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例如今天北京内城朝阳门(元齐化门)至东直门(元崇仁门)之间，从南向北排列着22条胡同。这22条胡同的布局，究竟属于元大都的还是明清北京域的规划，赵先生的这个论点能不能成立，元大都的城市布局究竟如何，这在元大都城市规划的研究和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上，都是极重要的关键性问题。
元明清时期虽然遗留下了一些关于北京城的古代文献，但古人缺乏对城市规划的完整概念，而且当时人记当时事，对司空见惯的事多不记录，因此，关于元大都的记载也是片断的，看不出整个城市规划的概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研究古代城市时，考古学的探索便成为古代城市规划研究的重要手段和基础。考古学者的参与，使北京城市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位年轻学者被推到了这一领域的前台。
徐苹芳，1 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不久即开始参与对北京城布局的研究，1 950年代末即发表了关于传世文献中的北京史料的论文。但他与古代城市的正式结缘，还是要到1 960年代主持元大都遗址的勘察与发掘时期。
带着上述学术问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 97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联合组建了元大都考古队，由30岁出头的徐苹芳带领，开始了对元大都的探查工作。为配合地铁工程，北京市开始大规模拆除明清内城城墙和建筑，发掘工作也得以展开。从1 964年到1 974年的十年间，元大都考古队勘查了元大都的城垣、街道、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10余处不同类型的居住遗址和建筑遗存，为复原元大都的城市规划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代城市遗址，就保存形态而言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城市遗址位于乡村旷野，可充分进行考古勘探工作，做大规模的揭露，唐宋以前的城市多属于此类。第二类城市遗址则被压在现代城市之下，古今城市互相重叠，因而很难进行大面积的勘探发掘，唐宋以后的城市多属于此类。元大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元大都考古，是中国首次对古今重叠型城市进行的考古工作，没有可以参考的前例，必须找寻一种适合这类遗址的方法，来进行考古和复原工作。对于中国城市考古学而言，这是个意义重大的挑战。因为古今重叠型城市占了整个中国历史时期城市的后半段，如果找不到适宜的考古方法，就等于是将历史时期城市考古放弃了一半。而如果能找到适宜的方法，则不仅可以解决元大都这一个案，也能够解决唐宋以后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问题。
元大都虽属于古今重叠型城市，但对考古人来说，幸运的是，它不是完全重叠的。元大都城北部约占三分之一的部分，在明初废弃后变为郊野，直到1950年代，大部分土地仍为农田菜地，这给元大都城的考古保存了很好的场地。于是，徐苹芳率领的考古队，首先在明清北京城的北城垣外、元大都土城内的东北部，即现在的安贞门(今北土城小关)南北大街以东、光熙门(今和平里东)东西大街以北的范围内，用洛阳铲钻探元大都的街道遗迹。
在把探孔内发现的路土实测连接后，发现自光熙门大街向北至北城墙下顺城街之间，正是横排着22条胡同。其排列的方式和间距，都与朝阳门至东直门之间的22条横排胡同相同。以此规律来检视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布局，其规划原则都是相符的。全面的考古钻探，加上与航空照片显示的元代街道痕迹的观察比较，考古队基本上弄清了元大都街道的布局，并证明被明清北京城所沿用的元大都城中、南部分的街道布局，与城北部经考古勘测的街道布局完全相同。
对于叠压在明清北京城下的元大都遗址，由于1 960年代北京曾进行了明清北京城城墙的拆除工作，因此可以直接进行发掘。例如拆除西城墙时，在明清城顶三合土下发现了元代土城顶部的排水措施。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发掘了压在明代箭楼之内的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又在明代北城墙基下，发掘了多处元代的居住遗址。有些遗迹则利用钻探手段进行了勘查(如肃清门和光熙门基址、元大都中轴线位置和金水河的流向等)，并调查了当时保存于地面的遗迹，如数段元大都城墙、元代宫城墙基、元大都给水系统和排水系统等。 对元大都兴废前后北京的城市建设演变过程，徐苹芳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1 960年代，元大都考古队进行了金中都遗址的勘查，探明了外郭城、宫城和皇城的范围，城门的位置，以及主要宫殿、街道等遗迹。此外，他还编有《明清北京城图》(地图出版社，1986年)，总图与附录相配合，考订详实，绘记准确，是研究明清时期北京城布局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主持元大都的考古工作中，徐苹芳对相关现象加以总结，摸索出了这样一条规律： “一个古代城市的街道布局形成以后，是很难作全局性的改变的”。这一规律对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工作意义极大。他在此后的城市研究中，又依据这一特点进行了许多城市布局的复原实践和理论探讨。
他意识到，街道布局是城市规划的骨骼，搞清道路网络还只是复原和研究元大都城的第一步工作。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复原各类重要建筑的分布和城市职能的区分，才能使整个城市面貌重现。他的思路与做法是，首先严格依据元大都街道布局的规律，按照各类重要建筑不同的等级所规定的不同面积，找出在街道布局中所遗留下来的各类建筑的痕迹。同时，尽管史书中关于古代城市的记载失之零散和简略，但在地方志和一些专书中往往记录了旧城的遗迹，有的并画出了相对位置比较准确的城市街巷示意图，将考 古材料与这些文献记载加以整合分析，就可以论证复原当时城市的平面布局。
元大都枢密院址和御史台址的确认就是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一个佳例。
徐苹芳首先根据文献记载(如《永乐大典》所录《析津志》《经世大典》及《元一统志》等)整理出元大都枢密院及御史台的大概位置(如枢密院在保大坊南之大街西，御史台则在澄清坊内东部)及所属坊区的范围四至。其次，再根据文献记载中各类等级建置的不同面积(如枢密院及御史台皆为从一品，面积应为南北占五条胡同，东西占四条胡同)，在所确定的范围四至中找寻与此面积相仿的整体地域，即过去建置在街道布局上遗留至今的痕迹，便可复原过去各类建置的确切位置。而确定了建置的位置，除了对古代城市的考古复原和研究有所帮助外，更能进一步掌握城市布局的先后变化及沿革历史(《元大都枢密院址考》《元大都御史台址考》)。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充分利用文献和旧图所提供的资料，以现存遗迹建筑为点，以可以肯定的旧街道为线，排除后代改建的变异”，从而复原古今重叠型城市布局的考古方法。这成为进行唐宋以后此类型城市考古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正是由于有了如此坚实的城市考古实践，这位学者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上的声音才更显得语重心长：古今重叠的现代城市中所保留的古代城市遗痕，是这个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也为这个城市保留它自身的历史遗迹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特别是在已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在制定城市规划、保护历史名城时，务必要注意为他们自己生活的城市，多保留一些可供人们考察寻访古代城市历史的痕迹。 “我可以预言，若干年后，一个城市中有没有保留自己历史发展的遗痕，将是这个城市有没有文化的表现。考古学家现在正从事的中国古代城市的考古工作的现实意义也正在于此”。
遗存与文献整合：城市建设和生活的复原
复原及研究古代城市，其材料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成果。而研究历史时期的城市，更须将历史文献学与考古学两方面加以整合。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应当如何利用史料的记载，有哪些考古成果是必须注意的?而在复原城市的布局和各类建置后，又要如何通过整合分析，使城市考古能提升到历史研究的高度呢?徐苹芳通过其研究实例，回答了这些问题。
中国历史时期的城市考古作为历史考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考古发掘的成果必须与史籍记载互证，这可说是中国历史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但在与史互证之前，则必须先对所使用的史料做一清晰的梳理。徐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就有谈及如何分辨、善用史料方法的范例。
在传世文献如《南迁录》《大金国志》《元史新编》和《新元史》中，关于金中都的布局形制存在着一种说法，即金中部在内城和外域间，存在有独立的四个子城。但这种说法，在考古调查和钻探中都得不到任伺验证，而在金中都废毁后的文献记录中，也没有人提到遗迹中有四子城的存在。因此在金中都的布局问题上，在文献和考古材料之间，甚至文献与文献之间，便产生了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追本溯源，将“四子城”一说的史料来源之真伪加以考证。徐苹芳首先列举了《南迁录》一书中诸多与金中都实况不合的记载，并引证自南宋以来(《南迁录》成书于金末)，赵与时《宾退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苏天爵《三史质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著作对《南迁录》一书内容的驳斥。从而可知此书乃迎合当时宋人对金忌惧好奇之心，随意演义之读物，而“四子城”之说更全属编造。其后因《大金国志》一书转抄《南迁录》部分内容，致使“四子城”伪说流传影响至于后世(《金中都“四子城”说辨误》)。
在应用文献史料时，除了要注意伪书伪说外，对于有根据出处的说法，也必须加以辨析。在日本元禄十二年(1 699年)翻刻元泰定二年(1 325年)的《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有两幅“京城之图”“帝京宫阙”图，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金中部图。然而，其中的“帝京宫阙”图，后来被张穆从《永乐大典》中抄出，认为是唐大安宫图。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对同一史料的两种不同解释。
徐苹芳将《事林广记》一书的版本源流加以整理，并考订元刻本成书当在至元年间，而此图之绘制则在南宋。然后上追陈元靓绘制这两幅图的根据，乃是由干道六年(1170年)出使金朝的楼钥《北行日录》和范成大《揽辔录》而来。于是《事林广记》所附两图，可知确为金中都图。而张穆以金中都“帝京宫阙”图为唐大安官图，实乃误认(《南宋人所传金中都图——兼辨<永乐大典>本唐大安宫图之误》)。
徐先生虽为考古学家，但凡是研究所用历史文献，无不穷竟其版本源流。凡史料中所载诸说，无不加以辨析考释。诸多研究充分显示了他在目录学、版本学与历史文献学上的深厚功底，以及学术态度上的一丝不苟。
研究历史时期的城市考古除了需要使用历史文献互证外，对于发掘出土的城市图也不能忽视。因此徐苹芳曾以地下出土的七幅古代城市图为例，说明如何看待这些发现在古代城市研究上的意义(《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城邑图”及其有关地图》)。
他将这七幅城市图依其遗址年代排列，依次为：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画“城邑图”、内蒙古和林格尔汉代壁画墓中的壁画“宁城图” “繁阳县城图”“土军城府合图”“离石城府台图”“武成域图”和朝鲜平安南道顺川郡龙凤里辽东城冢壁画墓中的壁画“辽东城图”，并逐幅对其出土情况、建筑式样、城市布局、建置内容及相关地名进行了考释工作。明确指出这七幅图的主要学术价值在于，它们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图，而且都是地方城市图。在这七幅城市图中，以官吏府合为中心、明确的区域划分、子城的出现、“丁”字形主干道、封闭式市场、东西大街、角楼和女墙等特色，以及以不同建筑图像代表不同建置的绘制方法，都可以与文献及考古资料相互印证。目前中国考古学家尚未对汉代地方城市做大面积和详尽的调查发掘，在考古实例颇少的情况下，这七幅城市图便是唯一可参考的依据。
徐苹芳还尝试将考古成果、文献记载和图像资料加以整合，来复原唐代长安和洛阳两京的城市生活风貌(《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从宫城、皇城到外城，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及考古发掘成果，说明城市中各类建置的日常功能，以具象地认识唐代两京的生活情况。
例如长安大明宫麟德殿，前、中、后三殿相连，殿庭广阔，武则天在此宴请日本遣唐使粟田真人，代宗也在此宴请神策军将士三千五百人，可知麟德殿乃皇帝举行内宴之处。又如洛阳的含嘉仓，据文献记载乃是当时洛阳最大的粮仓，1 969年发现仓城中部和东北部的圆形窖仓250余座，其中6座曾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炭化谷粒，由仓中出土砖铭可知仓的时代多 属武则天时期，含嘉仓的发现更具体说明了洛阳在经济上的重要性。
而两京的外城则由基层单位的“坊”和经济生活集中的“市”所组成。以“市”为例，作者除了透过文献记载，对“市”中的市署机构(如长安西市的市局和平准局)、组织布局(如长安东西两市和洛阳南市的位置与结构)、管理制度等一一加以考证外，更论及长安西市曾进行考古发掘，其中不但发现了酒肆、食店，经卖铁器、陶器、石刻和专卖明器的“凶肆”等遗迹，还在店铺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用骨料、玛瑙、水晶制作的装饰品，料珠、珍珠和少量金饰品，以及大量的骰子，因此推测此店铺可能与长安的胡商和波斯邸有关联。
至于文化生活的部分，则由现存的唐墓壁画、石刻、陶俑、工艺品、佛寺遗址、佛教遗物、西方文化遗物等，结台历史记载，阐述了对唐代的乐舞、雕塑、绘画、宗教、文化交流等情况的具体认识。 由点到面：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宏观认识
在对元大都的深入研究中，徐苹芳指出：一个城市中的街道规划布局，犹如一个人的骨骼，决定了城市规划的平面结构，街道布局与主要建置结合，便构成了这个城市规划的基本内容。而元大都的城市规划，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在唐代封闭式的里坊制破坏以后发展起来的开放式街巷制的典型城市。两种不同布局形式的城市规划，代表着中国社会历史的两个阶段。元大都城市规划三重城套合，开放式街巷制、官署布局从分散到比较集中、市场在宫城之北、左祖右社等五大特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都城的典型(《元大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
从元大都出发，徐先生又对整个古代北京城的发展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战国至西晋之蓟城、唐代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城、元大都城到明清北京城，勾画出了一个城市的演变脉络。由于材料的缺乏，目前对战国至西晋之蓟城只能大致由出土文物，推定其方位在今北京城的西南部。辽南京城可知其四至范围，全城共有八个城门，由四条干道划分为“井”字形的九坊，各坊内再开十字街，这是在唐幽州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金中都城则又扩建了辽南京城，经过考古勘查发掘，可清楚地了解其四至所在，全城共有十三个城门。金中都城在城市规划上的特点是，它一方面在旧城的部分，继承了唐地方州城的封闭坊制，一方面又在扩展的部分模仿宋的汴梁城，采取了新的街巷胡同规划。这种新旧规制并存一城的情况，正是我国古代城市由中期到后期的转型特点。而后由于金中都宫城毁于兵火，元世祖在其东北方规划了新的都城一一大都。到了明代，缩减了元大都的北域，重建了宫城，又扩建了南城，至此今日北京城已定型。明清北京城与元大都相比较，一方面更强调突出宫城的位置与中轴线两侧建筑的对称，以显示出至尊的皇权；另一方面，外城的出现也反映了明中叶后北京工商业者与市民阶层的强大。徐先生进而指出，由于北京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规划的代表，为了总结历史上城市规划的经验，对北京的城市规划应该进行充分的研究(《古代北京的城市规划》)。
通观徐苹芳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我们看到了一个由城址的个案研究到对古代城市发展演变过程进行宏观把握的清晰的研究脉络。除了前述的元大都、金中都之外，徐先生还曾主持唐宋扬州城和杭州南宋临安城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此后研究触角下及明清北京城，上推至秦汉都城乃至先秦时期的城址，最后形成了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规律的系统认识。
他认为，中国古代城市产生以后，发展到近代，根据其规划布局之不同和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明清。这与中国古代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个时期是相符合的。简言之，夏商西周时期的都城是以帝王的宫殿和祖先的宗庙为主体的城市，东周时期“两域制”的城市规划是商和西周向秦汉城市过渡的一种形式；秦汉时期的都城以帝王宫室为主体，这一阶段出现了以衙署为中心的地方行政城市；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城市，逐步发展成为完备的封闭式里坊制城市；从唐代末期到北宋前期，封闭式里坊制逐渐为开放式街巷制所代替，这一时期还首次出现了经济类型的城市。这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大变化，标志着中国社会历史已迈入另一个新阶段。
这四个阶段各有其特点，集中反映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同时，也明显地表现出贯穿于中国古代城市历史上的一个特质，即以政治为城市规划设计的最高原则，不论是都城还是地方城市，都是政治统治中心。经济在这些城市中是从属于政治的。只有到宋元以后，社会经济发展，经济的比重才逐渐增加，汴梁和临安才出现商业繁盛，奢侈浮华的都市生活景象。在地方城市中更出现了纯粹以经济生活为主的城镇。这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和传统的城市完全不同(《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
中国古代城市考古，还只是徐苹芳先生广博的研究视野中的一个领域。他不是为了考古而考古，不满足于对遗迹现象的发现与描述，而是将其升华到古史重建的高度。作为考古学者，他从田野考古的精微处做起，建构起了一套历史时期城市考古的方法；作为优秀的史学家，他始终怀有重建中国古史体系的学术抱负。由是，这样的学术思想，贯穿于他城市考古及其他领域研究的全过程，甚至成为他的毕生追求。丰厚扎实的中国历史考古学研究功底，使得他可以由已知推未知，将古史研究的视野从古代城市上升到对文明社会的形成和历史发展进程的把握，最终建构起了自己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总体观。
“今天，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正面临如何承担科学地阐述中国历史进入文明社会的研究任务。中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要充分利用中国考古学的新发现及其研究成果，阐明中国文明起源和文明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这将对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作出重要的贡献” (《中国文明的形成》序言)。
这就是学者徐苹芳对中国文明史研究的前瞻与期许。